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詩歌在九十年代
——在期望和詰難之間
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話題-北大詩歌、九十年代(尤其是當它用於敘述九十年代詩歌的時候),這兩個關鍵詞無論在學理辨析上還是在當下火藥味十足的詩歌話語爭奪場上都是容易"闖禍"的敏感詞語,而我偏偏又不想在這裡不負責任地一次性使用它們。雖然我作為近些年來身居北大的詩歌寫作者和"見證人"之一,曾經數度想就九十年代以來北大詩歌的狀況作出一番自己的"敘述",但考慮到進行這一"敘述"需要繞過諸多對這一話題的"預敘述"、需要大量的實踐來驗證我所"見證"到的詩歌狀貌是否可靠,因而直到現在,我才敢嘗試著粗略地描述一下在不當的期望和無端的話難之間被誤讀或被忽略的北大當下詩歌寫作。
首先我想談談我對"北大詩歌"一飼的理解。北大的確是一個出詩人的地方,從民國諸君到今天茁聲詩壇的西川、臧棣、西渡等人,可以算得上是人才輩出。這其實和這所大學的建制在這個缺乏大學精神的國度相對來說較為悠久和穩定有密切的關係,並無多少"人傑地靈"傳奇意味,其他高校若有同樣頑強的人文氛圍延續性,相信在詩歌方面亦會有繁盛的面貌。但是,由於"北大"一詞在中國文科(尤其是文學學科)教育語彙中幾乎成了一個超負荷的能指(國家意識形態對它某些方面的強烈渲染和非官方立場的話語在矯正它的形象時投注的同樣狂熱的激情之間構成了富有戲劇性的巨大張力),再加上海子、駱一禾、戈麥的去世(按照某種描述,這被叫做"殉詩"),使得"北大詩歌"在我入校的九十年代初在廣大的學生和文學藝術青年心目中演變為一種神聖、高潔"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詩歌向度的代名詞。我曾一度受這一語氛的渲染,在一本刊物中把北大稱為"詩歌的麥加"。而當我和一些朋友意識到"北大詩歌"這個極不具備學理標準的分類稱謂絕不能用來幫助我們認識自身寫作的時候(我們曾在南方的一家報紙上將"北大詩人"還原解釋為"一群偶然聚集到北京海澱區簍鬥橋一號並對詩歌抱有強烈興趣的人"),一股別有用心的反智潮流正把北大詩歌簡化成知識和學院背景的微縮模型,釘在虛擬的文學史仇敵的靶心上。一組組精心設計的二項對立被一些文革武鬥後遺症與江湖武林臆想症併發的詩人任意地使用,人為地製造出"腐朽"的北大詩歌與充滿後現代"生機"的另一高校詩歌的勢不兩立的局面,渲染出"西化的、知識化的"北大詩歌作為小眾詩歌的代表與虛擬的"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的嚴重背離。這種策略性的對北大詩歌的醜化與前面所說的盲目地對北大詩歌的神化都與身居北大或出身北大的詩人們的寫作毫不相干。
關於"九十年代"詩歌的話題由於九十年代行將完結而變得格外醒目,這可能也是計劃經濟思維積澱中的總結表彰癖在作祟。我不幸也想在這裡"總結"一下,使用一下"九十年代"這個詞,卻不敢"表彰",只是覺得中國詩歌在九十年代呈現出來的格局和特徵在北大有著強烈的呼應,而近十年來北大詩歌所發生的這些變化恰好為正確地認識北大詩歌提供了一個契機。
詩人們
