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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詩學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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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以來的詩學理論，比如俄國形式主義詩學理論，往往是一種純詩學層
面上的文本分析理論。公共交往關係中的言語現象是俄國形式主義的理論盲區。為
了使詩學擺脫社會政治學的羈絆，俄國形式主義將交流的言談看作是反詩的、非形
式的言語現象，而將文學文本看作是一個獨立的、封閉的、純美學形態的符碼系統。
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文本中心主義」詩學觀念。但文學也是一種言談活動，它
不可避免地要進入公共交往關係之中。任何一種話語一旦進入公共交往領域，也就
自然而熱地在一定程度上帶有了意識形態性。因此，薩特對形式主義文論大為不滿。
他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介入性」。
薩特的存在主義關注的是人的自
由問題，首先是在人與人的交往關係中的自由問題，即這一特殊境遇中的自由的可
能性問題。在薩特看來，自由的文學就是介入的文學。但奇怪的是，薩特的「介入
文學」
僅限於他所說的「散文」（戲劇和敘事性作品），而不包括詩歌。在「純詩」
這一問題上，薩特與他的敵人——形式主義者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賦予詩以特權，
「純詩」成了一個精神的「特區」。
可見，薩特在骨子裡還是認為「介入」是一
件不體面的事。「介入」需要的只是一雙「肮髒的手」，而不是美學的「觸鬚」。
「美」是人文知識分子最後一塊精神「自留地」。
他們不願意把她交給「肮
髒的」現實去耕種。
作為一種言談，文學話語有著話語的一般特徵。說話的是單個的人，但話語系
統又是公共性的。文學話語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信息傳達或措辭，而且還是一種進
入公共交往關係的話語實踐行為。文學話語中既包含著既個人審美經驗和風格因素，
也包含著公共交往經驗。就藝術文本而言，其「形式」中就包含話語主體複雜的生
存經驗。但能有效地進入公共交往過程的經驗部分，通常只是其理性的部分（知識
部分），而那些個人性的感官經驗、情感經驗以及無意識經驗內容，則往往是語言
所難以表達的，因而也是容易為形式主義批評（和社會學批評）所忽略。而這些卻
成為心理主義批評和意識批評所關注的對象。
心理主義批評和意識批評的理論企圖是將那些被社會學所忽略的個體心理經驗
加以形式化，另一方面則又是對形式主義批評的一個心理學補充。比如，「日內瓦
學派」的意識批評對符號系統的心理學闡釋，發現了語言符號中所包含的個體的心
理經驗，並發現了這些心理經驗與某種普泛性的神秘經驗之間的契合關係。它對個
體經驗的合法性的認可，是建立在對「不可知」的事物尊重的基礎之上的。「日內
瓦學派」關注對個體之深層心理經驗的呈現和分析，並在意識領域內達到了一個非
凡的「深度」。
然而問題在於，它在意識系統中進入得越深，與現實的生存經驗
之間的距離也就越遙遠，對公共領域的「介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心理主義始終
未能找到意識和心理經驗通往公共交往經驗的橋樑。
社會政治批評正好相反。它關注人在交往過程中交談的公共性，但不關注交往
的話語形式。社會政治批評企圖克服個人性與公共性之間的「障礙」。
它對文本
形式有一種「統一性」（盧卡契稱之為「總體性」）的期待。但它忽略了現實「境
遇」
中的個人經驗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忽略了個體生命經驗的感性形式。它關注公
共領域中的審美的完整性，但這只是一種想像的完整性。其浪漫主義的幻想色彩與
他們在政治上的「烏托邦」意識是一致的。
中國知識分子對「法蘭克福學派」有一種天然的親和性。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
精神母本（馬克思主義），共同的文化和政治理想（社會「烏托邦」），以及共同
的批判對象（資本主義文化）。「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對於發達資本主義社
會自有其有效性。但對中國生活的批判卻未必如此。比如，在大眾文化批判問題上，
這二者之間的差異性就顯得比較突出。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裡，由於其「權力關係」
已經完成了從政治權力向日常生活中的權力的轉換，現代西方大眾文化常常是
占支配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體現。而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的複雜性則在於，它
與制度化的意識形態之間既是有合謀的一面，又有消解性的或對抗性的一面。由於
對這種差異性的忽視，當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大眾文化批判方面往往有一種簡單粗
暴的傾向。
對「法蘭克福學派」的襲用的另一重危險則來自「烏托邦」激情。資本主義市
民社會即是「烏托邦」意識的根本匱乏，故「法蘭克福學派」以及西方的批判型知
識分子的「烏托邦」激情本身就可能帶有某種批判性。由於在話語形式與現實語境
方面的雙重盲視，當代中國的文化批判理論往往也依賴於一種「烏托邦」激情和道
德理想主義的神話。對於具體的生存現象（日常生活、文化及藝術現象等）的闡釋，
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這種「烏托邦」意識非但在理論的批判性方面是可疑的，
在實踐上也是危險的。從精神立場上看，他們與制度化的權力形成對抗。但從話語
方式上看，卻往往與制度化的話語有著一致的結構。他們恰恰在話語方式上維護了
