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論(39)_學達書庫

三九

　　第二、用史例可以幫助說明某種思想的運用，因為引用史例可以指出細小問題的處理情況，而在一般地敘述一種思想時不可能把這些情況完全包括進去。這也正是理論和經驗之間的區別。上述兩種情況是純粹的舉例，下面兩種情況則是用作證明。

　　第三、用史實可以證明自己的論點。如果只是想證明某種現象或結果的可能性，那麼使用這種方法就夠了。

　　第四、通過詳細敘述某一史實或列舉若干史實可以吸取某種教訓，這時，史實本身就為吸取教訓提供了真正的證明。

　　作第一種使用時，大多只要簡單地提出事例就夠了，因為人們只是使用事例的一個方面。在這裡，甚至事例的歷史真實性都是次耍的，舉一個虛構的例子也未嘗不可。不過史例總是具有優點的，它比較實際，能使它所說明的思想更接近實際生活。

　　作第二種使用時，必須比較詳細地敘述事例，不過正確性在這裡也是次要的，但我們也要作同前一場合相同的說明。

　　作第三種使用時，大多只要舉出確鑿無疑的事實就夠了。如果有人提出一個論點，認為築壘陣地在一定條件下能夠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麼只要舉出崩策耳維次陣地這個例子就可以證明這個論點了。

　　但如果敘述某種歷史事實是要證明某種一般的真理，那麼就必須確切而詳盡地闡述同這個論點有關的一切，必須把史實毫無遺漏地展示在讀者的眼前。這一點做得越差，證明力就越小，就越需要通過許多事實來彌補一個事實證明力不足的缺點，因為人們有理由相信，無法敘述一個事實的詳細情況時，可以引用一定數量的事實來補救。

　　如果想用經驗證明騎兵配置在步兵後面比配置在翼側為好，那麼只舉幾次騎兵配置在翼側遭到失敗的會戰和騎兵配置在步兵後面獲得勝利的會戰是不夠的；如果想要證明，在沒有掌握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無論在會戰中還是在戰區內，也就是說，無論是戰術上還是戰略上，分幾路縱隊深遠地包圍敵人都是非常危險的，那麼只舉利佛裡會戰或瓦格拉術會戰的例子，或者只舉1796年奧軍向意大利戰區的進攻或同年法軍向德意志戰區的進攻的例子是不夠的；為了證明這些，還必須敘述當時的一切情況和具體過程，說明上述配置形式和進攻形式是如何嚴重地造成了不利的結局。

　　這樣，就可以看出這些形式應該否定到什麼程度，這一點必須明確，因為一概加以否定無論如何是有損真理的。

　　上面我們說過，當不可能詳細敘述一個事實時，可以用若干實例彌補證明力的不足，但是不能否認，這是一個經常會被人濫用的危險的辦法。有些人不去詳細地敘述一個事實，只滿足於簡單地提出三、四個事例，這就造成了一個似乎很有證明力的假像。要知道，對有些經常反復出現的事情舉出一打實例也證明不了任何東西，因為別人同樣也可以很容易地舉出一打結果相反的實例來反駁。如果有人給我們舉出一打多路進攻遭到失敗的戰例，那麼我們也可以給他舉出一打用同樣打法獲得勝利的戰例。由此可見，這樣做不可能得出任何結論。

　　如果考慮到上述各種不同的情況，那麼就可以知道濫用實例的現象是多麼容易出現。

　　如果不是從各個方面詳細地敘述一個事件，而只是簡單地提示一下，那麼這個事件就好象是從遠處看到的東西，各個部分都分別不清，從各方面來看，它的外部形狀都是相同的。這樣的實例，事實上對相互對立的兩方面意見都可以證明。對道恩指揮的幾次戰爭，有些人認為是深謀遠慮，謹慎周到的範例，而另一些人則認為是優柔寡斷、躊躇不前的例子；1797 年拿破崙越過諾裡施阿爾卑斯山的進軍，可以看成是英勇果斷的表現，也可以看成是真正魯莽的行為；1812 年拿破崙在戰略上的失敗，可以說成是過於勇猛的結果，也可以說成是勇猛不足的結果。這些不同的意見確實出現過，人們也很容易理解，這些不同意見是由於人們對事物間的聯繫持有不同的看法而產生的。但是這些彼此對立的意見不可能都是正確的，其中必然有一方面意見是錯誤的。

　　我們十分感謝傑出的弗基埃爾在他的回憶錄中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史例，因為他不僅給我們保留下了許多可能埋沒了的歷史材料，而且他第一個通過這些材料使理論觀念( 即抽象的觀念) 同實際生活有了非常有益的接近，他所舉的史例可以看成是對論點的解釋和進一步說明。儘管如此，在沒有成見的現代讀者的面前，他很難達到他通常所追求的目的：用歷史事實證明理論上的真理。因為，儘管他對事件有時敘述得比較詳細，可是還遠遠不能說明，他得出的結論都是從事件的內在聯繫中必然產生的。

