愚人之死(99)_馬裡奧·普佐

九九

　　繆斯·瓦特伯用一個大變革來慶祝他從一個製片人晉升為製片廠的首腦。在過去的數年裡，他注意到製片廠中有權勢的人物對金像獎只授予演員、作家、導演和製片人這種做法頗感不滿，是他們生產了影片，而榮譽卻全給了他們的雇員，這不能不使他們感到惱火。繆斯·瓦特伯幾年前就首先公開支持在金像獎中增設一個歐文·台爾伯格獎，他還很精明地在計劃裡寫明此項獎不是每年一次，而且規定只授予某個數年來都能生產出高質量電影的製片商。他這個人工於心計，故意又在上面附上了一條一年只能夠得一次台爾伯格獎的限令。設立了此項獎的結果是使許多在電影界有影響的製片商所生產的影片本來是與得獎無緣的，現在因為製片商獲得台爾伯格獎後，也有機會享受到傳媒廣泛關注的榮耀了。但是製片廠的首腦和只顧賺錢而在影片中表現平平的明星們還是不能獲獎，於是，繆斯·瓦特伯又支持設立一項人道主義獎，獎勵某些帶著崇高理想獻身於電影事業，為改善更美好的人生做出了貢獻的人。兩年前，繆斯·瓦特伯終於獲得了此項獎，並且在數百萬美國忠實的電視觀眾面前接受了此項殊榮。此項獎是請一個有國際聲望的日本導演授予的，理由很簡單，實在找不到一位能在授獎時肯保持一副嚴肅表情的美國導演——多蘭在向我講述這個特別的故事時這麼說。

　　在繆斯·瓦特伯接受此項獎的當天晚上，有兩個電影劇作家由於激憤而心臟病發作，一位住在貝佛裡威爾舍旅館的女演員把電視機從她的四樓套間扔了出去，三名導演憤然辭去金像獎評委的職務，一位電影劇作家對此事的評論是：簡直就像要關在集中營裡的猶太人投票選希特勒當最受歡迎的政治家一樣滑稽和荒唐。然而不管怎麼樣，這項獎的金像成了繆斯·瓦特伯最心愛的收藏品。

　　瓦特伯還想出不少強迫正在升起的新星為他拍壞電影的鬼點子，例如為他們提供數目可觀的按揭付款來購買在貝佛裡山的大樓公寓等。繆斯·瓦特伯的製片廠為了剝奪本該屬這些富於創造性的奇才的錢，還不斷地在法庭上製造把官司打到底的局面。瓦特伯在華盛頓有靠山，他擅長用美麗的小影星和秘密基金招待政客，經常出資讓他們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費用昂貴的名勝之地度假。他深知該如何利用律師和法官去敲榨金錢，巧取豪奪。至少多蘭是這麼說的，我聽起來，這個人就像是個精力充沛的美國奸商。

　　他除了狡猾之外，支撐著三重文化製片廠的最重要的資本是他在華盛頓的那些靠山。

　　由於他的禁欲生活，因而他的敵人所散佈的許多關於他的流言蜚語都站不住腳，他們一會兒說他每個月都極其秘密地飛往巴黎去嫖童妓，一會兒又說他是個窺淫狂，在妻子的臥室開了個窺孔，放任他的妻子和姦夫淫亂就為了能夠在那邊欣賞，等等不一而足，不過，這些醜聞全是假的。

　　由於他的智力和個性，他和電影界裡的其他重要人物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他躲開傳媒的報道，唯一的例外就是這一次爭取人道主義獎。

　　多蘭把車開進了三重文化電影製片廠裡，我第二眼就已經討厭它了：樓房是混凝土結構的，空地的景色和工業區的公園大同小異，使整體建築看起來就像是無害的機器人的集中營。我們進了幾重門後，警衛沒有為我們提供特別的停車位，我們必須使用計時的車位。出入口有能自動抬起的紅白線條相間的木把手，我當時並沒有注意到得交25美分才能從出入口的門通過。

　　我還以為沒安排車位是個意外事件，是秘書處的疏忽，但多蘭告訴我這是繆斯·瓦特伯的手段之一，為的是故意把像我這樣的天才捉弄一番，他們不敢欺騙導演以及大牌明星，一般影星也自會把車開到泊車位的後面，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作家明白：不要聰明反被聰明誤了！聽了多蘭的解釋，我認為他有些偏執狂，所以笑了笑，沒發表意見，不過他們的這種做法的確有點讓人不高興。

