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譯序(2)_北回歸線

總譯序(2)

　　亨利·米勒的父親是一個沒有多少文化修養的裁縫鋪老闆，後來又嗜酒成性，亨辛·米勒出生後不久，全家從曼哈頓搬到東河對岸的布魯克林，居住在工廠和小商小販中間。成長中的亨利·米勒所處的家庭條件和社會環境都不十分優越，亨利·米勒也沒有受過很高的正規教育，他1909年進入紐約市立學院學習，兩個月後即放棄學業，然後從事過各種各樣的職業：水泥公司的店員、陸軍部的辦事員兼不拿薪水的《華盛頓郵報》見習記者、他父親裁縫鋪的小老闆、電報公司的人事部經理，以及洗碗工、報童，垃圾清理工、市內電車售票員、旅館侍者、打字員、酒吧招待、碼頭工人、體校教師、廣告文字撰稿人、編輯、圖書管理員、統計員、機械師、慈善工作者、保險費收費員、煤氣費收費員、文字校對員、精神分析學家，等等，有的工作他幹了甚至不到一天。豐富的生活經歷為亨利·米勒的創作提供了廣泛的素材，他在這些經歷中的深入觀察和各種深刻的感受又使他的創作不落俗套，既有堅實的生活基礎，又有富於哲理的思想內容，並以創新的形式加以表現，亨利·米勒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顯然比他的同時代美國作家要晚，而且成名也晚。年紀比他輕的海明威、福克納、菲茨傑拉德等作家，在20年代都已小有名氣，或已有了相當的成就，而他那時候卻還在為生活奔忙。他發表第一部作品時已經四十三歲，也可謂大器晚成。在文學上成功得晚自有晚的好處，由於作家思想上已比較成熟，又有豐富的閱歷，見多識廣，所以更容易一上來就形成自己的風格，作品中反映的問題也往往更為尖銳，更能一針見血。

　　亨利·米勒大概就是這樣一位作家。他曾自稱為「流氓無產者的吟游詩人」，可以說，這是對他自己創作風格的最好描繪。

　　自從他發表第一部作品《北回歸線》以來，他就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批判風格，專寫一些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物，通過他們來攻擊西方社會，並不惜使用污穢的語言。他所寫的這些人物大多是他自己在豐富的生活經歷中接觸過的，他所用的語言也是他所接觸的那一階層人普遍使用的語言。他通過他筆下那個表面粗野的社會來表達他對西方社會深思熟慮的看法。就這方面來講，他雖然比大多數作家出道晚，但一出道即顯示出他的優勢，這不能不說是得益於他所混跡的那個社會，他所接觸的三教九流，以及他所從事過的各種職業。

　　亨利·米勒對西方文化和西方社會的批判受到西方現代思想領域內尼采哲學思想和施本格勒關於西方文化沒落等學說的深刻影響。尼采如同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一樣，一直在試圖確主人的真正價值，但是，他深切地感到，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倫理道德、宗教及個人主義傳統不但沒有幫助人真正確立自己的價值，相反，卻使人越來越感到正在失去自我，正在受到強大的異己力量的無法擺脫的控制，人變得更加無恥、卑微、懦弱。20世紀西方人普遍感到失去自我的痛苦，敏感的尼采在19世紀中後期就已經強烈地感受到了，所以他提出：「成為你自己！你現在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亨利·米勒在同西方文化、西方社會的衝突中有著同樣的感受，所以他那種尋找自我、尋找家園的意識在創作中強烈地表現出來，他在《黑色的春天》一書最後說：「今晚我願意想一個人，一個孤獨的人，一個沒有姓名、沒有祖國的人，一個我所尊敬的人，因為他和你絕無共同之處，——這便是我自己。今晚我將考慮我是什麼。」亨利·米勒由於親身經歷了20世紀西方社會中個人與社會文化的衝突，所以他那種失去自我、失去家園的感覺更為強烈。在西方社會裡，人可以有自己豪華的家，但仍然沒有自己精神的家園，因此，德國哲學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沒落》一書對他有很大影響。施本格勒相信西方已經度過「文化」的創造階段，進入了反省和物質享受的階段。未來將是無可挽回的沒落。亨利·米勒從西方的物質文明中看到了整個文化的沒落趨勢，他接受了施本格勒啟示性的觀點以後，更感到在這種趨向沒落的文化氛圍中無家可歸。

