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凜冬(249)_肯·福萊特

二四九

　　窗簾放了下來，客人們回到屋裡，房子外面的人也很快散了。茉黛和艾達重新推著手推車往前走。「媽媽，做得很好。」卡拉說，「一箱煙和一頓免費的晚餐，真是完美的一天！」

　　卡拉覺得，除了蘇聯人，其他國家的佔領軍對德國人都還不錯。卡拉覺得這種現象非常奇怪。美國兵經常給德國人分發長條巧克力。自己的孩子在德軍佔領下忍饑挨餓的法國人也對德國人非常仁慈。儘管德國給法國造成了這麼多苦難，卡拉心想，他們也沒有那麼恨我們，真是夠奇怪的。反過來一想，德國歷經了納粹、紅軍和空襲的折磨，他們或許會覺得，德國人已經獲得了足夠的懲罰了吧。

　　回到家已經很晚了，她們把手推車還給了借車給她們的鄰居，又送了包煙當作酬謝，然後回到了家。家裡的大多數窗戶都已經沒了玻璃，石板上都是彈坑，但並沒有遭受結構性的破壞。這個家還能使她們免遭惡劣天氣的侵襲。

　　這時，四個女人睡在廚房裡。到了晚上，她們就把臥室裡的床墊拿到廚房。她們沒法使整幢房子都暖和，只能使廚房比外面暖和一點。廚房的爐子原本燒煤，但煤早就弄不到了。好在她們早就想好了其他可以拿來燒的東西：書，報紙，舊家具，甚至網眼窗簾。

　　她們兩個人和兩個人在一起睡。卡拉和麗貝卡一起睡，茉黛和艾達一起睡。和父母身亡那天一樣，在卡拉的臂膀裡睡著以後麗貝卡常會在夢中哭泣。

　　走了那麼長的路，卡拉精疲力竭，很快就躺下了。艾達用麗貝卡從閣樓上帶下來的舊雜誌把火爐燒旺。茉黛在中午吃的扁豆湯裡加了水，準備待會加熱當晚飯吃。

　　坐起來喝湯的時候，卡拉突然感到一陣尖銳的肚子疼。她意識到這不是推車引起的疼痛，應該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不適。她計算了當天和猶太人醫院解放的那天之間的間隔。

　　「媽媽，」她害怕地說，「我想孩子快要生了。」

　　「太快了吧。」

　　「懷孕三十六周，我已經開始感到宮縮了。」

　　「那就做些準備吧。」

　　茉黛上樓去拿毛巾。

　　艾達從餐廳裡拿來個木凳。她用從被炸的房子裡拿來的一段彎鐵當錘子，把凳子敲成段，扔進爐子裡取暖。

　　卡拉把雙手放在脹大的肚子上。「孩子，你也許應該等暖和點，再到這個世上來。」她說。

　　很快，卡拉就疼得不覺得冷了，她從沒經歷過如此劇烈的疼痛。

　　但疼痛持續了很長時間。整整一夜她都在臨產狀態中。哭泣呻吟的時候，茉黛和艾達輪流抓住她的手。麗貝卡的臉嚇得刷白，眼睛一直盯著她看。

　　當青灰色的陽光透過廚房報紙釘的窗戶照進來的時候，新生兒的頭終於鑽出來了。儘管疼痛沒有立刻消退，卡拉卻像卸下了包袱似的，松了口氣。

　　一番激烈的推拉後，茉黛從卡拉的雙腿間把孩子拿了出來。

　　「是個男孩。」她說。

　　茉黛拍了一下男孩的臉，他張大嘴哭了。

　　她把嬰兒遞給卡拉，扶卡拉坐起，靠在從客廳裡拿出來的幾個枕頭上。

　　新生兒長了不少黑髮。

　　茉黛用一小塊棉布紮住臍帶，然後把它剪開了。卡拉解開外衣的紐扣，使新生兒的嘴對準自己的乳頭。

　　卡拉很擔心自己下不了奶。孕期結束的時候，她的乳房應該開始腫脹，能夠滴出奶水，但這兩種情況都沒有發生。這或許是因為嬰兒出生得太早，或是母親的營養不足吧。但經過一番吸吮之後，她感到一種奇怪的痛感，奶水出來了！

　　小嬰兒吃飽以後，很快就睡著了。

　　艾達拿來一盆溫水和一塊布，輕輕擦洗嬰兒的臉和頭，然後繼續擦其他地方。

　　麗貝卡小聲說：「他太漂亮了。」

　　卡拉問茉黛：「媽媽，我們能叫他沃爾特嗎？」

　　卡拉沒想那麼多，茉黛卻已經完全崩潰了。她臉一皺，彎下腰，痛哭了起來。過了一會兒，她恢復了鎮定：「對不起。」但很快她又悲痛得不能自已，「哦，沃爾特，我的沃爾特！」她哭喊著死去丈夫的名字。

　　最後，茉黛終於止住了眼淚。「對不起，」她再一次道歉，「我沒想小題大做，」她用袖子擦了擦臉，「我只希望你父親也能看到這個孩子。太不公平了。」

　　艾達讓母女倆吃了一驚，她背誦了《約伯記》第一章裡的經文：「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卡拉不相信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話，納粹集中營裡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了——然而她卻從這段經文中感受到了安慰。生命就意味著要接受一切——既包括兒女出生時的痛苦，也包括親人離去時的悲哀。茉黛似乎也感同身受，情緒平復了不少。

　　卡拉慈愛地看著新生兒沃爾特。她暗暗發誓，不管前面有什麼困難，她都會讓他吃飽穿暖。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孩子，她會永遠永遠愛著他。

　　新生兒醒來了，卡拉又把乳房湊到他的嘴邊。他滿意地吸吮著，在四個女人的注視下發出「噠噠」的咂嘴聲。在溫暖昏暗的廚房裡，一時間聽不見其他任何聲音。

　　＊＊＊

　　議會議員的首次演講稱為「就職演說」，通常這種演講都很乏味。演說必須顧及方方面面，說上些套話虛話，主題也不能有明顯指向性。同僚和對手會對新議員表示祝賀。只要遵守了這個傳統，新議員就算是融入到議會這個大家庭了。

　　成為議員幾個月後，勞埃德·威廉姆斯才在國家保險法案的辯論中進行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演講，這對他才是真正的挑戰。

　　準備演講詞的時候，他的腦海裡出現了兩個雄辯專家的形象。外祖父大衛·威廉姆斯喜歡引用《聖經》中的詞句。他在教堂裡用，但在工會談及煤礦工人的艱辛以及面對的不公正時則用得更多。在講到礦井、礦床和埋葬礦工的墳墓時，大衛常會用到辛勞、罪惡、貪婪這幾個短小精悍卻寓意豐富的詞。

　　丘吉爾也是一樣，不過他具有大衛·威廉姆斯缺乏的幽默。他的宏偉長句常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畫面或韻味無窮的比喻作結。1926年大罷工期間，作為政府喉舌《英國公報》的總編時，他曾經這樣警告過工會領導者：「你們可要想好啊，如果你們再搞一次總罷工的話，我們就再出一份《英國公報》作為回應。」勞埃德覺得演講中就是需要這種讓人意想不到的東西，它們像麵包裡藏著的葡萄乾一樣讓人驚喜不斷。

　　但站起來以後，他馬上就發現，自己精心準備的句子突然變得不真實起來。聽眾們似乎也有一樣的感覺，會議大廳裡五六十個議員明顯開起了小差。勞埃德感到一陣恐慌：他怎麼能把一個意義深遠的議題如此輕率地在這麼多議員面前呈現出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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