　　只簡單地提示一下吏實還有另一個缺點：如果有些讀者對這個史實不十分熟悉，或者不完全記得，那麼就不能從中領會作者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讀者除了盲目地讚歎或者完全不信服外，就不能有別的了。

　　但是，為了用史實證明自己的論點而把歷史事件再現或者展示在讀者眼前，當然是很困難的，因為作者這樣做多半要受到材料的限制，就象受到時間和篇幅的限制一樣。不過我們認為，要想論證一個新的見解或是明確一種值得懷疑的見解，詳盡地敘述一個事件要比簡單地提示十個事件更為有用。粗淺地引用史實的主要弊病，倒不在於作者錯誤地想用這種方法證明某些論點，而在於作者從來沒有認真地瞭解過這些歷史事件，在於這樣膚淺而輕率地對待歷史會產生數以百計的錯誤見解和杜撰的理論；如果作者意識到，他提出的新的和想用歷史證明的一切，都應該是從各種事物的緊密聯繫中自然地產坐出來的，那麼就不會出現這些錯誤見解和杜撰的理論了。

　　如果人們認識到運用史例的上述困難，認識到上述要求是必要的，那麼也就會認為，最近的戰史，只要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經過研究的，就永遠是選擇史例的最好的來源。

　　由於較遠的年代的條件不同，作戰方法也不同，因而對我們來說較遠年代的事件的教育意義和實際意義都比較小。不僅如此，戰史象其他歷史一樣，許多在最初還清楚的細小特徵和情節自然會逐漸濕沒，它也象圖畫一樣，原來的色彩和生動的形象會逐漸消失，變得色彩暗淡，模糊不清，最後只有偶然遺存的一塊塊顏色和一些線條，這些顏色和線條卻因此受到了過分的重視。

　　如果考察一下現代作戰的情況，我們一定會說，同現代戰爭很近似的，至少在武器方面很近似的，主要是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以來的戰爭，儘管從那個時期起，戰爭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很多變化，但是這些戰爭還是同現代的戰爭很近似的，我們可以從中吸取教訓。

　　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就完全不同了，當時火器還不那麼完善，騎兵還是主要兵種。年代越遠，戰史內容就越貧乏，記載就越不詳細，用處就越小，至於古代各民族的歷史，必然是用處最小、記載最不詳細的歷史。

　　當然，這些史實並不是絕對不能利用的，只是在必須詳細說明情況的場合，或者在必須詳細說明促使作戰方法改變的條件的場合，它們才是不適用的。不管我們對瑞士人反對奧地利人、勃艮第人和法國人的戰爭過程瞭解得多麼少，我們仍然能夠看出，在這些會戰中良好的步兵第一次明顯地表現出比最好的騎兵還要優越。只要我們概略地看一看傭兵隊長時代，就可以知道，作戰的各方面是如何取決於人們所使用的工具，因為在其他任何時代中，用於戰爭的軍隊都不象這個時代那樣帶有真正的工具的性質，都不象這個時代那樣脫離國家和人民的其他生活。在第二次布匿戰爭中，當漢尼拔在意大利還沒有被擊敗時，羅馬人就在西班牙和非洲進攻迦太基人，這種引人注目的方法是一個很能提供教訓的考察對象，因為作為這種間接抵抗基礎的當時國家和軍隊的一般情況，大家是相當熟悉的。

　　但是事情越涉及到細節，越不是一般的情況，我們就越不能從遙遠的年代中尋找典型史例和經驗，因為我們既不能對有關事件作適當的評價，也不能用它們來說明現代已經完全改變了的手段。

　　遺憾的是，各個時代的著作家都有援引古代史例的癖好。我們不想談虛榮心和欺騙成分在這裡面占多大的比重，不過在這裡也看不到任何幫助別人和說服別人的誠懇願望和熱誠努力。因此我們只能把這樣援引的史例看作是掩蓋缺點和錯誤的裝飾品。

　　如果能象弗基埃爾想做的那樣，完全用史例教別人學習戰爭，那確實是個巨大的功績。不過，如果考慮到，必須先有長期的作戰經驗才能做到這一點，那麼就會明白，這是需要花費畢生精力的事業。如果有誰甘願從事這樣的事業，那麼，但願他象到遠方朝聖一樣，為這一虔誠的計劃做好準備，但願他不惜時間，不怕困苦，不畏權貴，克服自己的虛榮心和自卑心，象法國法典上所說的那樣：講真理、只講真理、完全講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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