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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詩的問題及展望
一、中國新詩的悲劇歷史
一個國家或民族文化的底蘊多寡，在於其積累和創造的厚度，在於代表這種文化見證的大師的高度。自然科學和純粹的社會科學可以歸入文化之中，但是，最為靈動、與人類心靈最具感應性的文化形式，卻是文學和藝術，如早期神話、歷史記載、民間傳說以及後來演進分化而成的詩歌、戲曲、小說、散文、音樂、繪畫等形式。而詩歌又是文學藝術中的最具有精神氣質的部分，也是最前沿的部分。詩人，尤其是最傑出的詩人，是最具有創造性追問和真正沉念力量的那種人，他們特別敏感於經驗到一般人通常一味否定的東西，像一個異鄉人來訪那樣，敲開我們封閉的門。海德格爾因此說：「詩乃是存在者之無蔽的道說。」
一個民族有了時代性的傑出詩人，我們對之莫不肅然起敬，例如英國的莎士比亞、艾略特，法國的波德萊爾、布勒東，美國的惠特曼、金斯伯格、弗羅斯特，德國的歌德，俄國的普希金、馬雅柯夫斯基，印度的泰戈爾，希臘的埃利蒂斯等。
中國新文化的先鋒－新詩人，本來也要負起擊潰「黑暗的貧困時代」、蕩起我們中國當代人敏銳精神的責任。我們的新詩人也作了許多這樣的努力。可是，也許是因為特殊的機緣不夠，中國新詩一直掙扎在泥沼之中。那個穿透重重迷霧，「用野性的語言將我們從心靈的昏睡中引導出來」的漢語詩人，至今沒有出現的跡象。這種詩人的缺席，越來越成為嘲弄中國當代文化的巨大的間隔。
中國新詩是從中國新文化運動開始的，但它一起始就被新文化旗手們打上了副產品的烙印。中國新詩的興起只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附帶部分。最早的中國新詩首先不是為詩歌自身而詩歌，而是為了豎立白話文的政治旗子。新詩作為新文化運動中的副產品，被刻意服務於文字革新，最終服務於思想革新。新詩是在被當作工具般對待的壓制中艱難地生存發展的。新詩人永遠是現實控制式生活中受到嚴密監視的一群。他們被強加一副謹慎的頭腦，一個乏味的肚子，兩隻無措的手，一雙扁平的腳。這還不夠，還要強行給他們戴上一副只可在電影院使用的虛幻眼鏡。
中國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事件。發動它的目的，原是要徹底改造舊社會，建立充滿生機和現代精神的新社會。但是這場運動以及其持續而來的社會運動雖然有良好的初衷，結果卻產生了許多始料不到的嚴重的社會、政治、文化問題，至今並沒有把中國帶入期望中的現代文明。新文化運動以來社會改造的失敗，在於它一開始就背離了運動的名義上標榜的目標－－文化革新，對它來說，文化運動或者說文化革新只是一個幌子。新文化運動，其實是打著文化的旗號，追求思想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其真實著手處，並不是通過文化革新為中國擺脫落後奠定文化基礎，說到底，是以思想和政治革新為主文化建設為輔。新文化運動的這種棄文化而求思想的做法，在今天看來，其實是犯了舍本求末的錯誤。這一點本文後面還要說明。
正是因為如此，從新文化運動發源的中國新詩，一開始就被視為思想革新的工具，新詩人一開始也就不能避免地感染上政治式思維的病菌，而之後擴散發展成政治傷寒菌。五四時期寫新詩的人，包括郭沫若，胡適等在內新詩的旗手，大多數有意識地割斷古文的同時，追求有所謂政治意義的新詩寫作。如郭沫若的「女神」，充滿了浪漫氣息，但不是詩歌的而是政治鬥爭的。到了後期的艾青、何其芳、賀敬之等那裡，新詩還扮演了獻媚政治的角色，淪為政治輿論工具的一部分。讀他們的詩，有文化良知的人會為其中歌謠體的優美和意識的政治媚俗的反差而落淚。這是詩歌史上最明顯的體裁與題材分裂的例子。題材完全失去了探尋未知的真實信念，甚至連自由文化氣質也丟棄了。
新詩人對於政治的迷戀不完全是自覺的。但是，在這個時代，多數詩人的注意力都被拉到了政治之中，並且讓他們充分陷入。新文化運動建立的政權，並未給詩人獨立的空間，相反，絕不容許有擊潰現實世俗政治框架的精神活動存在。政治權力揮舞大棒，扮演了驅逐和扭曲詩歌創作的角色，對一切不獻媚的詩人都進行了無情的摧殘。不光是輿論的壟斷，而且是人身的消滅或管制。針對政治壓制，有許多負有政治和社會良心或者負有文化良心人在抵抗這種文化摧殘。不過這種掙扎，是屬為政治自由的掙扎而不是為徹底的詩歌自由的掙扎。1949年以後中國的詩歌抵抗運動，被稱為地下詩歌運動。
