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民律師(8)_約翰·格裡森姆

八

　　「我當然知道。」

　　「那你到底幹什麼去了？」

　　「在醫院呀。」

　　「我們這九個人當了六個小時的人質，八個人的家人都去了，因為他們關心自己的親人，我們算幸運，逃了出來，是秘書開車把我送回來的。」

　　「可我離不開呀。」

　　「你當然離不開，你根本不關心我。」

　　她搬過一把椅子放在沙發旁邊，我們互相看著對方。「他們讓我呆在醫院，」她開始解釋，語調冷冰冰的，「我們知道人質的問題，只要有這種情況發生就可能有人傷亡。在這種事發生時，他們都會通知醫院，要每個人都進入待命狀態。」

　　我又深深地飲了一口酒，想找一些更刺激的話來說。

　　「我就是到你的辦公室也幫不了什麼忙，」她繼續說道，「我一直在醫院等候。」

　　「你打電話了嗎？」

　　「我想打的，可電話總是占線。後來一個警察來了電話，他又把電話掛斷了。」

　　「那麼兩個多小時以前你在哪兒？」

　　「在手術室，一個小孩被汽車撞了，手術時他死了。」

　　「真是不幸。」我說。我總也搞不懂醫生是如何能夠面對這麼多的死亡和痛苦的，那位先生是我一生中所見到的第二具死屍。

　　「我也認為太不幸了。」她說，她一邊說著一面去廚房裡取了一杯酒，我們就在這昏暗之中相對而坐，呆了好一會兒。因為我們平時交談很少，所以談起活來並不容易。

　　「你想把今天的事說說嗎？」她問道。

　　「不，現在不。」我真的不想說。酒和我吃的藥片混和在一起，我喘氣有些粗。我又想起那位先生，他是多麼鎮定和平靜，就是在揮舞著手槍，腰上纏著炸藥時也是如此，他在長期的沉默之中也無動於衷。

　　我現在也需要沉默。明天我會談的。

　　藥力的作用一直持續到第二天早晨四點鐘，我醒來時嗅到那位先生腦漿的刺鼻的氣味。我在黑暗之中有好一陣子感到狂躁不安，我揉了揉鼻子，又揉了揉眼睛，用手不斷拍打著沙發，這時我聽到有動靜，克萊爾就睡在我身邊的椅子上。

　　「還好嗎？」她碰了碰我的肩膀，柔聲地說，「就當是場噩夢。」

　　「遞給我一杯水好嗎？」我說，她去了廚房。

　　我們談了一個小時。我把我記住的一切都告訴了她，她靠近我坐著，給我揉膝蓋，手裡還端著水杯，關注地聽著，在過去五年中我們交談得太少了。

　　她在七點鐘時要去查房，所以我們一起燒早飯，早餐的內容是華夫餅和鹹肉。我們就在廚房的櫃檯上用餐，前面有一台小電視機。六點的早間新聞一開始就是人質的內容，人質危機時樓裡有幾聲槍響，樓外圍了許多人，當危機結束時，我們這些人質中有幾個匆忙離開了。至少有一架直升機是這個新聞電視臺的，它的攝像機緊緊地瞄準我們的窗子，當那位先生向窗外窺視時，可以看到他，但時間很短，僅僅幾秒鐘。

　　他的名字叫德文·哈迪，四十五歲，越戰老兵，有過前科，但不嚴重。在新聞之後放了他的面部照片，那是一次因搶劫遭逮捕時留下的檔案材料，但看起來並不太像那位先生，沒有鬍鬚，沒戴眼鏡，看起來也更年輕一些，新聞報道說他是無家可歸的，而且吸毒。但這次犯罪的動機尚不明確。也沒有家人出現。