　　在主樓，有個保安員檢查了我們的證件，然後打電話落實我們是否事先約好。不久，一個秘書下樓來接我們乘電梯到頂層。頂層的佈局很有品味，但令人毛骨悚然。

　　儘管這樣，我還是承認對傑夫·瓦更的魅力和他在電影業方面沒底線的做法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是個慣於玩弄騙術的人，可是幹這一行的人行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在一個熱帶的島上發現某種外形奇異卻又不能吃的水果一樣自然。我和代理人在他的辦公桌前坐了下來，瓦更叫秘書停止接所有的電話。他的這種做法當時真讓人感動，後來才知道他並沒有真正下達秘密暗號去停接所有的電話，因為在我們開會前他至少接了三個電話。

　　在開會前，我們還得再等半個小時瓦特伯才有空。傑夫·瓦更就給我們講有趣的故事，連那位俄勒岡森林少女刺他的醜聞也被當做笑話來講了。這個故事結束時，他笑著補充：「如果她的工作做得徹底一些，這些年來可就為我節省不少的金錢和麻煩了。」

　　瓦更的電話又響了，接完後，他陪我和多蘭走過大廳，到了一間豪華的會議室。它也可以用作電影放映廳。

　　尤格·克林諾、郝林南和繆斯·瓦特伯都坐在長長的會議桌旁隨意地聊天，稍遠一些有一個滿頭白髮的中年人，瓦更介紹說他就是影片的新導演，名叫西蒙·貝福特。我記得這個名字，20年前他導演了一部很好的戰爭片，緊接著他就和「三重文化」簽了長期合同，成了為傑夫·瓦更炮製劣質影片的一員大將。

　　和他坐在一起的年輕人名叫費蘭克·理查德。此人有一張狡猾的尖臉，身穿加州嬉皮士服裝，看起來很刺眼。他正是詹娜麗描述過的那種在貝佛裡山遊來蕩去，專門靠欺騙和拉皮條混日子的年輕漂亮的男子，她稱他們這種人為「令人噁心的一群」。她這樣說也許是為了讓我振作起來，但我看少女們很難抗拒像費蘭克·理查德這種人物的誘惑。他現在是西蒙·貝福特的製片經理。

　　繆斯·瓦特伯沒有浪費時間來說廢話，他的聲音充滿著權威，談話馬上切入正題。

　　「我不滿意莫勒馬留給我們的劇本，」他說，「方向全錯了，它根本不是三重文化的影片風格。莫勒馬是位天才，只有他活著，才能拍成這部電影，我們現在再也沒有人能達到他的檔次了。」

　　費蘭克·理查德彬彬有禮地插了一句：「瓦特伯先生，我不知道您的話是否正確，其實您手下還是有一些出色的導演的。」他同時用敬仰的表情朝西蒙·貝福特微笑著。

　　瓦特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理查德就再也不敢多嘴了。貝福特的瞼微紅了一陣子，眼睛望到別處去。

　　「我們對這部影片投入了很多，」瓦特伯繼續說下去，「我們要確保我們的投資，但又不想影評家指著我們的鼻子罵我們糟蹋了莫勒馬的作品，我們要利用他的名聲來為這部電影服務。郝林南將向新聞界發佈一條由我們全體在座者簽署的聲明，表示我們將按照莫勒馬的遺願把電影拍完。這將是莫勒馬的電影，是電影界對他表示的最後敬意，也是他對電影業的最後貢獻。」

　　當郝林南派發新聞稿讓大家簽名時，瓦特伯停頓了一會兒，我注意到它的信頭是紅黑顏色印刷著三重文化電影製片廠廠名的信箋。

　　克林諾隨口說道：「繆斯老朋友，我認為你最好提一下墨林和西蒙與我合作，儘快把新劇本搞出來。」

　　「好的，就這麼定了。」瓦特伯說，「尤格，我再提醒你一句，千萬別把出品人和導演工作搞糟了，這可是我說好了的。」

　　「那當然。」克林諾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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