既有的地下詩歌，基本上在為新詩的政治空間而作掙扎，都是現實政治的反叛詩。這一類詩歌，與淪為政治輿論工具的所謂當代白話詩，處於對立的關係中，構成了五四以來的新詩政治化式發展的基本圖景。一部分人被官方封為詩人，並且佔領輿論。他們的東西，是在濫用和簡化詩歌形式，表達獻媚的題材。這一類人當然是在破壞和污染詩歌創造。另一部分人，在達不到控制輿論傳播的地方，進行著一種掙扎的寫作。這類勇敢的寫作，在社會良心的激發下，往往限制為向政治壓力開戰，淪為一種單純的政治反應。但是，在詩歌解放的意義上，政治反抗者和政治獻媚者一樣，帶上了鐵鍊。區別只是，後者帶上鐵鍊奔舞爭寵，而前者帶著鐵鍊掙扎嚎罵。
五四時期和之後一個時期最頑強堅持獨立寫詩的新詩人是徐志摩和戴望舒。李金髮、馮至、穆旦等對新詩的前期發展也頗有貢獻。其中，徐志摩是一個最沒有政治氣息而具有自由文化氣息的人，他的詩歌可以說沒有明顯任何設限或工具性。他的不幸在於，他生活在新詩的初期，一切白話文化待新建，而他就是一個負有新建任務的人。他因而或多或少染上了這種壓力，表現出與古文隔離的願望。另外，他選擇了抒情體裁和題材，因此，雖然他對新詩在這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也就僅此而已。在他這裡完成的新詩，還只是一塊十分單薄的木板，詩歌大廈還是遙遠的事情。可惜的是，這樣的堅持純粹寫作者寥寥無幾，使中國新詩歷史更顯悲劇氣象。
二、中國當代詩歌的局限
布勒東曾說：「對生活的信念是這般的濃烈，以至這信念最終漸漸失卻；這裡是指生活的最脆弱的部分，亦即現實的生活。人，畢竟是一位夢想家，他對自己的命運越來越感到不滿……種種威脅層出不窮，人們只好退卻，放棄一部分有待攻取的地盤。那原先無盡無涯縱橫馳騁的想像力，如今也只許循規蹈矩地予以發揮，那規矩便是武斷的實用法則。」
這段話正好也概括了當代許多中國詩人的不幸遭遇：他們一個個在經歷過不眠之夜的興奮之後，終於倒在暗淡無光的途中，成為實用生活的演員。他們筆下的當代詩歌，明顯有兩個特點：一是批判現實主義傾向和想像力窒息，二是文化貧血傾向。
1、批判現實主義傾向和想像力窒息
詩歌是語言的最高形式，但它絕對不是從語言開始到語言為止。它的本質是通過某種語言的特殊形式的高度而尖銳的投入，潛入我們封閉的內心深處，激發我們現實體驗的潛能：在詩人寫作的瞬間，我們意像不到地被刺中了現實麻木的神經，經驗到了不同尋常的悸動。詩歌就是打開現實窒息的想像，就是狹小心靈的回蕩、沉入和敞開。沒有任何一種文學形式能象詩歌那樣用簡潔的語言迅速打開人的心靈的想像空間。想像和思想不同，思想是一種定向的有結論式的思維活動。思想是想像的封閉，而且它的過程也是封閉的，是固執和內閉的。但是想像卻是開放的心靈體驗，它是無定向的心靈旅程。借用奧修把宗教感悟稱為超哲學的智慧，我們似乎可以把詩歌稱為超思想的靈魂觸動。
但是，不幸的是，中國當代詩壇卻因為種種不良於新詩滋長的環境，單向度地形成批判現實主義傾向，尤其是詩歌單向政治化傾向。讀中國當代地下詩歌，許多被認為突出的作品多是直接的政治反抗詩。如80年代領袖中國地下詩壇的「今天」派主要詩人之一芒克的《太陽》即是代表，看其第一段：
太陽升起來，
天空血淋淋的
猶如一塊盾牌。
「今天」派另一位主要詩人北島，尤其以其作品中銳利的政治衝擊力量，在當代贏得了非同一般的聲譽。他的《宣言》曾經強烈地震撼了現實政治的神經：
也許最後的時刻到了
我沒有留下遺囑
只留下筆，給我的母親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
我只想做一個人。
寧靜的地平線
分開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選擇天空
決不跪在地上
以顯出劊子手們的高大
好阻擋自由的風
從星星的彈空裡
將流出血紅的黎明
政治反抗詩，是一種典型的實證主義作品，局限於回擊政治的壓力，廣義地說，屬現實主義或者說批判現實主義的一部分。政治反叛詩人雖然是當代政治專橫生活的不屈勇士，但還不是完整的詩人。這些政治反抗詩人，他們的作品與他們的努力都是有社會價值的。這些作品有政治掙扎的味道，也有嚮往詩歌的姿態，但是還不是真正意義的詩歌。對於中國新詩本身，他們還只是在角落裡散發出「呼喚」詩歌的氣息，閃動著一些黑暗裡的詩歌光芒。這些詩之所以只是對詩歌的「呼喚」，在於尚無足夠分量代表完全的詩歌。因為它們直接以政治要求取代無涯的詩歌空間，封閉性在政治對抗中形成。它們為應付當下的壓力而匆匆反應，對政治暴力掙扎，詛咒，哀怨，絕望，統統這些，處在「反政治暴力的政治」的水平，甚至還達不到哈維爾（V.Havel）所說的「反政治的政治」的水平（後者已經接近于文化），而且更達不到文化意義上的自由狀態的詩歌水平，是對抗政治暴力的政治化詩歌的延續，而不是文化經驗內涵意義上的純正詩歌的發展。
