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感——尋找中國的詩神
劉波
你看,我的朋友,秋天到了,我種下的麥子還沒有收割,已經收割的部分還散在田野裡,等著秋雨把它們打濕,讓它們發黴,因此,我哪敢哪有心思談我的寫作體會呢?而且依據我的學識,去涉足詩歌批評的領地,哪怕是碎語閑言,都是不很理智的行動。不過,在如今這個時代,怎麼說呢,有路子會咳嗽就能當歌星的年代,只要有勇氣,並不難說出一兩個顯而易見的正確見解。
詩人,不如用歌手稱他更為合適。對於歌手,找准調兒已屬不易,唱好更不是簡單的事情。你跟我一樣,肯定經歷過許許多多的談話,即使在自由和信任度很高的情況下,我們聽到些什麼呢?除了連篇的廢話和謊話。一個在這種環境中成長、受到這種空氣沐浴的人,與經常在冒泡的池塘中泡澡的人一樣,他說謊肯定有上千個理由。因此在他想要講幾句真話時,他會感到陌生、吃力、不自在,於是他又要不自覺地折回老路。謊言和欺騙改變了我們對真實世界的看法,阻止了我們向真實世界的靠近和超越,失去了真,對我們的藝術而言,哪裡還有善,哪裡又尋得見美呢?
真,首先是對藝術的真誠,這是一種藝術存在的起碼條件。缺乏藝術的真誠,藝術家生產的不過是些無關痛癢的假冒偽劣產品,而對批評家而言,他竟完全喪失了對作品進行品評的資格。我們看到,在我們文藝界存在的種種混亂現象,比如廣告語言,膚淺的爭論,比如喊破嗓子的吹捧,彼此的默契和惡意,擺架子論資格等等,都無不越出對藝術不同見解和不同趣味的範圍,而降低為一個品格問題。
藝術的假冒偽劣產品,既具有商業價值,又具有毒性。對那些對藝術抱有好感的年青人,簡直是可怕的精神污染。我們看到這種污染正同廢氣、廢水、噪音和垃圾一起,在我們的世界蔓延開來,對我們的生存構成威脅。
說,但不要撒謊,如果這是個不過分的要求,人們啊,我希望象早上起來涮牙漱口那樣,先用此言涮一遍自己的腦子。
在我看來,做一個詩人不見得對社會和人生有多少卓識遠見,但須對自己獨特的情感狀態有個真實的把握,否則他便不知所云、膽大妄為,或者就是個沒有靈魂的詩人。在生活中,我們習慣于向自己提問,頭兒喜歡什麼,群眾偏愛什麼,而極少認真地向自己發問,我生活的意義是什麼,我真正的需要是什麼。一個人連自己都不能正視和有所發現,他對社會和別人的人生又會有什麼高見呢?
就是這樣。你看,我說著說著就要為我們的「詩人」上一堂道德課了,可是我休想在這方面取得哪怕一個小小的勝利。我招惹的不是別人而是些千面人,講道德講政治論人生幾乎就是他們的專利,可你看我又不能不提這些,因為光是藝術來藝術去,主體客體地扯淡半天,根本不能觸及我們存在的嚴重問題的本質。
真的,如果不是少數幾人私下裡打出幾副好牌,我們詩壇的現狀能比國有大中型企業好上多少呢?
在不遠的過去和現在,當個「中國詩人」是件容易不過的事。我們既缺乏參照,又沒有標準,每個生產詩的小作坊幾乎無例外地冒著黑煙,生產出數量巨大的次品。
不知該向誰看齊,找不到自己的立足點,亂哄哄的沒有頭緒,麻雀紛飛卻不見一鶴沖天,這就是中國詩壇的現狀。
詩歌是一種個性化的藝術,說到底是一種個人的經驗,所以作品背後,詩人的修煉過程極為重要。大師是有的,但絕不會多。正因如此,我們對詩歌批評提出了要求。如果在詩壇,連1+1等於幾都需要辯論和澄清,那麼守著這個起眼的裁判和老師,我們的詩歌什麼時候才有望從小學畢業呢?
