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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一塊提醒哭泣的手帕
「……恰在1991年初，我與詩人王家新在湖北武當山相遇，他拿出他剛寫就不久的詩《瓦雷金諾敘事曲》《帕斯捷爾納克》《反向》等給我看。我震驚於他這些詩作的沉痛，感覺不僅僅是他，也包括在我們這代人心靈深處所生的驚人的變動。我預感到：八十年代結束了。抑或說，原來的知識、真理、經驗，不再成為一種規定、指導、統馭詩人寫作的『型構』,起碼不再是一個準則。」
「王家新對中國詩歌界產生實質性影響，是在他自英倫三島返國之後。在我看來，《帕斯捷爾納克》《臨海孤獨的房子》《卡夫卡》《醒來》等詩的主要詩學意義，是它們揭破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王家新、也包括許多中國人驚心動魄的命運，而這並不是所有的詩人都能夠做到的。這是我與某些批評家的主要分歧。米沃什、葉芝、帕斯捷爾納克和布羅茨基流亡或准流亡的詩歌命運是王家新寫作的主要源泉之一，同他不少有趣的文化隨筆和詩學文章一樣，前者與他的思考形成一種典型的互文性關係。正像本雅明有『用引文寫一部不朽之作』的偉大遺願，他雖然試圖通過與眾多亡靈的對話，編寫一部罕見的詩歌寫作史。王家新運思深邃，筆意沉痛，作品每每打動人心。他拙於複雜的技巧，但長於令人警醒的獨白，有的詩作，甚至可以說是通過一連串的獨白完成的。這在男性詩人中堪屬特例……」
以上兩段引文出自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光煒之手，見諸由他編選因極端的不公正和陰暗目的而臭名昭著的詩歌選本《歲月的遺照》（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之中。前一段引文赫然印在該書的封底上。有趣的是，在同一本書中，北京大學洪子誠教授也留下了如下兩段文字：
「前些日子，讀到程光煒為《九十年代文學書系》的詩歌卷撰寫的導言。其中說到，一九九一年在湖北武當山，他和詩人王家新相遇；在讀著王家新的新作《瓦雷金諾敘事曲》和《帕斯捷爾納克》時，他震驚於這些詩的『沉痛』，覺得不僅僅是他，也包括他們『這代人心靈深處所發生的『驚人』的變動』。程光煒說，當時『我預感到：八十年代結束了』。」
「這種感覺，相信許多人都曾有過：有的是悄悄到來的，有的可能帶有突然的、震撼的性質。我還清楚地記得，一九九零年初的春節前後，我正寫那本名為《作家的姿態與自我意識》的談『新時期文學』的小書。在我的印象裡，那年春節似乎有些冷寂。大年三十晚上，我照例鋪開稿子，重抄塗改得紊亂的部分，並翻讀《朱自清文集》，校正引述的資料。大約在九點半的光景，一直打開著的收音機裡，預告將要播放一段交響曲，說是有關戰爭的，由布裡頓寫于四十年代初。對布裡頓，我當時沒有多少瞭解，只知道他是英國現代作曲家，在此之前，我只聽過他的《青少年管弦樂隊指南》。我納悶的是，為什麼在這樣的時候播放這樣的曲子。但是，當樂聲響起之後，我不得不放下筆，覺得被充滿在狹窄空間的聲響所包圍，所壓迫。在我的印象裡，這支曲子頻繁地使用大管、長號等管樂器，使表現的陰冷、悲憫、不甘為『命運』擺佈的掙扎，以及那種類乎末日審判的恐懼，顯得更為沉重。我也產生了類乎程光煒的那種感覺，這一切似乎在提醒我，我們的生活、情緒，將要（其實應該說是『已經』）發生改變。不過，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並沒有對這種感覺進行清理。只是到了最近，在西川詩集《大意如此》的『自序』中讀到『當歷史強行進入我的視野』這行字，才稍稍明白我當時所感到的，大概就是這種『強行進入』的沉重」。
