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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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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死後,內卡維勒重新出擊,拿出深埋心底的那份率真,那份面對多年來國際上共產黨起伏更迭始終保持清醒、批判的良知以示大眾。在那幾年的紛擾爭論中,他是最堅持蘇共二十大開放改革路線的人之一,那時候我們才看清原先他讓我們頗為不滿的犬儒態度其實是為了維護道德情感及個人價值觀客觀性的存在,同時不違黨內政治遊戲規則,也就是說當派系間關係不利於所屬路線時,保持靜默耐心等待。 蒙塔尼亞那則相反,當我們意識到黨內的改革聲音漸漸成熟時,他卻一直是新理念最死硬的反對者,無論政治或工會方面。我那時只有在會議上或公開場合才見得到他,他愈來愈讓我覺得是一個開倒車、一意孤行的人。一九五六年的論戰中,他為斯大林主義方法論及擁斯大林派的嚴辭辯解看起來幾近憤世嫉俗,但同時我認出了他深層那被激怒的道德觀,導致他與所有悲劇性、教人痛心的強硬態度相認同。那個道德觀不僅為他那一代的國際共產積極分子所接受,且不計代價,包括自己的生命或良知,欲付諸實現。 我發現內卡維勒早先的「玩世不恭」——無論道德良知或歷史自覺——較蒙塔尼亞那幾近「信仰」的態度更具生命力。自然,內卡維勒也為他無法接受、沒辦法合理化的事物備受煎熬,但他緊抓變成支持制度中非人性的那個理念,全心全意,毫無保留。 今天這兩位已故的共產黨員形象以其功過在我的回憶和評斷中重新調和:在那每一個真理都得以許多謊言作為代價的時代,他們兩個人都盡其所能地忠於他們正如那幾年的歷史一般矛盾、飽受摧殘的真理。 我發現,我雖以光復時的年輕故事起頭,卻用老一輩的故事收尾。不過要想界定我們這一代——或許不止我們這一代——不能不先對上一代的經歷有深刻認識。 4.我退出共產黨好幾年了,也未再加入其他黨派。我現在看政治比較從整體的角度出發,比較不覺得有所牽絆,也無須分擔責任。是好是壞?許多先前不懂的東西如今都懂了,不再那麼依賴直覺,不過從另一方面來說,我知道唯有親身經歷過,孜孜不倦日復一日操作過,才能有深層的認識。蘇聯和美國是我關心也同時擔心的焦點,因為我由這兩處影像編織我的未來。在蘇聯事情進行得不如預期的好我倒不那麼懊惱,也是因為那裡發生的事較少:美國做錯事我就氣憤難消,因為它一犯再犯。至於歐洲,我期待的不是政治解答而是意識形態的整合,但遲遲不見動靜。總而言之,整體政治情況改變不少,而我相信的「價值觀順位」深究起來並無大變動。 一步步走來,我曾經相信,且今天仍深信不移的至少有兩件事,在此記錄下來。一是嚮往整體文化。打破各專業間的隔閡,保持整體文化的生氣,包括不同的認知及實踐,而其中各個專業研究的多樣論述還有生產加起來,是我們要學會掌握並依人性發展的人類歷史。(文學正應該介入不同語言中負起居中溝通的工作。) 我的另一個嚮往是政治鬥爭及文化(還有文學)相結合形成一個新的領導階級。(或單就只是一個階級,如果階級純指有階級意識,如馬克思所說。)我的一切努力及今後努力的方向是為了:看到新的領導階級成形,為它得以留下標記、足跡盡一份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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