在被科學和技術不斷拉長的戰線上,我們變得似曾相識,實不相識,因此有必要來重新考慮我們的教育,尤其是情感教育,而詩人氣質應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特質。
詩的衰落,在中國,可以看成是一種精神衰落的標誌。
在我眼裡,詩是優美、浪漫和痛苦的同義詞。詩之成為詩,不僅在於它的內容,更在於它的形式。同內容一樣,形式生氣勃勃,它取捨著、擴展著、完善著詩的內容。詩是字與字之間的此起彼落,是行與行之間的有機配合。
非個性的東西最終流為平庸,晦澀終將被束之高閣。
詩的力量在於它充盈的激情,也在於它情感的準確性。
詩同樣是一種在詩的進行中企圖明晰自己感覺和思想的哲學。
詩是用那些敲得響的語言打造出來的工藝品。
一般的人,他們往往用心於怎麼跟人說話,在鏡頭前說話;對詩人而言,則需用心於對自己說話。當他能對自己說的有力說的優美時,我想也就獲得了站在臺上或躺在書本裡說話的資格。敏銳的感覺、創造性和動人心魄的力量往往由反復的過程孕育,而反復的過程一般只有依託於孤獨這種精神狀態才成為可能。
中國人在把性欲解放出來以後,愛欲還是縮在籠子裡的大熊貓。
作品能否產生影響,依然是評判作品價值的重要標準,不管它以怎樣的時間尺度滯後於作品問世。談到影響,我想就不能回避作品的普遍性和合理性問題,我的意思是說,藝術家有理由懷疑自己過分的自信(這有時是一種性格偏執或者職業衝動),他的精神探索一開始就具有悲劇色彩。詩人雖然孤獨,但必須是一些人的朋友。
明星
一塊塊被人拋在天上的石頭而已,靠反射往自個兒臉上塗抹油彩,卻怎麼也照亮不了人們的心靈。
跟我們眼見的許多事情相同,當代中國文學的落後不僅是事實,而且也有理由。因為詩人和作家在他們熱衷的形形色色的創新之前,他們聰明過人的做人理論,難以啟齒的創作動機,和風風火火的急脾氣,早就把他那個「靈巧」的創作腦袋攪成了一鍋粥。
我們信服的是一天能寫多少字,多少字出去,多少錢回來。這樣,造就了一大批質量低劣的高產作家,一舉一動神氣得象那些不學無術的影視明星。
藝術在一片侈談創新聲中衰落了。藝術沒了面子,所謂創新也不得不蒙羞。
我想中國的詩人和作家對藝術抱有一段距離或言對藝術投入的欠缺,是因為他們深知這一職業給他們帶來傷害,他們一直尋找一條輕鬆的邊緣的道路,但這樣的路,不光中國沒有,在國外也不存在。
在我看來,對當今藝術構成致命威脅的有兩大敵人,一是媚權和媚俗,二是藝術作為職業。
當我們有話要說,說的清楚說的響亮還不能算詩,只有以詩的方式去說,才可以稱作詩。所謂的詩的方式也是多種多樣,變幻莫測。於是,詩人當付出艱苦的努力,學習和經驗盡可能多的東西,舊的和新的東西(舊的不懂還不跟新的一樣),去尋找自己寬闊音域中最完美的聲音。詩對於美的苛求在所有藝術門類中屈指可數,以至於完美也成為詩的一大特徵。
一首平庸的詩作比一部糟糕的小說更難以讓人忍受。
中國的詩人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來,始終面臨著巨大的困惑。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們有著屬自己的正在喪失的詩歌傳統,這傳統雖然被打翻在地,卻仍在為我們裝點門面;另一方面由於情感上的巨大差異,我們不能把西方那些我們以為風頭正勁的東西據為己有。我們得到了聲援,卻不能和他們齊頭並進。事實上,我們一旦照他們的樣子舉手投足,循他們的嘴形發聲說話,那怪模怪樣怪腔怪調不僅難有市場,也實在讓人不忍目睹。
