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之書(55)_李翊雲

五五

　　法比耶娜和我不是在一夜間分道揚鑣的，但從那年夏天到秋天，我們一邊繼續一起消磨時光，一邊都心知肚明，這麼做沒有用。我們之間變得安靜——我們以前在一起時沒有過的安靜，泰然如兩隻停在籬笆上的斑鳩，誰也不發出聲音，卻都側耳凝神，準備好回應對方的咕咕低語。我們決不討論雅克，也很少提起英國或我們寫過的書。

　　你可以爬上一棵樹，如果你像法比耶娜一樣身手敏捷，你可以毫髮無損地跳下來。可當時我們發現自己置身的不是樹梢；相反，我們處在一道深溝的邊緣。如果我們選擇一起手拉手跳下去，我們都活不下來，但我們也不會分開。可和眾多排在我們前面和後面的人一樣，我決定後退，頭一回我領路：她除了跟隨別無選擇。因為後退，我們不可能繼續相守在一起。

　　在世人眼裡，我們是兩個長大的女孩，日漸變得暮氣沉沉，離結婚生子和人生其餘的辛勞越來越近。

　　次年，我的姐姐，住在德塞夫勒省的羅斯瑪麗告訴我，有家裁縫店要招學徒，我決定離開聖雷米。我問法比耶娜，她想不想在裁縫店附近找份工作，我料到她會說不。我的父母認為我終於長大，結束了一段他們從不贊成的友誼。可和其餘世人一樣，我的父母情願只要一個最易令人心安的真相。

　　我搬去德塞夫勒省後不久，一個巡迴馬戲團途經聖雷米。我聽說，在他們撤營時，法比耶娜不見了。村民們議論她加入了馬戲團——一個對那姑娘而言絕對不錯的選擇，人們說。連我也讓自己相信是那麼回事：她很會和動物打交道，她也擅長飛得很高。

　　我在十七歲時認識了一位當學徒的鞋匠，有一陣子，我可以想像和他共度一生。一年後，我們訂婚，繼而，由於我不知道的原因，一家晚報報道了我們訂婚的消息：曾短暫享譽文壇的少女作家，現今在當裁縫的阿涅絲·莫羅，和鞋廠的工人朱爾·加尼翁訂婚了。寫報道的記者開玩笑說，鞋匠是灰姑娘最理想的王子。

　　讀到那條新聞時，我知道我不能嫁給朱爾。對幸福的幻想終究比對其他大多數事情的幻想更加脆弱。我取消了婚約，搬到巴黎。我先在一家裁縫店打工，幾個月後在百貨公司覓得一份當營業員的差使，賣女士睡衣。我就是在那兒認識了厄爾，一位美國工程師，操著他結結巴巴的法語，請我幫忙給他家裡的所有女眷挑選禮物：他的母親、姨媽和兩名妯娌。嫁給厄爾，搬去美國，做一個再也不是人們認識的、未能達到童話標準的阿涅絲·莫羅——上述這些事，我毅然決然、沒有傷感地一一做到了。

　　在美國生活期間，我只有一次需要面對我的過去——或我應該說，只有一次，我的過去找上我。來的是一位文學史家。那個男人的名字我已記不起來，他於兩年前和我聯繫，說他正在撰寫一本有關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神童的書，他花了數月時間查到我的下落。我本來不會給他回信，可他提到安東尼婭·湯森太太，那個男的說，她的回憶錄裡有一章寫了一個以前名叫阿涅絲·莫羅的學生。

　　我答應和這位文學史家見面，他帶了滿滿一文件夾的資料前來：法語和英語的剪報，裡面有許多是我這輩子第一次所見；從檔案照片庫裡複印的我的放大相片，阿涅絲·莫羅，一個鄉下姑娘，一位年少的作者，一個在接受培訓、要進入上流社交界的女孩；法語版的那兩本書上印著我的名字。只有第一本《快樂的小孩》被翻譯成英語，這個男人指出那位譯者的名字：自翻譯了那本書後，她成為倫敦文壇的知名人物，他以為那一點會打動我，使我更願意向他暢所欲言。還有湯森太太自費出版的回憶錄。那本書，他向我解釋，沒什麼歷史或文學價值。大部分內容講的是湯森太太的職業生涯，她創立了一所小而精的淑女學堂，並擔任校長，不過在書的前面幾章裡有一些令人感興趣的敘述，寫她在一所她父親開辦的瑞士寄宿學校長大，她草率地嫁給一個英國人，那人被派往日本，到一所農學院任教，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他們遊歷亞洲。關於湯森先生，這位文學史家能道出的只有一條，湯森太太和他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個月，隨後與他離了婚。

