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集(89)_伊塔洛·卡爾維諾

八九

　　「嗨，我們在放假啊；他們不至於叫我們休學。」

　　「但是難民呢……」

　　「那我們又能幹什麼呢？那些總是叫喊『戰爭，戰爭！』的人才應該來管這事。」

　　然而對我來說，「難民」這種事卻施展著一種召喚，其中的緣由我還不是很能解釋得清。這也許是和我父母的道德觀有關，自一五年的戰爭以後，我母親是那種干涉主義與和平主義共存的文明道德觀，而我父親是那種種族的、地方的道德觀，還有他對被忽視被蹂躪地區的鍾愛；正如對那個被滾水燙死的孩子，在這麼一大群迷亂的形象中，我現在承認，「難民」一詞在我心中引出了一個真實而古老的事實，我也以某種方式被捲入其中。我的想像自然是在那裡找到了更大誘惑，而不是坦克，戰艦，飛機，《Signal①》雜誌上的圖解，不是戰爭的那另一張臉龐，不是我朋友奧斯德羅那技術性的尖刻諷刺和所有關注瞄準的那些東西。

　　﹛①英語：信號。﹜

　　從一輛老舊的公共汽車上，在學校的臺階上，難民們在卸東西。我穿著法西斯青年先鋒隊的制服來了。第一眼望去，那一堆凝成塊狀的人，那種衣衫襤褸的、醫院裡的模樣，讓我焦慮不安起來，就好像是到了作戰最前線。然後我看見女人們，頭上系著黑手帕，她們還是以前那些總被看見在摘橄欖和放羊的女人，我看見男人們，還是以往我們那些沉默寡言的莊稼漢，我覺得自己身處在一個熟悉的圈子裡，但同時又被當做了外人，與他們隔開；因為他們，這群人，看到他們，我怎麼說？看到他們給騾子安馱鞍，用鐵鍬把水引到葡萄園的壟溝裡，自己卻從來也不能跟他們有過任何關係，也從沒有想過能幫助他們什麼，這一些，對我來說就已經是一種痛苦和譴責了——這我與父親不同。在我看來，這些人還是原來那些人，不過是更激動些罷了，他們正專注於自己憂心忡忡的疲勞，——父親們和母親們——專注于要把孩子們從底下送到公共汽車上去，在臺階上和老人們一起儘量使自家人緊靠在一起，與別家分開；而我能為他們做什麼呢？想要幫助他們是一點用都沒有。

　　我上了臺階，不得不走得很慢，因為在我前面的每一級臺階上，都撐著一位老婦人，穿著裙子，披著黑圍巾，胳膊大張，乾枯的雙手佈滿了好似病樹樹枝上的深色蟲癭。孩子們被摟在懷裡，用發黃的包裹裹著，探出像南瓜一樣滾圓的腦袋。一個女人因旅行的不適，正扶住額頭在嘔吐；她靜止不動的親戚們圍了一圈看著她。所有的這些人我都不曾愛過。

　　學校裡的走廊變成了營地或者病房。一個個的家庭或沿牆靠著，或坐在長椅上，帶著包裹和孩子，病人躺在擔架上，組長數著他們的組員，但從也沒數到過頭。散佈和迷失在這些隆隆作響走廊裡的是法西斯少年先鋒隊隊員，士兵，穿著撒哈拉駐軍制服或身著便服的官員，但唯一在指揮大局的是——能看得出來——五六個紅十字會的女修道院院長，全都是肌腱和神經①，像二等兵一樣威嚴，調遣著躊躇不決的那一群難民、組織者和救援人員，就像在一塊演習場上，執行著什麼只有她們才能明白的計劃。對法西斯先鋒隊隊員的調動命令不是很奏效，好像就連那些時刻準備接受檢閱的傢伙都不是很聽話。我看見一些軍士，就那麼獨自站在一邊，抽著煙。兩個先鋒隊隊員在互毆，差點就撞上一個女難民。沒一個人有要做點什麼事的樣子。我轉完了走廊，來到對面的一扇門前。我已經瞭解一切了，可以回家了。