兩個教授這麼想，就會有第三個，第十個。據說，復旦大學教授陳思和在「重寫文學史」中，王家新是列專章論述的，北島也沒有得到如此的「榮幸」。大概是因為北島沒有因為他的詩而讓「四人幫」提前粉碎，十年動亂提前結束，王家新卻可以因為他的詩而讓90年代推後到來。那麼，胡適也沒有因為他的詩而讓二十世紀推後到來，艾青也沒有因為他的詩而使抗日戰爭提前結束……這種想法所賴以產生的邏輯不是非常「我操」嗎？
現在只剩下一個問題：王家新是誰？已經認識的人是否認識這一個「王家新」？徹底不認識的可以在此認識認識（前提是你有興趣）。
觸摸王家新
王家新牛B至此：可以讓時間推遲發生。但也是靠詩做到的。那麼我們通過詩來認識詩人的王家新則完全是正當的，如前所述，關於王氏的說法多多，我們暫且可以避開這些，避開這些就是避開衣服，去直接觸摸他詩的身體。我想復原初讀王家新時的瞬間感覺，作為讀者也作為詩的從業人員，或者說我正在試圖展開的是一次重新開始的初讀——這與教授們的讀解方式完全不同，教授們左手拿著王家新的詩論（《夜鶯在它自己的時代》？），右手拿著王家新的詩集（《遊動懸崖》？），腦子裡裝滿王家新的人物形象與流亡故事，所以他們必然讀出的是一個他們期待中的「王家新」。這本是最低劣幼稚的閱讀。我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將觸摸它，感知它的血肉，掌握它的質地，瞭解它的斤兩。囿於篇幅所限，對其詩我只能採取抽樣（代表作）摘句的方式，此法對教授式閱讀可能存在著一些不妥和不方便之處，但對我的觸摸式則完全靈驗。比方說：我通過一句詩——《酒》：「那是座寂寞的小墳。」——就觸摸了整個兒芒克：他的血肉、他的質地、他的斤兩。我就知道這是一個我想認識的詩人。那麼，王家新又如何呢？
終於能夠按照自己的內心寫作了
卻不能按一個人的內心生活
——《帕斯捷爾納克》
王家新名篇中的名句，屬體育明星的「商標動作」。小知識分子的自憐自艾，汪國真式的淺格言——「沒有比腳更長的路/沒有比人更高的山」——汪國真甚至比王家新更知道使用形象（顧城名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去尋找光明」是格言的，但首先是形象的，詩的）。據說是寫作「深度意象」詩的王家新竟寫出了這樣的大白話——自稱「知識分子寫作」的那路詩人經常陷入的便是這種尷尬——他們的名句也就是他們偶爾寫明白的那幾句，沒有其它選擇，寫得再臭也就是這幾句了。這樣的句子很深刻嗎？那是一種深刻狀的淺薄，是知識分子托詞性的撒嬌。王家新寫道：「讓筆下的刻痕加深」。如果深刻是這路詩歌命中註定的方向，我想把這兩句顛倒了說也許會離深刻更近一些：「終於能按照自己的內心生活了/卻不能按一個人的內心寫作」——對於中國的這些鳥知識分子來說，這其實才是至深的的悲劇：你脈管中傳統的屎永遠比你周遭的現實更嚴峻。具備這樣的思想覺悟並不是很難，所以我說王家新是一個淺薄的煽情者——他懂得如何向廣大的愚昧無知的知識分子煽情，與其說他是一個「知識分子詩人」，不如說他是一個「知識分子」的「詩人」（過去有「人民」的「詩人」之說）。
從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轟響泥濘的
公共汽車上讀你的詩 我在心中
呼喊那些高貴的名字
——《帕斯捷爾納克》
數年前初讀時我對「轟響泥濘」有好感，我曾有四年的北京生活，對那裡的冬天充滿記憶，我以為此句（「轟響泥濘」）是富於質感的。後來，詩人徐江發現說：此句是抄荀紅軍譯的帕斯捷爾納克《二月》一詩，那段如下：
二月，墨水足夠用來哭泣
大放悲聲，書寫二月
直到轟響的泥濘
燃起黑色的春天
經徐江提醒，我將兩詩對比來讀便釋然了。唉！用帕斯捷爾納克的句子獻給帕斯捷爾納克，這是20世紀90年代一個中國詩人幹的，我想用關中老農的話說：丟人哩！羞先（注：讓先人蒙羞）哩！我在電話中對徐江說：「老五，咱們落伍了，這不叫『抄』，也不叫『用典』，這叫『互文』。」這是中國詩人王家新隔著時空與帕斯捷爾納克玩了一把「互文」，王家新的同志唐曉渡不是說了嗎：原創性不重要……就寫詩而言，王家新真是笨，就算存心要抄你也得抄對地方啊！「轟響泥濘」別擱在「公共汽車上」而應該放在車的尾部，王家新應該站在當年王進喜的位置上（路邊）看，才能看到這句詩的效果。