西渡在《燕園寫詩雜憶》裡對以八五屆為軸心的整個八十年代北大詩人們的活動做了極富戲劇性的描述,但那些生動的段子在我們這輩人讀來已有"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的意味了。(哇塞!好多好多詩人,好有趣好有趣的故事野!)雖然我個人漫長的校園學詩記憶中偶然浮現的傳奇部分不時誘惑我也去寫下一篇作為個人"成長小說"的變體的詩人格述,但總體上趨於平靜和內斂的九十年代北大詩歌狀貌要求我只能以社會學式的記錄來"清點"在九十年超速的校園心理變遷和繁雜的學籍、人事檔案變幻之下越來越稀少的同行們的身影。這裡所要"清點"的,只是習詩於北大並對北大詩歌的衍化多少產生過作用的九十年代在校學生,那些趕來"更上一層樓"(或曰鍍金)的作家班和進修班詩人們不在此列。
我是九一年考上北大的,因軍訓一年之故(倒黴至極!),九二年才踏進北大的門檻(其後還有一道更高的詩歌門檻)。我進校時,八九級以上的本科生已全部離校。關於八九十年代之交(八六、八七、八八級)北大詩人的情況,除了看過橡子的幾篇文章,其餘瞭解甚少。我最初所接觸到的八七、八八級詩人只有三位研究生。學物理的西區把詩藝的精微看作是和物理學的精微相平衡的事物,其浪漫而隱逸的詩歌口味與一頭秀麗的長髮遮掩下的清澈而神經質的眼神在當時的校園裡頗受注目。劉瀾、楊鐵軍和他們已離校的朋友藍強、沈顥等人曾一度是八八級詩人中的核心人物。劉瀾詩法史蒂文斯,聰明至極,可惜在還未深入到"最高虛構筆記"時就悍然輟筆投身傳媒。楊鐵軍是北大詩人中上承八十年代下啟九十年代的一個相當完美的"被遺忘者",他在九三年以後一改往年濃郁的抒情詩風,把日常生活的小敘事、反諷、繁複修辭等因素自覺地納入到詩歌當中,是海子去世後使詩歌走出海子的巨大陰影並能夠縝密、穩固地站立的第一人。如果不是楊鐵軍讓我們把審慎的洞察目光投向了具體的個人經驗,我們"仰望天空"的膜拜海子練習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他的那些當時在我們看來無異於"異端"的詩歌加上一代奇才賀照田對臧棣、王家新、歐陽江河等人的重要文章的慧眼推薦,導致我們及時地從虛幻的"北大詩歌"神龕下醒來,關注起中國詩歌在九十年代的一些重要現象,並把它們和北大裡的寫作實踐密切聯繫起來。雖然他出國留學之後很少為人所提及,但他精湛嚴謹的技藝仍不時引來我們的嘆服。
八九級寫詩的人中肖東君、晦明最有特色。肖東君也是在大學末年走出了對海子的模仿,學習用奧登式的筆法在詩歌中安置機智的閃光點,可惜很快就不寫了。晦明在校時曾被稱作"玄學詩人",在詠物、抒懷時隨時引發神秘的思辯,力求詩歌的純淨,畢業後似乎還按著這條路走,變化不大。
九○級、九一級是十年來北大寫詩的人最多、堅持下去的也最多的兩屆。北大校園內的詩歌因為這兩屆幾乎所有的詩人之間形成了一個牢固而熱鬧的友誼圈的緣故曾在九三到九五年出現了"中興"的局面。不知什麼原因這兩屆學生在整體的校園文化心態上呈現出一股此前此後都難以覓見的強大的叛逆情緒,各種波希米亞氣質與烏托邦情結相混生的校園"事件"頻繁發生。這可能與八十年代的殘餘風尚,與海子、戈麥新近逝去帶來的"悲壯氛圍"與官、商意識形態聯手滲入高校引發的審美反彈有關。八九後校園內死寂的文化土壤倔強地滋養出維繫這一批詩人"生活在別處"的信念的隱秘的詩歌情誼,飲酒論詩、夜起誦讀、睥睨世人、結交豪士怪客是他們北大生活的一面,無怪九二級某君在吹捧同級一個近來以古龍式散文走紅的"小魯迅"的文章說此紅人當年不屑進入北大詩人圈子乃是因為當時的五四文學社更像是一個黑社會。