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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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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按鈴喚弗朗索瓦絲。我打開了《費加羅報》。瀏覽一遍以後,知道報上沒登我寄給報社的文章,或者說所謂的文章吧,那還是很久以前當我坐在佩爾斯皮埃醫生的馬車裡,凝望馬坦維爾的鐘樓時寫的,最近找出來以後,只是稍稍作些改動就寄出了。接下來,我讀媽媽的來信。一個年輕姑娘單獨和我住在一起,使她感到不可思議,大為反感。離開巴爾貝克的那天,正當她瞧著我神情沮喪,覺得讓我獨自一人呆在巴黎很放心不下的時候,她聽說阿爾貝蒂娜也和我們一起,而且看著人家把阿爾貝蒂娜的箱子也裝上小火車,這時她也許是挺高興的,那幾隻又窄又長的黑箱子,就挨在我們自己的箱子(就是在巴爾貝克旅館讓我在它們旁邊哭了一宵的那些箱子)的邊上,我只覺得它們樣子挺像棺材,但並不知道它們將給家裡帶來的是生命還是死亡。不過我當時甚至都沒往這上頭去想,因為在唯恐羈留巴爾貝克的擔驚受怕過後,能在那麼個陽光明媚的早晨攜著阿爾貝蒂娜同行,在我已經是喜出望外了。但對這安排,如果說一開始媽媽並沒有什麼敵意(她對我這位女友說話的態度非常客氣,就象一個兒子剛受了重傷的母親在對盡心竭力照顧他的那位年輕情婦表示感激之情),那麼當她看到這個安排全部兌現,這位姑娘在我們家愈待愈久,而且沒有其他家庭成員在家的時候,她的態度就完全改變了。然而我得說,這種敵意,她從來沒有在任何場合向我表示出來過,正象過去她已經不敢責備我的浮躁和疏懶一樣,現在她顧慮重重——這一點也許我當時並沒有完全看出來,或者說不願意看出來——生怕對這位我說過將來要做我妻子的姑娘說長道短,會給我的生活投下陰影,削弱我今後對妻子的恩愛之情,還說不定就此在我心裡撒下內疚的種子,使我在母親離開人世時,會因為自己娶了阿爾貝蒂娜讓她感到過不快而追悔莫及。對一項她自知已無法讓我改變的抉擇,她寧願做出贊成的姿態。可是,所有在那段日子裡見過媽媽的人都對我說,她除了因為外婆去世而顯得很悲傷以外,還總有一種終日憂心忡忡的神情。這種無法排遣的思慮,這種內心波瀾的起伏,使媽媽感到太陽穴發脹發燙,她整天都把窗子開著,想讓自己涼爽些。但她始終沒能作出決斷,她害怕會給我不好的「影響」,破壞她所認為的我的幸福。她甚至下不了決心不准我先讓阿爾貝蒂娜暫時留在家裡。媽媽不想顯得比邦當夫人更苛刻,這事兒先不先是這位夫人擔著干係,可她倒是一點兒沒覺得有什麼不合適的,這真叫媽媽大為吃驚。但無論如何,她在動身去貢佈雷那會兒,總覺著把我和阿爾貝蒂娜兩人這麼撂下,還真有些懊悔,因為我姨祖母日夜都需要她照料,所以她在那兒可能要待上(事實上是確實待了)好幾個月。可她到了貢佈雷以後,卻叨惠於勒格朗坦的高情雅意和一片至誠,簡直沒什麼事要幹的,那位先生不辭勞苦地把大小事兒都包攬下來,一星期一星期地推遲返回巴黎的行期,其實他跟我姨祖母並不很熟,他這麼做,只是因為首先她是他母親的一位朋友,其次他覺得這位行將棄世的病人喜歡由他照料,離不開他。附庸風雅是一種大可詬病的心態,可是它不會蔓延,不致損傷整個心靈。