　　對於這條新聞沒有外界評論，這一報道就這樣虎頭蛇尾地結束了。

　　接下來的是天氣預報，報告說下午晚些時候可能有大雪。那是二月十二日，在這以前已下過一場大雪了。

　　克萊爾開車送我去上班，當時才六點四十分，當我發現我的汽車旁邊已停了幾輛其他進口車時，我一點也不感到奇怪，停車場從沒有空閒過，我們有些人就睡在辦公室裡。

　　我答應她在上午晚些時候打電話給她，這樣午飯我們就在醫院裡吃。她告訴我要悠著點，起碼在這一兩天要注意一些。

　　我該做些什麼呢？躺在沙發吃藥片嗎？最理想的是休息一天，然後再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

　　我向大廳裡的兩個十分警覺的保安人員道了早安，四部電梯中有三部開著門在等候上班的人們，我挑選了一下，還是走進昨天早晨與那位先生邂逅的那部電梯，當時的情景又慢慢地浮現腦海。

　　立刻有一百個問題交織在一起：他為什麼選擇了我們這座樓？選擇了我們公司？在進入大廳之前的一段時間他在哪兒來著？通常在前面巡視的保安人員當時到哪兒去了？每天這裡都有幾百名律師進進出出，為什麼選中了我？為什麼選中了六樓？

　　他在追求什麼呢？我不相信德文·哈迪僅為懲戒幾位有錢而又不夠慷慨的律師竟以自己生命為代價去換取。他可以去找更有錢而且更貪婪的人去報復。

　　他問的一個問題「有誰把付不起租金的房客趕走過」是沒有得到任何回答的，但我不一會兒就不再想了。

　　電梯停了下來，我走出電梯，這一次沒有人跟在我身後。戴維爾太太這時候還不知在什麼地方睡覺，六樓裡十分清靜。在她的辦公桌前我停了下來，看了看通往會議室的兩扇門。我慢慢地把靠近我的那扇門打開，這就是烏姆斯特德站在那裡時子彈從他頭頂上飛過射中那位先生頭顱的地方。我深深地吸了口氣，輕輕地打開燈的開關。

　　就好像這裡從未發生過什麼似的，會議室桌椅都整整齊齊地擺放著。那位先生死時弄髒的地毯已被更漂亮的地毯所替換。牆上新塗了一層漆，甚至在當時拉夫特頭上天花板上的彈孔都不見了。

　　公司的頭頭們昨天夜裡一定花了不少錢把現場搞得如什麼事兒都沒有發生的樣子。今天一整天這間屋子肯定會吸引一些人來看，但他們肯定會一無所獲的。這樣只能耽誤他們一會兒時問。我們這個嶄新的辦公室裡不能有一絲社會渣滓的痕跡。這種掩飾是十分冷酷的，而且是令人傷心的，我明白這其中的原因。我是有錢的白人。我還期待什麼呢？還要立個紀念碑嗎？還是留作紀念館呢？還要讓那位先生的流浪漢同夥送來一束束鮮花嗎？

　　我也不知道我在期待什麼。但這種新漆的氣味讓我有些噁心。

　　在我的辦公桌上，在固定的位置上，每天早晨都放一份《華爾街日報》和《華盛頓郵報》。我以前知道每天送報人的名字，但很早就忘了。在郵報的城市版的第一頁，在中間折疊線下，就是德文·哈迪被擊斃的消息以及昨天人質危機的長篇報道。

　　我很快就讀完了全文，因為我認為我比任何記者對這件事情都知道得更清楚。但我也從報上知道一些新的內容。那些紅棒棒並不是炸藥，而是把掃帚把鋸成一段一段的再纏上嚇人的銀白色膠帶，把我們這些人嚇得靈魂出竅。槍是真的，0.44口徑的自動槍，是偷來的。

　　因為這是郵報，所以對德文·哈迪的報道比對我們這些人質報道要多，報道內容基本是公允的。我感到很滿意。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任何人都沒說一句話。

　　根據在十四街的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一個名叫莫迪凱·格林的人說，德文·哈迪曾在國家植物園當過多年的看門人，由於削減預算而失去工作，曾因搶劫入獄服刑數月，後來就流落街頭了。他又飲酒又用毒品，生活十分艱難，不時在商店趁人多時扒竊。格林的這個事務所已幾次向他催款，至於他是否有家人，他的律師則一無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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