而另一面--難以滿足的閱讀(象聶魯達所說的那樣,想把整個大海都喝下去)和不斷積累的反烏托邦日常經驗使他們中的一些人逐漸對當下的語境、對詩歌的作用、對詩歌本身有了清醒的認識,"生活在別處"變成了"生活在內心"。大約在九四年左右,他們幾乎同時發生了一次詩學轉向,由高蹈的才氣型寫作轉入了冷靜的分析型寫作,從狹窄的抒情階梯踏進了現代詩藝的門檻。九○級的詩人就學養和詩歌諸形式要素的綜合把握能力而言首推冷霜,他具有一種微觀表現力,卻又能讓輕瀅的詞語產生出強大的離心效果。他的詩歌在結構和遣詞用句的準確性上堪稱後學者的垘本,是極不純淨的九十年代書齋語境中緩慢孕育出的一粒珍珠。馮永鋒的詩在援藏三年歸來後越寫越見功力,在早年"極簡主義"式詩歌語言中加入了絮叨、議論、諷刺等語感鮮活的口語成份,多書寫一種敘事中揉雜著隨意評談的詩體,他的詩藝中有一種"單刀直入"的老熟而明快的魅力。若木(宋繁銀)是一個在詩歌鑒別力和感受力上都無可挑剔的天才,熟諳各種詩歌體式,語言柔軟光滑,稍嫌空乏、缺乏勁度。他對"往後詩歌該怎麼寫"有敏銳的嗅覺,在我們接觸到"個人寫作"、"及物寫作"等九十年代重要詩學命題之前就開始鼓吹書寫當下個體經驗和個體遭遇的迫切性。若不是頑世不恭的雅皮生活把他的注意力過早引向了別處,相信他在詩歌上的造詣將不可限量。法律系的嘉禾(陳元貴)是我所見過的詩人中最具蘭波"通靈者"氣質的一位,其人其詩都洋溢著透徹而靈動的實驗活力,他在詩壇上"南方詩歌"的說法出現之前早就開始用布依族方言將貴州邊遠地區的成長記憶輸入到詩歌之中。西語系的楊郁(楊水初)和楊逍(楊曉春)通過長期的十四行習作獲得了控制詩歌語氣和節奏的高超技能,不同的是前者善寫音韻鏗鏘的品達式頌詩,後者專工色澤華麗物事紛芸的抒情排鋪。
王雨之(王來雨)、胡續冬、劉國鵬起初曾被合稱為"九一級三套車",直到現在他們三人都還在相互砥礪。三人中最能代表北大詩歌在九十年代的諸種變化的當數王雨之。王雨之的詩最早突破各種國際、國內詩歌垘本的限制,他很早就開始書寫一種從敘事入手而又超越了敘事的複雜長詩,常用極度戲劇化的個人感受去刺穿瑣屑的真實時空和跨幅廣闊的即興杜撰世界之間的界限,用對各種文體的惡意戲仿、市井的調侃、民間加自製的順口韻語刺激詩歌語言的彈性和文體的開放性,最近竟到了在詩中安置色情謎語和惡作劇的地步。他的行文恣肆淋漓、大開大聞,用詞乖戾詭譎、時時令人產生閱讀興奮。王雨之的詩正在向寫作快感的極限滑翔。與他相比,胡續冬的詩顯得較為拘束,但仍在通過複合修辭粘合文本與現實、滲用大量"非詩"質料來獲取詩歌語境的反諷和喜劇效應等方面與王雨之有相通之處。劉國鵬早年曾執迷於神話式的"大詩",但近來也開始用角色化了的轉述視角、富於表現力的變形口語處理具體的場景和經歷,找到了一個新的起點。九一級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詩人雷子(殷效庚)通常在謠體短詩中製造出一種怪異的、富有超現實意味的幻視圖景,他詩歌中的尖銳感是他幽閉、陰鬱的內心生活的一個光亮的出口。九一社會系的北大傑出音樂人許秋漢和九○、九一詩人群過從甚密,他有許多歌詞都可以當作詩歌來閱讀。