權力的結構，甚至很可能成為權力意志的最後的精神堡壘。
此外，還必須警惕一點，即「法蘭克福學派」及西方「新左派」的批判理論與
中國「文革」的「造反哲學」之間在精神上的千絲萬縷的聯繫。這數種因素糾結在
一起，「批判理論」就很容易轉化成為一種「造反哲學」，與權力的對抗就很容易
變成暴力的狂歡，進而，在暴力的狂歡節上將批判的激情迅速轉化為一種激情化的
「武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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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意識形態詩學」首先是一種話語理論。但它又不是一般的話語理論，它
關涉話語中的個體經驗及其政治性。文學話語既是詩學的，又是意識形態的，是公
共性經驗和個人深層心理經驗的符號化。當修辭僅僅是作為一種表達的技巧時，它
就只是一般意義上的「語用學」的對象。當修辭成為禁忌和壓抑的一種出路或結果
時，它才成為「話語分析」的對象，而且是十分重要的對象。在「話語分析」中，
話語、心理經驗、交往關係是三位一體的。話語首先是一種個人的表達（包括對個
人的深層心理經驗的表達），但這種表達又只有進入到公共交往之中才有意義。而
在公共交往關係中，個人經驗往往顯出某種曖昧性，是一種掩蓋在「公共面具」下
的個人性，一種隱藏在「個人面具」下的公共性，亦可稱之為「修辭面具」背後的
非修飾性的內容。
一般話語理論宣稱「作者死了」，其目的在於賦予文本以獨立的主體性的地位。
它在一定程度上將閱讀從對作者的「意圖中心」的迷信中解救出來了。但這又
使文本變成了一個封閉的實體，一個不可動搖的話語的「城堡」。
這個「城堡」
與權力的機構有著相似的外表和結構，而話語系統中所隱含的富於生命力的東西依
然處於一種被囚禁的狀態。封閉的批評閱讀不斷地在封閉的話語空間內尋找「意義」
（形上觀念、道德威權、終極價值，等等），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富於使命
感和道義感的閱讀，但同時也可以說它是一種「自私的」閱讀。閱讀者強行割裂對
象，從外部強行引入一個自以為是的意義系統，像匕首一樣地刺進對象文本。被肢
解的文本自然是必死無疑，而被肢解的意義部分也無法存活。因而甚至可以說是一
種「野蠻的」閱讀。
福柯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善於從話語的面具背後發現隱藏著的意識形態內容。
他將話語結構歸結為一種普泛性的「權力關係」。
但福柯所注意到的只是一
種普泛性的、具有象徵意義的「權力關係」。
從表面上看，福柯處處都在指控
「權力」，但在涉及具體的政治權力批判時，反而因缺乏具體的針對性而削弱了批
判力。它只是一種「象徵性」的批判。這好像是打靶訓練與實戰之間的關係一樣。
打靶者可以將任何事物當作靶子，向虛構中的敵人任意的練習瞄準。而實戰中的敵
人是具體的，有時需要的未必是射擊技術，而是敏銳的感覺和勇氣。就「中國問題」
而言，所謂「權力關係」並非象徵性的，並非一種超驗性的存在，而是與我們的現
實生存息息相關的問題。
「意識形態詩學」所要涉及的是從話語分析的層面進行具體的、有效的詮釋。
也就是說，話語分析所面臨的「中國問題」並非一個純粹的理論問題，而是一
個實踐問題。只有落實到具體的問題上，「中國問題」的特殊性和複雜性才會真正
呈現出來。另一方面，也只有通過對具體的問題的詮釋，「交往」才真正具有了現
實性。
這樣，批評不僅使自身的「介入性」得以呈現，而且，能夠引導對象本文實現
某種「介入」的功能。
存在著兩種不同方式和性質的「介入」。
一種是企圖重建公共秩序的「介入」，
比如，許多現實主義文學都有這種理想。啟蒙的文學，「為人生」的文學，革命文
學，等等。這些文學都那裡尋找一種「公共性」，或者是批判的，或者是建設的。
而作為對藝術性的補償，又不得不（像薩特那樣）賦予那些個人性和形式感都
比較強的藝術門類（如詩歌、音樂、繪畫等）以「不介入」的特權。另一種「介入」
則不同。「介入」不是為了重建某種秩序，而是為了給既定的秩序引入一種新的因
素，有時，它只是一種可能性，或者只是一個獨特的視角，使得公共領域中的一些
原本不顯豁的徵兆凸現出來了，一些被既定秩序所掩蓋的矛盾暴露出來了。比如說，
一般而言，在個人的審美領域與公共交往領域之間，有一種「不可通約性」。
個
人性經驗一旦進入話語領域，就會遇到很多麻煩。過分的「個人性」增加了交往的
難度，成為公共交往關係的有序化的障礙。這就是一種「症狀」。
對這一「症狀」
的揭露，也是「介入性」的一種體現。「介入」不是治療，而是使「症狀」顯現。
這樣看來，後一種「介入性」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更加廣泛的「介入性」。
「介入
的」批評寫作不是要營造一個密不透風的話語空間，恰恰相反，它是要切入並打破
話語的封閉性。
它尊重對象文本的獨立性，努力追蹤話語的變動不居的、「活的」意義狀態。
為此，批評寫作努力營造一個敞開、透明的話語空間，引導「意義」自由地呼吸，
這是對話語的壓抑與禁忌的釋放和解除。因此，話語的「意識形態詩學批判」也可
以看作是一種關於文本的「解放理論」。 建立在「意識形態詩學」基礎之上的批
評寫作包含了一個新的美學理想：創造一種新的感性生命的可能。通過改變批評主
體與對象文本之間的關係，為我們的精神活動與對象世界之間的關係提供了某中新
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新的批評寫作拒絕生硬粗暴的道德審判，努力與對象文本之間建立
一種意義「對流」過程。它充分地實現精神「對話」的理想，或者說是在建立一種
理想的「交談倫理學」。
所以，它也是一種更加民主化和更加自由的公共交往方
式的體現，進而，也有可能是一種更加自由的生存方式的體現。從這個意義上說，
新的寫作就不只是一種簡單的批評理論，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可能是一種「寫作的
政治學」。
1999.7.
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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