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囑(2)_約翰·格裡森姆

二

　　莉蓮和她一家這會兒正在第13層的會議室，就在我下面：這是一個用大理石和紅木裝飾的大廳，地上鋪著昂貴的地毯，中間放著一張橢圓形的會議桌。此刻，這間屋子裡擠滿了一群心神不定的人。可想而知的是，那裡律師的人數要比家庭成員的還多。莉蓮有她自己的律師，她的四個孩子也各帶了一名律師，TJ則帶了三名律師，一來顯示他的舉足輕重，二是要把握事態的發展。他在法律上的麻煩要比一個死囚犯還多。會議桌的一頭放著一台大的數字顯示屏，用來轉播儀式的整個過程。

　　TJ的弟弟叫雷克斯，44歲，是我的第二個兒子，剛娶了一個脫衣舞娘。她名叫安布爾，是一個沒有腦子、只有一個大假胸的可憐女人。我想她該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了。不管是第二任還是第三任，不關我的事。此刻，這個女人和這家子的其他配偶或同居者正在這裡為110億的財產分配而坐立不安。

　　莉蓮的大女兒叫利比蓋爾，她是我的第一個孩子。我一直很疼愛她，直到她離家上了大學並把我忘在了腦後。後來她嫁了一個非洲佬，我就把她的名字從我的遺囑中劃掉了。

　　瑪麗·露絲是莉蓮最後生的一個孩子。她嫁了一個醫生，做醫生的期望自己能因此成為大富翁，可他們現在卻是債臺高築。

　　賈妮和她的一家等候在第10層的一個房間裡。自從我們離異後，她有過兩個丈夫。但我肯定，眼下她是一個人生活，我雇用的偵探隨時向我報告她的一舉一動，但她在床上的勾當即使是聯邦調查局也未必能摸得一清二楚。我己經提到過，她的兒子洛基在車禍中喪了命。她的女兒基娜這會兒和她的第二個丈夫在一起。他是一個有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白癡，能在三年內出色地賠掉5億美元。

　　再就是那個蘭博，他這會兒正無精打采地坐在五樓房間的一張椅子上，舌頭舔著嘴角邊的金戒指，手指撥弄著油膩膩的綠頭髮，一臉怒氣地瞧著母親。他母親今天居然厚顏無恥地帶來一個毛乎乎的小白臉；就因為是我生的，蘭博便期待今天能成為富翁，從我手裡接過一大筆財富。蘭博也帶了個律師，那是蒂拉在電視上常見到的那種油頭粉面的傢伙。她和他上床之後就雇用了他。

　　他們和其他人一樣也在等待著。

　　我對他們個個了如指掌。我在看他們表演。

　　斯尼德從我房間後面走出來。他跟著我已經快30年了；他是個身材矮胖、相貌平平的男人，穿一件白色西裝背心，他脾氣溫順，總是謙卑地哈著腰，像是在跟國王叩頭。斯尼德走到我面前，兩手像往常一樣交疊在腹部，頭微微側向一邊，滿臉笑容地問道：「先生，你好！」那種故作輕快的語調還是他許多年前在我們逗留愛爾蘭期間學會的。

　　我沒吱聲，因為我根本不需要回答斯尼德。

　　「要咖啡嗎，先生？」

　　「午飯。」

　　斯尼德眨巴眨巴眼睛，腰彎得更低了，接著便蹣跚地步出房間，褲子的翻邊拖著地板。我死後他也想暴富，我想他和其他一樣，也在數著日子。

　　有錢人的麻煩就在於每個人都想從你那裡得到一點好處。只要小小的一份。對一個億萬富翁來說，區區100萬算得了什麼？

　　給我100萬，老傢伙，你只是拔根毛而已。籌給我一筆款子，然後我們倆就將這事忘了。把我的名字塞進你的遺囑裡，那兒有的是地方！

　　斯尼德極愛打聽，幾年前我發現過他在翻我的書桌，我想准是在找當時的那份遺囑：他盼著我死，因為他指望能得到幾百萬的遺產，

　　他憑什麼想得到我的錢？我幾年前就該解雇了他！我在新的遺囑裡並沒有提到他的名字！

　　他把一隻託盤放在我面前：一包沒有開封的裡茲牌餅乾；一小瓶蜂蜜，瓶口周圍有塑料的封口帶；一罐12盎司保持在室溫的鮮果汁。這份食譜稍有改變，斯尼德就會當場遭解雇。我讓他出去，然後把餅乾浸在蜂蜜裡，我的最後一頓午餐！