我的想法跟媽媽正相反,對她去貢佈雷我心裡大為高興,因為不然的話我就得擔心(因為我不能對阿爾貝蒂娜明說,讓她別露口風)媽媽早晚會發現阿爾貝蒂娜和凡德伊小姐交情很好。在母親而言,這不僅是對一樁她要求我別先對阿爾貝蒂娜把話說死,而我自己也愈來愈覺著難以忍受的婚事,同時也是對阿爾貝蒂娜獲准待在這個家裡這件事本身的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除了這個至關重要而媽媽卻毫不知情的原因之外,媽媽的態度還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由於外婆很崇拜喬治·桑,主張美德在於心地高尚,而媽媽又以外婆為楷模,因而受了這種富有教益,豁達大度的思想觀念的影響,另一方面我的一些有傷風化的所作所為也使她受到影響,在這雙重影響之下,她現在對女性的言行舉止是頗為寬容的,換了從前,或者即便是今天,但換了屬她在巴黎或貢佈雷的中產階級圈子裡的女友,她是會顯得很嚴厲的,可是現在有我在她面前極力稱頌這些女性心地高尚,而她又那麼愛我,所以有好些地方她也就原諒她們了。 不過,就算撇開合適不合適的問題不說,我相信阿爾貝蒂娜還是有很多地方使媽媽覺得難以忍受的。從貢佈雷,從萊奧妮姨媽,從所有的親戚那兒,媽媽保留了做事有板有眼、講究條理的習慣,而在我這位女友的頭腦裡,是根本沒有這種概念的。她進房間從來不知道關門,而要是房門開著,她也會毫無顧忌地直闖進去,就跟一條狗、一隻貓沒什麼兩樣。她那有點不很知趣的嫵媚,這會兒就使她在這家裡簡直不象一位年輕姑娘,而象一隻養家的小貓小狗,就那麼在房間裡進進出出,冷不丁地出現在每個你沒想要她來的地方,有時還走來跳上床跟我並排躺著——這在我倒是一種極好的休息——就象為自己做了個窩兒,一動不動地呆著,全然不來惹我;換了是人的話,可就不會這樣了。但後來,她終於還是向我的睡眠制度屈服了,非但不再貿然闖進我的房間,而且在我按鈴之前再也不弄出聲音來了。叫她不敢對這些規矩掉以輕心的,是弗朗索瓦絲。她是貢佈雷那些忠心耿耿的女僕中的一個,她們知道自己主人的地位,她們所能做的最起碼的事就是讓他不折不扣地得到她們認定他該得到的一切。當一位生客告辭,想要給弗朗索瓦絲一些賞錢,讓她跟幫廚的年青女僕去分的時候,往往還沒等這位先生來得及把錢放進弗朗索瓦絲的手裡,她已經在對那個跑來道謝的女僕發話了,說出的話既快當,又板實,不容對方不聽,直到那女僕照她吩咐的那樣,不是忸忸怩怩的,而是大大方方的道了謝才算完事,貢佈雷的本堂神甫並不是一位天才,但他也清楚有哪些事是自己該做的。由於他的勸引,薩士拉夫人的一位信新教的表兄弟的女兒改宗歸依了天主教,而且結下了一段在他看來完美無缺的姻緣。這樁婚事的對方是梅塞格利斯的一位貴族。年輕人的父母寫了一封信,原意是想瞭解些情況,但口氣相當倨傲,對女方原宗新教頗有微詞。貢佈雷本堂神甫寫了封措詞強硬的回信,結果那位梅塞格利斯貴族馬上回了封口氣迥然不同的信,謙恭卑順之至地懇求能有跟年輕姑娘結合的殊榮。 弗朗索瓦絲畢竟沒有本領做到讓阿爾貝蒂娜對我的睡眠抱有敬意。但在她身上,真可以說渾身上下滲透了傳統的乳汁。對於阿爾貝蒂娜全然出於無心地提出要進我房間或讓我給她要件什麼東西的諸如此類的要求,她不是三緘其口,就是斷然回絕,阿爾貝蒂娜在驚愕之餘,終於明白了自己是置身於一個奇怪的地方,這兒時行一套陌生的習俗,舉手投足都得受一些不容她違抗的規矩的管束。