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申克的救贖(27)_斯蒂芬·金

二七

　　「俄國人來以前，你早一步離開巴汀，逃到布宜諾斯艾利斯去。有人說你在那兒發了財，用你從德國帶出來的黃金投資毒品。總之，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二年，你躲在墨西哥市，然後——」

　　「孩子，我看你是瘋了。」他患了關節炎的手指不住地撫弄畸形的耳朵，沒牙的嘴微微驚恐地顫抖著。

　　「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八年期間，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托德說，更加笑容可掬，「我猜也沒人知道，或至少沒有人走漏風聲。不過有個以色列情報員曾經在古巴發現你的蹤跡，就在卡斯特羅上臺前不久，你在一家大旅館當門房。當叛軍進入哈瓦那時，你也失蹤了。一九六五年你出現在西柏林時，他們差點抓到你。」說到最後一句話時，托德握緊拳頭。杜山德的目光落在這營養充足的美國男孩雙手上，這雙手仿佛生來專門拿來做肥皂盒汽車模型。托德確實做了不少，一年前，他還在父親的協助下，做了一艘泰坦尼克號輪船的模型，幾乎花了他四個月的時間，現在那艘船放在他父親的辦公室裡。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杜山德說，由於沒裝假牙，他的語音含糊不清，托德很不喜歡，因為聽來很不悅耳，很不……地道，電視片中的德國軍官都比杜山德更像納粹。不過在他的時代，他一定是個真正的納粹。在一篇關於納粹集中營的報道中，作者曾說他是巴汀的血腥魔王。「快走！小鬼！否則我要叫警察來了。」

　　「杜山德先生，你最好叫他們來，還是你寧可我稱呼你杜山德先生^[11]？」他繼續笑著，露出一口完美的牙齒，這是他從小就乖乖地一天刷三次牙、而且使用含氟牙膏的結果。「自一九六五年後，沒人再看見過你……直到兩個月前我在市中心公共汽車上看到你。」

　　「你瘋了。」

　　「如果你想叫警察的話，」托德笑道，「請便，我就在這裡等著，但是如果你不打算叫警察來，何不讓我進來？我們可以談談。」

　　老人看著這個笑容可掬的男孩好一陣子。鳥兒在樹上啁啾叫著，隔壁一條巷子內，馬力強大的除草機正轟隆隆響著，更遠點的鬧市上，汽車喇叭聲此起彼落，透露著商業生活的繁忙。

　　托德不禁懷疑起來，他不會搞錯了吧？他會搞錯嗎？他可不這麼認為，但這不是學校功課，這是真實人生，因此當杜山德終於說：「如果你想進來的話，你可以進來坐一會兒。不過你要明白，我只是不想跟人過不去而已。」托德才放下心中的大石。

　　「當然，杜山德先生。」托德說。他走進屋子，杜山德把門關上，也把明亮的早晨關在門外。

　　屋內發出一股霉味，有點像托德家裡請完客後，母親還沒來得及清理、還沒把窗子打開透透氣的味道，不過這裡的味道更難聞，混合著酒味、油炸食物味、汗味、舊衣服味，還有藥膏味。玄關處很昏暗。杜山德勾著頭，好像一頭禿鷹靜靜等著受傷的獵物放棄掙扎求生一樣。在這一刻，儘管杜山德滿臉胡碴、一身贅肉，托德還是可以想像他當年身穿党衛軍制服的模樣，比過去在街上看到的杜山德都更能顯露出他的本來面貌。托德突然打了一個寒戰，但只是稍稍害怕了一下而已，他旋即恢復冷靜。

