鵝之書(9)_李翊雲

九

　　「那麼別再老纏著我，問我為什麼。」

　　德沃先生仍然一副苦相，但現在我們與他更熟以後，他看起來沒那麼醜了。他幾度試圖叫我們閱讀他書架上的書。我想翻開其中一本，只為看看裡面寫的是什麼，可法比耶娜每次都搖頭，說我們有更重要的事做，我們沒時間讀他的書。當他繼續力勸我們時，她說，那些書對我們沒用。

　　「沒用？」德沃先生大怒，罵我們是笨蛋。

　　「如果我們認為那些書會對我們有任何益處，我們才是笨蛋，」法比耶娜說，「這裡面有哪一本可以替我放牛？哪一本會喂阿涅絲的豬？」

　　「這些書將促使你們思考奶牛和豬以外的事。」德沃先生說。他繼續情緒激動地大談哲學和詩歌。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哲學和詩歌，」法比耶娜說，「你根本不會瞭解。」

　　德沃先生轉過頭，避開她的瞪視，把書放回書架上，每一本物歸原位。他經常發火，但他的怒氣很少持久。他嘟囔著，對他人的哲學和詩歌連是什麼都不知道，怎麼能置之不理。

　　「有何不可？」法比耶娜說，「你認為有人關心我們的哲學和詩歌嗎？」

　　德沃先生似乎回答不上來那個問題。他有一點被法比耶娜嚇住，我看得出來。這並不教人意外。我總是被她嚇住，但我不犯他此刻所犯的錯，討論詩歌和哲學，並使用我們聞所未聞的措辭，仿佛那樣會使他高人一等。

　　＊＊＊

　　我們那時的生活——又髒又臭，動物橫行，人比動物更不可理喻——我並不覺得這些事奇特，直到後來，在巴黎和英國，我才得知這些事非同尋常。事實上，那些用詞——髒、臭、橫行、不可理喻——不是出自我，而是出於別人之口。我的書描繪了我們當時的生活，可我不知道這些書是否還在世間被傳閱。死去的書被安置在哪裡？某處的一個墓地嗎？火葬場？

　　我到了美國後，厄爾喜歡帶我去他的朋友家參加晚宴，炫耀他年輕的法國新娘。在那些宴會上，丈夫們胃口大開，他們的妻子在粉刷成薄荷綠或珊瑚粉的廚房裡忙來忙去，在我看來，她們既漂亮又神秘，一如以前我在一位巴黎出版商的辦公室裡見過的那對金魚，它們在透明的魚缸裡兜圈圈。那次是我頭一回見到金魚，讓我感覺它們是這個世上最享福的生物，它們的生活風平浪靜、無憂無慮。

　　那些女人問我法國怎麼樣，打聽法國的菜肴、法國的時尚，她們的臉上露出少女般的表情。我表現出同等分量的少女氣回應她們，告訴她們她們自認為想聽的東西。不過有時，在我因講英語而變得柔和的聲音背後，我能感覺到自己的冷笑：你們確定想要瞭解我生活的那個法國嗎？我可以告訴你們幾件事，只要你們聽得下去，我樂意剝奪你們晚上吃飯的胃口。進而明早，當你們看著顏色和泥漿一樣的咖啡、油亮的培根和嫩滑的蛋黃時，你們會記起因滂沱大雨而從土裡爬出來的蛆，或是被宰殺的豬的尖叫，從呼哧呼哧變成氣若遊絲，或是孵化了一半後死在殼裡的小雞。你們可能還會記得，對於任何有過生命的東西，它們死了以後，我們不白白扔掉。總有餓肚子的生物在等著吃東西，以便延緩自己被吃掉的時間。

　　Les Enfants Heureux——《快樂的小孩》——是那第一本書的書名。想出這個書名的人是德沃先生，他添加了一段題詞，說死去的小孩，生命停留在最快樂的童年。後來，當這本書出版時，媒體評價它處處寫得誠實而不留情面，他們稱我是一位野性、年輕、記述戰後生活的作者，內心酷愛病態。我，野性？我的內心，病態？那樣簡直好比把我養的雞說成是一夥強盜。

　　我的內心不病態。迄今為止從不病態。你必須沉迷於死亡才是病態，正如必須沉迷於愛情才是浪漫。我既不病態也不浪漫。

　　那些故事裡的小孩，除了最後全都死去以外，過著與法比耶娜和我一樣的生活。記者和評論家，沒有頭腦的人，拒絕承認生與死之間的距離總是比人們臆想的短。多邁出一步，少呼吸一口——從生遁入死，無需費很多功夫。