我們尊敬他們，但是還不能就將詩歌信託他們。
批判現實主義作為中國當代詩歌的主流，有現實政治批判、現實主流意識批判和其他類型。北島、孟浪等是現實政治批判者，韓東、於堅等是現實主流意識的批判者，翟永明等在一定程度上充當了女權運動者。幾乎在各個現實結構的對立面都能發現地下詩人的批判存在。但是每一種批判現實主義流派，也都在這種或那種範圍禁錮詩歌的自由力量或想像力，最後都在對抗中定向，內在地封閉詩人開放探求的空間。不僅犧牲語言內的自由，也限縮語言上的自由。
以韓東、于堅等詩人從事的日常寫作為例。他們斥責當代詩人忽視平民意識而遠離日常普通人的生活，主張把眼光投入平常事件，並力主口語化寫作，以此解構詩歌的精英意識和歷史事件情結。毫無疑問，對現實精英意識的嘲諷和顛覆是非常必要的，為挽救詩歌空間所必須。可惜的是，他們在解構精英意識時，似乎又重新建立了一個狹小的「日常意識空間」。他們的許多作品，大都是從一孔之見的觀察出發，稍加整理而成。精英意識築建的作品固然空虛狹小，但是難道這種對平常人真實瑣碎生活感受的記錄，就是真正的詩歌嗎？想一想我們日常的生活吧，我們一切對於現實的不滿，不正是從中而生的嗎？我們不正是想掙扎出平庸、低劣、乏味的自滿或不滿的生活麼？我們寫詩，不是我們足夠經驗了，而是我們還觸摸不到一類使我們疲憊的生命不至無趣無味的經驗。我們不是要埋入日常生活，而是要為自己平庸、疲勞、奔忙的日常生活注入解放的靈感。
一些詩人以較隱蔽的方式表現著現實批判。無論怎樣隱蔽，即使在自稱為語言革命的四川非非詩派那裡，那些較為突出的作品骨子裡頭都是在反現實暴力。他們反的是現實語言暴力，是在做現實語言批判。楊黎、何小竹等非非詩人從反思「今天」、「莽漢」的政治道德傾向開始，並力圖與世界語言運動合流，消解現代主義語言的主體意識和道德一體性。他們的目標是從語言入手，追求語言的零度，徹底去除現實語言的意志性和霸權特徵。他們把自己的作品語言，稱為「廢話」。但是他們這種從語言入手的努力，依舊是激烈的隱蔽的現實反叛，還不時真實自如心態下的詩歌。「非非」詩人針對的不是直接的政治結構，而是政治結構下的語言模式和語言指謂，他們是現實語言批判者。人們喜歡這些作品，不是因為它們是詩歌，而是因為它們是對政治暴力或意識形態化語言的憤怒。它們的能量不是詩的，而是批評的。從這裡，人們還不能品嘗到真正詩歌創造的甜頭。如非非鬼才何小竹的一組詩中《太陽的太》的章節，他進行了這樣的「造句」：
1、陽光普照大地。
2、高一、二班有個謝曉陽。
3、今天，物理老師在物理課上叫我們打開第23頁第二章第一節預習：「陽離子」。
4、我舅舅在「紅陽」三號當水手。
5、星期三，我沒去夜自習，偷偷去「向陽」電影院看了電影「陽光下的罪惡」，這是不對的。
6、大掃除，我主動要求和班長去打掃又臭又髒的陽溝。
7、農假忙，我在家幫母辦陽春。
8、陽雀喳喳叫。
9、陽痿¼¼
僅僅語言清退能夠解決詩歌問題嗎？詩歌就是語言到語言嗎？只要我們讀過當今世界公認為傑出的詩人的作品，這個問題就無需回答了。傑出詩人當然不只是解構語言或者玩賞語言的工匠，他們通過語言更本質的發展，深入到了我們控制不到的經驗或者超經驗世界，使我們的疲憊的局限的生命享受到神奇的「感官之福」。所以，僅僅去除語言某種意義、指謂和意識垃圾以及偽裝的語感，還不是當代詩人的使命。我們還要恢復詩的自由經驗。我們還要去探尋詩的真正自由世界所在，把語言帶進到這個寬廣的領域。
另一些當代詩人試圖通過學習西方尤其是美國當代詩的許多構造形式、技巧，來達到深入中國新詩。這種學習本來是非常必要的，詩歌的本質，與語言技巧和構造有靈與肉的親密關係。現代詩歌的知識，並非完全是空泛的臆想或炫耀，許多是詩人領悟詩歌本質的經驗提煉。但是，我們當中一些人把詩歌的既有的某些片面知識當成詩歌的指度，轉向了非常背離詩歌的題材和用途。目前確實有不少詩人，發展了一種比較機械的知識寫作，他們常常運用既有的知識技巧，記載那些社會塑就了的典型經驗，使其詩歌表達具有「多餘的特殊性質」，甚至是典型經驗的再描，即使不是矯情，也確實有點使人興味索然。歐陽江河的《哈姆雷特》，似乎就有這種嫌疑：
在一個角色裡呆久了會顯得孤立。
但這只是鬼魂，面具後面的呼吸，
對於到處傳來的掌聲他聽到的太多，
儘管越來越寧靜的天空絲毫不起波浪。
