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的故事(3)_學達書庫

三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受到有關家族傳統和先輩的教育。我的先輩中出過很多愛好文學和藝術的人，例如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他們一直都是社團的首領和村役所的官員，這個歷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德川幕府的年代。他們是上等人，所以享有使用姓名和佩帶腰刀的特權。無論哪一次我父母親帶我回小鈴穀村去看看或者住上一天，那裡的村民都會非常驚訝地對我表示讚歎，使我感到自負不已。

　　我的高祖父，也就是第十一代久左衛門，很喜歡新事物和新思想。在上個世紀末的明治時代，他邀請了一個法國人到日本來幫他種葡萄和釀酒。他既釀造葡萄酒又釀造米酒，由此出名，而且也從中受到激勵。那時候日本剛剛結束了二百五十年的閉關鎖國，向世界打開了大門。新鮮事物很時髦，而且明治天皇也鼓勵日本人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學習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技術。在東京，人們舉行正式的舞廳舞會，模仿歐洲的服裝和髮型，嘗試西式食品，甚至在宮中也是如此。

　　釀造葡萄酒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明治政府預計到大米的短缺，而大米正是釀造米酒的基本原料。種植葡萄園，如果有可能的話，用葡萄酒來取代米酒，這樣，在遇到預料中的歉收年時就比較容易對付了。歷史學家們還有一種說法，當時政府是為了給那些在新政下無事可幹的武士找一個就業機會。我們有大片耕地，所以1880年在明治政府的鼓勵下，從法國帶回了葡萄根莖，並且種植到我們的地裡。我的高祖父安裝了一台機器，用來加工葡萄，建起了適當的釀酒設施，還從附近招來了農工，在葡萄園中勞作。四年後總算做出了一點葡萄酒，這下子增強了大家的希望，認為這個新型的工業將會興旺起來。然而事實上並非如此。

　　當時法國的葡萄園正在荒廢，因為它們先是遭到了黴菌，後又遭到一種像蝨子一樣的葡萄蟲的侵害。很明顯，從法國帶回的葡萄根莖已經受到了感染，儘管做了精心的準備工作，這件事還是失敗了。1885年在久左衛門家的葡萄園裡發現了葡萄蟲，葡萄藤必須全部扯掉，久左衛門必須賣掉土地來抵債。葡萄園被改作桑田，用於養蠶。但是盛田家的其它傳統產品，例如醬油和豆醬，卻在1899年拿到巴黎參加了國際博覽會，其中還有一種產品贏得了金獎，這在那個年代對於一家日本公司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總之，我的這位祖先有一種對新事物的渴望，而且還有一種不因一件事失敗了就放棄的勇氣和力量。他的前一任戶主開創了啤酒製造業，請了一位中國釀酒師。這位中國釀酒師是在英國學的手藝，他自己還開了一家麵包店，如今這家公司叫作PASCO，生意興隆，已經有了海外分店。不屈不撓、堅持不懈、樂觀向上，這些天性從家族的基因中傳給了我。我想我父親從我身上可以看出這一點。

　　我的高祖父于1894年逝世，為了紀念他生前的功德，1918年在小鈴穀村為他建了一座青銅像。他曾經用自己的錢為村裡的人修路，改善設施，還做了許多其它的善事，因此當明治天皇巡視我們家鄉附近地區時，曾對他授勳。不幸的是戰時為了彌補軍需，那座銅像被送去熔化掉了。人們留下了一個模型，又做了一尊陶瓷的胸像，這座胸像至今還樹立在小鈴穀村宗祠前的小樹林裡。

　　雖然看起來我們家的歷史一直在小鈴谷村的周圍，但是我的父母親卻從那個安靜的小村子搬到了名古屋市，名古屋市是愛知縣縣府(日本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譯者注)所在地，我就是1921年1月26日在那裡出生的。把家搬到名古屋這個熱鬧的工業城市去，只是父親促使盛田公司現代化的計劃中的一個步驟，它給古老的公司注入了新的精神。另外，在城市裡辦一個現代化的企業也比在那個美麗的小村子裡更加便利。所以我不像我的祖先們那樣生活在一個小村莊裡，而是在一個大城市裡長大。當然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根還是在小鈴穀村。

　　最近我們在老家的倉庫中發現了很多有關那個小村莊的古老文件。這些文件很有趣味，我已經建立了一筆基金，用於對這個歷史文件圖書館的保存與研究。這些材料都很詳細，它們從一個非常實際的觀點對三百年前日本的農村生活做了大量的描述。我們對這些文件進行了分類，並把分類合訂本提交給日本的各個主要圖書館和大學。還建了一個玻璃外套，將原來的倉庫罩起來，旁邊連著一座三層樓的房子，學者們現在可以在那裡研究那些歷史文件，而它們仍然放在原來倉庫中的老地方。我總是想，如果我退休了，我還可以在小鈴穀村研究歷史，與那些歷史文件打交道，度過繁忙的晚年。

　　我父親對我十分慷慨，儘管如此，我仍然肩負著長子的重任，所以他決定我從很小時就應該接受商業教育。父親受到時代的限制，因為他是家裡長子，所以為了挽救家業，他必須中止學業。他一直是個很講實際的商人，而我認為他是保守，有時甚至保守得過了分，特別是要為一件新的、有風險的事或者非同尋常的事做出決定的時候。他看上去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做出決定，而且還總是要擔心。有時候我甚至認為他會為了沒事可擔心而擔心。我經常為某些對我的管束與他爭執，我想他喜歡這些小小的爭執，這是一種教育我的方法，它使我學會了邏輯地說理和表達自己的論點。他甚至將我的憤怒轉為訓練。直到我長大以後，我還是繼續為他的保守主義與他持不同意見，但是這對我們家卻有好處。與他在生意上嚴肅與謹慎的個性相反，他是一個溫和、慷慨的父親。他的全部休閒時間都是與孩子們一起度過的，給我留下了很多的美好回憶，其中有他教我們游泳、釣魚，還有徒步旅遊。

　　在父親的眼裡，生意畢竟是生意，不能開玩笑。我記得十歲或者是十一歲時，我就第一次被帶到公司辦公室和釀酒廠去。父親想讓我看一下怎樣做生意，我長時間地坐在他的身邊，旁聽枯燥無味的董事會議。就這樣，他教會了我如何與雇員交談。我還在讀小學時就學會一些生意經。因為我父親是老闆，所以他可以讓經理們到家裡來彙報和參加會議，而在這樣的場合他總是堅持要我旁聽。不久，我就對此感到津津樂道了。

　　父親總是不斷地提醒我：「你一出生就是老闆。你是家裡的長子，切記勿忘。」絕對不允許我忘記，將來總有一天我會成為父親的繼承人，擔當公司的最高管理者和家族的戶主。我認為有一件事至關重要，當我還是一個年青人時，就不斷地受到這樣的訓戒：「不要以為身處高位就可以支配周圍的人。要搞清楚自己決定要做的事，同時也要搞清楚讓別人做的事，並對此擔負起全部責任。」我還受到過這樣的教育，斥責部下，出了問題就推到別人身上，也就是找個替罪羊，這些都無濟於事。按照家裡人教導我的日本式思維方式，合適的做法應該是利用與別人達成的共識來完成一件事，使雙方都受益。每個人都想獲得成功。在學習與雇員共同工作時，我發現一個管理者需要培養自己的耐心並學會體諒別人，不能做出自私自利的舉動，更不應該對人耍弄卑劣的手段。我一直堅信這些概念，而這些概念幫助我形成了一種管理哲學，這種管理哲學在過去以至今天都對我和我的公司起著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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