她在巴爾貝克時對此已有預感,而到了巴黎,就乾脆打消了抗拒的念頭,每天早上耐心地等聽見我的鈴聲以後才敢弄出響聲。 再說,弗朗索瓦絲對阿爾貝蒂娜的訓導,對這位老女僕本身也有好處,她從巴爾貝克回來後整日價不停地長籲短歎,現在漸漸地不聽見了。當初臨上火車那會兒,她忽然想起忘記跟旅館的「管家」告別了,那個照看各個樓面的長唇髭的女人,幾乎都不認識弗朗索瓦絲,只是見面時對她頗為客氣。但弗朗索瓦絲執意要下火車趕回去,到旅館去對這位女管家說聲再見,等第二天再動身。我出於理智,更出於驟然產生的對巴爾貝克的懼怕,沒有同意她去實現這份心意,她卻因此怏怏不樂,終日處於一種病態的、焦躁不安的惡劣情緒之中,即便事過境遷,情況依然不見好轉,她把這種情緒一直帶到了巴黎。因為,按照弗朗索瓦絲心目中的法典,正如她從聖安德烈教堂的浮雕畫上看來的那樣,盼著一個敵人早點死掉,甚至親手去致他於死命,都是可以允許的,但倘若沒有把自己該做的事做好,沒有向人還禮,象個不折不扣的粗人那樣,沒有在動身前向一位樓面總管告別,那可就是大逆不道了。在整個旅途中,沒有向那個女人道別的追憶,無時無刻不會重現在弗朗索瓦絲的眼前,使她的雙頰升上一片樣子很嚇人的鮮紅顏色。一路上直到巴黎,她不吃一點東西,不喝一口水,這與其說是為了懲罰我們,或許不如說是因為那段回憶壓在她的胃裡,真的把「胃袋」弄得「沉甸甸」了(每個階層有它的病理學)。 媽媽每天有一封信給我,每封信裡必定有德·塞維尼夫人書簡的摘句,這麼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含有對外婆懷念的因素。媽媽在信上寫道:「薩士拉夫人請我們去吃了一頓她獨擅勝場的早餐,要是你可憐的外婆還在,她又該摘引德·塞維尼夫人的話說,這早餐讓我們不邀客人來家而得以排遣孤寂了。」我一開頭回信時,傻乎乎地說了句:「從這些摘句,你的母親一眼就看得出是你摘的。」這一下,三天以後我就讀到了:「可憐的孩子,如果你是為了對我說聲我的母親,那麼你找德·塞維尼夫人幫忙可是找錯門了。她會象她回答德·格裡尼昂夫人那樣對你說:「『她對您就那麼不算回事嗎?我還以為你們是一家子的呢。』」 這會兒,我聽見了我的心上人在她的房間裡進進出出的腳步聲。我按了鈴,因為已經是安德烈帶司機來接阿爾貝蒂娜出去的時間了,這個司機是莫雷爾的朋友,是從維爾迪蘭家借來的。我曾經對阿爾貝蒂娜說起過我倆結婚的頗為渺茫的可能性;可我從沒對她很正式地談過這事;她呢,出於矜持,每當我說到「我不知道,不過也許是有可能的,」她總是帶著憂鬱的微笑搖搖頭,像是在說:「不,不會的,」那意思也就是說:「我太可憐了。」於是,我在跟她說我倆的將來「什麼都說不準」的同時,眼前就儘量讓她開心些,日子過得舒坦些,也許我還下意識地想通過這樣做來使她希望嫁給我。對這種奢靡的生活,她抱著一種取笑的態度。「安德烈的母親瞧我成了象她一樣的闊太太,一位照她的說法『有車有馬有畫兒』的夫人,一準要對我板起臉來了。怎麼?我從沒告訴過您她是這麼說的?哦,她是個怪人!讓我吃驚的,是她居然還把畫兒抬到能跟輕車駿馬相提並論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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