他來到舞臺當中，燈光一起亮了。
他內心的黑暗對我們始終是個迷。
衰老的人不在鏡中仍然是衰老的，
而在老人中老去的是一個多麼美的美少年！
…………
部分詩人，意識到自己作品缺乏真實、深入和獨特的品質的問題，卻試圖用抽象表達的華而不實之詞來掩蓋，從而如布勒東所指責的那樣，「分析的欲望淩駕於各種感覺之上。於是便產生了一些冗長的陳述，其雄辯力全在論點之奇特，之所以還能令讀者啞然，則是由於一味求告抽象的術語。」
餘怒的《環境》，雖然並不冗長，但在刻意抽象上，似乎就有這樣的跡象：
蒼蠅在盒子裡，
磁帶上的嗡嗡聲。
纏著繃帶的手錶，
冰塊裡的嘀嗒聲。
抽屜裡一雙爛梨，
木頭的呼吸聲。
用化名去死，
找不到屍體。
將這一切蓋上蓋子。
需要說明的是，早期以政治反叛立場活躍的詩人，其中一些人也已經意識到自己作品的詩歌性問題，他們正在努力，希望走近詩歌。不過，遺憾的是，路途如此遙遠，他們大多還只能停留在擴展自己的創作方法或題材。這種突破非常有限。以北島為例，他近期的詩歌，多數動用了超現實主義或抽象表現的手法。但是，他的大多數新作一方面仍然掙扎在政治觀念中，有些除了譴責和反叛現實政治暴力之外，甚至還表現了一種建立新的政治式道德的願望；另一方面，由於過分追求技巧外觀，部分作品還失去了早期政治反叛詩真實動人的品性。即使他的被認為頗具超現實主義色彩的「夜」，也不例外：
我們笑了
在水中摘下鬍子
從三個方向記住風
從一隻蟬的高度
看寡婦的世界
……
當然，政治素材或政治反叛的詩，不是就一定不能成為優秀的詩歌。政治反叛詩，如果僅以政治素材作為詩歌平臺，其創作的縱深部仍是通往詩性的探求，可不失為傑出詩歌。極少數的政治素材詩，幸運地獲得了完全性。例如孟浪，在他的部分作品，雖然具有政治批評意味，但他把籠子裡的經驗釋放了出來，力圖掙脫邏輯和實用價值支配。看他的《連朝霞也是陳腐的》：
１
連朝霞也是陳腐的。
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謂黎明。
光捅下來的地方
是天
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
詞語，詞語
地平線上，誰的嘴唇在升起。
２
幸福的花粉耽於旅行
還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
它自己卻毫無知覺。
刀尖上沾著的花粉
真的可能被帶往一個陌生的地方
幸福，不可能太多
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
切開花兒那幻想的根莖
一把少年的裁紙刀要去殖民。
３
黑夜在一處秘密地點折磨太陽
太陽發出的聲聲慘叫
第二天一早你才能聽到。
我這意外的闖入者
竟也摸到了太陽滾燙的額頭
垂死的一刻
我用十萬隻雄雞把世界救醒──
連朝霞也是陳腐的
連黎明對肮髒的人類也無新意。
４
但是，天穹頂部那顆高貴的頭顱呵
地平線上，誰美麗的肩頸在升起！
在此，孟浪雖然帶給我們濃厚的政治批評氣息，但他沒有陷入其中，沒有打算只拘泥於眼前的對抗現實，而是要奪回深入自由經驗的權利。他的政治對抗是出發點而不是終點，他的反抗被拓展在真實而寬闊的心靈追逐之中，由此撞擊著我們的自由之門，以語言內在的解綁力量，成功地制約了有限的意識向度。可惜，從孟浪的全部創作看，社會良心多少成為他創作的包袱，至今還並不是完全能從觀念詩歌的籠子裡走出來。
2、文化貧血和詩歌的單薄
中國所謂的新文化運動包括三部分：思想改造、政治革新、白話文運動。文化革新，濃縮在白話文運動中，成為全部運動的附帶的部分。社會革命或思想改造，單純地說，在當時那種封閉的晚清式的社會狀態（民國初年並沒有根本改變晚清社會狀態）下，的確極為必要和迫切。但是離開了文化改造，任何這方面的企圖都是沙漠上的建造藍圖。這種本末倒置的新文化運動，導致中國自晚清以來，社會雖有變遷，文化也有革新，但並非符合理想。實際上，文化革新一直都是畸形發展的，進而陷入到悲慘的政治附庸境地：
（1）以某種思想鉗制文化，而不是以發展文化來繁榮思想。
中國20世紀的社會改造，在思想和政治革命的口號下，不僅以單一的某種或某幾種在當時在西方流行的思想作為運動鬥爭的工具，最後還將之作為新的意識形態確立起來，並借助政權甚至槍桿子的力量封為國家文化原則。這樣，中國的社會改造走了一個循環，從一個單一意識形態結構到另一個單一意識形態結構，再一次窒息社會思想的繁榮，重複了思想封閉的清朝社會。這一次，中國不僅仍然在思想形式上象一個封建社會，而且更可怕的是，還用一種並非自然生自中國土壤的異國思想將中國社會思想封閉起來。中國因此進入了與文化殖民完全不同的思想殖民社會。這種社會的特點是思想壓抑和文化危機並存。
