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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不過,實際的絕育比例依然不高。根據在大衛的推動下確立的優生絕育法,一個「不合格者」要先同司法、醫療、教育或福利系統接觸,之後才能做絕育手術。接著,1916年,一個名叫麥迪遜·格蘭特的美國人出版了一本優生學的書,後來這本書被一位名叫希特勒的德國人奉為「聖經」。在這本名為《偉大種族之延續》(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的書中,格蘭特提出一項政策,與高爾頓在科幻小說中主張的觀點有些類似:政府應當打著做慈善的幌子,將整個國家所有「道德敗壞、有精神缺陷和遺傳缺陷的人」騙到一起,然後對他們實施絕育手術。美國的優生學家們覺得這個主意很棒。十幾年後,希特勒通過了德國的第一部強制絕育法,美國的優生學家兼醫生約瑟夫·德賈內特扼腕歎息:「我們在自己的領域內被德國人擊敗了。」

  並非所有美國人都擁護這個通過基因清洗創造美好社會的計劃。反對的聲音也不小。1910年,美國律師協會主席斥責優生絕育為「野蠻行徑」;俄勒岡反絕育聯盟的代表律師稱之為「暴政和鎮壓的機器」;天主教的反對最為強烈,理由是絕育褻瀆了生命的純潔。1906年,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塞繆爾·彭尼帕克將世上第一部強制絕育法扼殺在萌芽中,他說:「縱容這樣的手術,就是在迫害那些無助的群體……那些州政府承諾保護的人。」

  科學界也湧現了成堆的反對聲。越來越多的學者將優生學的科學理論稱作「一派胡言」,他們指出,後天環境才是關鍵因素,它決定了許多優生學家認為應當通過絕育根除的特質:貧窮、濫交、文盲和犯罪。其他科學家質疑「退化」這一概念和「做慈善會導致生理退化」這一理論,他們不相信生命會以大衛所說的方式「倒退」,不相信海鞘等生物是因為寄生而退化為披有囊包的固著動物。這些懷疑之後都被證明並非空穴來風。

  關鍵點在於《物種起源》這本書,大衛和他的前輩弗朗西斯·高爾頓都忽略了書中的一條關鍵信息。在達爾文看來,什麼是使得某個物種變得強大的最佳方式?到底是哪種因素,能夠讓該物種歷經考驗生存下來,並且經受混亂的各種強有力的打擊——洪水、乾旱、海平面上升、溫度波動、競爭者入侵,以及天敵和害蟲?

  答案是變異,基因層面的變異,繼而表現為生物的行為特徵和生理特徵。同質性無異於死刑。一個物種沒有突變體和異類,就會暴露在遭受自然侵害的危險中。在《物種起源》中,達爾文幾乎每一章都在讚頌變異的力量。擁有多樣基因庫的物種更健康強壯,不同個體之間的交配則賦予後代更強的「生命力和繁殖力」,就連能夠完美自我複製的蠕蟲和植物也具備交配能力,讓基因庫保持多樣性。達爾文對此讚歎不已。「這些事實是何等奇異啊!」他喊道,「倘若我們用不同個體間的偶然雜交是有益或必需的這一觀點來解釋這些事實的話,又是何等簡單明瞭啊!」

  雜交的另一種說法是「豐富基因序列」。環境變化後,我們不知道哪些特質會變得有用。達爾文想盡辦法警告人類不要干預這一過程。在他看來,人類容易被表像蒙蔽,無法理解基因的複雜性,而這便是最大的隱患。那些看起來「不適應環境」的特質可能對一個物種或生態系統的生存有利,或者待環境變化之後,這些特質會有利於該物種生存下去。長頸鹿有了那難看的脖子才具備勝過對手的優勢,看似笨重的皮下脂肪讓海豹在逐漸變冷的環境中生存,被視作怪異的人類大腦或許藏著大多數人無法理解的發明、發現和變革的關鍵。「人類僅能對外在的和可見的性狀加以選擇:自然界並不在乎外貌……(她)作用於每一件內部器官、每一丁點體質上的差異以及生命這一整部機器。」

  我們來看看藍細菌的例子。它不過是海洋裡一個小小的綠色微粒,幾百年來在人類眼中不值一提,甚至一度連名字也沒有。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一天,科學家突然發現我們呼吸的氧氣有很大一部分是它製造的。現在,我們對它表示尊敬,那小小的綠色微粒,將由我們盡力去保護。這正是達爾文早已預見的場景,他向人類發出警告,直截了當地反對將自然的饋贈進行排序,因為「哪些類群最終能夠穩操勝券,卻無人能夠預言」。

  這份謹慎,這份謙卑,這份對超越人類理解力的生態多樣性的尊敬,實際上由來已久。這是一個基本哲學概念,有時被稱作「蒲公英原則」:在某些情況下,蒲公英是必須剷除的雜草,而在另一些情況下,它卻是人為培育的珍貴藥材。