也許，你是幸福的——
命運奪去一切，卻把一張
松木桌子留了下來，
這就夠了。
作為這個時代的詩人已別無他求。
——《瓦雷金諾敘事曲》
仍然是出自王家新的名篇，仍然是獻給帕斯捷爾納克的詩。讀罷我不免暗自心驚：王家新真是大膽，他竟敢用如此簡陋的方式大聲說出一首詩的意義，而且是如此淺薄不堪的意義！偌大的華北已容不下一張書桌（原諒我！大意如此），是華北淪陷時青年學生中流行的一句非詩的話，而王家新竟敢這麼寫（有一張松木桌子就夠了），還奢談（他是在誘導與暗示）什麼「時代的詩人」。「說出意義」是寫詩的大忌。連我這口語寫作者都懂，「深度意象」的王家新真是膽大妄為！所以我說「知識分子寫作」從來就沒有建立起一套成熟自足的文本系統，如果說我自己是用「非詩」（對傳統審美經驗而言）的語言呈現事物人心，那麼「知識分子」則是用「詩」（同樣是對傳統的審美經驗而言）的語言說出詩的意義。後者是印象（說「幻想」都過了）的詩，前者是本質的詩——我幾乎是第一次願意從正面把這個問題說清楚，我已經不忍心讓大家被這種拙劣的煽情口號所愚弄……
這就是生活，在霧中出現
在我心中再次誕生
船舶駛進港灣，吊橋放下
紅、白和比雨霧更藍的車流
閃閃駛過
——而我向它致敬
並把自己獻給更遠處的天空
——《醒來》
羅伯特·勃萊寫過一次「醒來」，所以王家新也要寫一次。這兩者之間的必然聯繫在於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從本質上說是一種讀後感式的寫作：從對書本（大師）的閱讀開始的寫作，詩人從讀者（而不是創造者）的位置上展開的寫作。「這就是生活……」這種自以為是的句式真是太討厭了！怎麼還有人寫（朦朧詩時代的經典句式）？或許是出於一種習慣，他真正想寫的是更加自戀的這一句：「在我心中再次誕生」。「
船舶駛進港灣，吊橋放下/紅、白和比雨霧更藍的車流/閃閃駛過」。如果我告訴你這首詩是寫於他「流亡」途中的比利時根特，你是否能原諒他用詞的矯情？但不光是詞，那種矯作的情緒又是無所不在的：「——而我向它致敬/並把自己獻給更遠處的天空」。「知識分子」頂頂嚴肅所完成的（抒情抑或陳述），在我眼裡往往完成的是一種荒誕或自嘲：當我一覺醒來，難道一定要向我所看到的風景致敬，神經兮兮的？我怎麼把自己獻給更遠處的天空？跳樓？讓導彈部隊幫忙？其實也挺有意思的：我總是把「知識分子」誤讀成了一群諷刺作家，當然我知道他們是不自覺的。
理解來得太遲了
在奔赴天路的途中，埃茲拉·龐德
你站出來，為整個人類
承擔了上帝的懲罰
……
埃茲拉·龐德，條條道路仍通向你
還有什麼更孤獨
還有什麼比這更偉大
——《埃茲拉·龐德》
在「盤峰論爭」的過程中我發現,「知識分子」非常懼怕「常識」一詞，在他們看來，詩人就是事事處處挑戰「常識」的人嗎？不論王家新怎樣對其「知識分子寫作」及「中年寫作」的同志肖開愚說（以一種沉痛的語氣）：「理解來得太遲了」，我所掌握的常識告訴我：我個人同樣欽佩的「詩歌巨匠」龐德「你站出來」並非是「為整個人類/承擔了上帝的懲罰」，一定要說明的話，事實應該是：龐德為他詩歌之外的選擇而承擔了他應該承擔的來自國家（他的祖國）的懲罰。如果說王家新太反動（對文明而言），我覺得那時高抬了他，其詩其思都沒有那種力量，他最多也就是不開化，代表著這個國家首都地區一部分人（知識分子？）的文明水平。所以，他可以一面用抗拒強權的帕斯捷爾納克的口吻說話，一面又同與魔頭媾和的龐德進行靈魂溝通。其實是誰並不重要，王家新主要是想拿大師說事兒，不讓大師們參加進來他就說不好自己的事兒。也許奚密教授的命名是對的：「詩歌崇拜」，它確實存在于某些不開化地區的不開化的人士中。至於「還有什麼更孤獨/還有什麼比這更偉大」這種黔驢技窮的句子，我已不想說他了，王家新就是這種水平。
在長久的冬日之後