（2）視文化革新為一種附帶，因此輕視文化的基礎地位，從而扭曲並破壞文化的存在和發展。
思想的土壤是文化，因此，思想的生長、發展和傳播是以文化為支持的。中國古代思想的後期發展停滯下來，是因為中國的政治機器人為阻止中國文化土壤自然地生長思想甚至阻止文化本身的自由發展。因此，要中國獲得發展，當時主要的任務應該是讓中國社會自由，鬆開對中國文化的制約和束縛。
但是，不幸的是，20世紀初發動的中國社會改造，忽略了中國文化的土壤性地位。革新者們將思想革命與文化革新割裂開來，迷信思想可以空中開花、空中結果、空中傳播，導致迷信輿論控制而輕視人民心裡的文化認知和承認。正是因為這樣一種背景，中國近代以來的所謂新文化運動很快淪為意識形態運動。到了1949年以後，更完全把文化糟蹋為政治的強制輿論形式。不僅拿掉了文化中據以發展思想的自由條件，而且，更進一步，拿掉了文化中的文化本身。中國當代實際上沒有了文化，只有完全附庸於政治的輿論工具式的假文化。由於這一次中國民間社會的範圍較歷史上更為縮小到幾乎不存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壓力甚至滲透到家庭內部），此次文化危機為整個中國歷史之最。
（3）新文化運動中的白話文運動是一次輕率的不負文化責任的舉動。
白話文對古文在文字上的改進不是漸進的，而是突然式的。在世界的許多國家，都有過文字革新，但沒有一個國家會在如此突然的狂飆式的水平上進行。對許多五四時代的中國人來說，尤其對文字初習者來說，突然間便被拿掉了中國歷史的文字，而面對一套新創的文字符號。理解這裡的負面意義，應依賴於這樣的認識：語言的呈現，不是自為的，而是由作為見證者的人來呈現的。一個國家的文化或語言水平，是由其國人的語言運用能力來呈現的。
文字不是文字本身，而是有承載著歷史厚度的文化的文字，它傳遞的是有歷史的文化。作為一種新的文字體系，中國白話文，其文化價值含量，依賴的不是中國古文的能量，而是取決於它自身發展的多少的文化能量。正常地說來，一百年太短。儘管我們多麼期望中國當代出現大作品，可是，從語言的發展規律看，這怎麼說也是一種幻想。如果我們今天有了白話文大師，在文化造詣上不遜色於同時代的英語大師，法語或德語大師，那麼僅有兩種可能，一是中國人先天素質太高，二是中國人學習古文，學習外文，並據以融會貫通發展白話文的能力太強。今天，隨著古文大師們逝去，與古文時代的隔遠，這種成功轉化古文的希望也就越來越小。退一步，中國出現一兩個天才，對於中國群體來說，則仍然會生活在文化貧瘠或語言單薄之中。文字是群體的文字。因為群體在文字上的薄弱，發展民族文化所依賴的群體支持、吸收條件就更差。在近代以來的中國，一些較優秀的文化健將時有曠世寂寞、孤立無援之感，也與之有關。
關於白話文發展，還要說明的是，由於中國近代以來尤其是當代的文化摧殘政策，甚至發生比停滯還要可怕的扭曲現象。這裡所言扭曲現象主要指政權力量運用暴力窒息文化自由發展，以推行意識形態化的畸形文化。
需要補充的是，中國當代文字史上，還有直接的破壞文化及文字穩定的所謂文字改革事件。1935年中國國民黨政府曾經醞釀簡化漢字（白話文），目的在於「鑒於匪區（指共產黨革命根據地）實施教育的重要性和困難」。這次改革因戴季陶等人的反對而作罷。不幸，共產黨的政權則使用反右派的政治迫害運動，阻止了正常的反對意見，在1958年經兩年的準備匆匆推行漢字簡化方案，目的在於迅速消除文盲，顯示「讓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學習文化的權利」。這種改革完全違反民族文化的穩定發展規律，放棄了文字改革只宜調整（左起橫寫）和整理（刪除異體）的規則，而開簡化割裂的惡習。
關於語言的形成和發展，這裡需要作一些哲學上的補充說明，以加強對中國白話文發展和成熟所需要歷史長度和創造努力的理解。
在語言哲學中已經有很多關於語言發展的深入的闡釋和反思。柏拉圖比較早地揭開了對語言學的討論。他折衷了肖合說於約定說的說法，即一方面認為字（語言）與物有固定的關係，本身並不隨意；另一方面堅持語言不過是工具，用來傳達知識及分辨事物本性。儘管他的工具論受到後世尤其是現代語言學的激烈批評，但他關於語言創造的複雜性和非隨意性的分析卻極富有洞察力。他指出語言雖有約定俗成的一面，但主要出自人類的非隨意性創造，語言製造者必須具備某種能力，知道如何相應事物本性，按照某些法則來創造文字，如會意（用相關的字於義來加以引申，以凸現某意義）、指事（以較具體的事象來寓意較抽象的事理）、形聲（用字母聲調之特色來表達個別情態）、轉注（意義相關聯或相對立之字輾轉互訓）。
