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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龔靜染先生關於「第四代」（？）的書面提問
（張貼說明：年初收到成都友人龔靜染先生的幾個問題，命我答覆完畢之後作為即將出版的《中國第四代詩人詩選》的附錄。昨年與靜染先生商榷此書時，我已甚覺「第四代」一詞頗為不妥，但友人之托，不可不從。答完之後愈發覺得此文毫無價值，因而寄走之後秘不示人。前夜拿到四川文藝出版社剛剛出版的《第四代》一書，欣慰於未見將拙答收入。但承蒙靜染兄抬舉，在該書序言中指明或不指明地點化拙答中的文字，深感惶恐，以為其點化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不似拙答之蒙昧。特此張貼拙答原文，以示與靜染兄妙手文章之區別，明我昏聵之志。）
1． 關於中國「第四代詩人」 （命名、界定、生存狀況）
答：我對這一命名至今仍持高度的不信任態度，雖然我知道這一概念所涵蓋的一部分詩人在漢語詩歌的演化時序上的確有著耀眼的可通約特徵。事實上，對這些詩人而言，從純批評角度出發的「命名的衝動」和從文學史角度出發的「命名的尷尬」從來都是糾結在一起。「第四代詩人」的命名如果成立的話，其可能的構成大致應包括：出生於六十年代但卻在以1986年的「現代詩大展」為中心的八十年代的詩歌話語場中處於邊緣位置或沉默狀態的詩人，出生于七十年代並在穩健的詩歌學徒生涯中初步擁有了獨特的技藝積累的詩人。九十年代是前者的「話語合法化」時期和後者的「尋求合法化」的成長期。他們的命名需求可能不僅針對有明顯「知識型構」斷裂的八十年代詩人，也針對與他們並置於九十年代詩歌寫作格局（割據？）之中但卻是由八十年代詩人「轉型」而來的一部分奠定了九十年代詩歌「場域規則」的重要詩人。但年齡、「揚名立萬」時期、生存狀況（他們的寫作身份較之前幾代的體制內寫作或職業化了的體制外「詩人寫作」而言普遍地具有某種非職業性的意味，而他們的作品的發表、出版、流通、闡釋環境在當前的詩歌生態中大多居於「次生林」的位置）並不能作為全部的斷代依據，能夠使代際區別性特徵得以根本確立的還是作為一個整體的「作品地形圖」所蒸蔚出來的新氣象。「命名的尷尬」就在這裡出現了：這種新氣象是否只是一種文學史臆想？它被多大範圍內的閱讀認可所支撐？「第四代」這一稱謂會不會由於沒有足夠的詮釋基礎而淪為鬧劇百出的漢語詩歌史上的一個噱頭？這一命名衝動本身是否會是超速運行的現代性引擎所製造的簡單的線形批評邏輯拋出的又一個詭計？這些問題都需要時間來澄清。
2． 第四代詩人和前面幾代詩人在詩學上的聯繫。
答：一個較為普遍的共識是「朦朧詩」那一批詩人的寫作現在幾乎都已退到所謂「第四代詩人」的心智後景之中去了。這一說法包含兩層意思：一是作為現代詩歌意識初級啟蒙的「朦朧詩」已象小學生課本一樣被接受到了一種就象寫下一個句子而不用去想這個句子的雛形曾是幾年級第幾課的造句練習一樣的地步了；二是「朦朧詩」所提供的美學向度和技術支持早已被耗盡，它對當下的寫作不構成任何影響和策動。第三代詩人或者「後朦朧」詩人與所謂「第四代詩人」的聯繫在我來看可能要大於區別，雖然前者所提供的詩歌可能性現在一部分被驗證為無效（喪失了與歷史、語境限度所允許的詩藝積澱的正常連接），一部分已成為了「現實惰性」（成為流行音樂、廣告、偽實驗戲劇、週末版等亞文化產品的語彙資源之一），但第三代詩歌在與「朦朧詩」斷裂時所獲得的一些基本品質，如對詩歌想像空間自主權的強調、對寫作本身的專注等等仍在青年詩人身上延續。尤其是「後朦朧」詩歌在九十年代扔掉了集體狂歡的假面而轉入所謂「個人寫作」的那部分（儘管其營造的九十年代詩歌共識面臨「邊際效應遞減」的挑戰），它與青年詩人的寫作至少是構成了一種平行中的相互砥礪關係，如果不是激勵和鼓勵的話。而對於現代漢語詩歌之中更為遙遠的一代，四十年代的穆旦一代，「第四代詩人」（？）只能與之擁有一種想像中的親合關係，因為其健康的技藝血脈並未流到他們身上而是流進了歷史的遺憾。
3．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詩歌與第四代詩人的寫作。
