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申克的救贖(114)_斯蒂芬·金

一一四

　　「不是最奇怪的，」我說道，「不過也算前十名了；愛倫，還有沒有草莓？」

　　時間一年一年過去，我在249號B的樓上發現許多房間——一個寫字間、一間臥室供賓客偶爾留宿之用（不過由於我聽過的碰撞聲——也許是想像的——我個人還是寧願住好一點的旅館）、一間設備完善的小健身房以及一個桑拿浴室，另外還有一個狹長的房間，和建築物等長，裡面有兩個保齡球道。

　　那些年裡，我重新把施維裡的小說讀了一遍，還發現了一個才華橫溢、足以媲美龐德和史蒂文斯的詩人，名叫羅森。照他三本詩集的封底介紹來看，他生於一九二四年，死於意大利西岸海港安其歐；三本詩集都是由斯德罕圖書公司出版。

　　我記得我還挑了一個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專程跑到紐約公立圖書館查詢過去二十年來的《出版家名冊》，這種名冊一年出版一本，跟大城市裡的工商分類電話簿差不多大小。我猜我大概把圖書管理員煩透了，不過我仍然鍥而不捨，每一冊都仔細查過，儘管名冊中原本應該列出全美大大小小出版商的名字，可是我怎麼也找不到斯德罕圖書公司的名字。一年以後——也許兩年——我恰巧跟一位古書商談起來，問他有沒有聽過這個出版商，他說從來沒有。

　　我原本也想問斯蒂芬，但一看見他眼中警告的神情，便又作罷。

　　多年來也聽了不少故事，滑稽的、愛情的、恐怖的故事，沒錯，還有一些戰爭故事，不過沒有一個故事符合愛倫的想像。

　　杜傑曼的故事我記得最清楚——說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四個月，一個美軍作戰基地遭德軍炮火直接命中，官兵全部陣亡的經過，只有杜傑曼一個人劫後餘生。

　　美國將軍卡魯德一向視部下生命如草芥，他所負責的作戰行動已經造成一萬八千名官兵死傷，早已是大家公認的瘋子。有一回敵方炮擊時，他正站在一張作戰圖前面，向部下解釋又一次瘋狂至極的伏擊行動。這個伏擊行動註定會像卡魯德其他的作戰計劃一樣，走上相同的厄運，成功製造出新的寡婦。

　　炮擊停止之後，杜傑曼兩眼昏花，耳朵也聾了，他的鼻子、耳朵與眼角都流著血，下體也因炮擊的劇烈震盪而腫脹；隨後當他正想找路走出幾分鐘前還是作戰總部的屠場時，撞見卡魯德的屍體。他望著將軍的屍體，然後開始又叫又笑，他自己被炮彈震聾的耳朵什麼也沒聽見，卻讓醫務兵知道散落的瓦礫碎片中還有生還者。

　　卡魯德並沒有在一轟之下身首異處或斷胳臂斷腿……至少一次大戰的軍人心中想到不得全屍而亡的情況，都是沒了手、沒了腿、眼睛瞎了、肺裡吸滿毒氣等；他說卡魯德將軍的死相倒沒有那麼慘，如果他的母親看到他，還是一眼就可以認出他來。可是那張作戰圖……

　　……炮擊之時，卡魯德指著的那張作戰圖……

　　那張圖不知怎的竟印在他臉上，杜傑曼瞪著他臉上那張死亡面具，卡魯德的眉骨正好在布列塔尼島的岩岸上，萊茵河仿佛藍色疤痕般奔流在他的左頰上，下巴則紋印著世上最佳的釀酒勝地……薩爾區仿佛劊子手的套索般繞著他的喉嚨，凸出的眼球則印上了凡爾賽三字。

　　這是一九七幾年的聖誕節說的故事。

　　我還記得其他幾個故事，不過都不是我在這裡真正想說的重點，其實連杜傑曼的故事都不是重點……不過那是我在249號B所聽到的第一個「聖誕故事」，我實在忍不住要說出來。今年感恩節過後的星期四，當斯蒂芬拍掌問誰要講聖誕故事時，麥卡朗說道：「我想我有一個故事可以講，現在不說，以後就不能說了，因為過不了多久，上帝就會叫我永遠開不了口。」

