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_安妮日記_學達書庫

前言

　　在13歲生日那天，安妮·弗蘭克收到的禮物裡最讓她高興的是一本硬皮筆記本。於是，她開始在上面寫日記。她津津有味地談起自己、朋友、學校的考試、年老的數學教師，還有哈裡，那個讓安妮朦朦朧朧地感到羞怯的16歲小夥子。一切從她嘴裡出來都顯得那麼輕鬆。然而，她的父母是1933年從德國移居此地的德裔猶太人，在1942年6月的阿姆斯特丹，他們必須佩帶黃色的大衛星，不能做電車，不能進電影院，不能騎自行車，8點鐘後不能坐在花園裡。但這一切都不能難倒安妮，生活像閃耀的陽光一樣讓她著迷。不久，厄運降臨，一家人必須選擇要麼躲起來，要麼聽從蓋世太保的招降。按你收拾的第一劍隨身物品就是她的日記——還有她的卷髮筒和學校課本。

　　幾個月來，她父親一直在准配藏身的地方——荷蘭的很多老房子建有密室，這些密室面朝花園或天井，可以封閉起來，與外面隔絕。安妮父親辦公地酒樓裡就有兩層密室。此時，公司已經交給兩個荷蘭人打理。這兩個人憑著勇氣和對友誼的忠誠，接納了弗蘭克一家，使他們得以暫時躲過納粹的搜捕。於是，安妮、她16歲的姐姐瑪格特和她們的父母就在這裡避難，深藏在不見天日的密室裡：幾天後另一家人也加入進來，凡·達恩夫婦和她們不滿16歲的兒子彼得；再後來又添了一位名叫杜塞而的牙醫。他們呢從此整天提心吊膽，輕言慎行。對一個生機勃勃的小姑年來說，這樣的日子是要比大白天逼她上床睡覺還難熬的。原本各自生活的兩家人在如此令人緊張和煩躁的情況下被強行扯在一起，日子更加難過。

　　在不能隨意活動的日子裡她都做了什麽呢？讀書，讀那些荷蘭朋不斷捎來的書，還有就是寫日記，把她想對一個親密朋友講述的一切都寫進去。隨著盟軍反攻日子的來臨，她想，或許到了秋天，她便可以告別這座充滿死寂和饑餓的囚牢，重返校園。

　　確實，在秋天來臨之前她真的離開了那裡，但去的是一處集中營。1944年8月4日，蓋世太保的魔抓終於伸到了他們的身上。人們後來在蓋世太保留下的狼籍中發現了安妮那本珍愛的日記，並把它交給了她的荷蘭朋友們。

　　就在那之前整整四個月的時候，她寫道：「我想活下去，即使在我死後。」如今，那扇曾今藏匿她的們早已關閉，那個小姑娘——因無法遏制歡快的性格上課講話，惹得老教師罰她寫一篇以「話匣子」為題的作文——也已淹沒在無痕的歲月裡，可那深藏於一個孩子天性中的歡快、活潑和生機，卻日久彌新。她深信日益臨近她的是美好，是歡樂，是繼續長大和學習的機會。「我很想幫幫你。」她總是對彼得說。「克你一直在幫我呀，」他告訴她，「用你的快樂。」

　　安妮日記最初部份記錄的是這個女孩剛開始用自己的朦朧的理性觀察世界的時候。這個天性熱情的孩子，每天一睜眼，看到的是囚牢一樣的四壁。四個大人還要把她當成唯一對象，來宣洩他們神經質一樣的焦躁，安妮當然不會輕易馴服；她憑著孩子氣的驕傲，很容易地就明白了大人麼的企圖：無非是想讓這個熱烈、善良的孩子變得乖巧、討人喜歡一些。

　　在日記裡，她自然、透明地分析著自己和同伴的本性。在壓抑的環境中她快速成長，用心體會她周圍低沉、緊張的氣氛，甚至琢磨出如果假裝虛偽一點，日記就會好過一些——當然，她沒有這麼做。她學習的是人類課程裡最難的一課——超脫。同時，她靈魂最深處總有個聲音在告誡她，她就要死了，但她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麽，她有她的信仰，她有心中的愛情。還不到15歲，她就寫道：「我感覺我是個女人，一個擁有道德力量和勇氣的女人。」