　　﹛①意思是全身瘦得只剩下肌腱和神經。﹜

　　另一頭的大臺階上很空曠。只有一個大筐子，倚在牆上，在一節樓梯中部的平臺上：筐子裡有個老頭。筐子是又大又扁，用柳條編的，上面有兩隻手柄，要兩個人拎的那種；筐子幾乎是垂直地靠在牆上；老頭蹲在筐邊上，筐邊抵在地面上，筐子的底部就作為椅背。那是一個小老頭，僵住了，癱瘓著，用一種變形的方式蜷著腿；但使他晃動的顫抖一刻也不讓他穩住，搞得筐子是對著牆體湧動不止。他沒牙，張著嘴結結巴巴地說著，目光定在前方，但並不是呆滯的，相反，眼睛裡充滿了警惕和野生的緊張感；額頭上扣著頂便帽，帽檐下是種貓頭鷹般的目光。

　　我下起了臺階，經過他面前，穿過了他大睜著眼睛的視線範圍。他的手應該是沒有癱瘓的：粗大，還滿是氣力，緊攥著一根短小多結拐杖的握把。

　　我正要超過他時，他的顫抖越來越劇烈起來，結巴也越來越急促；那攥緊在握把上的雙手上上下下地在地上敲擊著拐杖頭。我停下來。老頭，疲倦地，越來越慢地拍著拐杖，只是從嘴巴裡吐出一口徐緩的氣。我正準備走開。他好像是被打嗝嗆著一般，用拐杖敲著地面，咕咕噥噥地說起了話；他是如此激動，以至於筐子沖著牆上彈跳了起來，失去了平衡。要不是我身手敏捷地攔住筐子，他們都能從樓梯上滾下去，他和筐子。把筐子放在一個穩妥的位置並不容易，因為它那個橢圓的形狀，而裡面那個人又是死沉，而且還在顫抖著，他連一毫米都挪不了；我必須隨時準備好用一隻手扶住筐子，以防它再次滑倒。於是我也像癱瘓的老頭那樣僵硬起來，在那節空無一人的樓梯中央。

　　終於，這裡的臺階上也充斥起騷動來。紅十字會的兩個人跑上來，大汗淋漓地對我說：「來啊，你也來，把這個也帶上！拿好了嗎？動起來，來啊，加油！」然後我們大家一起舉起裝著老頭的筐子，從樓梯的斜坡上迅速把它抬下去，一直帶到教學樓裡，一切都是匆匆忙忙的，就好像我們已經有一個小時除了這個什麼也沒做了，而這就是末尾階段了，似乎只有我一人顯出了疲倦和慵懶的痕跡。

　　來到了擁擠的走廊裡，我跟丟了他們。一個匆忙路過的分隊長看到我在四處張望，就說：「啊，你，這個時候才來集合嗎？你到這裡來，這裡需要你！」他轉向一個穿著便服的先生：「是您嗎，少校，您缺人嗎？我這裡有個人，能給您添把力。」

　　在或在脫下大鞋子，或在給孩子餵奶的可憐女人們所坐的兩行草墊當中，有一位玫瑰色皮膚的圓胖先生，戴著單片眼鏡，發縫分得很精准，黃褐色的頭髮就像是染過的，或者像是假髮，白褲子，白色的鞋頭，帶著黃色小孔的鞋尖；黑色羊駝毛外套的袖子上綁著條藍色飾帶，上面寫著縮略字母：UNUCI①。這是克利斯庫奧羅少校，南方人，退休了，我們的熟人。

　　﹛①UNUCI是Unione Nazionale Ufficiali in Congedo d'Ital（意大利全國退伍軍官聯盟）的縮寫。﹜

　　「我其實，」少校說，「不需要任何人。這裡一切都組織得這麼好。啊，是你？」他說著說著就認出我來，「媽媽怎麼樣？教授呢？哎呀，你待在這裡，現在我們來看看。」

　　我待在他身邊；他叼著櫻桃木的煙嘴。問我想不想要根香煙；我說不。

　　「這邊，」他聳著肩說，「沒什麼可做的。」

　　周圍的難民正在把教學場所變成由貧困鄉間小路構成的迷宮，他們在這裡晾曬床單，用繩子把床單系起來以便換衣服，給鞋子上釘子，洗襪子並把它們展開，從包袱裡掏出炸南瓜花餅和填了餡的西紅柿，總是在找著，數著，搞丟著，再找著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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