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_戰爭與回憶_學達書庫

三二一

　　海爾賽的錯誤

　　我生平從來沒一次像在萊特灣對海爾賽那樣惱火。直到現在，我仍舊記得當時憤怒和失望的情景。我一想到那一次錯過了機會，未能在聖貝納迪諾海峽外列成戰列艦陣形打上一仗，就會又感到一陣難受。

　　我並不想為海爾賽中了小澤誘敵之計或未能留下艦隊邀擊栗田一事進行辯解。這些都是他犯的錯誤。隆批評了他所發表的推卸責任的藉口，擊中了他的要害。海爾賽過分熱衷於速戰，不能冷靜地從事分析——這都是我在他的驅逐艦上任少尉時注意到的——而這就導致了他的失敗。如果當時他留在聖貝納迪諾海峽，派米切爾去追擊小澤，或者如果他只要把李和戰列艦隊留下來防守，那他就能擊敗日本的兩支艦隊，而威廉·海爾賽的名字就會與約翰·保羅·瓊斯一起列入史冊。可是結果呢，兩支艦隊都一部分逃走了，而他所受的非議也就無法辯解了。

　　然而，我認為，阿爾明·馮·隆對海爾賽將軍的批評也有很大失實之處。

　　海爾賽擔心穿梭轟炸；事實證明，那並不是他強詞奪理，為自己進行辯解。十月二十五日剛開始，還不到兩個小時，從呂宋島起飛的飛機已經炸毀了「普林斯頓號」。海爾賽擔心再遭到這樣的襲擊，他的顧慮是對的。然而如果他過分顧慮的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凡是做軍人的，都讀過（或者，應當讀過）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這部書裡談到了一些頗成問題的歷史與軍事理論；其中有這樣一個見解，他認為實際上戰略與戰術計劃在戰爭中根本不起什麼作用。戰爭有無限多的變化，整個是一片混亂，一切全憑偶然。托爾斯泰是這樣說的。而在戰鬥中，我們多數人也往往有這種想法。然而，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就以美國的事例為證，格蘭特和斯普魯恩斯指揮的戰役說明，如果要穩操勝算，就必須先制訂穩健的計劃。然而，上述的作者又指出了頗有說服力的一點，即勝利全靠個人在戰場上顯示出勇武精神，靠一個人在勝負未蔔的片刻斬將搴旗，高呼「萬歲！」衝鋒陷陣。而這也是一條盡人皆知的真理。

　　在太平洋戰爭中，威廉·弗·海爾賽就是這樣一個人物。

　　海爾賽在萊特灣指揮失當，的確有人要叫他引退，但是當時一些權勢人物堅持他是一個「國寶」，少了他不行。這些人的想法也對。只有一些職業軍官——此外再有某些高級將領——知道誰是斯普魯恩斯。同樣，只有很少人知道誰是尼米茲和金。然而，凡是新入伍的人都知道「雄牛」海爾賽，都覺得在他的指揮下出航作戰既安全又值得驕傲。在瓜達卡納爾島那些黑暗日子裡，他一聲高呼「萬歲！」我們那些已經喪失鬥志的軍人重又恢復了信心，於是他們都奮勇向前，打贏了那一場血雨腥風的戰爭。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海爾賽喚我去聽艦間通話。當時我在「衣阿華號」上指揮戰列艦第七分艦隊，而他則在「新澤西號」上。我們正準備率領大部分艦艇，趕回去救援金凱德。他像一位球藝超群的四分衛領著全隊反攻時那樣，用雄壯和愉快的口氣問我——不是命令我，而是問我——是否認為可以率領戰列艦第七分艦隊，以最大航速帶頭前進，去攻打中央艦隊。我表示同意。他就派我任戰術指揮，於是我們就以每小時二十八海裡的速度乘風破浪前進。

　　我們沒有碰上栗田。栗田決定不進入海灣，他前幾個小時裡就穿過聖貝納迪諾海峽逃走了。我們大約在夜間兩點鐘發現了一艘落在後面的驅逐艦，我們的護航艦艇擊沉了它。海爾賽在他那本書裡寫道，那是他在海上四十三年裡僅看見過的一次炮戰。