九十年代中期北大詩歌的"中興"局面到九二級的曉歸(吳浩)、劉亮那裡已到了尾聲。曉歸如果不是上研後把興趣完全投入到學術上,完全有可能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詩人。他具有形式淬煉上的高度自覺,擁有嚴格的自我批評能力,在戈麥所開闢出的追求語言密度、強度和審美感染力的道路上走得很遠,他甚至還提出了一個叫做"濃質抒情"的較為完善的詩學概念。劉亮相對來說對詩歌涉入得不是很深,但他細膩的富於造型感的筆觸足以給他自己堅持寫下去的信心。
九三級的王宏、九四級的遲宇宙、吳文尚寫詩的資質都很不錯,起初寫得都很勤奮,可惜校園亞文化氛圍的徹底"多元"和happy讓他們分別過早地做出其他的選擇:蠱惑仔、編書郎和報紙仔。九四級的與鄰(張宇淩)在上研後寫詩進步驚人,她近來寫出的那些寓言式的敘事詩在敘述的空白環節處安置了細微而隱秘的詞語牽連,顯示出她生動想像力在詩歌肌理之中的可感性。
九五級的王敖一"出手"就展示出了不可多得的詩歌稟賦。在為他的詩集《朋克貓》撰寫的序言中我把他稱為"學院中的另類",主要是指他的詩歌與我所見到的兩類高校詩歌都毫無關係:一是大眾文化意義上的"校園詩歌",二是高校詩人群體因上下屆的"薪火相傳"而形成的較為穩固的詩歌形態(比如北大九○、九一乃至九二詩人群)。王敖的詩歌創作衝動肇始於對一種簡潔明瞭,搖滾歌詞式的詩歌語言的自發的敏感,並且很快就在摸索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將日常場景通過敘述語氣的轉換迅速戲劇化的短詩技能。王敖近期對不同寫作風格的廣泛嘗試證明他已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寫作生命的沿續有賴於找到一塊成熟的詩藝基石,而這絕不僅僅是才力、原創性等方面的問題。王敖之後的在校本科生中,九六級的姚玉橋、王海威,九七級的繆川、馬雁都有可能在詩歌上有一番作為,需要的只是時間和磨煉。
以上"清點"的都是本科出身自北大的詩人,而另有幾位研究生或博士生階段就讀于北大的詩人在九十年代北大詩歌中佔有極為醒目的位置,它同時也說明了北大詩歌並非象某些人指責的那樣有什麼封閉的、其頑不化的自我繁殖性,而是更多地具有一種"納百川而歸東海"的趨勢。宗教學博士周偉馳從中山大學考入北大後很快就以其優雅的詩歌形式中深厚的古典意蘊令我們膺服不已。在他把抒情詩寫到了於精細中見開闊、于陰翳中見明朗的地步之後,又開始使原本趨於純淨的詩藝綜合化:在語言上象古詩中的"拗變"一樣間或在標準的美文句式中加入南方方言、古漢語詞匯以製造節奏落差,在語氣上把嬉戲、自我解嘲、自我辯解與冷靜、嚴肅的經驗剖析統一起來,而骨子裡卻仍透露出一種力求完美、勻稱的唯美情結。來自"他們"詩派老巢南京大學的席亞斌出色地縫合了當代詩歌中常常被人蓄意割裂的兩方面:平民化了的口語述說與高度專業化的形式控制能力。他的詩怪招頻出,在想像的延伸、詞語的配置、節奏的安排、乃至音節的變化上總是出其不意地打破常規的閱讀期待。象不斷分裂的原子核,釋放出足以和混亂的世俗遭遇相抗衡的表現力。周瓚(周亞琴)讀博後寫詩進展一日千里,這與她勤奮的寫作訓練和廣博的理論汲取不無關係。她明確的女性主義立場被日漸節制和凝煉的詩藝轉化為一種對尋常的事態不斷反思的從容的觀察態度,這使得她的詩不僅成為性別政治的具體語義實踐,更成為我們時代一個知識者如何用內心生活的清晰秩序來重組現實世界的有力憑證。