　　「我應該告訴你，萬一我遭到什麼不測——」他才開口，杜山德穿著拖鞋踢躂踢躂地走過他身邊，一直走進客廳。他輕蔑地揮揮手，托德感到血往上沖，漫過他的喉嚨和面頰。

　　托德跟著他，一直掛在臉上的笑容開始動搖。他沒想到會是這樣的狀況。不過他會有辦法解決，事情總是會步上軌道的，絕對會。當他跨進客廳時，他又開始微笑了。

　　結果又再度令他失望，不過他早該有心理準備的，牆上當然沒有希特勒神氣活現、眼神隨著你走動而流轉的油畫，也沒有看到玻璃櫃中陳列著勳章或牆上掛著紀念寶劍，壁爐架上也看不到華爾瑟警用手槍（事實上，這裡根本沒有壁爐架）。托德告訴自己，這傢伙若把這些東西放在看得到的地方，一定是瘋了。不過這和他在電影和電視上看到的差太多了。這是典型靠微薄養老金過活的老人家的客廳，假磚做的假壁爐上掛了一面鐘，還有一架黑白電視，電視天線上包了一張錫箔紙，用來改善收視狀況。地板上鋪著灰色地毯，毛都快脫光了。沙發旁的雜誌架上擺著《國家地理雜誌》和《讀者文摘》，還有《洛杉磯時報》。牆上沒有希特勒的肖像和寶劍，倒是掛了一張裱了框的美國公民證書，還有一張女人的照片，那女人戴著一頂可笑的帽子。杜山德後來告訴他，那種吊鐘形女帽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非常流行。

　　「我太太，」杜山德傷感地說，「她在一九五五年死於肺病，那時候我在艾山的一家汽車工廠做事，我很傷心。」

　　托德繼續微笑，他走過去，好像是打算把照片中人看個仔細，但他並沒看照片，反而伸手去摸小檯燈的燈罩。

　　「別動！」杜山德大吼道，托德嚇了一跳。

　　「不錯，你還真會發號施令，」托德態度很誠懇地說，「很有威嚴。聽說愛西·考科^[12]用人皮做燈罩，是嗎？」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杜山德說，電視上擺了一包香煙，是沒有濾嘴的煙。他拿起來向托德揚一揚，「抽煙嗎？」他問道，咧嘴一笑，笑得很曖昧。

　　「不，抽煙會得肺癌。我爸以前還抽，現在不抽了。他參加了戒煙協會。」

　　「是嗎？」杜山德從浴袍口袋中掏出一包火柴來，漫不經心地在電視機外殼上劃了一下，點燃香煙。「你倒是說說看，你有什麼理由不讓我把警察叫來，告訴他們你那瘋狂的指控？只要一個理由？快說！電話就在客廳，我想你父親知道了會打你屁股一頓，之後一整個星期，你吃晚飯時都要坐在軟墊上了，呃？」

　　「我父母不相信打屁股的功效，體罰只會引起更多問題。」托德的眼睛突然一亮，「你打過他們嗎？有沒有脫掉他們的衣服？那些女人——」

　　杜山德悶哼一聲，走向電話。

　　托德冷冷道：「你最好別這麼做。」

　　杜山德轉過身來，鄭重其事地說（不過因為沒有戴假牙，稍稍減損了他嚴肅的語氣）：「我再告訴你一次，小鬼，只說一次。我叫亞瑟·登克爾，我只有這個名字，甚至不是因為移民美國才改成美國化的名字。我父親為我取名亞瑟，是因為他很佩服福爾摩斯探案的作者亞瑟·柯南·道爾。我從來都不叫做杜—山德，或者什麼希姆萊，也不是聖誕老公公。二次大戰時，我是個後備中尉，從來沒有加入過納粹黨。柏林之役，我打了三星期。我承認，三十年代後期剛結婚的時候，我是支持希特勒的，因為他結束了不景氣，恢復了我們在不公平的凡爾賽條約中受傷的自尊。我支持他的最大原因，是我終於能找到一個正正當當的工作，而且又買得到煙了，因此我不必在犯了煙癮時，到水溝裡找煙屁股。在三十年代末期，我覺得他還是個偉人，但後來他瘋了，聽信占星家的胡言，指揮根本不存在的軍隊。他甚至還給白朗弟——他的小狗——一粒自殺膠囊。只有瘋子才做得出這種事，其實到後來，大家都瘋了，一面高唱著納粹進行曲，一面把毒藥喂進孩子嘴裡。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我的部隊向美國人投降。還記得有個名叫海克梅亞的美國上等兵，給了我一塊巧克力糖，我哭了，因為沒有理由再打下去，戰爭已經結束了。我被送到艾山，受到很好的待遇。我們從收音機裡聽到紐倫堡大審的經過，當戈林^[13]自殺時，我用十四根美國香煙換了半瓶酒，喝得大醉。我獲釋後就到艾山汽車公司做安裝輪胎的工作，直到一九六三年退休為止，後來移民美國。我一直想到美國來，我是在一九六七年變成美國公民的。我現在是美國人，我也投票。我沒去過布宜諾斯艾利斯，沒販過毒，更沒在柏林、古巴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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