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無所有(65)_安東尼·馬拉

六五

　　隊伍幾乎延伸到街尾，但是科裡亞伸手圈住我的脖子，兩人一起擠到前頭。舞廳保鏢有張傷疤累累的大餅臉，好像是個人人愛用的鐵砧。他惡狠狠地瞪了一眼我們沾滿泥巴的鞋子，顯然不怎麼高興。但是科裡亞那張嘴啊，連聾子都會被他說動，不到幾分鐘，保鏢已經護送我們走進舞廳。我怎麼形容那個天堂般的景象呢？簡而言之，女人。舞池裡到處都是尖頭高跟鞋、緊貼著小腿的皮靴、單薄得可以折放到信封裡的迷你裙。假睫毛、人工美甲、矽膠胸乳，三相加乘，營造出某種荒誕的氛圍，甚至連她們令人想入非非的三圍，感覺都只是標準身材。厚如銅板的濃妝。頻閃燈中的人影。人人跳得雙眼圓凸，有如深海怪魚。我們那位大餅臉兄弟維吉爾帶著我們鑽過不斷湧入的人群，但我希望被人海淹沒，在璀璨的音樂聲中，是生是死又有什麼差別。

　　DJ播音室後面有個陰暗的小房間，科裡亞走進去跟一個男人說話，男人跟梯子一樣瘦高，朱紅色的西裝外套松垮垮地披在肩頭，好像依然掛在衣架上，一頭以奶油充當髮雕的金髮直直豎立。從他拿著香煙的模樣，我看得出來他是那種晚餐途中幹掉一個人、胃口依然好到叫份甜點的狠角色。

　　他遞給我們一個褐色的公文包，揮揮手中的香煙，示意我們滾蛋。我們大搖大擺地跟著舞廳保鏢走出房間。

　　「幫我介紹一個馬子吧？」我問他。

　　「哪一個？」

　　老實說，哪一個都無所謂。那股從腰腹下方直竄心頭的欲望，讓我只想追求一個暖烘烘的軀體，目標倒是沒有特定。不管她是誰，只要承認我的存在，她就是我一生的摯愛。當時我十二歲。

　　「她。」我含糊地朝著人群一指。

　　他笑得彎下腰，甚至不得不捉住我的肩膀，以免跌到地上。我不過是個獲准入宮的農奴，偷瞄一眼冬宮的宴會廳之後，我就被推回村中，重回黑夜的懷抱。但舞廳保鏢面噁心善，深具同理心。拉著我們手肘、推著我們走向出口之前，他從DJ的播音室抓了一卷自製混音帶，塞進我松垮的外套口袋。

　　隔天早上，我在刺鼻的白醋味中醒來——我爸爸很早以前就熱衷於醃黃瓜——半睡半醒之中，我不禁心想，昨天晚上是否只是一場春秋大夢。但那卷自製混音帶擱在搖搖晃晃的床頭小桌上，沐浴在鵝黃的天光之中。

　　科裡亞依然呼呼大睡。我一頭鑽到他床底下，翻尋他那堆精心典藏的性文物：迎合各種性癖好的美少女雜誌，充滿性暗示的平裝本小說，來路不明的色情錄像帶，沾了精液的廢棄衛生紙，寫給葛莉娜、但尚未寄出的情書，種種不堪入目的物品之上擱著一個容量僅僅一口的小酒瓶，裡面裝了一小撮我媽媽的骨灰，科裡亞從酸黃瓜罐裡偷來少許骨灰，以防媽媽的遺骸全都長眠黑海。我不斷翻尋，把東西全都推到後面，最後終於找到他的卡帶放音機。

　　他用力踢了我一下，以示懲罰我一大早吵醒他，接下來幾分鐘，他繼續踹我，靴鞋有如雨點，直直朝著我落下。我坐在床上，拉張毛毯蓋住頭，面向牆壁，好像躲在帳篷下，我陶醉在錄音帶的樂聲中，渾然不覺科裡亞重重踹我的背。

