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不存在(15)_露露·米勒

一五

　　走廊裡響起哢嗒哢嗒的聲音，是腳踩在油氈地上發出的聲響；我正前去瞻仰大海裡唯一一種大衛·斯塔爾·喬丹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魚。

　　這一珍貴的正模標本由史密森學會^①保管，放置在距離首都二十英里外，一座體量巨大且守衛森嚴的標本館中。

　　﹛①成立於1846年，下設21家博物館、21家圖書館、國家動物園及眾多教育和研究中心，擁有1.56億件物品、文物和標本。——編者注﹜

　　為了保護標本，館內溫度很低，外牆上也沒有幾扇窗戶。空氣中彌漫著一種刺鼻的乙醇味，還混合了松樹與透明膠帶的味道。

　　哢嗒聲來自三雙腳。我由兩位在政府任職的分類學家陪同，這兩人脖子上都掛著證件。

　　我們路過有蹄類動物的房間，動物的蹄子和角從抽屜中冒出來；路過爬行動物的大廳，其中一些標本的尾巴和地毯一樣長；最後我們走進建築深處放魚類標本的地方。一道上鎖的門橫在我們面前，其中一位分類學家遮遮掩掩地輸入密碼，我們隨即進入一個圖書館般的房間。架子上放著的不是一本本書，而是大小不一的罐子，每個罐子裡至少有一具腫脹的屍體漂浮在黃色的液體中。一條巨大的鰻魚像手風琴一樣被折疊起來，放進一個同樣巨大的玻璃桶裡，宛如一條蜿蜒曲折的彩帶糖。一個小罐子裡裝滿了米諾魚，好像一罐刺山柑花蕾。有的魚像蠍子，有的魚像毛毛球，有的魚像老頭，有的魚像錫紙折成的小玩意。很難想像這些魚是我們的起源，很難想像在胚胎階段我們與它們並無二致。

　　最終，我們來到我想觀看的標本面前。51444號標本，尖棘髭八角魚（Agonomalus jordani），大衛·斯塔爾·喬丹在日本海沿岸發現該物種，於1904年為其命名。它像一條小小的黑龍，躺在用金屬蓋子封住的玻璃瓶底。

　　其中一位科學家擰開蓋子，將一個金屬鑷子伸進罐中，把那條魚夾出來。她這樣舉了一會兒，黑色的魚鱗在明亮的燈光下閃閃發光，乙醇溶液滴到鋪著油氈的地板上。隨後，她把標本放到我的掌心。

　　我沒想到有機會親手觸摸如此神聖的東西。八角魚的身體相當鋒利，尖棘覆蓋它的全身，如果用力按壓，那尖刺可以把手刺出血——我努力忍住這股衝動。我撫摸它皮膚上系著名字標牌的繩結，潦草但結實，一個世紀後依然牢固，不知道是否由大衛親手縫上。八角魚的吻上有倒刺，身體蜷縮得像一段螺旋樓梯，魚鰭則像龍的翅膀，呈鋒利的鋸齒狀。它是一個聲名在外的優秀獵手，而八角魚便是它的科屬。它身上有烏黑的突起，可以隱匿在海草中跟蹤獵物，也就是那些小蝦小蟹。隨後，它便會用巨大的胸鰭，也就是它的「龍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動攻擊，而那些甲殼動物死到臨頭也不知道自己斃於誰手。

　　我心中籠罩著一種怪異的寂靜。我在琢磨，見過上千種魚之後，大衛為什麼偏偏選擇用自己的姓氏命名這一種魚？它的外形讓人歎為觀止，但也令人害怕，就像M. C.埃舍爾的畫作。它的形狀似乎不符合物理規律。我用手指撫摸它的外部輪廓，想要尋找幾何學上的折角，但是一無所獲。誠然，它的屬名Agonomalus，就是希臘語「無角」的意思。A是「沒有」，gonias是「角度」。很久之前，分類學家就發現這類魚的形狀並不遵循物理定律。Agonomalus jordani，就是無角魚喬丹，就像莫比烏斯環，看似有兩面，其實只有一面。兩者之間的界限無跡可尋。