　　又一次，她夢見了彼得，一個她孩提時愛慕的人。這個夢預示著她對彼得·凡·達恩滋生的特別情意。初見彼得·凡·達恩時，她覺得他是個又乏味又愚笨的傢伙。可沒過多久，大概一年半吧，兩個孤單的少年，帶著羞怯，走得更近了。兩個漸漸以親昵的姿態接觸；她學會了系那個他秦蘇；她在日記裡記下他對自己的每一句讚美，並因此喜不自禁。在日記裡，她意見單、平靜的風格，記錄了兩人像孩子一樣玩耍、共處時，她感受到的心靈的撞擊。

　　安妮是個天生的作家。她生動地勾勒出幾件毫無舒適可言的房間，房間裡的氛圍和氣味，夜間持續幾個小時的恐怖，八個人同處一室的尷尬。這些描繪都滲透著她天性裡的活潑和漫不經心的從容。分享她房間的牙醫杜賽爾先生的怪癖，她善良、聰明、富有魅力的父親，她說話帶刺、沒有耐心的母親，她好心的姐姐，好激動、一生氣的凡·達恩一家——她把他們看得很清楚，並總是到這一種成年人才有的公正和憐憫。對風雲莫測的日子裡她心裡捉摸不定的情感，對自己體內彌漫的青春氣息，對眾人幽閉在陋室的感受，她都能找到貼切又動人的詞語。

　　安妮的日記坦率、透明，沒有裝腔作勢，沒有無病呻吟，即使在她面對自己談論自己的時候。她只是個少不更事的小姑娘，在長輩們向她施壓時，只有裝傻——可在背後，她仍在探尋自己內心深處的感受。就好像知道來日無多，必須抓緊一樣，她一路狂奔。就這樣，一個在學校裡因新歌歡快受人歡迎的孩子，在無人贊許的環境下學會了為人處世。在爸爸媽媽不理解她的時候，她表現得很冷靜，把這個問題握在手中，反復掂量，最終平靜地把它擱在它應該在的位置上。在僅僅來那個年多一點的時間裡，這個女孩子在內心成長的路上走得這麼遠，並在日記裡將自己的成長著麼豐富地展露出來。

　　她到底走了多遠呢？她死於1945年3月伯根-貝爾松的集中營裡，荷蘭解放前兩個月，本該屬於她的16歲生日的前三個月。

　　啞然無語。納粹怎麼能做出這樣的事情？是不是所有的罪責都一股腦兒地砸向某個民族或黨派就完事大吉了呢？不，著無濟於事。我們要問的應該是：是什麽力量驅動他們做出正陽的事情？是什麽力量驅使一個人要如此蔑視他的同胞，以至於讓她確信，一個猶太人或一個政治上的對手，就用該，就必須，被像一樣對待並被徹底撲殺呢？

　　驅動他們的是一種信條。人類很早就學會了如何讓某種信條封堵上自己的眼睛和耳朵，這樣他們就能無視與受害者的痛苦。他們認為人類的存在要從屬於歷史的目的。為了他們所效力的未來，他們有權犧牲一代人、兩代人，在成千上萬的男人和女人面前充當天意的代言人。

　　然而，在成千人死難後，人類精神之花真的必將綻放嗎？是不是只要統治者夠理性、購物請，人類就可以被塑造成理想的摸樣呢？德國人相信，只要致這個可愛的孩子于死地，就朝著他們要實現的未來又邁進了一步。在饑餓和悲慘中，在伯根-貝爾松，安妮·弗蘭克走了，走進了一座千萬人壘起的墳塋，隨即帶走了一項有關人類的構想。正是這些構想令它的子民們去折磨和殺戳。折磨和殺戳，只為一個妄想。

　　在兩年多的時間裡，這個孩子伴隨著淚水、耐心和歡樂，在自己身上不斷耕耘，幸福而真誠地微笑著，即使在貝爾松，即使在她無力抗拒人類的虛妄時，也不曾失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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