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45)_伊塔洛·卡爾維諾

四五

　　▼二、艱苦歲月中的一代

　　1.2.對一個大戰爆發時十六歲，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二十歲的人來說，回答第一及第二個問題並不是清晰理念的展現，只是在篩選對政治意識形成有潛在影響力的青少年點滴回憶。我發表在《悖論》第二十三、二十四期的答覆正是如此。然而我愈想，愈對這篇我的「史前史」抒情說教形式的報告不滿意。真正的政治意識形成是當你有意志，懂得取捨，理性思考、行動時才開始的，根本是成人世界才會有的進程。所以，乘這個專題收集成冊，我認為就我在雜誌上對第三和第四個問題僅起了頭的回答做進一步的論述更有意義：至於第一及第二個問題，我則將先前的答覆做一整理。

　　戰前，與其說是理念背景，不如說是一種制約——家庭的、地理的、社會的，還有心理的——使我毫無猶豫便站在反法西斯、反納粹、反佛朗哥、反戰和反種族歧視的論點那一邊。但光是這些制約或論點尚不足以使我投入政治抗爭。在給予法西斯負面評價與積極加入反法西斯行動之間曾經有過的鴻溝或許今天我們已無法評斷。看到政治為精英分子所唾棄且不屑，一個年輕人的本能反應是認定政治是無可救藥的死路一條，應該保持距離，尋求別種生命價值。

　　此時，有另一個制約介入：歷史制約。不多久，戰爭成為我們那個年代的背景，我們思考唯一的主題。我們發現自己在政治中，不，在歷史中載沉載浮，沒有任何個人意志的選擇。那場血洗歐洲的全面衝突的結束，對未來世界及我們每一個人的將來意味著什麼？我們每個人在那比起個人意願要驚天動地許多的事件中該如何自處？個人在歷史中的定位是什麼？歷史，有意義嗎？「進化」這個觀念還重要嗎？

　　這些是我們必須對自己提出的質疑：自此，我們看事情的態度根深蒂固，視每一個問題為歷史問題，要不就總想找出所有問題的歷史因素。如果說「世代」這個名詞有意義的話，那麼我們這一代的特性應該是，看歷史猶如個人經驗，高度敏感。這尤以意大利最為普遍，當然，曾因戰爭或對德抗戰而分裂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這個現象。我們的歷史經驗與上一代不同，且與他們或心照不宣或堂而皇之處在論戰狀態。而此論戰其來有自：如果說曾有某一代青年可以將父執輩送上被告席，那是我們。何等幸運。那其實並非全面絕裂：我們必須在我們上一代的理念中找到某些能夠再次堅持、重新出發的，某些他們無能為力或來不及實現的。所以我們這一代並不是虛無、反傳統或憤怒的青年的一代，相反地，歷史延續觀念早已深植我們腦中，使得一個真正的革命分子成為唯一可能的「保守者」，在聽由生理反應擺佈的人間災難中懂得選擇那應被拯救、保護、傳衍和開花結果的種種。

　　在思考我們參與歷史這個問題的同時，另一個我想提出的是我們經歷中極其重要的問題：評估歷史——亦即我們自身——的方法。

　　我們之中有許多人，自小便排斥法西斯思想，也就是自摒於武器及暴力之外，所以，加入武裝遊擊戰首先意味著超越我們底層的重重心結。我的成長環境更有助於讓我變為反心靈論者而非遊擊隊員，我卻赫然發現自己置身於最殘酷的戰役中。不過——正如第一個為我們對當時政治社會問題傾向下定義，也率先為此付出生命的那個人所說——「這一代年輕人沒有時間建構內心悲劇：他們找到了一出建構完全的外在悲劇。」意大利的慘況與敵人的兇殘愈增，算總賬的那天就愈近。抗戰與我們的生命衝動同出一源。

　　也可能，因為反作用，走向極端主義，因為看來眾多折磨、苦難將永遠無法得到報償：或者，為了控制住這情緒化的鼓動，落入政治化、冷漠的法治主義。

　　不過在所有這些融化為單一生命熱量的成分中，遊擊隊精神最為亮眼。遊擊隊精神是一舉克服困難突破障礙，一種屬於戰士的自傲及對此自傲的自我解嘲，企圖建立起實質合法的威望又對所在處境極盡揶揄，有時帶點自吹自擂、唬人的調調，不過永遠不失慷慨，急於對每件事表現出豁然大度。這麼多年過去了，我還是要說，若想在充滿矛盾的現實環境中行動自如，這個精神，讓遊擊隊做出那些不凡之舉的精神，在今天仍是獨一無二的人生態度。

　　3.在抗戰的推波助瀾下，意大利光復後，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地埋首政治中。「曾為遊戲隊一分子」對我及許多其他年輕人來說是我們生命中的一個轉折點，而非暫時的制約像「服兵役」。自那一刻起，我們的平民生活是遊擊隊的延續，武器不同：法西斯的軍事挫敗不過是個假設：我們誓死捍衛的意大利尚在蟄伏期，得將其潛力轉化為事實應用在各個層面。任何我們在日常生活及生產世界中意欲從事的活動，只因參與政治才見完整，才有其意義，這在我們看來理所當然。

　　抗戰期間，我加入意共的主要動機是能以較積極、較有組織的力量參戰，對抗德軍及法西斯，加上它的政治路線較具說服力，所以光復後我確認了我的共產黨員身份。

　　當年共產主義代表的是我始終居中搖擺（說起來這點倒是沒變）的兩極政治引力。一端是對那個促成法西斯的社會的排拒，法西斯曾讓我們對革命滿懷憧憬，一場始於零，不假外力便搭起政府所需基礎架構，超越每一次革命都免不了犯錯和走上極端的痛楚，最後建設起與資產階級社會相對立的另一個社會的革命（我們腦海裡的革命屬於十月革命，是起點而非終點）。另一端我們夢想的是從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角度來看都是最現代、最先進、最完備的文明，有一個高度勝任的領導階級，也就是說文化在政治領導及生產領導各個層面均占一席之地。（抑或這個意象到一九四五年之後才成形，此刻我的回溯是自說自話？不，這些在當時確已存在，可感受到的除了某種西方進步氣氛外—羅斯福的新政，英國的「費邊主義社會」—亦不乏來自蘇維埃世界的新氣象。）

　　不過我們入黨時，共產主義不單集政治抱負之大成，我們的文化及文學抱負亦與之氣味相投。我還記得，四月二十五日之後我們鎮上收到最初幾份《統一報》①。打開米蘭發行的《統一報》，副主編是維多裡尼，打開都靈發行的《統一報》，文化版上是帕維塞的文章。這麼湊巧，兩位我最喜歡的意大利作家，直到當時為止我只讀了幾本他們的書及他們所翻譯的作品，而我發現他們也在我選擇的同一陣營內：我以為那是天經地義的事。就這樣我發現畫家古圖索（Renato Guttuso）是共產黨！畢加索也是！文化與政治鬥爭攜手並進的理想在那個時候仿佛是既成事實。（其實不然：為了厘清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我們絞盡腦汁長達十五年，至今尚無定論。）

　　﹛① 《統一報》（L'Unita），意共黨報。（譯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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