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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關於文學的文學
對於一個詩人來說，他對批評的期待就是遇到一個內行，一個精通詩藝、善於聯想的批評家。這個批評家能夠充分地發現他的詩作的明顯優勢和潛藏在一大堆弱點中的狡黠，尤為重要的是，能夠同意和讚美他的情感以及他對情感的態度。這樣的鐘子期式的批評家主要承擔所謂傾聽者，即"知音"的多半是友情、少許是享樂快感的交流的秘密使命。幾乎所有詩人都認為他自己的圈外榮耀是建立在文學批評家粗暴的誤解之上，並由此滋生出驕傲的沮喪。對於那些涉及到自己以外的詩人及其作品的評論，詩人會變得更加疑惑不解，他差不多相信出自(作為)詩人(的)批評家之手的只是偏見，出自職業文學批評家之手的只能是無禮的、了無愧怍的胡說八道。對於如此堅定地信仰詩歌的體裁所擁有的奧妙--有如我國家傳制醫生間的秘傳配方--職業文學批評家須得首先學會無視詩人的存在，不然就得在最嚴格的意義上學會寫詩。
無論給予怎樣的解釋，詩人也不會明白批評家的工作的確切意義。所以職業文學批評家即使在最嚴格的意義上學會了寫詩--不就成了一個詩人嗎?--還是得學會無視詩人的存在，才能有計劃地展開自己的批評活動。在我們缺乏自信、尚未建立成獨立的寫作系統的漢語詩歌的批評領域裡，職業文學批評家要向詩人批評家學習的第一樣東西就是不看詩人的臉色。當然，在他忽略詩人的權勢的時候，最好也放棄謀求某個道德的或文學的價值觀可能造成的裁判的權威，事實上，現代文學和現代文學批評的最偉大的發現就是意識到文學和文學批評自身的局限性，現代文學的歷史進程中許多關鍵的進展正是起源于糾正文學批評的傳統對某些詩人和他們的作品做出的正統的錯誤判斷。用今天的眼光看，過去很長時期大多數詩人和批評家聯合在一個陰謀裡，為了他們的平庸的集體利益而制訂合乎公利的文學標準，扼殺個別的卓爾不群的詩人和詩。然而在當時的確不可能成立那麼一個專門針對一個美學傾向的利益集團，而又不給受鎮壓的詩人和詩帶去意外的聲名。任何從事當代文學批評的批評家都清楚他的工作是何等危險。因為他好不容易從茫無頭緒的混亂中清理出來的批評尺度恰好毀滅(埋沒)了他的時代裡恰好具有長久價值的文學作品，卻賦予時髦和趕時髦的詩人和詩顯赫的文學地位，培育出當時社會易於認同的文學風尚。
幸好文學和文學批評已經產生了一個可怕的共識：詩和其他文學作品的最為重要的魅力出自錯誤，出自詩人和各種文學標準的控制力失效的地方。因為這些有意無意的羅蘭·巴爾特所珍視的"破綻"與假設的文學的本質意義直接相聯。文學作品的市場坐標圖也反復地證明受冷落的歷史是一部作品最佳的促銷手段，受冷落的時間越長，作品染上的傳奇色彩越濃，(被解凍的)書就越好賣。這一詩人和詩遭謀殺和緩慢復活的故事似乎在解除批評家的批評疑慮之外，說明了一個事實，文學批評家是那種把寫作範圍圈定在文學作品之內的作家，他們是那種傲慢的號稱"作家們的作家"的當然實體，他們創作的正是"喪失了原始理性"的關於文學的文學作品。這一點十分值得注意--任何人心目中的理想的文學批評方法想必都出自他對文學批評的意義和目的的理解--文學批評的目的和意義在於忽視、抹去、發現、發明……文學作品的意思和意義，在於……無論怎麼說，在於假借一部或多部文學作品創作出一部新的關於文學的文學性更強的文學作品。這部文學作品有著所有經典文學作品所必需的那些要素，歷史和神話的可以查考和來源，人物譜系，繽紛的互相衝突的生活場面，情感、思想和精神的煩惱，有著魯莽的判斷和好奇的揣測，有著文學作品所必不可少的冷言冷語，或是熱情的挖若，或是惡意的頌揚……