我又看到長安街上美妙的黃昏
孩子們湧向廣場
一瞬間滿城飛花
——《詩》
我手邊這本王家新詩集《遊動懸崖》（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年8月版）是從一位半年前剛剛畢業的大學生處借來的，他在讀書時購得此書並在書中留下了當年閱讀時的眉批。在這首《詩》的這一段旁邊，他的批字是：「只有這幾句神來之筆」。他在另一段「多麼偉大的神的意志/我惟有順從/只需要一陣光，雪就化了/只需要再趕一程，遠方的遠方就會裸露」旁邊的批字是：「開始裝腔作勢了」。在此我們還是來看看王家新的「神來之筆」；「孩子們湧向廣場/一瞬間滿城飛花」在此我想告訴那位前大學生的是：這並非「神來之筆」，而是最基本的通感使用，而且有偷海子名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之嫌。儘管多多說過「詩歌不是競技」的話，但從他當年拿詩和芒克「決鬥」看，還是可以一比。我們就拿芒克與多多在通感一項上的表現來對比一下王家新：芒克《莊稼》：「秋天悄悄地來到我的臉上/我成熟了。」芒克《土地》：「我全部的情感/都被太陽曬過。」多多《歌聲》：「歌聲是歌聲伐光了白樺林/寂靜就像大雪急下」。多多《北方閒置的田野有一張犁讓我疼痛》：「風暴的鐵頭髮刷著/在一頂帽子底下/有一片空白——死後懂得時間/已經摘下他的臉」。你們再回頭看看王家新，還用得著比嗎？有句老話叫「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我也曾說過：「才華是一種明晃晃的東西啊」！考慮到中國現代詩的發展現實，我還有一點需要補充：芒克、多多引詩的寫作時間比王家新這一首早了近20年。
離開倫敦兩年了，霧漸漸消散
桅杆升起：大本鐘搖曳著
在一個隔世的港口呈現……
猶如歸來的奧德修斯在山上回望
你是否看清楚了風暴中的航程？
……
無可阻止的懷鄉病，
在那裡你經歷一頭動物的死亡。
在那裡一頭畜生，
它或許就是《離騷》中的那匹馬
……
唐人街一拐通向索何紅燈區
在那裡淹死了多少異鄉人。
第一次從那裡經過時你目不斜視，
像一個把自己綁在桅杆上
抵抗著塞壬誘惑的奧德修斯
現在你後悔了：為什麼不深入進去
如同猶如神助的但丁？
……
英格蘭惡劣的冬天：霧在窗口
在你的衣領和書頁間到處呼吸，
猶如來自地獄的潮氣；
它造就了狄更斯陰鬱的筆觸
造就了上一個世紀的肺炎，
它造就了西爾維婭·普拉斯的死
……
帶上一本卡夫卡的小說
在移民局裡排長隊，直到叫起你的號
……
而這是否就是你：一個穿過暴風雨的李爾王
從最深的恐懼中產生了愛
——人類理應存在下去，
紅色雙層巴士理應從海嘯中開來
莎士比亞理應在貧困中寫詩。
……
狄更斯陰鬱的倫敦。
在那裡雪從你的詩中開始
……
直到你從中絆倒於
那曾絆倒了老杜甫的石頭……
……
透過玫瑰花園和查特萊夫人的白色寓所
猜測資產階級隱蔽的魅力
而在地下廚房的砍剁聲中，卻又想起
久已忘懷的《資本論》；
……
直到建築紛紛倒塌，而你聽到
從《大教堂謀殺案》中
傳來的歌聲……
……
臨別前你不必向誰告別，
但一定要到那濃霧中的美術館
在凡高的向日葵前再坐一會兒；
……
——《倫敦隨筆》
如此引用王家新的詩，考驗的是我的耐心，如此閱讀王家新的詩，考驗的又是誰的耐心？這是作為一座城市的倫敦嗎？什麼亂七八糟的！這是被煮在一個中國文人的文化燴菜中的城市模型！王家新真的去過倫敦嗎？這大概不該受到懷疑，但是在我看來，他去了也是白去！這個文化的鄉巴佬站在倫敦的街頭，告訴自己說：這是狄更斯的倫敦，這是普拉斯的倫敦，這是莎士比亞的倫敦，這是查特萊夫人的倫敦，這是《資本論》的倫敦，這是《大教堂謀殺案》的倫敦……難道他就不關心一下：什麼是王家新的倫敦？在他筆下你永遠看不到他的倫敦生活：生活在任何地方都是具體而瑣碎的，我在人們的傳說中聽到他在倫敦的事就真實而有趣，但這又是王家新這路詩人不屑或無力表現的。