中國文字學有所謂六書，除了上述四種法則，還有象形（繪畫一物之形象來作為一字）和假借（無計可施，則假借另一字之音義來達意）。從這個意義上看，白話文僅文字創造和發展的角度，就有待時間的積累。
但是語言還不只是文字本身，而是其傳遞的信息能量和各種傳遞的結構方式。語言的厚度是在結構（句子、陳述、思維、判斷直至各種文學形式）的運用中歷史地累積的。語言的深度和高度是各種以奇妙文字、語法結合以達到意想呈現的結構運用為歷史地累積的。
現代語言學批評地發展了柏拉圖的語言學，一方面堅持語言非自由創造，另一方面放棄「知識先於語言」的假設，語言不被簡單地看作工具。二十世紀的現代解釋學多認為知識開始於經驗，而語言之存在不後於經驗，二者一般至少同是開啟知識之門。所以人不能離開語言對事物意義產生理解，由此知識核心義的獲得不見得先於語言。梅露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
1908－1961）在其名著《知識現象學》中有這樣的提示：語言有其內在意義；思想不離語言：語言實現思想，思想內在於語言，語言就是思想。像我們理解知識於經驗中累積一樣，我們也可以獲得對於時間之於語言的認識：語言的知識之途，與語言自身的不中斷的演進有密切關係，語言的中斷也是知識的中斷。
新人的努力是要徹底告別過去，同時還要一切為了政治。正是這樣扭曲的新文化運動，中國文化在20世紀不僅砸碎傳統，在其追求全新的建構中卻又力主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白話文運動的突然性，更是雪上加霜，甚至因為文字鏈的斷裂，使民間文化在對抗政權姿態中進行文化延續也成為困難。古文信息未及轉化進入白話文即被逐，中國輝煌的古典文化在文學和其他許多方面遁入文字的歷史牆壁。由此，中國新詩的發展與當今其他許多國家包括西方國家、俄國在內的起點不同。其他國家是在繼續歷史延續中的詩歌，是歷史詩歌的當下轉化，而中國新詩是白話漢語詩歌的新造。西方新詩有沉甸甸的歷史文化鏈條加以貫串，而中國在白話文割裂式和政治化革新中重新生長的新文化具有先天貧血的特點，立足其上的中國新詩可謂食難果腹。
在白話文激烈改革的前提下，中國新詩人要縮短新文化成長間距，可以考慮的辦法有兩個，一個是直接連接中國古文的文化能量或者他國語言的文化含量，並且導入到新的白話文構造中。另一個辦法是忍受時間的漫長性，逐漸通過歷史的文化創造和積累，達到白話文的豐富和歷史性的飽滿。
前一個辦法，是一種語言建設的幻想。白話文與他國語言文字不用說，古文和白話文的差距也幾乎就是兩種語言。從語言的發展規律來說，不同語言的連接導入是不可能的，除非接受殖民轉化。美國文化和文字就是通過殖民式的連接轉化，由之而從英國文化和文字直接獲得含量。一種新語言的發展，與他種語言，沒有直接焊接而成的，不同語言之間只有創造性吸收轉化的先例。中國白話文與古文，中國白話文與外文是不同的語言，只能有創造的轉化，即採取後一種辦法。
後一種辦法，即歷史積累，需要耐心和具備不中斷的文化正常發展的條件。初構的完成，將以第一個大詩人的出現而完成。然後，進入下輪更高的創造。如此反復，才可望與歷史上的古文或其他國家的詩歌文化相媲美。
中國新詩的目前狀態，的確首先受到白話文的新造性限制，完全滯留在初構階段。中國新詩目前的限制，還不僅限於時間問題。白話文改革和新文化運動即是激變的，又是政治式的。中國新文化的發展，一向被強灌異質營料，窒息於政治權力的扭曲。可憐的中國白話文和它的新詩，就象一個貧血的孩子生活在暴力家庭，即不健康，又得馴服于粗魯的家長命令，從身體到精神都在貧血，並且症狀隨著年齡增長日益老化。目前中國新詩發展的現實環境還是：政治暴力依然，文化摧殘依然。
關於中國文化泛政治化加之中國新詩的悲劇命運，還有許多人不這麼看。他們有的以為文化是應該有傾向性的，應該有引導地發展。這真是悲哀。文化的發展怎麼應該被一個人或一個集團以自己（或者自封為代表群體）的觀念或利益追求而被「引導」或控制呢？群體的文化怎麼不是由群體去自由發展呢？發展中的文化怎麼會有固定的文化代表呢？我們在中國古代史學故事中，曾見到有史家不惜生命去捍衛史記的真實性的事蹟。其實文化更需要這樣的捍衛，因為文化是我們據以生存的基本的歷史和現實空間。陳寅恪先生以為在文學腳本中更容易觀察到全面、真實的社會歷史，但是在當代這樣一種控制文化下的所謂文學腳本裡，恐怕只有政治高壓下的扭曲事實。