之所以譯介到國內的國外現當代文學批評磁鐵般地吸引了當代漢語詩人，絕非那些批評文章和更加宏偉一些的文論說了誰好，誰糟糕，誰什麼地方如何好，誰什麼地方如何糟糕，也不是那些文章及時報導了國外文壇新近喜愛的寫作手段，便於詩人及時地模仿或回避--這類利益顯然是存在的--吸引詩人們的應當是它們最大限度降低了地方性、同時最大限度提高了文學和人類心理的普遍性和文學故事。如果把文學批評著作作為新型的、蘊藏著豐富的文學信息和再創作的契機的偵探小說來對待，文學批評的方法中所含有的社會學的、政治學的、經濟學的、民俗學、心理學的、歷史學的、語言學的……事實和理論因素，就會獲得讀者愉快的接待。巴赫金等文學批評家研究拉伯雷《巨人傳》的結果沒有把讀者的目光拉向拉伯雷的《巨人傳》，而是把讀者領進了他自己根據拉伯雷《巨人傳》創作的一部新型的、充斥著理論術語和頭頭是道的喜劇理論分析(《巨人傳》為什麼好玩)的《巨人傳》。不過這部新的《巨人傳》是為少數特殊讀者準備的，這些讀者在發笑的時候一定要知道發笑的原因和意義。我國的文學批評傳統崇尚三言兩語的眉批法，也曾經創作出一些小型的新作品，但沒有創作出一部原型理論或喜劇理論的《西遊記》，一部新歷史主義的《三國演義》，一部女權主義的《水滸傳》。但是創作了一部官逼民反的《水滸傳》，這部活頁連環畫式的新《水滸傳》，不僅形式上預示了更為激進的文學寫作觀念，而且夾帶了(用"夾帶"一詞是出於修辭考慮)層出無窮的激烈的社會政治的現實，既是委婉的影射，又是直接的暴露，更是在個人命運的不安全感這一點上將讀者捲進了預測勝負的社會賭博的漩渦之中。遺憾的是這本新《水滸傳》並不是一個文學批評家出版的一本文學批評著作。
當代小說的批評狀況或許要好些，但當代中國詩歌的批評狀況一塌糊塗，沒有一個職業詩歌批評家寫出過一篇有益的，有見地的，有信息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或是文采斐然、膾炙人口的詩歌批評文章。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文學傳統直到現在依然是詩歌的傳統，缺少對當代詩歌的詩學分析，任何對當代中國文學的討論都只能限制在次要的、散文的範圍內。鑒於這樣的批評現狀，"理想的文學批評"，就應當理解為合適的文學批評，就應當理解為對文學批評的合適的起步貢獻任何類型的激情、理智，創造力和判斷力。……很明顯，又是一個帶著懸崖的跑道，當代中國的詩歌批評家採取觀望態度的根本原因是他們正確地認識到國外的批評方法不適用於中國詩歌，而他們自己一時半會兒還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本土的批評方法，因為那樣的具有針對性的、仿佛從針對性中脫穎而出的批評方法依賴於相對穩定的(人生和文學的)價值觀。可是，同齡人中沒有人提供本土的哲學、語言學、社會學，以及其他關於精神和日常生活的嶄新的認識，那新的必要的價值觀無異於一個夢想。一個或幾個文學批評家的力量畢竟太單薄了。於是批評家的選擇好像就只剩下了兩個。要麼尋找合適而有效的中國詩歌的批評方法，要麼以批評對象作為起點進行關於文學的寫作，把自己的人生和文學經驗作為評價文學作品的標準。假如選擇後者，批評家個人的人生經歷和閱讀經歷就會以它們的偶然性壓倒文學批評傳統引為驕傲的文學標準的必然性，批評作品就會以擁有"原始理性"的新形式和新形象重新塑造它的讀者。採用這種討巧的批評/寫作方法，批評家就不用懼怕襲用國外批評家的批評/寫作方法的指責了，即使是國外批評家發明了這種批評/寫作的方法，但他們不可能發明中國批評家的人生和文學經驗。這種批評家的寫作方法逃避了文學批評的評論(評價)文學作品的職責，也避免了多數文學批評所避免不了的文學官腔。
因此，我贊成走樣的、有所發明的、熱情洋溢的作品細讀。從詩人的角度講，不經過這樣的洞察力和創造力並重的閱讀，任何詩歌作品都是殘缺的，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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