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48)_井上靖

四八

　　同時，三界寺裡的還有一個使役，也是受人之托，拿來了一件與於闐王族不同的東西。這是一個小包裹，打開一看才知道是一本書卷和一封信。信中寫道：

　　「……緣分所至，在下因人之托，得獲沙州節度使曹氏家譜一卷。日後一旦有便，萬望後來之人將此家譜捐贈寺廟之中，並為曹氏一族祈禱冥福。曹氏在河西世代為官，慮及當局忌諱，此事不便張揚，而在李聖天所開佛窟中祭祀即可。李聖天之女乃曹家兒媳，多少也算有些親情也……」

　　信上所言之事是用漢文、西夏文和左書的回鶻文寫成的，筆力遒勁，字跡工整。從用三種文字書寫這封信來看，可以肯定不是西夏佔領沙州以後的事，寫信人是考慮到這封信將來不管落到誰的手中，都可以被人看懂。他在信尾處的落款是「大宋潭州府舉人趙行德」。

　　三界寺依照於闐舊王族的拜託，儘快地修復了李聖天當年開挖的佛洞，並依照另外一位委託人的請求，在洞中設壇，將一卷曹氏家譜供奉其上，享受祭祀。正如趙行德在信中所囑，寺廟未敢公開設壇祭祀曹氏家族。因此除了三界寺的住職僧之外，無人知曉壇上供奉的是曹氏家譜，也不知為何人祈禱。

　　曹氏家譜自一世祖曹議金開始，一共記錄了曹氏八代宗主的姓名，以下分別是元德、元深、元忠、延敬、延祿、宗壽、賢順，並且詳細地記錄了他們的生辰八字以及畢生的業績。最後一代宗主曹賢順為了抵抗西夏入侵，戰死疆場，他的忌日是景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與其他宗主有所不同，在卷末還記下了賢順之弟延惠的生平，「生前篤信佛教，西夏入侵之時，恥於逃避，遂獨自留守城中，於大火中自焚身亡……方丈室內化盡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簷飛五采，動戶迎風……」後面的這一段文字讀起來頗似祭誄。他的忌日也是景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與其兄相同。

　　曹氏家譜僅在洞中供奉一日，第二天就轉移到廟裡的藏經閣中去了，從此不得再見天日。

　　光陰荏苒，時代變遷，歷史的長河流逝了幾百年，沙州在這漫長的歷史變遷中數易其名。宋時被西夏佔領，失去了州名；爾後，在元代又再度稱作沙州；至明代則為沙州衛；清朝乾隆年間改為敦煌縣。所謂「敦煌」，是宏大昌盛之意。昔日兩漢、隋唐年代，此地作為西域文化傳入東方的必經之地，曾經一度燦爛輝煌，故而得此地名，兩千年後這個值得炫耀的地名又得以恢復。

　　乾隆以後，隨著敦煌這個地名的恢復，鳴沙山千佛洞也被改稱為敦煌石窟。但是敦煌石窟並沒有因為有了一個新的稱呼而興盛起來。敦煌縣附近雖然有些人知道這些石窟，稍稍再遠一點，就完全無人知曉了。這些石窟群就這樣在歷史的長河中默默無聞地湮沒於沙漠之中。

　　本世紀初，有一位名叫王圓祿的窮道士來到鳴沙山，發現了埋沒在沙塵中的石窟群，於是他就在把一個石窟打掃乾淨，並住了進去。自西夏入侵此地，到這時候已經過去了八百五十多年了。王道士躬腰駝背，全無一點風采，加上滿臉的晦氣，一副窮極潦倒的模樣。一日，他在一個石窟中清掃浮塵時，偶然間在北面的洞壁上發現有一處地方比四周更加突出。他用一根木棍將突出處的泥土搗下來，卻發現這一處壁面發出異樣的聲響。王道士又找來一根更粗的木棍，朝著那個地方用力地敲擊。敲了兩三下後竟將壁面敲破，原來是個洞穴。他向裡面看了一眼，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見。但他發現泥土落向裡面，可知這個洞是空的。

　　王道士又拿來了一把鐵鍬，花了半天功夫，總算是把洞口的泥土都挖開了，但還是看不清洞內到底有些什麼東西。他回到自己的洞窟，又拿來了蠟燭，借著燭光再朝洞中張望，他終於發現了洞中的秘密，這個洞裡堆滿了各種各樣的經卷。