　　為什麼大衛覺得這種魚可以代表自己？這種選擇是否作為一種自白，袒露了一位善於贏得人心，善於贏取工作和獎項的和善之人背後的黑暗面？我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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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知道，大衛帶回的魚類標本越多，宇宙的回擊就越猛烈。

　　與混亂鬥爭的過程中，大衛被奪走的不僅僅是妻子蘇珊和年幼的女兒托拉，還有他的好友赫伯特·科普蘭，一個留鬍子的漁民，大衛雇他幫忙探索北美洲的新淡水魚。在印第安納州的懷特河打魚時，赫伯特頭朝下從船上跌落水中，就此凍死了。「於是我早年最親密的夥伴去世了，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頭腦最敏銳的人。」大衛這樣寫道。厄運沒有終止。赫伯特過世不久，大衛最喜歡的一名學生，查爾斯·麥凱，在阿拉斯加州搜尋新魚種時失蹤。之後，厄運又降臨在大衛的學生查爾斯·H.博爾曼身上，他在佐治亞州南部的奧克弗諾基沼澤收集標本時染上瘧疾，很快去世了。

　　這些人的去世是否讓大衛在追尋秩序的過程中有所退卻呢？一秒鐘都沒有。他堅持不懈，在混亂來襲的時候，加倍努力，加倍反擊。大衛甚至發明了一系列更激進的捕魚手段，例如用炸藥炸魚，用錘子敲珊瑚。捕捉那些躲在潮汐池石頭縫裡的「成群的小魚」時，他想到了最有創意的辦法：下毒。他在潮汐池裡撒下幾撮毒藥，然後看著水面，很快，一群杜父魚、海星和鰕虎魚的屍體浮了上來。

　　又一次，大衛發現新物種的速度超過了給它們命名的速度。他位於斯坦福大學的實驗室如同一座砂岩構建的宏偉廟宇，在這裡，千奇百怪的魚的屍體堆得越來越高。他感到胸中有什麼東西在醞釀，舌尖泛起一股甜蜜的味道，那是重新找回的秩序感與力量感。

　　而世界依然如舊，廣博、安靜而有耐心，隨時準備證明大衛的錯誤。

　　1900年，世界將它的目光投向了芭芭拉，大衛最疼愛的孩子。這個有著黑色眼眸的分類學愛好者，經常和大衛一起在名為「藏身之處」的小石屋附近漫遊，身邊的猴子騎著大丹犬。他們一起搜尋和辨認鳥類與植物，一起編故事，相安無事的兩人甚至開始爭論事物是否存在。「有次我和她一起在花園裡散步，」大衛回憶道，「我反復吟誦賴利的詩歌：一不小心就會被小妖精抓走哦！」「可是根本沒有小妖精這種東西，過去沒有，以後也不會有。」她說。「可能吧，」大衛評論道，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哲學家喬治·貝克萊的）唯心主義理論，「世上無一物。」「啊，不對，有的，」她回答說，「世上有事物。」她四下看了看，試圖尋找一個確鑿無疑的現實證據，然後胸有成竹地說：「世上有南瓜這東西。」

　　一天，九歲的芭芭拉染上了猩紅熱，此時大衛正在日本收集魚類標本。他急忙往回趕，想要陪在女兒身邊，卻在登上舊金山碼頭的時候就得知為時已晚。大衛將這件事稱為「我們夫妻倆經歷過的最慘痛的不幸」。「這是我和妻子遭受的最令人崩潰的打擊，」他這樣寫道，「我們生活中最耀眼的明燈熄滅了。就在我寫作的時候，即便隔了二十年，那傷口依然像發生在昨天一樣，令我痛徹心扉。」

　　唯一讓大衛感到些許解脫、有動力追求且多少能轉移注意力的東西，就是他的魚。大衛又轉向水域，回到海上，不斷搜尋更多的魚。

　　當人們心中感到無助時，強迫性的收藏行為能讓他們感覺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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