　　我雖然對海爾賽十分氣憤，但是經過我們那天的艦間通話，我就原諒了他。要急忙調動兩艘戰列艦，去跟栗田打上一場夜戰，這是一次輕舉妄動，這也許跟他追擊小澤是同樣地莽撞。然而，我一聽到他高呼「萬歲！」忍不住就要隨著響應。斯普魯恩斯也許不會像那樣勇往直前，但是斯普魯恩斯也就不會率領六艘戰列艦向北急駛三百海裡，然後再向南返航三百海裡，在整個一場大戰中不曾發射一炮。這就是海爾賽的作風，在這種地方可以看到他的長處，也可以看到他的缺點。我和海爾賽在萊特灣執行了組成戰列艦隊的作戰計劃，在熱帶的黑夜裡搜索敵艦，由於雙方力量有巨大懸殊而捏著一把汗。結果一無所獲，我也許是個傻子，然而我參加行伍一生中最後聽到的那一次「萬歲！」仍給我留下了一個美好的回憶。

　　「組成戰列艦隊」

　　人們不會再聽到這樣的命令了。海戰的日子已經結束了。工業技術已經打破這種傳統的軍事概念了。也許，一個年紀極老的水手，最後還會漫談幾句從萊特灣獲得的真正的教訓。

　　在我們這個科學與工業時代裡，萊特灣已經成為人類野蠻和愚蠢地進行了一場戰爭的遺跡。戰爭一向是一種暴烈的捉迷藏遊戲，這遊戲是用人的生命與國家的財富來玩耍的。然而，玩這種遊戲的時代現在結束了。

　　當一個民族已經進步到不再用人作犧牲，不再以人充當奴隸，不再從事決鬥時，他們就必須不再進行戰爭了。戰爭的手段已經使它的成果顯得更無意義了，毀滅性的機器在政治中已經變成不值得採用的東西了。在萊特灣就是這個情形。發動了龐大的海軍，在那裡大戰一場，耗費了幾乎是無法想像的大量人力與國幣，把國家的命運交托給一兩個情緒激動、消息不靈通、精力衰弱的老人，憑他們在無法勝任的壓力下作出決定：這確實是「愚蠢的」。做這樣的笨事，要不是因為其結局十分悲慘，那倒像是在演出一場拙劣的鬧劇。

　　不錯，我們承認這一切，然而那時候除了在萊特灣打上一仗，又有什麼別的辦法呢？我們的處境當時就是如此，現在仍是如此。

　　四十年前，我還是一個海軍少校的時候，我國的一般和平主義者就正確地指出，工業化的戰爭已經是過時的、愚蠢的，而希特勒和日本那些軍國主義者，要實現其掠奪世界的罪惡目的，正為自己準備科學和工業所能供給的一切最可怕的武器。為了阻止這種罪惡行為，英語國家和俄國打了一場正義戰爭。我們付出了可怕的代價，方才贏得勝利，如果當時我們放下了武器，讓納粹德國占了上風，統治了全世界，那麼這個世界又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呢？

　　現在，當每一位有識之士都對核武器憂心忡忡、隱懷著恐懼時，克里姆林宮裡那些愚昧無知的馬克思主義獨裁者卻統治著我們過去的戰友，統治著那個非常偉大、非常英勇、非常不幸的民族；他們那樣處理對外事務，就仿佛葉卡德琳娜女王仍舊在那裡獨攬大權一樣；只不過他們稱自己貪得無厭的沙皇政策為「反殖民主義鬥爭」而已。

　　我不知道如何解答這個永遠困擾著人的問題，我也不指望能夠活到這個問題獲得解答的那一天。我尊敬我們軍隊中的青年人，儘管他們必須操縱那些威力可怕的機器，從事他們本國人民既蔑視又害怕的行業。我衷心地尊敬他們，同情他們。他們作出的犧牲遠比我們從前所作出的為大。從前我們還對「組成戰列艦隊」的那個偉大時刻懷著信心與希望。我們的國家為此尊敬我們。我們也感到自豪。但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自從遭了兩次大災難以後，人們想到了工業化的戰爭就痛恨。然而，當世界上某些地方還有一些好戰的白癡或惡棍，認為戰爭是一個可供選擇的政策時，那麼自由人又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呢，他們對付這一夥人，只好像在萊特灣對付日本人那樣，像一九四〇年在英格蘭上空對付阿道夫·希特勒那樣：必須使出威懾一切的力量，必須具有準備使用這種力量的自我犧牲的英勇精神。

　　如果我們不能指望有一個「和平的君王」到來，那我們就只能指望多數人，甚至是最狂妄、最愚蠢的馬克思主義者，甚至是最瘋狂的民族主義者和革命論者，會從心底裡愛他們的孩子，不情願眼看著他們被活活燒死。肯定沒有一個政客會那樣愚蠢，甚至要發動一次萊特灣的核戰爭。現在看來，未來將取決於這樣一個可怕的設想：要不就是我們結束了戰爭，要不就是戰爭結束了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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