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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不可奪其聲
1不久前讀有關新詩中人的文章（刊《文藝報》），提及該詩人寫「樹葉」之散文如何好。且援用其中幾句，稱，雲南大樹林裡的葉子在××年××月××日××時××秒，掉將下來，云云。評論說，這是很美妙的，但筆者讀之有三，尚不覺有何美妙，甚至連玄奧、朦朧也說不上。落葉每每有，只看如何落。若只是照顧到「唯物」之平平的自然現象，抑或，只照顧到「唯心」之平平的主觀頭腦——這裡絕無「心跡」可言——那麼，說一片葉子幾分幾秒落將下來，與癡人白活無異。
剛好，近聽一演員于深夜朗誦美國小說家歐·亨利的名著《最後一片葉子》，聽之想之，大覺靈通。故事大概，文學中人都不會陌生。筆者少時讀此著，被感動的情形迄今可憶。一少婦患肺炎垂垂已危，她每每數窗外之落葉，以百至十，從十至寥寥幾片，乃至最後一片樹葉，歷經風雪狂撼而仍舊支撐在那裡——挺住，就是一切——而小女孩本來命托於此，說，最後一葉掉下之日，就是她生命完結之時。但小女孩有所不知，她的「最後一片樹葉」之所以遲遲不落，始終不落，以至永遠不落，是因為有一位貧困潦倒的畫家把它畫了出來。
這則故事以落葉喻生命，以落葉之不落喻命運，以人之神秘的原則契合自然之神秘的原則，將看似無關的人與樹的關係，極為平淡而又極為崇高地連在一塊兒。至此，樹葉之落，成為筆落於紙，心落於文字，藝術落於生活的一種寫照。和上述詩句中完全武斷的寫法，可謂天壤有異，不可同日而語。因為，哪怕是一句話，一句詩，也應有其巨大的邏輯與文化的背景所在。不然的話，胸有斷竹，就託盤而出，實在是到了幾分幾秒，大便仍嫌乾燥乃而！許多新詩中人都有此水分不足，大旱於斯的情景。只不過用了斷行的形式，以期「象徵」、「隱喻」、「暗指」、「反諷」等等手法昭示于人，其實總之是他心裡不明白，讀者也不明白；只有一些低智的偶象崇拜者，把皇帝的新衣當成羅綺，撫裸體而喊快哉。悲憐矣！
2此作者在同一篇文章更有「妙語」，謂其讀某人之詩是「閱讀」，不是「看」。這一點，就是語病。姑且退而言之，你可以「閱」而不「讀」或「讀」而不「閱」，怎樣可以又「閱」，又「讀」，又「不看」呢？漢語之博大豐盛，歷久彌新，就在於漢語是聲文，又是象形文字。這一點筆者屢述于此於報章。錢鐘書、朱光潛、吳宓等等一大批老前輩每每有述於此，都是神采飛揚，不可一世的。因為，每每將其斷裂的企圖或觀點——如外國人索緒爾、龐德等人的偏見——都是洋人的鄙陋淺譾。當今漢學中人，有幾人深諳此案，不都是以半知半解，以應對半解半知之新詩中人嗎？此時無聲勝有聲，是中國人詩歌藝術的一種訣竅；大珠小珠落玉盤，同樣也屬訣竅。二者或可兼得，卻斷然不可偏廢之。李白之「對影成三人」有其月亮的圖畫——月字本身的象形美，不可奪其美——也有其聲音的美，月亮的聲音，亦不可奪其美。如此一來，凡是好詩，閱之讀之，二者兼工，美倫美奐，千年如此。只是到了今天，忽有人跳出來斷其一臂，說什麼只「閱讀」而「不看」，真是醜乎其類，我一想，那種「看」不得的詩，也實在沒什麼好看的。
3可是，不思個中三味者，固然有發其癡議之興，卻無考據比較之學。他把某詩人與舉世稱玄稱妙的小說家納博科夫與「解構」派理論家（雖其本人一再聲稱，他不是「解構」派哲學家）德裡達做一比較。接下去說，某詩人之寫作與納博科夫之「肉體寫作」（大意）同；其性感文字與德裡達的意象「處女膜」同工，真是大謬！
北京文學圈子裡談論納博科夫本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納氏譯者于曉丹女士前後寫過不少納氏文章。她以較輕之年齡譯出《羅麗塔》後，我們都賀其才大。但她以後撰文說她是有一些「後怕」的。納博科夫納性文化於小說是其特例。至於他的觀念，是先鋒小說與理念的集大成者。若把他的文化納於性，則為本末倒置。「肉體」寫作出處何來，筆者不知。但筆者知，性，是一種文化（如米·福科之《性史》)，而且在19世紀以前是一種負面的文化，是福科掀起了「翻案風」。但性之文化，絕不等同於什麼「肉體寫作」。納氏之羅麗塔的風格，也是籍乎其上，以呈現一種試驗文本。若把納氏的文風視為一種「肉體」，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至於「處女膜」一詞，更與性扯不上。大凡讀過德氏文章的人都知道，「處女膜」一詞是後現代中人「似是而非」的類乎相對主義的哲學觀念的表達——所以，許多人把德氏與莊子比較——而反對正、反、合中的合，從而反對與區別于黑格爾。「處女膜」的存在，正好反映了女性的肯定與否定於異性的玄機狀態，最適於德氏的「似是而非」理論，這是一種大腦智慧的所在——如羅素認為，性是一種智力——而絕非僅僅表達那位評者的「性」感。
4某詩人在臺灣出的一本詩集中稱，漢語無分古典與現代（大意）。此評論又說，某詩人對於漢語做出傑出貢獻云云（大意）。筆者察其文本（那本散文中的引文），卻壓根兒未見有此一舉。評論某詩人的「漢語」，筆者只有一種名詞疊置之不知所之感，而未發現任何貢獻。
說到古漢語與白話，個中問題實在極多！至少白話文從明清始，盛於五四，而醜態百出於當下新詩中的歷程，有識之士不乏譏評。而且，中肯者也不在少數。比如許多人說，古漢語是中國詩歌詞賦的唯一載體，而白話適於小說散文，於詩，是「異類」。的確，白話文可以寫詩，但成功者，莫不比附於古典或西洋詩歌節韻與格式，只是不能最終炮製出新體制。詞有詞牌，詩有詩體，白話的東西苟且其中，呈舉步維艱狀。（包括我自己的新詩，也屬難以倫乎其類的局面！）就是因為，白話的語感不適於樂體。
新詩中人每每以意義遊戲，詮釋新詩。這只是說出新詩的一半的存在之理由。80年代以來，五花八門的哲理、小說網絡、詩歌體制，一時時興於我國。所以，新詩講義、素材比比皆是。但是，如何將這種「義」化為形式，化為中國人的、漢語的形式，人們就三緘其口。而詩，倒底不是哲理、不是寓言、不是敘述，詩是一種音樂，只有其義，不備其樂，就只剩下一個軀殼。在這方面，任何引用外國人的話，不分時代地域硬套在漢語新詩文本上的做法，都近乎癡人說夢，南其轅而北其轍。比如，引用某某後現代中人的譯文，套于前現代中人的新詩上，即為一例。這種毛病，也多屬招搖過市，貽誤青年的壞作風。至於講到某詩人的詩，也只不過是新詩學步中的一例，根本不必大驚小怪。
總之，新詩的吹捧者與被吹捧者，都應該慎思以行，不要因為低智商和狂熱病，一腳踩到狗屎堆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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