　　我坐在那裡，透過彩色的玻璃幕牆向外凝望著：天氣晴朗的話，我能看見六裡之外的華盛頓紀念碑的碑頂，但今天不行，今天的天氣有點陰涼，風很大，還有厚厚的雲層。這種天氣對死亡倒是挺合適的：樹枝上被風吹落的最後幾片葉子飄落在下面的停車場上。

　　我為什麼要擔心痛苦？受點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麼呢？我給別人帶來的痛苦和折磨遠不止這些。

　　我按了一下按鈕，斯尼德出現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輪椅推出房間，沿著大理石的門廊來到大廳，進入了另一扇門：我和他們之間的距離在縮短，但我一點也沒有感到不安。

　　我已經讓那些精神病醫生等了兩個多小時。

　　經過我的辦公室時，我朝尼古萊特點點頭，她是我最新雇用的秘書，一個我很喜歡的可愛的女孩。如果有時間的話，她也許會成為我的第四任妻子：但已經沒有時間了。只有最後的幾分鐘了。

　　一大幫傢伙在那兒等——成群的律師和幾個要測試我精神狀況的精神病專家。他們全擠在會議廳那張長桌的周圍。我一進去，他們立刻停止了交談，紛紛把目光轉向我，斯尼德把輪椅推到桌子邊上，緊挨著我的律師斯塔福德。

　　一台台攝像機對著各個角度，攝像師們手忙腳亂地在調整焦距：每一個耳語，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次呼吸，都會被記錄在案，因為它們牽涉到的是一筆巨額的財富。

　　在我簽署的最後的遺囑裡，我留給我子女的份額很少。和往常一樣，遺囑是由斯塔福德起草的。今天早上我把這份遺囑扔進粉碎機。

　　我坐在這裡是要向所有的人證明，我的腦子完全有能力立一份新的遺囑。只要這一點得到了證實，那麼。我怎樣處置這筆財產就不容別人再說三道四了。

　　我對面坐著三個精神病專家——他們分別受雇於三個家庭。他們面前都放有一張名卡，上面印著他們的名字——紮代爾醫生，弗勞爾醫生，泰森醫生。我在仔細觀察他們的眼睛和臉。要證明自己神智清醒，就得用目光去同他們交流。

　　他們指望我神經錯亂，可我準備把他們當做午餐吞下肚裡去。

　　這場鬧劇由斯塔福德來主持，等每個人都入了座，攝像機的鏡頭也對準目標後，他說：「我是喬希·斯塔福德，特羅伊·費倫先生的律師。我右邊這位就是費倫先生。」

　　我先同那幾個精神病專家較量：我的目光漸次落在他們的臉上，直逼視得他們個個將眼睛閃避開去，三個人全都穿著黑色西裝、紮代爾和弗勞爾長著毛茸茸的鬍子。泰森打著蝶形領結，看上去不到30歲，三個家庭都有權雇用他們想要的醫生。

　　斯塔福德繼續說道：「這次會議將由精神病醫生組成的專家小組對費倫先生是否具有立遺囑能力做出鑒定。如果專家小組認定費倫先生神智健全，他將簽署一份新的遺囑，遺囑將寫明他死後所有財產的分配。」

　　斯塔福德用鉛筆敲打著他面前那份有一英寸厚的遺囑文本。我肯定。所有的攝像機此刻都推出遺囑的特寫鏡頭，這份遺囑將抽緊這幢大廈裡我那些子女和妻子們的每一根神經。

　　他們沒有看過這份遺囑的內容，他們也沒有這個權利。遺囑屬私人文件，只有等立遺囑人死後才可以公開：繼承者們只能猜測它的內容，我給他們某些暗示，那是我精心製造的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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