剛剛考入北大讀博的姜濤其實近十年來一直與北大詩歌有密切的關係。長期作為清華詩歌"領袖人物"的姜濤與北大詩人的交往已遠遠超出了"校際交流"的範圍而成為促成九十年代北大詩歌寫作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在詩歌寫作和批評的各個細部層面上的才能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堪稱最為全面。他的詩修辭繁複卻又準確傳神,行文綿密卻又氣勢磅礴,在頻繁引爆詞與詞、語體與語體之間喜劇張力的同時讓閱讀者陷入一個冷靜、懸疑的匿名敘述狀態。姜濤高度自信的詩藝在和詩中的日常世界、書本世界玩一個一對二的深藏不露的遊戲,遊戲的結果從任何一個角度都可能作為對當下詩歌諸多詰難的反駁依據。除這四位之外,曾在北大讀研的苗強、雷武鈴、吳畏等人都各有佳作留諸北大。
社團、詩歌活動和詩歌教育
這一部分將從文學社會學的角度考察九十年代北大詩歌的外部環境、存在和傳播形式以及閱讀、批評、教育方面的情況。
曾經以半公開出版物的形式編印過《新詩潮》(上、下卷)、《青年詩人談詩》等重要文獻的北大五四文學社在八十年代盛極一時,它常以一種校園文化准權力機構的面目出現,統籌校園內部規模化的抒情活動並壓制寫作中的邊緣異類。八十年代未到九三年之前五四文學社一度在學生心理的大幅度灰暗的背景中沉寂下去。九三年之後五四文學社員恢復了部分活力,但在人數、活動方式、影響面乃至內部"權力爭鬥"的激烈程度上都無法與昔日相比。
由於校園寫作在時間、經驗條件上的限制,五四文學社歷來都是以詩歌作為主要組織凝聚力,九十年代以來的歷屆社長也幾乎都是在詩歌寫作上較有成就的本科生(肖東君、宋繁銀、楊郁、胡續冬、吳浩、吳文尚、王海威、繆川等人都擔任過社長),因而組織的活動也大多與詩歌相關:一年一度的未名湖詩會,編緝以詩歌為主的刊物,詩歌講座、對話乃至近期發展到改編、排演詩劇。在九三--九五年獨特的叛逆思潮的影響下,作為某種"抒情大詩"與革命、激進行為之間的親緣關係的必然結果,五四文學社的活動範圍曾很不明智地僭越到英雄式的誼妄之中,現在看來,那些與搖滾樂、現代藝術、校園抗議活動相關的"事件"除了補充少年記憶中的遊俠成份外,對詩歌本身的生長只起到了偃苗助長的作用。
除五四文學社之外,九○級以寫小說為主的社團"北大筆會"、九一級的"純淨語言協會"。九六級的"我們文學社"之中也都有人寫詩,但都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詩歌社團。
北大近十年來的詩歌活動最為重要的當屬未名湖詩會。未名湖詩因自八十年代一年一屆延續下來,但每年沒有確定的日期。從九三年起,為了紀念海子,五四文學社把未名湖詩會的舉辦日期定在了三月二十六號,有的年份還另有紀念戈麥的未名湖秋季詩會。未名湖詩會原本是一個在北大範圍內挑選出優秀詩作,在詩人登臺朗誦之後當場評議頒獎的詩歌競賽活動,其引發的激勵機制非常適應八十年代習詩者風起雲湧的局面,同時也是缺乏情緒渲泄途徑的校園之中一個熱鬧的"看臺",據說詩會曾多次與崔健的來校演出一樣在容量最大的大講堂舉行。九三年之後仍出現過短暫的報名送詩者絡繹不絕的場面,參賽人的範圍也由北大擴展到清華、人大、復旦等其它高校,但由於此後的校園裡寫詩的"瘟疫"一經"兼職"和TOFEL、GRE的治療再也未能廣泛傳播,未名湖詩會開始取消競賽、評獎過程,增大了居京詩人助興朗誦的比例。