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隱士(42)_伊塔洛·卡爾維諾

四二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提起這些往事，是因為我看到我許多非教徒朋友「為了避免小孩有心理障礙」，「為了不讓小孩覺得與眾不同」，讓他們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我認為此舉缺乏勇氣，就教育角度來說絕對有害無益。難道一名青少年不應該開始學習面對小小不便以忠於某個信念？還有，誰說年輕人不應該有心理障礙？心理障礙來自於與周遭環境的正常摩擦，一個人有了心理障礙會試著去克服它。生命就是克服個人心理障礙的勝利，沒有它就無法養成其人格、個性。

　　自然，我不需要誇大事實。我的童年經驗一點也不賺人眼淚，我的生長環境富裕、平靜。五彩繽紛，是我對世界的印象，大大小小的矛盾不斷，但並未意識到什麼激烈衝突。我沒有貧窮觀念，我唯一聽說的社會問題是存在于利古裡亞小自耕農的問題，我父親為了維護他們的利益，當時亦挺身而出：他們擁有的土地不過在方丈之間，卻飽受稅務、化肥價錢、道路不敷使用之苦。貧民不是沒有，由意大利其他省份開始往利古裡亞遷移，來自阿布魯佐省和威尼托省的雇農在我家農場工作，到了星期六就排隊到我父親的研究所領取按天計酬的工資。可是他們來自那麼遠的地方，我根本想像不出貧窮是怎麼回事。那個時候我跟普通民眾的關係並不融洽，我父母對窮人表現出的熟稔和親切常讓我覺得不自在。

　　我對世間進行中的抗爭運動毫無所知，只有一些傳自外地的影像，像馬賽克那樣齊齊排列。聖雷莫當時主要看的報紙既非來自熱那亞亦非米蘭，而是尼斯。《偵察報》西班牙內戰期間支持佛朗哥：《小尼斯報》偏共和黨，後來他們就不讓進了。我們家看的是熱那亞的《勞動報》，直到停刊為止，這是法西斯如日中天時，碩果僅存的一份由一名改革派老社會黨員朱塞佩·卡內帕（Giuseppe Canepa）辦的報紙，他是我父親老友，記得他來我們家吃過幾次飯。這應該是一九三三年左右，因為我父母親對一系列抨擊希特勒的短評讚譽有加，短評人署名「黑星」，那是喬凡尼·安薩多（Giovanni Ansaldo）。

　　有一次飛過一艘滿載納粹褐衫軍的飛艇，我同桌波蘭籍猶太裔的同學艾毛努埃·羅斯皮契茲說：「最好掉下來統統摔死。」我那時就讀一所瓦爾多教會小學四年級。應該是一九三三年。在我家進進出出的年輕人什麼國籍都有——土耳其、荷蘭、印度——是靠獎學金在我父親主持的研究所念書的學生，曾有兩個德國學生爭執不下，一個納粹黨員一個猶太人。我母親最好的朋友是瑞士人，她常去法國，並參加在培雷耶廳舉行的和平兼反法西斯國際示威活動：這點她並沒有跟我們明說（我們後來才知道），可是會告訴我們一些「口號」。當法國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政府主政時，我母親在點心時間便教我們立正站好面向東方，說：「為麵包，為和平，為自由。」

　　當然，同一時間，我也參加集訓和少年先鋒射擊隊以及之後的青年先鋒隊的遊行閱兵：沒有任何樂趣可言，只把它當成學校生活眾多枯燥乏味的規定之一接受它。在逃課，不參加集訓或徵召日未穿制服被勒令退學中獲得快感，是中學的事了，不過那至多是少年輕狂的叛逆舉動。至於如何在法西斯遊行中偷安度日，我已經在我三篇以一九四零年夏天為背景的短篇小說中嘗試描述過，無須在此贅言。

