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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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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1日 晚上，鄧洛普順路來訪，問我對墨索里尼新年致辭的看法。我故意沒收聽這個演說。我在專心創作我小說的第二部分。在元旦這天重新起步，那樣做比沉思人類共同的命運更有意義。 鄧洛普覺得難以置信，我竟沒聽那個演說。 他英語講得好嗎？我問。 但凡政客什麼話都講得好。可你怎麼能如此無動於衷？我們生活在一個歷史性的時期，我們應當不錯過每個時刻的點點滴滴。 我說，經歷過世界大戰的人當時想必也這麼覺得。還有1812年戰爭期間的那些人。和麥哲倫一起航海的那些人。歷史是一個蛋糕，我說。誰都可以自取一塊。 你那麼年輕，不該玩世不恭，鄧洛普說。 你那麼年長，不該多愁善感，我說。 我非常喜歡鄧洛普。他的處境與我相似，暫時不得不幹著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給我們買不起的東西撰寫廣告。他一心想投身外交事業。他相信全球的未來掌握在外交官手中，眼下正是加入那一行的時機。 他問我香港那邊的消息。沒有消息，我說。他又說，假如他是我，不管有無消息，他會立刻搭船去那兒。戰爭即將爆發，他說。你決不想被困在這兒。 我環顧四周。換作一年前，我願付出任何代價走到我今天這一步。有一個房間。一份工作。在紐約。哪怕這座城市是個圍城，它也是一個大於人生的圍城。 或者從軍，他說。 在美國嗎？ 有何不可？但你比較幸運，你能在加拿大入伍當兵，不是嗎？我多希望我們可以交換身份。戰爭不是天天有。我們不能讓這歷史的車輪與我們交臂而過。 鄧洛普比我大三歲，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說，我比他多三十年的智慧。首先，他死心塌地地愛著那個嬌小的打字員米莉。鄧洛普永遠想像不出一個像西德爾那樣的女人。有時我覺得自己腰纏萬貫，卻無法真正向誰展示我的財富。 後來。 收到西德爾的信。她說我該打定主意去倫敦。為什麼，因為她在那兒嗎？ ＊＊＊ 且備註一筆，這回是他第一次沒有聽她的。 ＊＊＊ 1931年3月10日 香港。於昨天下午抵達。艾倫·普裡斯莫爾在海關總稅務司工作，答應幫我謀取一件差事，或在這兒，或在上海。 遠東。那麼對這兒的本地人來說，我是不是「遠西」的一員？我們相距遙遠，也遠不是平等的人。從碼頭到半島酒店，那名拉三輪車的男子汗流浹背。如果他是一匹馬，我會讓車停下，領他去飲水槽。可那些坐車的人和在他們前面拉車的人，大家似乎都安之若素。我試著用我僅會一點的粵語和人力車夫及行李生交談，但兩人都不以為然地搖頭，用洋涇浜英語作答。 ＊＊＊ 這篇日記提醒我：我該找塞西莉亞聊一聊。她上個月搬進來，她太孤僻，不利於健康。她和她的丈夫是香港人。他們在婚後移民美國，她的丈夫在舊金山開了一間牙科診所。一天早晨，在他走去診所的途中，有人從背後開槍打死了他。塞西莉亞隻字未提過這件事。是伊萊恩告訴我們的——當年，她曾密切關注《紀事報》上有關這起兇殺案和審判的報道，並向塞西莉亞的子女求證了實情。她多半向那些子女保證，她和她的朋友會對他們的母親多加照顧。我同情任何信賴伊萊恩的人。 我應該和塞西莉亞說說話。不是談她丈夫的死，而是談香港。如果我問她羅蘭在那兒住的酒店什麼樣，她也許會感到不那麼傷心。 ＊＊＊ 1931年3月25日 在這座島上：英國人和他們的妻子有自己的俱樂部，舉辦茶會、野餐、舞會，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社交圈子；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和愛爾蘭人稱兄道弟，建立不穩固的兄弟情誼；再者是餘下的我們，各式各樣的冒險家——新西蘭人、澳大利亞人、加拿大人，當然還有美國人，他們扎眼的程度完全不亞於英國人。我們全都漂浮在一道渾濁的洪流之上，組成這道洪流的是一張張看上去彼此沒有分別的本地人的面孔。興許西德爾說得對，我會覺得香港令人失望。異國風情類似於童貞。一個內心更乖張的人或能從中有所收穫。 若你果真像你講的那樣飄零無依，西德爾在她的上一封信裡寫道，何不遷居到適宜你的地方？ 在去上班、去完成我作為西方文明的代表這項令人提不起精神的任務的途中，我在一個報攤旁停下，閱讀《論壇報》的新聞頭條。巴加特·辛格、拉古魯和蘇克德夫遭處決。處決。我感到這局面我不能坐視不理。起碼，買一份報紙。但猶如一個拒絕回答校長提出的問題的男生一般，我把雙手插在口袋裡，一走了之。在我們這個時代，新聞和路邊小販留下的菜葉子一樣，很快變得不新鮮。 陌生人遭處決：這類報道只在告訴親近的人時才有意思。我想起從洛杉磯坐火車去舊金山時，西德爾大聲念給我聽的一段敘述，一個法國貴族寫一名法國女子遭處決的事。法庭上的流言蜚語，聳動的描繪。那名女子毒殺了她的丈夫和公公（分開進行，所以無容置疑，她是蓄意的），在一路走上斷頭臺時，她以為自己肯定會獲救。可憐的兇手，一介女流，她的婚姻如此悲慘，以致單單殺死丈夫不足以解恨。 我們這些殖民者應當把上面的故事當作教訓，銘記於心。那些本地人絕不是自願嫁給我們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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