使詩會成為成名詩人與讀者相溝通的一個渠道和北大詩人圈展示新的寫作動態、增進兄弟情誼的一個重要場所,也是流浪漢們伺機興風作浪和文學青年們聯絡甜酸感情的不可多得的場所。不過,在一個缺乏詩人朗誦傳統(而不是廣播臺式朗誦)的國度裡,北大的未名湖詩會因為有西川、黑大春、麥芒等在朗誦上頗有造詣的詩人參加,人們對朗誦作為與寫作密切相關的一門技藝的理解正在逐步提升。九十年代以來詩會舉辦地點的變化極富戲劇性,先是在容納四百人的電教報告廳,後來換到容納三百人、條件簡易的二教,進而退到容納一百五十人、設施極其簡陋的生物樓101。在五四文學社對詩會是否還能維持下去憂心仲仲之際,這兩年詩會居然奇跡般地在容納五百人、設施高度"白領化"的正大國際會議中心多功能廳裡象模像樣地"隆重舉行"。對此有人一本正經地指出"詩歌的溫度己回升",有人扮演魯迅痛斥詩人們在豪華舞臺上"扮演"詩人,有人笑嘻嘻地嘲諷參加現在的詩會只能看看妞聽聽嗲,其實這種現象只是已獲初步積累的商業資本揮霍到校園文化領域以適應一切文化活動"精品化"和企業形象"文化化"的"時代趨勢"的一個小側面,與詩歌、與詩人的立場態度、與組織者的初衷都關係不大,各式各類的人在這樣的"公共空間"中大可自說自話,甚至還可以"糖衣吃下,炮彈打回",不必大驚小怪。
詩歌教育是一個場域內詩藝習得和詩歌傳播的重要環節,而九十年代北大校園內對詩人寫作產生實際效用的教育方式在我看來大致可分為自我教育、同人批評和規範化的課堂教育三種。自我教育在到目前為止現代詩歌的研究、教育遠未合理化的中國幾乎是對所有高校詩人而言的主要詩歌教育方式,它意味著努力放寬詩歌閱讀視野。對"垘本"進行反復細讀並在此基礎上通過摹寫練習充分吸收。詩歌自我教育的一個變體是各種校園文學刊物的編印,這些刊物上的一部分優秀詩歌往往可以轉化為同屆或者後屆學詩者頭腦中的寫作生機。近十年來北大刊載詩歌文學刊物算不上豐富,除了中文系的系刊《啟明星》(有兩期曾更名為《博雅》)因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得以維持一年一期的"傳統"之外,五四文學社的《天方》、《第三者》、《炎土》、《抽屜》,北大筆會的《空格二十》(有少量詩歌)、校團委的《空間》,西語系的《繆斯》,純淨語言協會的《後窗》和我們文學社的《我們》大多"欠收"或"短命",而且收入的很多作品都是作者的初期習作(有的甚至只是短途旅行的文學青年混上詩歌列車的站臺票),所以通過校園刊物施行詩歌自我教育的有效性遠不如八十年代。在北大編印的三本最重要的文學刊物《北大研究生學刊·文學增刊》、《偏移》和《翼》雖然擁有較為專業的水準,但由於其編選範圍已遠遠超出了北大乃至高校詩人的局限,因而已不在北大的詩歌教育討論範圍之內。詩歌教育的另外一種形式同仁批評要求寫作者除擁有完善的自我教育能力之外,還必須具備基本的批評常識、敏銳的洞察力和準確的鑒別力,其實施的主要方式包括書面的針對同仁詩作的評議和日常的"清談"。良好的同人批評風尚對促進一個詩人群體的普遍成熟會起到催化劑的作用,九○、九一詩人群和周偉馳、席亞斌、週期、薑濤等人之所以能在詩歌寫作上持續深入下去,這和他們之間緊密的批評紐帶有很大的關係。