西方有歷史的國家，目前的詩歌發展，多數已經透過了工業時代厚厚的窗簾，在未來主義、立體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轟轟烈烈的試驗之後，挺入了更為寬廣、人文氣的當下文化空間。現在的詩歌，不是被工業價值或經濟危機吞噬，而是以深入人性的自由心靈吞噬了價值偏執。當下的詩歌越來越在複雜的生活場景透出迷人的人性氣味。對於當下現在的詩歌問題，文本的審讀結構明顯更為複雜。我們已經再也不可能象以前那樣以某種標準化了的所謂審美模式來解讀當下的詩歌文本。當下的優秀詩人們已經從當下社會的人文環境和動盪複雜的生活節奏裡依各自的特殊性創作出新時代的偉大的作品。當代的偉大的作品不僅在閱讀的一瞬間震撼人心，而且總會有一股複雜而變幻的人性魅力迷漫其間。雖然新解釋學相信，文本一旦離開作者，作者便無法控制，解讀的權力將在讀者手中，但是對於優秀的讀者，只有偉大的現代作品才會賦予現代人這樣的機會。
近年來，西方評論家對中國大陸詩人有一個尖銳的批評，就是中國當代詩人在民族文化的歷史承接上發生問題。讀許多中國新詩人的詩歌，儘管是用漢語寫成的，卻讀不到中國文化的氣息，倒像是從西方近現代詩歌裡獲得充電的電池。這個批評是很中矢的，因為許多中國當代詩歌是在讀西方詩歌的直接觸動下作出的，是讀詩的詩歌，或者對西方詩歌的解讀記錄，而不是寫詩的詩歌。真正的寫詩，必須是由詩人用文化內涵很強的語言，直接面對環境或現實的心靈而作出。但是，這個批評也可能忽略了一個事實，即，即使中國當代詩人完全面對心靈來寫作，也要遭遇文化斷裂問題。白話文與古文的斷裂已經使文化承接成為難題，同時，加之白話文短暫而扭曲發展的歷史，這一切都使中國當代作者可以運用的文化資源和文字資源極為匱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這種條件下，中國新詩先天不足。它的成熟還遙遙無期。
三、開創中國詩歌之未來
對於未來，我們總有理由大膽展望。但問題是時間，人生苦短。中國新詩的見證者在文化窒息的時代尤其有這樣那樣的悲觀情緒。許多新詩人因此放棄創作甚至厭棄被壓抑的生命。
在今天，負有白話文化和新詩建設雙重壓力的中國詩人，具有的寫作壓力，與一個文化延承良好的國家的詩人不同，與一個文化延承良好同時政治自由的國家的詩人更不同。這種不同有可能是破壞詩人為詩人的因素。事實上，中國新詩人中的許多，都懸置在這兩個凸現的支架上，以詩人的名義發出政治感傷或反政治暴力宣言，或者發出犬儒的聲音，而不能進一步深入詩歌。詩歌就是詩歌，它可以包含政治動機，但它主要聽從無限心靈的感召，它的結果是無限開放的結果，是時間樹上的詩性想像，而不只是現實政治的反抗。在政治專制的時代，一個詩人首先必須是政治反抗者，但他之為詩人，必有更完全的為詩人的一面。真摯的政治反抗者和詩人都有一顆良知的心，但這顆心開放的方向和方式不同。政治反抗是對抗，詩的開放是無限的穿透。
因此，要開創中國詩歌的未來，首先要解決政治與詩歌的關係。一方面是推動官方放棄政治控制，讓文化在自由中恢復生氣，獲得時代和空間的真實核心意義。另一方面，當政治暴力不可除，詩人則應往前一步。詩人本人，完全可以以自為的力量，拆開政治壁壘，親臨到心靈的荒原，去體驗未知的壓力。在這個世界上，政治只是局限世界的粗淺的一個傢伙，儘管是最渾蛋而殘暴的一個。我們不要誤將現實政治充斥全部心靈。打開了心靈，也就擊退了政治；從現實中深入無涯的心靈，也就超越了現實封鎖。換言之，從直接回應政治暴力中解脫出來，挺入更深廣的創造領域，履行一個詩人的責任而不只是政治的責任。單純的政治反抗，不能解決政治問題，只有和文化創造性發展結合起來，才能消除政治暴力的根基。中國當代詩人，目前最迫切的，是需要把想像力從政治壓力下解放出來。詩歌的實踐，永遠是自由心靈可能性的有限的探求，無論是中國歷史上的「詩情畫意」意義的詩歌，還是西方的意象主義、超現實主義、抽象表現主義、城市現代詩、感性主義，都只是某種可能性的表現。我們的詩歌文明正是要在有限的時代，獲得人性有限的突破，挖掘各種可能性。
第二個要解決的是地域性和現代性創作問題。中國新詩人的工作不是復興古典詩歌文化，而是白話文詩歌的新造。因為古文基礎的文化復興，隨著白話文的發展，已經不可期待，可期待的只有轉化的創造。圍繞著現代生活和各種經驗形式，白話文的發展將需要完成各種結構的試驗和接受，形成複雜的透徹能力。中國新詩人的工作也不是抄襲和大段借鑒西方的已有的東西，而是有兩個需要出示的新見證：中國的地域性詩歌感知，中國當代的結構性。這種詩歌，對於當代中國人，有一種閃亮心靈被深入偷窺的震撼，對於外國人，則有一股具有可轉化質的域外體驗的神秘觸動。