　　王道士趕緊將此事稟報敦煌縣衙，但是等候多日，仍不見有任何回音。王道士沒有辦法，只好再次去縣衙打聽，敦煌縣卻只是讓他代為妥善保管。

　　王道士看到有遊客來參觀千佛洞，於是他就將這些遊客引到自己發現的洞中，向他們展示洞中大量的經卷，再添油加醋地向他們神吹一通自己發現這個藏經洞的過程，由此換得一點佈施，倒也不愁溫飽。

　　1907年3月，英國探險家斯泰因來到敦煌。他參觀了千佛洞，來到了王道士的洞窟。斯泰因將洞中的經卷一一拿出。王道士看到這個英國人居然敢於進入自己都不曾涉足的洞穴之中，甚感驚訝。

　　斯泰因對這些經卷小心翼翼，逐一展開，仔細研讀。他將洞內將近三分之一的經卷都取了出來，所以費了不少時日。英國人與王道士商量，他願意給他一大筆錢來換取他的這些經卷。王道士這時才知道自己找到的這些經卷是古籍，他為這些書籍能夠換到如此之多的錢而感慨萬端。

　　英國人想換取全部的經卷，但是王道士擔心官府日後追究，執意不肯依允。最後英國人只買走了六千卷，但裝箱之後，雇了四十頭駱駝，才將這些經卷從千佛洞運走。

　　1908年3月，又有一個外國人來到這個石窟，這次是法國人貝利奧。他想得到王道士洞中剩下的經卷。王道士見縣衙始終沒有回音，他左思右想，不知如何處置是好。最後他出於對當地官府的責任，還是不願意全部出讓。

　　貝利奧將剩下的經卷的一半，大約有五千多本，買了下來，並于當年5月，雇了十輛車運走了。

　　貝利奧走後，王道士也暫時離開了藏經洞。由於藏經的數量的減少，遊客也無心觀賞了，甚至有人對此事起了責難之意。

　　以後的數年中，日本和俄國的探險家又來找過王道士。王道士對手中剩下的寶物越來越少深感惋惜，同時又迫於貧困，還是不得不拿它來換錢度日。他心裡一直在想，為什麼這些外國人都跑到這裡來買這些舊書呢？

　　俄國人走了之後，又過了一年，從北京來了一些軍人。他們把洞裡剩下的經卷全都用馬馱走了。這些軍人來時王道士躲了起來。他打聽到這些軍人都走了時，又到藏經洞來了一趟，但是洞裡連一片紙都沒剩下，一空如洗。王道士點了一盞燈火，走進洞內。周圍的洞壁上只在北面畫有壁畫，這時也都可以看得到了。畫上畫的僧侶穿著朱色的衣服，站在他們對面的女人的裙裾是青色的，王道士面對這些精美的壁畫，看得目瞪口呆。

　　王道士從洞裡出來，坐在石窟口前的一塊石頭上。千佛洞前茂盛的樹木在清風的吹拂中輕輕地搖動。柔和的陽光下，四周靜悄悄的。王道士懶洋洋地看著這些風景，心裡在想，這個洞裡藏的古籍還不知道是多麼貴重的物品呢？如果不是這樣，那為什麼那些老毛子會一個接一個地跑到這裡來買呢？自己眼拙，看不出其中的價值。報告給縣衙，他們也搞不清楚。看到外國人拿走了那麼多以後，連北京的軍爺也坐不住了。自己肯定幹了一件蠢事，與人家做了一樁最不划算的買賣。王道士想到自己讓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機會從眼皮下白白溜了過去，沮喪得不得了，呆呆地坐在那裡不願起來。

　　事實上，藏經洞裡的寶物比王道士想像的具有更加巨大的價值。這種巨大的價值就連將經卷運走後向學術界做了介紹的斯泰因和貝利奧在當時都並不瞭解。

　　這些經書的種類繁多，全部共有四萬卷，包括公元三、四世紀時的貝葉梵文佛典，用古突厥文、突厥文、藏文、西夏文等文字寫成的佛經，世界上最古老的手抄經文，甚至還有大藏經中都未曾收集到的佛典。出土的藏經中還有禪定傳燈史的貴重資料，各種極具價值的地方誌，摩尼教和景教的教義傳史書。特別是其中大量的梵文和藏文典籍等，對於當今古代語言文字的研究有著開創新紀元的重大作用。另外，其中包含的各類史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的東洋史學和中國史學的研究。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敦煌石窟出土經卷不僅對東洋史學，對世界文化史上的所有領域而言，也都是燦爛輝煌的瑰寶。要想判明它們對這些領域的改變將起到的重大作用，還需要後人付出更多的時間。

　　後記

　　拙著於《群像》雜誌昭和三十四年一月至五月刊上分次連載。寫作過程中曾蒙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藤枝晃先生鼎力相助，深受教益。付梓在即，謹向先生深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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