真實的情況可能是這樣,靜下心來,考察一下我們站腳的地方,我們會發現我們是站在離哪一家燈火都較遠的遠處,是站在一片現實的荒原之上。我們著眼于未來,又必須沿著東西方文明的線索回溯,以尋找那能濺起火花的結合點。這樣,我們看到我們是處在更廣大的空間內,烏雲亂飛,霞光萬道,是那麼獨特,既不象走在我們前面的人看到的,也不象落在我們後面的人所看到的。如果讓我打個比方,我覺得這就象一個眼睛剛剛離開別人背影而主動向前奔跑的人,腦袋裡是一副天女散花在眼裡引下的印象,我們可以幹的事很多,需要品嘗的東西很多,而且我們對語言和創造能力並不缺乏信心。
想像一下,如果我們不是妄圖與他跑在一條道上,跟他齊頭並進,而是在兩條道上與他賽跑,並且不一定要決出高低,那麼真正值得我們抓住的重要東西便呈現出來,那就是我們必須按自己感覺舒展的方式奔跑,這種奔跑的結果不應使我們頭眼昏花、呼呼帶喘,而是視野開闊、身強體健。
無可否認,學習是我們達到目的的唯一途徑。但從我們自己的情感需要和目標出發,就給學習找到了一個基點,而不受虛榮心的驅使,夢想一口吃成個胖子,或者一口不能成胖,便大失所望,扔之棄之。
(如果讓我為當代中國文學請四位導師的話,他們應該是但丁、莎士比亞、盧梭和魯迅。)
在中國,詩人與一般人經歷著相反的過程。一般人是磨鈍自己,而詩人必須磨利自己,
因此他們面臨著極大的困境。出於生存和享受的考慮,他應該磨鈍自己,成為一塊鵝卵石,而出於詩歌的考慮,他又必須讓自己的棱角更為鋒利。因此我們還可以說,寫詩是另外一種形式的自殺,是勇敢者的行動。除了挫折,他從挑戰中還贏得精神上的豐富和滿足。
人身上有兩樣東西離詩最近,那就是良心和衝動。
有話可說又有阻礙的情況下,詩的創作會偏離詩本身,這是詩單調和豐富的一個根源。單調的詩是容易和平庸造成的,豐富的詩是艱苦和天才造成的。
我們幾乎總是從相同的起點朝前跋涉,由於體弱和腿細,後走的往往還走不了前人那麼遠。
表達的自由或者真實已經是個問題,表達的優美和深刻只能放在腦後。
抵制流行情趣與曲高和寡是否一個問題,這需要研究。但在群眾的呼聲面前,盲從和無視是同樣危險的行動。
現代詩人無疑高估了現代人的耐心,他們生活豐富又膚淺,詩人需要手拉手跟他站在一起,如果他願意的話,指給他看什麼是你嚮往的生活境界。
如果一個出征的士兵需要一種什麼樣的情緒和什麼樣的忠告的話,我們的詩歌也需要相同的東西。
我們跟初學游泳的人一樣,需要頭埋進水裡,而不是頭仰在上面,身子卻沉下去。這樣的頭只會說些輕飄飄的關於如何游泳的廢話。
美
美的東西,我相信現在或將來總會被愈來愈多的人所認識、接受和稱讚,並成為他們生活的組成部分。美的價值就在於此。美符合一般人天性中的某種東西,或者她就是這種東西,藏在某個地方,被詩人的眼睛發現出來。
在我眼裡,有點近視的眼裡,中國詩是一種獨特現象,一種渴望單純的複合物,她的激情來源於她的理想,已經眼見但沒有實現的理想,也來源於她的絕望,她必須面對的遺產和事實。中國的現狀是詩的巨大的寶庫,但中國的詩人或者在吃奶,在擦鼻涕,或者在歎息,在流眼淚。
在我們的時代,詩歌就是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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