我覺得，在政治中國的今天，中國詩人可以從穿透現實的立場，去探尋中國新詩世界。我這裡所謂「穿透現實」，其本質是指詩人在面對現實之際進行內在心靈的穿透。它首先直面現實，在這裡往下發展，這樣我們對於自由才有親臨的感性，並且有一種現實的過境感，是在征服現實中取得了自由。在穿透現實的詩歌那裡，我們有經驗過程可以還原。其喚醒或驚醒的自由快感，是如此實在而有力量。浪漫主義不是穿透現實，它是農業文化時期的幻想現實主義，它的空間是田園、庭院，它的素材是那一時期的愛情、旅行等，完全不適合當代世界的時空。歷史上的立體主義、未來主義、達達主義都不是真正的穿透現實，它們是機械時代甚至信息時代的現實主義，或者幻想現實主義，是借助幻想或工具蒙蔽心靈封閉的事實。布魯東所提出的超現實主義與「穿透現實」非常相似，和穿透現實一樣，在效果上也是開放想像力。但是，此之「穿透現實」，與超現實主義有重要不同。後者立于一種超越現實的立場上，借助於巫術、算命術等神秘工具達成一個新的想像空間，透過思維的神秘遞進而不是心靈的實在敞開來捕捉世界。
換言之，超現實主義的夢想式的深入是虛妄的、不真實的。超現實主義的自由，是空洞的虛擬的自由。「穿透現實」，是要親臨真實的心靈自由，它依靠實際的穿透力量。我們的現實覆蓋在我們無限的世界之上，不穿透它是永遠到達不了無限世界的，「穿透現實」就是要打破現實局限的冰封，進入水下無邊際的世界，是針對現實的無工具的過境。
中國當代詩人中，像柏樺、陳東東等，在某些作品中，具有穿透現實的跡象，但他們自己有時可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在許多作品中，他們往往被繁複的技巧欲望所侵襲。這是一種相當的浪費。但無論如何，他們仍然是當代中國可以見到的最出色的詩人。從陳東東的《即景與雜說》，我們可以窺見新詩的希望：
（一）
突然間，一切都活著，並且發出自己的聲音。
一隻灰趾鳥飛掠於積雨的雲層之上。
而八月的弄簫者呆在屋裡
被陰天圍困。
他生銹的自行車像樹下的怪獸。
（二）
正當中午。我走進六十年前建成的火車站
看見一個戴草帽的人，手拿小錘
叮叮噹當
他敲打的聲音
會傳向幾千裡外的另一個車站。
細沙在更高的月亮下變冷。
（三）
這不是結束，也不是開始。
一個新而晦澀的故事被我把握。
一種節奏則超越亮光
追上了我。
淩晨，我將安抵北方的城市。
它那座死寂的大庭院裡
有菩提，麋鹿
有青銅的鶴鳥和纖細的雨。
赤裸的夢遊者要經過甬道
撥下梳子，散開黑髮
她跟一顆星要同時被我的韻律浸洗。
（四）
現在這首詩送到你手上
就像一聲敲打借助鐵軌傳送給夏天
就像一隻鳥穿過雨夜飛進了窗櫺。
現在我眼前的這一片風景
也是你應該面對的風景：
一條枯涸了一半的河
一座能容忍黑暗的塔
和一管寂寞於壁上的紫竹簫。
那最可以沉默的卻沒有沉默。
中國新詩和新文化的成長需要時間。時間問題始終是一個只能以長期等待來經歷的問題。新詩的未來需要時間來積澱，詩人的自覺藉以時間才可達成中國新詩的輝煌。穿透的力量來自於積聚，一個時期裡，詩歌穿透的單薄性是不可避免的，早期的努力會象單刃刀那樣閃亮。如林北子的《在豐城的長堤上走過》：
在豐城的長堤上走過
堤下是泥沙，陳舊的黑船和迷茫的贛江
沒看見霧，我就是一團平靜的霧
瘦長，在長堤上走過
然後蹲下來，細細地看著草坡上的牛群
想一想牛兒是否也有愛情
天色已晚，我遠離城市、報刊和消息
但一小時有一列車，轟鳴著
冒著空氣的尖銳前進
這時我想起一個女人
眼睛勾勾的，從暗中遞過來
「我愛你」那天氣裡聲音就這樣清晰
池塘就在不遠，水上的鴨子白得透明
二隻，三隻，全在透明的水下
表達靜靜的癡迷
四月啊，這沉默的嘴唇已有了醉意
如果是秋天呢
如果秋天的刺球滾落
抬頭望去的水浪，是否會懷著陣痛的驚喜？
當我們閱讀這樣的詩歌，我們的內在想像力已經張開了。雖然它還單薄，但是有著穿越現實通往心靈無邊世界的磁性。這種努力累積的未來必然是，隨著時間經過，中國詩人的詩性經過一個枝葉生長期，終會以蓬勃而無限的葉綠素將各色光芒吸收在勃勃生機的大樹，生活的大地從此富含詩蔭。
作者簡介：詩人，1968年出生。80年代後期曾參與中國現代詩歌運動，並在大學組織詩社。90年代初期居於北京。現居美國。郵件：knan12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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