  優生學家沒考慮到這個無比簡單的相對性原則。他們試圖剷除基因庫中「必不可少的」多樣性,結果卻破壞了培育優良人種的良方。

  ***

  然而,上述的種種論據,不管是哲學、道德還是科學方面的論據,似乎都沒能動搖大衛對優生學的信念。他和其他優生學家一起,批評那些反對者幼稚、感情用事、遲鈍到無法顧全大局。「教育永遠無法代替遺傳,」大衛在名為《你的家族譜系》的優生學圖書中如是說,「關於這點,有一句阿拉伯諺語說得很明白:『爸爸是野草,媽媽是野草,你能指望女兒長成番紅花嗎?』」

  面對甚囂塵上的反對聲,大衛更加努力地推進美國的優生絕育計劃。大衛的一位朋友是個寡居的女性,名叫瑪麗·哈裡曼,大衛說服她捐出50多萬美元(相當於今天的1300萬美元)資助優生學檔案辦公樓(簡稱ERO),一個光鮮亮麗的優生學研究機構,位於紐約科爾德斯普林港。在這裡,研究人員著手收集上萬美國人的大量數據,隨後他們利用這些信息繪製家族圖譜,揭示貧窮、犯罪、濫交、欺詐和喜愛海洋(他們稱之為「嗜海性」)這些由血液決定的複雜現象。他們的確得出了一些有用的結論,例如白化病和神經纖維瘤的遺傳規律,但其他結論大多是不真實的。該機構的研究人員慣于篡改數據,把謠言當作事實來解讀。現在我們已經一致認定,代際的貧窮或犯罪傾向,根源在於無法擺脫潛在的環境因素影響。

  儘管尊貴的ERO(該機構還從卡內基科學研究所和洛克菲勒家族獲得了大量資助)孜孜不倦地展開研究,但到了20世紀20年代,公眾對優生學的態度發生了轉變。越來越多實施絕育手術的醫生吃了官司,新澤西最高法院決定廢除優生絕育法,因為該法「明目張膽地泯滅人性、踐踏道德」。看上去,大衛在全美推行優生絕育計劃的夢想終將成空。

  這就要輪到阿爾貝特·普裡迪登場了。

  普裡迪是個醫生,頭髮梳得鋥亮,負責掌管位於弗吉尼亞州林奇堡的州立癲癇病和虛弱人士病院。他是一名狂熱的優生學家,因為給「發花癡、有漫遊癖、滿嘴髒話」甚至上課傳紙條的女性絕育而聲名在外。1917年,一位名叫喬治·馬洛裡的男子起訴普裡迪,指控他在自己外出工作的時候給自己的妻子和女兒絕育。而普裡迪醫生的理由是什麼呢?他說,一棟房子裡只有女人,沒有男人當家,那麼這裡一定是家妓院。

  「我也是人,和你一樣,」馬洛裡在得知普裡迪的所作所為之後給他寫信,「你應當為自己感到羞恥……認真想想她們遭受了什麼。」法官站在普裡迪這邊,但是病院方受到訴訟壓力,催促他謹慎實施絕育手術。然而,普裡迪不僅沒有悔改,還變本加厲。他開始尋找案例向陪審團證明「低能」可以遺傳,而且必須通過絕育來終結。

  1924年,普裡迪醫生終於找到了他所渴望的證據。這年的某一天,一個名叫卡麗·巴克的年輕女人被送到病院。她是個孤兒,十七歲時被強姦並因此懷孕。分娩之後,她被養父母送進病院。卡麗站在普裡迪醫生門前,她的臉上有他熟悉的東西:高高的顴骨,深邃的目光。原來,卡麗的親生母親艾瑪·巴克因為被控賣淫也待在這家病院。意識到兩人的母女關係之後,普裡迪讓卡麗的寶寶薇薇安接受ERO的一位知名優生學研究人員的測試。該研究人員進行了幾項測試,例如在寶寶眼前移動一枚硬幣或拍手測試她的注意力等,最終判定小薇薇安「有退化症狀」。這一官方測試讓普裡迪得到了他多年來一直渴望的東西:證明「低能」可以遺傳給兩代人。

  一位名為歐文·懷特黑德的律師被指定為卡麗·巴克的代理律師。他聲稱自己反對給卡麗實施絕育手術,但學者隆巴爾多的研究顯示,懷特黑德是優生絕育的支持者,因此他很有可能與普裡迪事先串通好了。控方指控卡麗「居無定所、愚昧無知且一文不值」,懷特黑德卻沒能為她提供像樣的辯護(她在校成績優秀,鄰居和老師都願意為她的人格做擔保),只是不斷上訴至最高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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