　　為了找回自我，找回家園，亨利·米勒形成了強烈的反叛精神，他的這種反叛精神所採用的方式，同文藝復興時期的拉伯雷十分相似。拉伯雷以激烈的口氣，粗俗污穢的語言，猛烈攻擊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經院哲學及其支柱巴黎神學院、法院、教會等，這同我們在亨利·米勒作品中看到的那種口氣和語言何其相似乃爾，兩人甚至在談論拉屎撒尿的問題上都有很多共同之處。亨利·米勒似乎是和拉伯雷一樣，故意公開談論人們日常交往中往往避諱的東西，來表示一種精神的反叛。

　　亨利·米勒的精神反叛尤其表現在反傳統方面。他在西方文化氛圍中感到十分壓抑，同時他又是在一個一貫標榜民主自由的國度裡長大的，思想上較少束縛，所以他尋求自由，尋求自我，強烈反對傳統的束縛。當年惠特曼通過歌頌民主、自由、自我而宣揚的美國精神，他試圖擺脫西方傳統，希望建設一個新型國家而做的美國夢，似乎都在亨利·米勒身上復活了。只是亨利·米勒沒有惠特曼那種豪放的熱情，而且他既做著美國夢，又是美國夢的批判者。他在反傳統方面要比惠特曼更為徹底。他在寫《北回歸線》的時候，曾為取什麼書名費了一番琢磨，他考慮把這部小說稱作「醉酒巴黎」，不久又提出兩個書名，請他的好友阿那依斯·寧幫著出主意，一個書名叫「我歌唱赤道」，這是用的惠特曼的口氣。另一個書名就是「北回歸線」。阿那依斯·寧由於愛好占星術而相中了後者。「北回歸線」的英語原文是「Tropic of Cancer」。「Cancer」是天文學上的「巨蟹座」的意思。亨利·米勒自己也喜歡這個書名。因為他由此而聯想到許多。他在筆記本裡摘抄了古羅馬諷刺小說《薩蒂利孔》中這樣一句話：「我自己出生在巨蟹座下，因此我獨立自主，在海上和陸地上都擁有大片領地。」蟹可以橫行不羈，像征著自由的精神，亨利·米勒以此自喻，表明他要從各個方向自由地批判一種已經開始沒落的文明的種種弊病，要從傳統的固定軌跡中解脫出來。所以他要比惠特曼嚮往一種更徹底的美國式自由，要同所有的傳統決裂，也包括已在美國形成傳統的美國夢。

　　另一方面，「Cancer」一詞作為普通名詞，又有「癌」的意思，大多數人得了癌症以後必死無疑，亨利·米勒要像死神一樣來宣告那個他在那裡成長起來的國家及其文化的死亡，因為它已經得了「楊梅大瘡」。

　　亨利·米勒在反傳統方面同兩位法國作家很相似。其中一位是像征主義詩人韓波。韓波一生窮困潦倒，但是他拒絕工作。

　　他到處流浪，酗酒，搞同性戀，生活上無拘無束，所以他反對宗教、道德及任何傳統的束縛，他甚至要擺脫個人人格的束縛和語言的束縛，要成為「永恆」的代言人，要去掉單調的公認含義和邏輯內容，試圖創造出能表現詩的意境魅力的新語言形式。同亨利·米勒相似的另一位作家是超現實主義的領袖人物勃勒東。他傾向子無政府主義，對以理性為核心的傳統理想、文化、道德產生強烈懷疑，因為他認為，人的理性已受到資本主義文明的毒害。為了擺脫這種毒害，人必須保持內心生活經驗的獨立性，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擾，不受傳統的任何束縛，這樣才能改變世界和人性。為了實現這一久，他強調藝術上的絕對自由，這就是消除夢幻與現實、理性與瘋狂、客觀與主觀之間的界限，自動寫作是勃勒東在藝術上企圖徹底打破傳統、追求絕對自由的一種嘗試。亨利·米勒和這兩位法國作家在反傳統方面的徹底要求使他們三人在文學創作所表現的內容和採取的形式上有許多共同點；但是，亨利·米勒認識到，文明對人性的壓抑就在於理性不斷迫使現代人屈從于現代文明所形成的一套傳統，所以他甚至比以勃勒東為首的超現實主義者們走得更遠。他決心要適應現代人的迫切要求，不是像勃勒東那樣再現無意識，而是提出了意識的必要性。

　　我們應該把亨利·米勒看作自我的重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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