　　總之，直到二次大戰爆發前，世界在我看來是由不同層級的道德觀及習俗搭起的一座拱門，平排並列互不抵觸。一端是反法西斯或法西斯前素樸的嚴峻，以我母親一絲不苟的道德、非宗教、科學、人性、反戰、保護動物態度為代表（我父親是特例：落單的行者，待在樹林裡與狗為伍的時間多過跟人相處的時間：狩獵季節到了就打獵，其他幾個月則埋頭找草菇或蝸牛），然後經過漸進的寬容、放縱，往人性弱點、得過且過、貪污腐化移動，接下來是教人眼花繚亂、愈趨委靡、放任的宗教、好戰分子、迎合屈膝—資產階級的種種狂妄虛浮，再到另一個端點，那絕對的魯莽、無知、自吹自擂、高唱勝利的法西斯，肆無忌憚，自以為是。

　　今天看來，你不得不在其中做明確抉擇，其實不然：那時候一個年輕人看到的是開放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把父母那個世界視為與現實無關的十九世紀石棺予以拒絕，選擇那看來更堅固、生氣勃勃的法西斯。像我弟弟在十三到十六歲間就說自己是法西斯黨員，其實是為了跟家裡作對（德軍入侵後，這場造反隨即平息，全家又一起投入遊擊戰）。我跟他同一年紀後——正值西班牙內戰，似乎我父母堅信不移的價值觀在這場戰爭中落居下風——卻全盤接受父母們的價值觀，不僅視其為理所當然，更是抵禦法西斯蠻橫的屏障。只是我察覺自己變成了悲觀論者，嬉笑怒駡、孤芳自賞的批評家，袖手旁觀，因為進步是癡心妄想，世上惡人當道。

　　2.我開始享受青春、團體、異性、書本，是一九三八年夏天：以張伯倫、希特勒及墨索里尼在慕尼黑會談告終。利古裡亞西部沿海的「美好歲月」結束了。接下來是教人心焦的一年，馬奇諾之役，法國淪陷，意大利參戰，哀傷混亂的陰鬱年代。我想我這裡的回憶與出身小康、非法西斯家庭的同年齡少年的普遍印象相去不遠：既非對戰事的惴惴不安，亦非那個年紀的課外讀物或爭執。

　　我要談的是我周遭環境的改變及其後果。因為戰爭，聖雷莫棄守了長達一世紀作為各國人種聚居地的地位（永遠棄守。戰後的聖雷莫變成了米蘭—都靈的郊區），重振雄風的是利古裡亞省一個古老城鎮的原始風貌。不知不覺中，眼界亦隨之改變。我一點也不吃力便融入這種鄉土精神，對父親那一輩幾乎全部出身古老中產市民階級、學有專精、若非反法西斯也至少是非法西斯的我及我同年的朋友來說，這如同一道抵禦外在世界，已然為墜落、瘋狂所掌控的世界的屏障。在我們家，除了早先的海外經驗外，如今對我別具意義的是父系古老方言，於所在土地上、特性上紮根。那是一種地方倫理，我們依此為准做選擇、交友，對凡是在我們鄙俗、挖苦的語言及唐突的正義感以外的一切持懷疑、輕蔑的優越態度。

　　一九四一年我註冊大學，選讀農學系，對文學的癡想即便跟摯友也瞞住不說，差點還瞞過了我自己。耐著性子聽課，待在都靈短短幾個月，讓我誤以為城裡人除了為兩個足球隊或兩個電臺樂團加油助陣外無事可做，更堅定了我將自己封閉在鄉村天地中的決心。

　　於是事情發展成我們小心翼翼地維護我們對個性的崇拜，以為那是我們所獨有，蔑視大都會裡被我們視為缺乏生氣的盲從之流的年輕人。我們是來自外地的「硬漢」，獵人，撞球好手，大言不慚，自傲於我們屬於知識分子的粗魯，對愛國或軍事空話嗤之以鼻，講起話來神情凝重，進出聲色場所，鄙夷任何兒女之情，又因身邊沒有女伴頹喪絕望。如今我知道我當時是在搭築一個小屋，試圖藉此隔絕世上所有的敗德，好在我悲觀認定將永遠受法西斯及納粹掌控的世界中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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