但同樣的，在他筆下你也永遠看不到他的倫敦思想，因為他從來就沒有過獨立思想的能力，他只有對一座城市的文化反應，而更為庸俗的是：他的反應總是「正確」的，就像看見海就一定要暈船一樣「正確」。王家新對有知識分子閱讀趣味的讀者最大的欺騙性就在這裡，王家新的倫敦是他們的文化想像中「正確」的倫敦，王家新的倫敦思緒也是他們的文化想像中「對頭」的倫敦思緒，於是王家新作為一名「學習尖子」就在教授那裡得到了100分。王家新感受倫敦和其它事物的方式不是用身體而是用頭腦，而他的頭腦又是那樣可疑，那樣不可靠。他站在通向索何紅燈區的路上，我真希望他「深入進去」，不去管奧德修斯和但丁什麼的，自己用身體感受一下倫敦，但可惜的是他太知道他的知識分子讀者不允許他這樣，絕不允許！結果他又「正確」了。我有一首《趣味或知識分子寫作》的詩，非常適用於概括這一寫作的代表人物王家新的詩，照錄如下：
這是一幫
戴上保險套
方能勃起的人
趣味
他們的趣味
不在操
而在保險套
回視王家新
在一冊內部編印的詩集（《告別》，王家新著，《長安詩家》編委會1985年3月版）上，我看到了王家新青年時代的樣子：眉清目秀間不乏幾絲英氣，屬那個時代的帥哥。那時他屬「朦朧詩群」的一員，名列在這個詩群的尾巴上。「朦朧詩」本來就是一個因為誤讀的印象而產生的概念，「朦朧詩群」也是如此，它來自對官方詩報刊的閱讀印象。這個「詩群」得以存在的實體是《今天》或者說是北京地下詩人群，這個實體的人員構成包括：食指、北島、芒克、多多、嚴力、江河、顧城、楊煉、舒婷、林莽、方含、田曉青等，除了舒婷都是北京人，舒婷因為與《今天》的關係也應名列其中。另外一些人首先產生於對官方詩報刊的閱讀印象（與《今天》詩歌有相似之處）進而被某些選本（《新詩潮詩集》《朦朧詩選》《朦朧詩精選》）及某些評論（《崛起的詩群》）「圈」進來的，主要的人員包括；梁小斌、王小妮、徐敬亞、王家新、駱耕野、孫武軍、傅天琳等，我做出這樣的劃分不是為了貶低誰，「內在的詩歌真相」（謝有順語）即是如此。事實上，在這個「詩群」中，梁小斌的重要性在當時就非常明顯；王小妮是越寫越好，到今天她已成為中國當代詩人中的「女1號」；徐敬亞以評論立身，以推動詩運弄潮，為詩歌的發展做出了實質性的貢獻，在他身後就再沒有這樣的人物了，他的經歷、魅力、機遇和運氣都很難在另一個人身上集中重複一次；傅天琳整體上弱些，但她的作品在當時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染力，這很像舒婷；在後一個名單中，駱耕野和孫武軍是最差的，現在看來他們能夠名列其中純屬歷史的誤會；與駱、孫相比，王家新不是最差，在這個『詩群「當中，他總體的風貌就是兩個字：平庸。
我不但找到了那冊超薄的《告別》，還找到了王家新早年出版的另一冊詩集《紀念》（長江文藝出版社1985年8月版）。翻遍他早年的作品（帶有明顯的「習作「性質），我說「平庸」是有根據的，讀王家新我能讀出他的「源頭」，而「源頭」不遠：北島寫了兩首獻給遇羅克的詩，他就一口氣寫上4首，方式還那麼北島：北島寫：「從星星的彈孔中/將流出血紅的黎明」，他就寫：「看清了嗎，那支瞄準我們的槍口？/陰森森、就像毒蛇那喝血的眼睛」，北島寫：「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我只想做一個人」，他就寫：「在英雄倒下的地方/掠起一隊橫飛的雁陣」；江河寫了首《紀念碑》，他就寫了首《紀念碑》，江河寫：「真理就把詛咒沒有完成的留給了槍/革命把用血浸透的旗幟/留給風，留給自由的空氣」，他就寫：「長江啊，把你洶湧的思念給我/把你站起來眺望的石頭給我/——讓我們築起一座紀念碑吧」；舒婷寫《神女峰》，他就寫《神女峰下的沉思》，這一回沒有發現他偷了舒婷什麼，所以表現就更差，舒婷是：「與其在懸崖上展覽千年/不如在愛人肩頭痛哭一晚」，而他是：「驕傲吧，神女！