　　其後的青澀歲月之中，「派對舞廳」和其他夜店為我營造出一個藏金庫，供我儲存輕率不羈的夢想。我頭戴耳機，音量扭轉到十，繭居於一個什麼都無法穿透的小世界：科裡亞的霸凌無法侵入，我爸爸日益深沉的憂鬱無法侵入，甚至連我腦海中的媽媽——那些一看到肥皂泡就湧上心頭、勾起一陣刺痛的回憶——也無法侵入。我好像可以暫且在樂聲中死去，在短短的一首歌曲之中，我的心臟停止跳動，低音喇叭轟隆轟隆流竄於血管之中，緩緩陷入忘卻一切的境界。

　　我胡亂拼湊，把兩個陳舊的廣口喇叭接到唱片轉盤上，鼓聲一響，青綠色的黏膠碎屑就被震得紛紛掉落。自製混音帶和黑膠唱片如雪片般從莫斯科、聖彼得堡、明斯克郵寄而至，我一個人關在房裡，仔細研究錄音帶歌單，好像迷上了電音舞曲的塔姬雅娜·拉琳娜。﹛譯注：Tatyana Larina，蘇俄文豪普希金詩劇《尤金·奧涅金》的女主角﹜。

　　我沒什麼社會地位，卻始終不缺青春痘，因此，我不指望自己逃得過那些以長相識人的保鏢，混進「派對舞廳」之類的夜店，我只能試試三流的迪斯科舞廳、地下轟趴、夏天的露天派對，這些地方一個比一個可怕，你不可能不被別人的酒氣熏得頭昏腦漲，你也不可能不感覺全身軟趴趴，你大搖大擺地走進去，八小時之後，你卻丟了鞋帶，短暫失憶，膝蓋、手肘和肚子多了一些沒有人解釋得清楚的瘀青。我在比較像樣的夜店外等候，跟DJ和出來透透氣的跑趴小夥子討煙抽。我只跟他們討煙，但他們給我的卻不只是香煙：多餘的零錢﹛有時他們以為我是流浪漢﹜，幾滴大夥快要喝幹的伏特加，毒品販子和小流氓的手機號碼，幾句讓我產生錯覺、以為自己跟他們沾得上邊的談話。

　　約莫那時，我開始自己混制錄音帶。

　　7.

　　我跟葛莉娜說聲再見，掛了電話，趁著那股有如芒刺在背的衝動尚未消退之前，趕緊把劄哈洛夫的油畫又用泡泡棉包好。我把油畫連同六卷自製混音帶、我的隨身聽、盥洗用具，一起塞進帆布袋。仔細檢查之後，我又塞進一雙襪子、帶來好運的藍內褲和一件二手泳褲。

　　我口袋裡的盧布連買三條巧克力棒都不夠，於是我躡手躡腳走進玄關，看看可以偷些什麼東西。洗手間的門關著，裡頭樂聲隆隆，震得鉸鏈嘎嘎作響。鎖孔裡飄出一道細細的煙霧，我一釐米一釐米地移動，走過門口，朝著兩兄弟的臥房前進——兩兄弟要不在洗手間廝混，要不就在他們的臥房打發時間——床邊小桌上有個破舊的皮夾，皮夾裡的錢多到我幾乎放不進胸前的口袋。我知道偷竊是不對的，但不准你的房客使用洗手間也不對，而且大家都知道負負得正，兩件錯事恰可相互抵消。這就是所謂的道德運算。

　　回到房間之後，我審視為數有限的私人物品。角落瓶瓶罐罐，盈滿薄暮的日光，書桌文件橫陳，道盡我早已凋零的研究生涯。幾張早已成為過去式的勁舞派對傳單揉成一團，扔在牆角。整個景象大可令我心情沮喪。我留下的只是一團別人必須動手清理的混亂，哪稱得上功績？你瞧瞧我，身高與拿破崙相當，卻連家裡的洗手間都征服不了。我悄悄把兩個酸黃瓜罐放進帆布袋，拍立得照片擱進口袋，溜出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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