不過就在校詩人的總體情況而言,這種相互之間理論化、具體化的批評活動的匱乏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值得慶倖的是,臧棣所開設的詩歌課程多少會改變新一輩習詩者批評能力退化的現象。讀博後留校任教的詩人臧棣其實在這些年來身居北大的詩人中佔有無與倫比的重要位置,其功力深厚的詩歌寫作和批評己成為九十年代中國詩歌公認的典範之一,在這裡就毋庸贅述,以免有溜須之嫌。在這裡需要提及的只是他近兩年來講授的"詩歌寫作"、"九十年代詩歌現象"兩門課程。這兩門課在北大影響極大,一個旨在破除普通讀者對現代詩歌的"神秘感",用大量具體入微的詩歌分析培養學生的基本詩歌寫作和批評技能;一個從當代詩歌的一些重要表徵入手引導學生正確理解常人眼中一團混亂的九十年代詩歌寫作格局,理解詩藝與社會語境的幽微關聯,從閱讀的環節強化了對當代詩歌的判斷力。他的詩歌課程最重要的意義還在於將與當代詩歌寫作進程達成了"視域同構"的詩歌研究成功地納入到了以往與詩歌話題域嚴重脫節的當代文學學科之中,使在校學生的詩歌教育又增加了一個規範化的課堂教育的重要機會。
《偏移》和《冀》
創辦於1994年的《偏移》的創刊動機最初看上去像是給九○、九一詩人群裡的五四文學社"離退休人員"提供一個棋牌活動中心。它沒有以任何社團和院、系的名義推出,明確地申明了它的同人性質,這是因為當時大部分在校詩人已經厭倦了學生腔式的校園詩歌刊物。在越來越喪失普遍的詩歌流通可能性的情況下,與其繼續對著幻像中的校園詩歌教眾嘰嘰歪歪,還不如聚幾個朋友湊在一起辦一份視野開闊一些、能清清爽爽地起到交流切磋作用的小圈子刊物。《偏移》最早的成員主要有王雨之、胡續冬、冷霜、楊鐵軍、若木、周偉馳、楊逍,嘉禾、馮永鋒、曉歸(後來又有周瓚、王敖、劉國鵬)隨著人大的陳初越,清華的姜濤、穆青,復旦的高曉濤、韓博等人的加入,《偏移》逐漸發展成同齡詩人們的一個謹慎嚴格的詩歌實驗場所,寫作者的代際邏輯已消除了學院/非學院的身份區別,北京的林木、王艾、蔣浩,成都的杜力、香港的廖偉棠等等都是《偏移》的重要作者。
迄今為止,《偏移》共出了七期(包括一期翻譯專號)。在第一期的發刊詞中,《偏移》同人們已對《偏移》的編輯原則作出了某種詮釋:"偏移:詩歌和詩人得以存在的一種基本品質,一條在任何關注、參與、謀合、建構等行為的背後必須謹慎保留的原則。它有效地對來自社會生活、語言、先輩的影響、激情膨脹等方面的壓力作出反應,象樂意看到持續而不是中止的人們所希望的那樣。偏移產生於對多重視界的懷疑性進入,偏移的結果是以自身的成熟對多重視界進行肯定和維護。小到一首詩的操作,大到一代人寫作價值的確立、一部文學史的顯現成型,事實上一切過程的奧秘皆在於一次次的偏移,或者說一次次偏移之中洞察、判斷、選擇的魅力。"這種注重差異和實踐的詮釋在五年之後的今天仍具有在總體上把握《偏移》的有效性,因為這段話除了具有破除新生寫作者"文學史焦慮"的"祛魅"作用之外,至少還包含了兩個《偏移》同人們的基本寫作立場:一是以懷疑性的探究態度為詩歌找到與一代人的經驗、能力相應的新的生長點。這不是"寫作進化論"的翻版,而是辯證地思考詩歌的活力與詩歌表現手段在一定語境下的可公度性之間關係的結果。《偏移》同人們在詩歌中用詩歌小文本與社會大文本相互勾兌,著力展示敘事經驗之中複雜、紊亂的文化生態,從詞義在生活和詩歌之中的使用落差和迂回度來愉快地考察詞語中微妙的時代話語場,這些努力終將被證明為並非是個別人在詩中另辟路徑的權宜之計,而是"改革開放"之後成長起來的一代詩人與自身生存環境和成長記憶相周旋的必然結果。