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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序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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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其端肇於結繩，而其盛崤而為六經。其秉簡載筆者，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有其權而知其故，則得作而作，亦不得不作而作也。是故《易》者，導之使為善也；《禮》者，坊之不為惡也；《書》者，縱以盡天運之變；《詩》者，衡以會人情之通也。故《易》之為書，行也；《禮》之為書，止也；《書》之為書，可畏；《詩》之為書，可樂也。故曰《易》圓而《禮》方，《書》久而《詩》大。又曰《易》不賞而民勸，《禮》不怒而民避，《書》為廟外之幾筵，《詩》為未朝之明堂也。 若有《易》而可以無《書》也者，則不復為《書》也。有《易》有《書》而可以無《詩》也者，則不復為《詩》也。有《易》有《書》有《詩》而可以無《禮》也者，則不復為《禮》也。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則知《易》與《書》與《詩》與《禮》各有其一故，而不可以或廢也。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則有其權；有其權，而後作《易》，之後又欲作《書》，又欲作《詩》，又欲作《禮》，鹹得奮筆而遂為之，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 無聖人之位，則無其權；無其權，而不免有作，此仲尼是也。仲尼無聖人之位，而有聖人之德；有聖人之德，則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此《春秋》是也。顧仲尼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斯其故何哉？知我惟《春秋》者，《春秋》一書，以天自處學《易》，以事系日學《書》，羅列與國學《詩》，揚善禁惡學《禮》：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以合為一書，則是未嘗作也。 夫未嘗作者，仲尼之志也。罪我惟《春秋》者，古者非天子不考文，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既久，龐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於上，民讀之而惑亂於下，勢必至於拉雜燔燒，禍連六經。夫仲尼非不知者，而終不已於作，是則仲尼所為引罪自悲者也。或問曰：然則仲尼真有罪乎？答曰：仲尼無罪也。仲尼心知其故，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於是因史成經，不別立文，而但於首大書「春王正月」。若曰：其舊則諸侯之書也，其新則天子之書也。取諸侯之書，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候，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是故作書，聖人之事也。非聖人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作書，聖人而天子之事也。非天子而作書，其人可誅，其書可燒也。何也？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破道與治，是橫議也。橫議，則烏得不燒？橫議之人，則烏得不誅？ 故秦人燒書之舉，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若始皇燒書而並燒聖經，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實無其德，則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盡燒矣。故並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無何漢興，又大求遺書。當時在廷諸臣，以獻書進者多有。於是四方功名之士，無人不言有書，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則知燒書之為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為禍之尤烈哉！燒書，而天下無書；天下無書，聖人之書所以存也。求書，而天下有書；天下有書，聖人之書所以亡也。燒書，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 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明聖人之教者，其書有之；叛聖人之教者，其書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書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書亦有之。 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令者，猶在所不許。何則？惡其破道與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為其書也？原其由來，實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經營既久，才思溢矣。 夫應詔固須美言，自娛何所不可？刻畫魑魅，詆訕聖賢，筆墨既酣，胡可忍也？是故，亂民必誅，而「遊俠」立傳；市儈辱人，而「貨殖」名篇。意在窮奇極變，皇惜刳心嘔血，所謂上薄蒼天，下徹黃泉，不盡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當其初時，猶尚私之於下，彼此傳觀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見之，稍稍見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書，至於上不復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豈其複有忌憚乎哉！其作者，驚相告也；其讀者，驚相告也。驚告之後，轉相祖述，而無有一人不作，無有一人不讀也。於是而聖人之遺經，一二篇而已；諸家之書，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複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詔，土苴之而已；諸家之書，非縹緗不為其題，非金玉不為其簽也。積漸至於今日，禍且不可複言。民不知偷，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民不知淫，讀諸家之書則無不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其書破道，非天子而作書，其書破治者，不過憂其附會經義，示民以雜；測量治術，示民以明。示民以雜，民則難信；示民以明，民則難治。 故遂斷之破道與治，是為橫議，其人可誅，其書可燒耳；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極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書，則豈複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亦豈複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而禍首罪魁，則漢人詔求遺書，實開之釁。故曰燒書之禍烈，求書之禍尤烈也。 燒書之禍，禍在並燒聖經。聖經燒，而民不興於善，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之也。求書之禍，禍在並行私書。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此漢人之罪亦萬世不得而原之也。然燒聖經，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逃也。若行私書，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複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嗚呼！君子之至於斯也，聽之則不可，禁之則不能，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哉？曰：吾聞之，聖人之作書也以德，古人之作書也以才。知聖人之作書以德，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讀者貴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櫛比字句，以為從事于經學也。知古人之作書以才，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覽者急須搴裳去之，而不得捃拾齒牙以為譚言之微中也。于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敢於《易》之下作《易》傳，《書》之下作《書》傳，《詩》之下作《詩》傳，《禮》之下作《禮》傳，《春秋》之下作《春秋》傳也。何也？誠愧其德之不合，而懼章句之未安，皆當大拂于聖人之心也。于諸家之書而誠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肯于《莊》之後作廣《莊》，《騷》之後作續《騷》，《史》之後作後《史》，《詩》之後作擬《詩》，稗官之後作新稗官也。何也？誠恥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襲，是真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揚湯而不得冷，則不如且莫進薪；避影而影愈多，則不如教之勿趨也。惡人作書，而示之以聖人之德，與夫古人之才者，蓋為游於聖門者難為言，觀于才子之林者難為文，是亦止薪勿趨之道也。然聖人之德，實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事，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猶夫人之能事；猶夫人之能事，則庶幾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 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為言材也。凌雲蔽日之姿，其初本於破核分莢；于破核分莢之時，具有凌雲蔽日之勢；于凌雲蔽日之時，不出破核分莢之勢，此所謂材之說也。又才之為言裁也。有全錦在手，無全錦在目；無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見其領，知其袖；見其襟，知其帔也。夫領則非袖，而襟則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後相合，離然各異，而宛然共成者，此所謂裁之說也。 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後；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後。此苟且與慎重之辯也。言有才始能構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外未嘗矜式於珠玉，內未嘗經營於慘淡，隤然放筆，自以為是，而不知彼之所為才實非古人之所為才，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構思以後，乃至繞乎佈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後者，此其人，筆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筆不安換右筆，用右筆不安換左筆；用正墨不現換反墨；用反墨不現換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聖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境也。 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則是其紙上無字、無句、無局、無思者也。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其心頭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搖搖有局，乃鏗鏗有句，而燁燁有字，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才以繞其前，才以繞其後，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謂才，則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謂才，則必文成於難者，才子也。依文成于易之說，則是迅疾揮掃，神氣揚揚者，才子也。依文成於難之說，則必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者，才子也。 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然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夫而後知古人作書，其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己量力，廢然歇筆，然則其人真不足誅，其書真不足燒也。夫身為庶人，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而忽取牧豬奴手中之一編，條分而節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複作，已作之書一旦盡廢，是則聖歎廓清天下之功，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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