答：「九十年代詩歌」並不是被幾個著名的關鍵詞所整合起來的鐵板一塊。即使單把「九十年代詩歌」理解為一個僅有時間內涵的中性關鍵詞，其外延也至少包括兩部分：1996年之前與之後。在1996年之前，一批致力於在89後突然冷清下來詩歌實驗車間裡改造機器設備、工藝流程和產品規格的老牌詩歌勞模成功地把「個人寫作」、「知識分子寫作」、「敘事性」、「及物性」、「中國話語場」等詩學徵候實踐並闡釋為具有「範式轉換」意味的九十年代詩歌被書寫和被談論的基本形態。1996年之後，所謂「第四代詩人」的聲音逐漸擁有了對「範式」的穿透力。許多人都樂於把臧棣《燕園記事》打印本的出現作為九十年代前後兩階段的劃分標誌，而桑克、西渡、啞石、余怒、姜濤、韓博、王雨之等詩人在個人風格史上的「完型」或「破繭」之作也幾乎同時出現在這一時間。他們的寫作既承繼了九十年代前一階段的一些建設性話題（限制某些無效的可能性、在文本與現實的互文性中規訓語言和想像的可感性），又在挑戰性、應變性、純粹的個人癖性等方面補救了社會學和生理學意義上的「中年寫作」可能出現的惰性，使九十年代詩歌沖出一小部分優秀詩人的「黃金河道」而呈現出一塊文學史沖積平原的複雜地貌。他們的知識結構、寫作抱負、寫作心理的健康程度決定了他們具有總結九十年代的寫作並把它推向下一階段的能力。
4． 第四代詩人的詩學特徵及其文本意義。
答：這是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既然在我看來「第四代詩人」的命名都需要再進一步斟酌，那麼從何而談「第四代詩人的詩學特徵」？即使拋開第n代之類的集約化指稱，就這些青年詩人寫作的「原生態」而言，回答這個問題依然很困難：一是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自覺地在個人詩學延續性和某種「無風格寫作」之間尋找撐開技藝細部的微觀張力，過早的「詩學特徵」總結將很容易得出一些偽結論，這也正是他們區別于上一代詩人之處。二是他們中的一些人由於逐漸上升的重要性而被強行地賦予了某種群體的可識別特徵，但這些特徵並非象艾略特所說的代表了「一段時期內偉大的藝術家之間的一種不自覺的聯合」，而是批評考卷上錯誤地合併同類項的大bug。我們應更多地關注他們的遊移、他們的放肆、他們寫作的單兵戰術（而不是集團戰略）、他們保留寫作「常項」的同時對寫作「變項」的蓄意開掘，辨證地來說，這種象德勒茲所描述過的各種微觀話語成分不分層級和序列糾結在一起的「塊莖狀」形態可能恰好構成了他們的「詩學特徵」，其文本對於文體的良性發展的意義可能也更多地存在於象閱讀偵探小說一般的對每個人詩歌「變項」和局部「塊莖」的驚險破解中。
5． 當代詩歌理論對第四代詩人的批評缺失問題。
答：這一現象不難理解。在當代，學院批評發炎的鼻黏膜已很難嗅到寫作進展中新的話題。廣大的詩壇活動家批評、書商批評、編輯批評、記者和傳媒人（奧利弗·斯通《天生殺人狂》所定位的傳媒人）批評由於動機、能力和眼界的可疑總是圍繞詩歌中極端次要的方面奮力旋轉（排名、會議、論爭等等），所謂「第四代詩人」自然不在考慮之列。詩歌批評中唯一有價值的部分——兼具本·瓊生以降的詩人/批評家雙重身份的詩人所從事的同人批評，也在九十年代前期以來因為特殊形勢的需要逐漸演化為一種「使互相吹捧蔚然成風」的文體，優秀的詩人們忙於通過批評鞏固近十年以來詩歌「場域」中自己所確立的場域運行邏輯以抵制場域中對等結構的「場域位置再分配」要求，因而，青年詩人的寫作中浮現的「問題意識」也未能真正進入他們的視域。臧棣是一個很典型的事例：他的詩歌已生髮出廣泛的影響力，但針對他的具體作品的切實有效的批評仍然寥寥無幾。好在批評意識的勃興已成為青年詩人們有意促成的良好風尚，只要充分意識到在當代詩歌的闡釋環節具有越來越明顯的重要性（絲毫不亞於寫作和流通環節），只要把握好敏銳而嚴謹的批評尺度以避免空疏和小圈子吹捧，「批評缺失」的問題終將在他們自己手中解決。這方面西渡、桑克、姜濤、馬驊等人開了批評的良性循環的開端。
6． 第四代詩人的詩歌向度與真正確立。
答：我願意把這個問題理解為「新一代詩人寫作的長期目標（與階段性、策略性的短期目標相區別）及其實踐可能性」，而我個人的長期目標至今還是曖昧不明。我只能意識到自己的「學徒生涯」將無限漫長，僅有的想法是在排除若干弱智問題干擾的基礎上（譬如所謂「西化」問題、「知識分子身份」問題、「口語」與「非口語」問題等等）專注於寫作進程之中無窮的悖論和偶然性，並在健康的寫作倫理的驅使下，在詩歌經驗的歷史限度所允許的範圍內廣泛地「遊牧」，興許對這一限度可能的拓展正是我模糊的「目標」所在。自己都是如此糊塗，更不好妄自揣度所謂「第四代」，只希望在這「代（？）」人手中，對漢語活力的徵用和對漢語良知的維護二者能夠「象水融入水中」一樣在詩歌中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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