《偏移》同人們所默認的第二個基本立場是在對一切詩歌話語場中的利益紛爭保持冷靜的"偏移"態度的同時,將精力集中於促成個人技藝的全面成熟上--詩歌寫作、詩歌批評、詩歌翻譯,《偏移》中幾乎每個人都可以同時從事這三項工作。事實上,這種避免同化、"不站隊"的"閉門造車"之舉與其說是書生式的倨傲不如說一種有抱負的謙遜,《偏移》同人們的"偏移"並不代表無端的漠視(按一種時尚的表達這叫"斷裂"),他們都清楚在成為一個優秀詩人的漫長過程中可資取鑒的東西絕不會少於招致謾駡的東西,而有創意的吸收比動不動就指手劃腳地棒殺他人更有意義。
國內第一份女性詩歌刊物《翼》1998年夏在北大創刊,發起人為周瓚、與鄰和清華大學的穆青。這份刊物的命名源於埃萊娜·西蘇的一句話:"飛翔是女性的姿勢--用語言飛翔也讓語言飛翔。"如果它的這種飛翔能長久持續下去的話,相信會對中國詩歌(作為女性和男性作品的集合體)產生深遠的影響。《翼》的作者構成本身就隱藏著一種超越了文學社會學代際劃分和圈子意識的強大的女性寫作召喚力和凝聚力,而這種女牲寫作對她們而言已遠不止是一種性別文化認同的實踐方式,正如她們在發刊詞中所闡發的那樣,她們認為"女性寫作作為一種意識的起點,它事實上是關於真正優秀詩人所具備的諸種素質裡,那種對於人類精神構成史過程中存在的內在不平等和壓抑性的敏銳洞察力的考驗和期待,-不僅僅體現在性別文化的配置方面,而且也體現在社會文化生活的其它方面。它所希求的包容性甚至可以說是任何一個現代詩人(不管是女性詩人還是男性詩人)都無法回避的精神測試",在一個連一些優秀詩人都將女性寫作視作"政協寫作"或"過家家寫作""寬容"地含笑置之而女性詩人自身都還在將寫作中的性別標誌作為成功籌碼的國度裡,《翼》的同人們嚴肅而富於反思的求索無疑是一項漫長革命事業,它的主要成員周瓚、穆青等人作品中超越以往女性詩歌的"自白情結"、注重用綜合的敘事技能完整地把握文本現實的傾向已顯示出她們足以承擔這項事業。
由前文對北大詩歌環境的描述不難看出,校園內部的詩歌生態近十年來一直在"亂砍溢伐"之下不斷惡化,而《偏移》和《翼》的出現則代表了另一條線索的變化:詩人個體的忍耐力和信心在詩歌普適性喪失的情況下高強度地凝縮成為對技藝的依賴,因而其寫作的主題深度和形式嚴密性、閱讀和交流的視野都已超出八十年代意義上的校園詩歌,成為可以跨過學院的圍牆、直接與當下中國詩歌寫作進程進行對話的一支"生力軍"。經過這十年的變化,"北大詩歌"一詞可能已不再是一個風格代碼或詩歌地緣政治學概念,如果非要用一種類似於"傳統"的東西來想像北大詩歌的話,我傾向於認為這種"傳統"其實是一種嚴於律己的寫作倫理學立場:老老實實地寫詩,不亂髮作品,不信口雌黃,在詩藝面前保持謙卑的態度。這條北大詩歌的根本血脈將已逝的詩人海子、駱一禾、戈麥,將風格迥異的北大詩人西川、臧棣、西渡、清平、啞石、麥芒以及我的同齡詩人們聯繫在一起,使詩歌仍能在北大從不當的期望和無端的詰難之間的夾縫中穩穩當當地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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