　　從生到生呢？那是一條漫長的路。和我養的鵝同宗的野雁，它們飛越一塊大陸。人們離開自己的家，去新的家、新的城市、新的國度。可誰能把兩個人之間的距離縮短至他們可以自信地說他們夠到了彼此？在那個意義上，法比耶娜也許屬於極少數創造奇跡的人。她把我變作她。她把我們變成一個人。

　　《快樂的小孩》出版後，媒體討論是什麼驅使一個像我這樣的鄉下女孩寫出一本書。雄心，有些人說。貧窮，其他人說。當時我不懂他們在講什麼，但自那以後，我見識了雄心和貧窮驅使許多人飛黃騰達，同樣也把許多人逼得走投無路。雄心和貧窮：我從未深切地感受過這兩者。受這兩者驅動的是法比耶娜，但在世人眼裡，她可能顯得正相反。出於雄心，她本該給那本書署上她的名字。因為貧窮，她應該能看出這種名氣所帶來的物質利益。法比耶娜想做的、她必然需要做的，是讓事情實現。剝掉一棵幼樹的樹皮，看它多久會死。摸摸一條狗，然後踢它一腳，只為把那可憐的畜生眼中困惑的恐懼視若珍寶。在我背過身去之際把我推入水裡。把我塑造成明星或畸形展的怪胎，不過並非她一個人把我變成畸形展的怪胎。還有很多人和她聯手，第一個是德沃先生。

　　＊＊＊

　　德沃先生安排了五月的巴黎之行。他和我。你呢？我問法比耶娜，她叫我別傻了。「這本書出版時，只有你的名字印在上面。我們沒必要把人們搞糊塗。」

　　「你憑什麼如此確信有人會出版這本書？」我問。

　　「那是德沃先生許諾的。」她說。

　　我不想提醒法比耶娜，她經常許諾，卻無意遵守她許下的大部分諾言。在村裡，她有一個騙子的名號，不過那是因為人們不像我那般瞭解她。比方說，有人正在找尋一頭逃走的山羊。如果你告訴他，你見到那頭山羊進了另一戶人家的牲口棚，你是在撒謊。法比耶娜絕不會那麼做，並非因為那樣的謊言可能引起告狀、吵架甚至鬥毆，而是因為會那麼容易上當受騙的人讓她覺得少了些樂趣。相反，她會向那位主人伸出援手。她會說，她會留意那頭羊，她會允諾，在當天之內把羊找回來。人們也許不信她的話，但除了提前感謝她、希望她正好有心情履行她的諾言以外，他們有什麼選擇？法比耶娜可能無法把他們的羊送回來，但他們知道，她有辦法讓他們的羊永遠消失。

　　「可你不想去巴黎嗎？」我問。

　　法比耶娜說將來會有時間的。目前她不著急去任何地方。她有事情要思考。

　　「什麼事情？」我問。

　　「什麼事情，」她用嘲弄的口吻重複我的話，「當然是我們的下一本書。當德沃先生襄助我們出版這本書後，我們要立刻再寫一本，之後還要繼續寫。」

　　「到頭來我們手上將有許多死去的小孩。」我說。好似一對女殺手，我心想。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不再寫死去的小孩。」她說。

　　「那我們接下來寫什麼？」

　　「有什麼寫什麼。」她說，「郵政局長。或巴黎。」

　　「巴黎什麼樣？到了那兒，我該怎麼舉手投足？」我問。她說德沃先生會教我的。我去問他，他告訴我，做我自己即可。那話對我毫無用處。只有和法比耶娜在一起時，我才可能做自己。若不是有個球不斷地撞擊一堵牆並反彈回來，那堵牆能描述它自己的尺寸和質地嗎？那堵牆能甚至感受到它自己的存在嗎？

　　德沃先生拜訪了我的父母一次。他告訴他們，我寫了一本書，他把那書稿寄給了巴黎的幾位出版商。他提議帶我去見見那些出版商。那樣可能會給我的前途開啟一扇門，他向我的父母說明。我不認為他們有仔細聽他講的話。事後，他們沒問我寫了一本什麼書。

　　我是五個兄弟姐妹裡年紀最小的。我的父母也許的確愛我，但從打仗到解放，從我的三個姐姐平安地出嫁、令他們放心，到他們等待我的哥哥讓走向死亡，中間他們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顧及我或對我有什麼期望。我慶倖我無需對他們撒謊。不是因為我覺得撒謊有違道德，而是因為對某人撒謊，只會使那人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變得重要。那些年來，我唯一撒過的謊——或說同一個謊言的多種版本——是對法比耶娜：我讓她相信我猶如一間空房子，我的頭腦裡沒有一點我自己的想法，我的內心一無所感。

　　那時我沒覺察到我的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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