　　湯森太太在這麼多年後終於能夠實現她的作家夢。有一刹那，我想問這個男人，那本書可不可以歸我。在讀完它以後，我會多瞭解她一點，超過我對德沃先生、米克和那些業內人士——編輯、記者、攝影師——所能發表的看法。曾幾何時，他們一個個意外地走入我的人生，他們仿佛推開了錯誤的門，發現自己置身于一個冷清的舞臺上。他們全都很快退了場。

　　但如果我向這位文學史家索要那本書，他會向我索取回報，所以我只粗略地讀了讀他給我標示出的那章，標題是「一個假冒的天才」。在那章裡，湯森太太寫了我在學校期間的情況。我被描繪成一個心智沒有開化、形象野蠻的小孩，幾乎不識字，動不動發脾氣。雖然她會避免對我取得的成就下定論，但她認識的這個女孩，湯森太太寫道，提供了一些耐人尋味的線索，讓人明白為什麼有傳言說，不像弗朗索瓦絲·薩岡和米諾·德魯埃，阿涅絲·莫羅僅是一場騙局。不然我們還能怎麼解釋她從文壇徹底消失的事？

　　我告訴這個男人，他收集到的有關我人生的資料似乎已比我自己掌握的更多。我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不為我的過往辯護或提出反駁。

　　＊＊＊

　　一年前，我的母親寫信告訴我，法比耶娜回到了聖雷米。她聲稱自己嫁給了一位著名的喜劇演員，此人最近過世，留了點錢給她。她講的可能有幾分是實情，我的母親寫道，如今有幾個工于心計的男人在追求她。她無疑會再婚。

　　害她難產而亡的那孩子的父親，說不定正是上述男人中的一個。

　　她為什麼回聖雷米？這地方和世上的所有地方一樣，從來不瞭解我們，也永遠不會瞭解我們。當時我沒想到寫信給法比耶娜，現在我後悔沒有寫信給她。

　　很久以前，當寫書的遊戲和栽種快樂一樣，只是一個念頭時，法比耶娜說，我們應當一起寫書，讓人們知道我們的感受。現在我明白，那是她唯一犯的錯。我們寫了許多事，但我們沒有寫自己。當其他人在讀這兩本書時，看不到一點關於我們的東西。

　　真正的故事非我們的能力可以講述：我們的少女時期、我們的友誼、我們的愛——全都崇高不朽，全都無足輕重。世間沒有像我們這樣兩個女孩的容身之所，可當時的我反應遲鈍，未明白受到輕視、阻撓甚至致命傷害的法比耶娜在試圖替她，也替我，愚弄那個世界。復仇的故事往往在開頭給人更多希望，超過結尾能夠提供的。

　　現在的她，躺在聖雷米的一座墳墓裡，所有的痛都結束了。今晚我希望她出現，這樣我可以告訴她，我又寫了一本書，又是在她的幫助下寫的。某處，我相信她在某處大笑。你還是那只呆頭鵝，她說。你有遠大的夢想，阿涅絲。

　　可她把我想錯了，正如世人把我們想錯了一樣。就算是我養的鵝，如果它們有夢想，它們也知道決不能讓世人看見那些夢想，一眼也不行；不用人教，它們也知道世人無權裁判它們。我活得像我的鵝。

　　我打斷那種生活來寫書：一個假冒的神童的故事，一個關於法比耶娜和阿涅絲的真實的故事，真實得如同那天我們在墓地，想要、卻無法殺死彼此；想要、卻無法拯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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