也許只有你/才在這曲曲折折的峽谷裡/喚起了一個民族最深邃的夢想……」；芒克寫了《陽光中的向日葵》，他就寫了《北方的向日葵》，好像也沒有發現他偷了芒克什麼，表現之差就到了這副樣子，芒克是：「你看到那棵向日葵了嗎/你應該走近它去看看/你走近它你便會發現/它的生命是和土地聯繫在一起的/你走近它你頓時就會覺得/它腳下的那片泥土/你每抓起一把/都一定會攥出血來」，而他是：「——北方的向日葵啊/你以迸放的種籽/敲響太陽/敲響那永恆的鐘吧/而我/就這樣順著你的指引/從北方/踏向了通向太陽之路……」；還有《潮汐》中「這是沉默/又是默許」的舒婷氣息和《獻給太陽》中「真的，天空會死去嗎/——如果老人倒下去，那我將站起來/站起來，在祖國的大地上歌唱太陽」的江河氣概……說起來這還是一個用功的學生在詩中想走正路的部分，當年的王家新還有另一部分的東西呐！「你恍如突然現出——/使我認出了/一個民族、一個人/格格做響的骨頭」（《石頭》）、「那麼，祝福吧！當秋天的火焰嘩嘩地流向冰、流向一代人終於獲得的微笑/讓我們走向群山，從火中收穫太陽吧……」（《秋葉紅了》）、「生活啊，我是愛你的，我愛！/走向你，我怎不敞開我的懷抱」（《走向生活》）、「呵，馬在飛騰，馬在奔馳/一個民族正伏在馬背上衝刺！……呵，如果你能復活，我願馱起你飛呵/我年輕的心，就是那奮起獻身的燕子！」（《歷史博物館的青銅奔馬》）、「哦，脊樑在晃動，太陽在晃動/我的心隨著眼前的脊樑在晃動……哦，脊樑——這中國的脊樑啊/從此，將時時在我的眼前晃動……」（《建築工地印象》）、「呵，電車在奔馳！這乳白的梭子呀/在街道縱橫的城裡，織著生活的詩句」（《織》）、「不是別的，正是我的血/我的民族的血/認出了你一閃而過的英雄的長江呵……」（《門》）、「真的，那些遺失的樂譜呢/——走向先人的土地吧/在那裡/讓我們流血的手指/去挖掘一個民族的聲音！」（《編鐘》）、「哦，舉起我們驕傲的船票吧/檢票員同志，我們的船票是/——信念！在苦難中/用雙手緊緊抓住的信念……//呵，希望號正在靠岸！」（《「希望號」漸漸靠岸》）、「就是在這樣的樹下，在歷史的廢墟上，站起了我們咬緊牙關、充滿熱望的民族！」（《致唐山的樹》）……這哪裡還是詩啊？！這簡直就是分行排列的楊朔散文！甚至不如！它讓我想起了一些恍若隔世的名字：許德民、程寶林……王家新的名字應該進入的是這樣一份名單，我稱之為「青春派主旋律」。他的名字忝列在北島們的「朦朧詩群」中也屬歷史的誤會。體制趣味的早期作品，體制系統的成名途徑，體制眼中的希望青年——這便是昨日的王家新。1985年6月，自武漢大學畢業後一直在湖北鄖陽師專任教的王家新被借調到北京詩刊社工作，這絕不是偶然的，這不是對一名普通大學生的選擇而是對一位青年詩人的選擇，體制選擇了王家新。
回視王家新，我明白了一點：為什麼以他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詩人」要用對「中年寫作」的強調來回避自己的「青春寫作」，用對90年代的強調來回避自己的80年代，因為他們的「青春寫作」和80年代是這樣的慘不忍睹。北島會這樣嗎？嚴力會這樣嗎？多多會這樣嗎？於堅會這樣嗎？韓東會這樣嗎？海子如果活著，會這樣嗎？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為他們的所謂「青春寫作」和80年代都是和一些堅實的至今沒有褪色的作品聯繫在一起的。作為「朦朧詩群」的一條小尾巴，王家新當然不會滿足（後來發生的一切證明：這是一個野心嚴重大於才能的詩人），但他應該暗自慶倖了：在這一個名單而不是在另一個已經完全作廢的名單裡，而更重要的是這個名單給了他一個必要的心理暗示，確保了他一個最基本的立場而不至於在那個位置上自然地墮落——這很可能，他的早期作品有這樣的潛質，而且我從來不認為這名「知識分子」是有信仰和有原則的人。
