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13)_學達書庫

一三

　　因為我知道井深難以支付工資，所以我提出一個想法，我可以一邊教書一邊在他的公司裡幹活。這樣井深就不必付給我太多的錢，我還可以從教書中得到一份工資，雙方都可以過得去。井深和我長時間地交談，商量如何開辦我們自己的公司，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後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1946年3月我們最後決定，一旦完成全部細節後，我們就來辦這件事。就這樣，我一邊在大學裡當老師，領取政府的工資，一邊在井深這裡當研究員，計劃成立我們自己的公司。我們兩人都清楚，在正式成立我們自己的公司之前還有一個微妙的問題必須加以考慮，那就是我對我們家所承擔的義務。1946年4月，當時前田先生已經退休，不再擔任文部大臣了，我和他還有井深一起乘夜晚的火車趕到小鈴穀村去，他們準備懇求我父親允許我加盟，對新公司助一臂之力。他們知道把一個準備繼承家業的長子要過來意味著什麼，所以他們覺得應該當面向我父親表示誠意。

　　在日本，請別人的兒子，特別是長子，脫離自己的家庭而把他永遠地帶進一個商業世界，那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在某種情況下就好像是過繼一樣。就是現在，在一些行業中，特別是小企業，這種做法也還是要與父母正式商量的。甚至在大公司裡，當一個年青人加入公司這個大家庭時，也要表明其家庭背景、受何人推薦以及對雙方的忠誠保證。這種委託是誠懇的，因為它將貫穿一個人畢生的工作時間，而不是像在一些流動性更大的國家中那樣，只有幾年的雇用期。事實上，我有了一個新的家庭，擔負起新的責任。

　　我們的旅行並不舒服。舊車廂的窗戶破爛不堪，一路上從窗戶外吹進來冷風、黑煙和煤粉，但是小鈴谷村盛田家的歡迎卻令人感到溫暖。至今井深還說，他一直記得那次在我們家他和前田先生都非常愉快，「雖然當時只不過是吃了麵包，盛田家麵包房做的麵包真好，塗有奶油和果醬，還有茶。「戰爭剛結束時沒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這些東西就算得上奢侈品了。日本人把僅有的大米給最小的孩子吃，一次還只能吃一點點。大部分人都很難弄到大米。在戰爭期間，人們已經習慣於把大麥甚至土豆和少有的大米混在一起吃。戰爭徹底失敗了，國家大傷元氣，成千上萬的人在貧困的生活水平上艱難地度過最後的那些日子。

　　見面寒暄之後，井深和前田先生向我父親介紹了新公司的情況以及他們今後的打算，為了這項新事業，他們絕對需要我的加入。話說完後，我們都在緊張地等待父親的回答。父親對此明顯地有所準備。稍加思索後，他說道，他希望我能夠繼他之後成為戶主，也希望我能夠繼承家業。然後他轉向井深和前田先生說：「但是如果我兒子想做別的事情來發展自己或者充分施展他的才幹，那麼他應該按自己的想法去做。」他看著我，臉上露出了微笑。「你就去做你最喜歡做的事吧。」他說。我非常高興。井深更是喜出望外。他後來對我說：「我原來想像的比這艱難得多。」我的弟弟和昭當時還在東京的早稻田大學讀書，他主動答應在父親退休以後接管盛田釀酒公司。大家都松了一口氣，感到十分欣慰。

　　回到東京後，我們湊齊了錢準備成立新公司——東京通信工程公司，這筆錢很少，只相當於五百美元，或者說剛剛夠數。很快我們就把錢用完了，只好經常向父親借貸。他相信我們和我們的公司，從不逼我們還錢。我只好給他一些公司的股份。結果證明這是一種很好的投資，他對我們的信任得到了充分的回報。由於股值上升，他變成了公司的大股東。

　　雖然我可以從東京工業大學的教書工作中得到另外的收入，但我的心並不在教學上。我很想專心致志地在自己的新公司裡工作。有一天我高興地從報上讀到一條新聞，佔領軍當局決定從所有教師中將以前當過職業軍人的人清洗出去。我想這裡面也有我的份，因為我曾經是一名職業技術軍官，而且根據我的委任狀，我應該在現在已經不存在的日本帝國海軍中終身服務。執行佔領的聯軍總部(簡稱GHQ)對舊軍人的清洗是基於這樣一種想法，職業軍人是戰爭中的主要罪犯，他們曾一度控制了政府，所以不能讓他們對戰後日本的無知兒童再施加不良影響。對於我而言，這次清洗是個好消息，我可以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來撤消對大學的承諾，而且還可以回到新公司去一心一意地工作。

　　我去找服部教授，對他說，我雖然很喜歡教學工作，但由於這個消息我不能繼續留在大學裡了。他到辦公室去查看，但是別人告訴他，尚未接到文部省的正式通知，所以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學校裡讓我繼續留任，直到接到官方通知為止。我只好又在學校裡教了幾個月的書。我很想離開學校，但是又深感有義務幫助我的恩師服部教授，而不能一走了之。等了很久還沒有見到有通知來，於是我有了一個大膽的主意。我把報紙上的文章給校長和田小六先生看，向他表示了我的擔心，如果我繼續留任而被發現，那麼校方就會因為「未清洗」受到懲罰。我說：「根據這個我應該受到清洗，但校方卻說我應該繼續留任。我擔心這樣下去會給學校惹出麻煩，而我並不想對此負責。」校長考慮了我的意見，最後他說：「那好，你今天就可以停止教書了。」就這樣我的教書生涯到此結束。我向服部教授告辭後高高興興地回到公司。

　　幾個月過去了，一直沒有正式的通知將我從大學裡除名，學校裡每個月都要打電話來通知我去領取工資，因為我的名字還留在工資單上。雖然我已不再教書，但是為了補償通貨膨脹，每隔兩三個月還要給我加一次工資。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46年10月，文部省終於頒發了對我的清洗令。那些日子裡，我們的新公司一分錢也沒有賺到，所以能夠繼續領到一份工資還是很不錯的。

　　1946年8月，白木屋百貨店準備重修房屋，他們不準備再給我們留一個地方了。我們暫時搬到東京的老城區吉祥寺去，但是那裡並不令人滿意。最後我們搬到禦殿山上的一個非常便宜的、荒廢了的木棚屋裡去了。禦殿山地處東京南郊的品川，曾一度因其美麗的櫻花而聞名。1853年禦殿山上曾設有要塞，是東京灣防衛體系的一部分。但是當我們在1947年1月的一個寒冷的日子裡搬進那間經過風吹雨打的老房子時，禦殿山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要塞雄姿，周圍到處都是戰敗的景象，遍地彈痕累累。由於房頂漏水，有時我們不得不在辦公桌上撐一把雨傘。遠離鬧市，我們在這裡更加自在，而且比以前那個百貨店裡有了更多的空間。

　　為了找到東京通信工程公司的房間，你必須貓著腰穿過好幾道晾衣繩，鄰居們經常在那上面晾一些小孩的尿布，讓風把它們吹幹。我的親戚來看我時對這種寒酸相大吃一驚，他們認為我成了一個流浪漢，回去如此這般地告訴了我的母親。他們想不通，如果我不是那麼「激進「的話，我怎麼會找這麼個地方來工作？因為我是一個老牌公司的總裁的兒子，完全可以在名古屋過一個大少爺的舒服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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