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論(35)_學達書庫

三五

　　(1) 通常向一個方向連續進攻要比忽東忽西地進攻更為有利，因為採用後一打法會浪費時間，同時因為在敵軍由於損失慘重而士氣沮喪的情況下，連續進攻更容易取得新的勝利，並且能夠充分利用已經取得的優勢。

　　(2) 布留赫爾，雖然他的兵力比施瓦爾岑堡少，但由於他敢作敢為，是更為重要的敵人，因此他是他們中間舉足輕重的人物。

　　(3) 當時布留赫爾所受的損失幾乎等於慘敗，拿破崙因而佔有很大的優勢，要想迫使布留赫爾一直退到萊茵河邊幾乎是不成問題的，因為布留赫爾在這個方向上沒有值得一提的援軍。

　　(4) 沒有其他結果比布留赫爾被迫退到萊茵河邊更能引起恐懼，更容易造成失敗的印象了，特別是使施瓦爾岑堡這樣以優柔寡斷出名的將領產生恐懼和失敗的印象，更是很重要的事情。符騰堡王太子在蒙特羅和維特根施坦伯爵在莫爾芒一帶遭到的損失，施瓦爾岑堡侯爵肯定是瞭解得相當清楚的。如果布留赫爾在從馬恩河到萊茵河這條完全孤立和被隔離的戰線上遭到失敗，那麼這個消息就會象雪崩一樣傳到施瓦爾岑堡那裡。拿破崙為了以威脅性的戰略迂回來影響聯軍，在三月底曾向維特裡進軍，這一絕望的行動顯然是以恐嚇為基礎的，但是，那時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拿破崙已經在郎城和阿爾西兩地遭到了失敗，而布留赫爾已經率領十萬大軍與施瓦爾岑堡靠攏了。

　　當然，一定會有人沒有被上述理由所說服，但是他們至少不能反駁說：如果拿破崙繼續向萊茵河前進，威脅施瓦爾岑堡的基地，那麼施瓦爾岑堡也會威脅巴黎，即拿破崙的基地。因為上述理由已經證明，施瓦爾岑堡根本不會向巴黎進軍。

　　我們再就上述從1796年戰局中所引述的例子來談談這個問題。拿破崙認為他所採取的打法是擊潰奧軍最可靠的方法，即使確實是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不過是一個虛有其名的勝利而已，對攻陷芒托瓦並沒有起顯著的作用。我們認為，我們提出的打法是阻止解圍的可靠得多的辦法。即使我們也象拿破崙那樣，不認為這個打法更為可靠，甚至認為採用這個打法獲勝的把握更小，那也必須對比一下這兩種打法：一種打法是獲得勝利的把握較大，但所能得到的好處不大，也就是說效果較小；另一種打法雖然獲得勝利的把握較小，但效果卻大得多。如果這樣來權衡得失，那麼有膽略的人就一定會贊成後一種打法，只有從表面上看問題的人，才會有相反的看法。拿破崙肯定不是膽小的人，但是很明顯，他不可能象我們現在這樣，可以從歷史經驗中認清當時情況的性質，並看到事件可能的結果。

　　考察手段時常常需要引用戰史，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在軍事藝術中經驗要比一切哲理有價值得多。但是，這種歷史的引證當然有它特定的條件，這一點我們將在專門的一章裡論述。可惜人們很少注意這些條件，因而引用歷史大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亂。

　　現在我們還要考察一個重要問題，即批判者在判斷某事件時，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和必須利用對事物的比較全面的瞭解，利用為結果所證明了的東西，或者說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場合必須拋開這些東西，完全站在當事者的立場上考慮問題。

　　如果批判者想要讚揚和指責當事者，那麼他們必須盡可能地完全站到當事者的立場上去，也就是說，一方面必須去搜集當事者所知道的一切情況和聲生行動動機的一切情況，另一方面又必須拋開當事者當時不可能知道的和不知道的一切情況，首先必須拋開結果。不過，這僅僅是人們努力追求的目標，實際上是不可能完全達到的，因為產生某一事件的具體情況，在批判者眼裡和在當事者眼裡決不會是完全相同的二有一些可能影響當事者決心的細小情況已無從查考，有一些主觀的動機也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些主觀動機只能從當事者本人或向他十分親近的人的回憶錄中去瞭解，但是在回憶錄中關於這方面的問題往往寫得很不細緻，或是有意不寫真情。因此，當事者所瞭解的必然有許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拋開他們比當事者多知道的材料就更為困難了。如果要拋開偶然發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質沒有聯繫的事情，那還是容易的，但是，要拋開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難了，而且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我們先談談結果。如果結果不是偶然產生的，那麼知道結果以後再判斷產生結果的事物，就幾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結果的影響，因為我們是在知道結果的情況下觀察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參照結果才能完全瞭解並給予評價。戰史的所有現象對批判來說都是教訓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歷史所得到的認識來闡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雖然有時想拋開結果，但仍然不能完全做到。

　　不僅對結果，也就是對事後發生的情況是這樣，而且對事前發生的情況，也就是對那些決定行動的情況也是這樣。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數情況下批判者要比當事者知道得多，也許有人認為完全拋開多知道的那部分是很容易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當事者對事前和當時的情況的瞭解不是只靠確實的情報，而是還要根據大量的推測或假定，即使要瞭解的情況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幾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測，爾後才有情報的，因此在得不到確切的情報時，就只有用推測或假定來代替了。不難理解，實際上已經知道事前和當時情況的後世的批判者，當他在考慮當事者不瞭解的情況中，哪些情況的可能性較大時，他本來不應該受多知道的材料的影響。可是我們認為，要想完全拋開多知道的材料，如同要拋開結果一樣，是不可能的，其原因也相同。

　　所以，批判者讚揚或指責某一具體行動時，站到當事者立場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況下，批判者在這方面能夠滿足實際要求，但在有些情況下，卻完全不能滿足，這一點不能不注意到。

　　但是要批判者同當事者完全一致，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可取的。在戰爭中象在一切技術和藝術活動中一樣，，需要的是經過鍛煉的稟賦，這樣的稟賦稱為造詣。當事者的造詣有高有低，高的往往比批判者的要高，哪個批判者敢說自己具有象腓特烈大帝或拿破崙這類人物的造詣呢？因此，如果對一個具有偉大的才能的人可以進行批判，那麼就不能不允許批判在利用比當事者知道得多的這個有利條件。所以，批判者在對偉大的統帥進行批判時，不能象驗證算術例題那樣，用偉大統帥用過的材料對他完成任務的情況進行檢驗，而是首先必須根據偉大統帥所取得的結果和他對事件的準確估計，來鑒賞他卓越的天才活動，瞭解他天才的眼光所預見到的事物的本質的聯繫。

　　而且，不管當事者的造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造詣，在對它進行批判時也必須站在較高的立足點上，以便掌握豐富的客觀的判斷根據，儘量避免主觀，避免把自己有限的智力作為批判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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