在《告別》和《紀念》中，王家新只在組詩《中國畫》及碎片式的《從石頭開始》中流露出了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在詩歌內部寫下去的可能。1985-1989年，他的習詩生涯進入了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他在外表上是謙恭而沉靜的，在很多場合出現時不是以詩人而是以詩歌工作者的身份，作品不多但進步明顯，變得審慎、冷靜甚至略帶遲疑，給人留下印象的有《觸摸》《預感》《加里·斯奈德》《蠍子》等，他突然變得拘謹起來，對比他的早期，我認為這是必要的拘謹，至少作品漸漸成型，敗筆不再明顯發生。這一階段，他給人留下更深更好印象的還是他的工作，他與唐曉渡合編的《中國當代實驗詩選》（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6月版），在山海關參與組織的詩刊社1987年青春詩會，對第三代一批重要詩人的推助都起到關鍵性的作用，他與沈睿合編的《當代歐美詩選》也在詩人圈及詩愛者中廣受歡迎，還有他在詩刊社的日常編輯工作，據我所知所感，那一時期很多的年輕的前衛詩歌的寫作者都把王家新當成了躍上這本全世界發行量最大的詩歌刊物《詩刊》的一個缺口。很多人直到現在還懷念著他們與王家新交往的那段時光，還懷念著那個時期給他們留下美好印象的王家新，那一時期王家新對很多青年詩人的關心幫助已經超出了一個普通編輯的工作範疇，給他們寄書寄資料等等。「盤峰論爭」波及到媒體上以後，很多人打電話給我，一方面對王家新在論爭中的失態表示不解和惋惜，一方面希望我對王家新嘴下留情，這些人正是當年曾受惠和蒙恩于王家新者。這一時期，王家新在暗中使力，拼命悟詩。1989年9月出版的《人與世界的相遇》（文化藝術出版社）記錄下了這個過程。與其說這是一本詩論集，不如說這是一本讀書筆記和學詩劄記，我以為它的價值在於談到了詩歌寫作的諸多細節問題，估計對與其處於同一寫作時期及同類型的寫作者有啟示意義，記得詩評家L曾私下說過：「在這套駝隊詩叢裡，那個專搞詩評的（指唐曉渡）還寫不過王家新。」
在寫作本文的過程中，詩人秦巴子打電話給我，他說要看到王家新的進步，他說這個進步已堪稱「奇跡」，可以獲得二十年「最快進步獎」。給人以公正，一直是我的信條，恰恰也是我與「知識分子」鬥爭激情所產生的初衷，我公正的原則就是要還其本來面目，「讓他們回到他們應有的位置上去！」（謝有順語），儘管他們從來沒有給過我本人哪怕是一丁點公正。我還有一個信條：不能在與壞人的鬥爭中把自己變成了壞人。在成都，在許多持「惟天才論」的第三代詩人眼裡，王家新是個「偽詩人」，他們其實是在說早年印象中的王家新的能力，我覺得這有欠公允，就替王辯護了幾句，儘管這讓我本人在當時的環境中顯得不合時宜也十分滑稽。我看到了他的進步，堪稱孟浪所說的那種「光榮的進步」——任何人在個人寫作中所實現的那種超越自身的「進步」都是「光榮的」，考慮到他那麼薄的底子、那麼低的起點，秦巴子稱其為「奇跡」也不為過。對王家新而言，「光榮的進步」發生在「歷史強行進入」之後，這又是極其耐人尋味的。程光煒在論及西川時曾說：「他確乎出生在一個與王家新、張曙光們稍有不同的時代，是不是只需機智或想像力就可以達到認識事物的頂峰了呢？我承認自己是糊塗的……」經常犯糊塗的程光煒不是真的承認自己糊塗，他是在談50年代出生者與60年代出生者的區別，他對前者的自得和對後者的微詞在別的地方也流露過。假設這番見解在理論上成立，那麼50年代出生者又是怎樣的一種人呢？王家新也許是程光煒認為的最佳例證：當「歷史強行進入」，冷空氣突然南下，那個在其詩中最先感冒且從此鼻涕眼淚流淌不止的人。靠時代的整體情緒寫作並取得自身的「光榮的進步」，他在80年代找不著北，一方面是才華與詩藝的欠缺，另一方面時代整體情緒逐漸模糊、趨於多元。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在90年代的最初兩年，在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間，一種整體性的情緒再度形成了。它對詩人的刺激是，似乎又有了做「北島第二」的可能。