　　我去249號B這麼多年，從沒有聽麥卡朗講過故事。或許這就是為什麼我那麼早就叫好出租車的原因，也是為什麼當斯蒂芬替我們六個冒著大風雪來聽故事的人端蛋酒時，我會覺得那麼激動又興奮；有這種感覺的人並非只有我一個，我看見其他人也面帶興奮。

　　又老又幹的麥卡朗坐在爐火旁的大椅子上，粗糙的手裡握著一袋粉末。他把紙袋丟進去，我們注視火焰瘋也似地變換著顏色，最後才恢復到原來的黃色火焰；斯蒂芬端白蘭地酒給我們，我們給他酬謝金。在這一年一度的大典中，有一回，我曾聽見零角子鏗鏘有聲地從施者手中移至受者手裡，也有一回我目睹一張千元大鈔塞進斯蒂芬手中，但在這兩種不同的情形下，斯蒂芬悄然道謝的聲音完全一樣，毫無差別對待。我隨華特豪斯到249號B已經十年了，儘管外面的世界變幻無常，這裡卻一成未變，斯蒂芬好像永遠不會老，一天也不曾老去。

　　斯蒂芬退回陰影中，然後即是一陣闃然寂靜，連壁爐裡水分逸出木柴的颼颼聲都清晰可聞。麥卡朗專心望著爐火，我們也都追隨他的目光；那天晚上的火焰似乎分外猛烈，我覺得爐火的景象幾乎讓我目眩神迷——我猜想我們的老祖宗山頂洞人也曾在寒風呼嘯的冬夜裡，對著洞裡的爐火心神恍惚。

　　之後，麥卡朗的身子稍稍前傾，眼睛仍望著爐火，他把兩手交叉夾在膝蓋間，開始說故事。

　　§2　呼吸方法

　　我已年近八十，也就是說我是跟二十世紀一起誕生的。我這輩子，都跟麥迪遜花園廣場對街的一幢建築物息息相關；這幢建築物看起來就像一所灰色的大監獄——有幾分類似《雙城記》裡描述的監獄——但它其實是一間醫院，這間醫院叫海莉紀念醫院，取自我父親第一任妻子的名字，她從現在的中央公園還是放羊牧地的時候，就已經是正式護士了。在醫院前面的院子裡，還有一座她的雕像；要是你們碰巧有人看過這座雕像的話，一定會奇怪一個樣子那麼嚴肅、似乎絲毫不肯通融的人，竟會選擇如此需要溫情與愛心的行業。雕像底座上刻著箴言，如果你懂拉丁文，那麼這句話就更加令人不舒服了。它是這麼寫的：沒有經歷痛苦，就沒有真正的安樂，是故救贖之前，必先承受痛苦的煎熬。

　　我於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在那幢灰石建築物裡誕生。一九二六年，我又回到那家醫院擔任實習醫生。二十六歲才踏出行醫的第一步，年紀似乎大了一點，但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我已經在法國有過很實際的實習經驗；我曾替病人補好破裂的膽囊，再把它放回病人被炸開的腹部；我也跟黑市做過嗎啡交易，這種嗎啡有一股怪臭味，有時候還具危險性。

　　我們跟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那一代醫生一樣，都是一群經驗實在老到的外科大夫，幾個主要醫學院的資料也顯示由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八年的醫學院學生少有失敗者。我們年紀比較大，經驗比較豐富，表現出來的水準也比較穩定；我們是不是比較聰明呢？我不知道……不過我們的確比較憤世嫉俗。我們第一次驗屍時，絕不像一些通俗醫學小說上所描述的又昏倒、又嘔吐，那些都是胡說八道；早在貝勞伍德戰役中目睹母老鼠啃食士兵腐爛的腸子時，我們就已經吐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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