周倫佑寫出《刀鋒二十首》並用長篇論文《紅色寫作》宣告另一詩歌時代的開始，孟浪暗中加密了詩中的意象（向北島靠攏？）並把詩句的節奏處理得像拼刺刀一樣；歐陽江河的詩中出現了更富時代氣息的某種無法言傳的挑逗性的修辭隱喻；王家新突然變得沉痛了憂鬱了一副時刻準備哭泣的表情……我在此例舉並認為這絕對無可厚非，相反倒是那些在那時宣揚「上午德法戰爭爆發，下午游泳」的人讓我不大瞧得起。因為「強行進入」的「歷史」在那時已不是歷史，而成了我的日常——這正是我在詩中的態度和方式，把「歷史」做個人日常化的處理，我的詩歌也適時地做好了這樣的形式準備。因為那段「歷史」，王家新被詩刊社弄走了，這就叫「歷史」的個人日常化，它如此進入我們的生活，但王家新的詩歌表現不了這麼微妙這麼複雜這麼具體的內容，又不具備北島早年那種出眾的現實透視力、歷史涵蓋力和藝術表現力。他只有在他最基本的與大多數人共通的情緒上大做文章，這部分公共情緒似乎特別適於他的發揮，激發了他的創作也成全了他個人的「光榮的進步」。也許這段「歷史」並不需要「一把刀子」（崔健歌語），這會嚇著知識分子的，它需要的僅僅只是一塊手帕，大夥一塊哭吧！——當我洞見了這一切，真是悲從中來！而王家新正是時代需要的那塊手帕，手帕的作用在此處並不是為了擦拭眼淚而是為了提醒哭泣，面對時代，哭泣成了知識分子最「正確」的情緒反應。記得還比較推崇王家新的島子曾對我說：「王家新大概是個受虐狂，受虐反而使他寫得好。」在「歷史強行進入」之後，比王家新境遇更慘的詩人有一大批（他們都承擔了自己在歷史關頭做出的選擇），也許是他更敏感，更也許是他表達了一種「正確」的情緒，總之，是歷史選擇了王家新，歷史讓一個詩意平庸的詩人變得重要起來。
在寫完《帕斯捷爾納克》《瓦雷金諾敘事曲》《持續的到達》《反向》《埃茲拉·龐德》等詩之後，王家新於1992年初開始了他為期兩年的在歐洲的偽流亡生涯。我知道流亡有一個標準，王家新的出國肯定在這個標準之外，可他嚷嚷得比北島還凶，北島在詩中自省為「詞的流亡」，王家新像得了什麼大啟示似的，他把這個詞拆開了用：「詞」進入了他的詩歌和詩學，「流亡」成了他做詩人的姿態。所以我稱其為「偽」。這也是歷史的安排嗎？王家新出國前曾以明信片的形式向謝冕教授告別（據謝冕文章記載），對一個即將踏上流亡之途的人來說，他真是從容不迫啊！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布羅茨基當年可是被警察押送著上了一列目的地不明的列車啊！與此相比，王家新的舉動真是戲味十足（那個告別的細節讓我玩味不已）。可能就是從這裡開始，王家新從一名單純的詩人墮落成一名「文化戲子」，他如此這般地上演著一出「流亡」的話劇：「1992年：元月赴英國。應邀在英格蘭東北部及中部講學、朗誦……6月，分別應邀參加倫敦大學、荷蘭萊頓大學的中國詩歌研討會及鹿特丹國際詩歌節。7-10月，應邀在比利時、德國一些大學和藝術節講學、朗誦。10月下旬返英，在LINCOLN文學節上朗誦。12月再赴比……1993年：3月返英，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大學做訪問學者……7月，應邀在倫敦南岸文學藝術中心的『聲音之屋』朗誦……10月，應邀去英格蘭紐卡索朗誦……1994年：1月回國。4月，在北大等校講學……8月調入北京教育學院中文系，講授文學理論及比較文學。」（摘引自《遊動懸崖》所附《王家新創作活動年表》）寫詩的朋友，這樣的流亡生涯必定是沉痛和哭泣的嗎？這樣的流亡生涯以及最後的歸宿是你想拒絕的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麼一定有人是在演戲……至於這個人在流亡途中所寫的詩：《詞語》《斯卡堡》《葉芝》《臨海的房子》……則讓我想到了他的早年：過去他是在「民族」、「太陽」、「一代人」、「生活」、「脊樑」、「民族的血」、「英雄的長江」、「先人的土地」、「信念」、「希望號」、「歷史的廢墟」
……這些面前下跪，如今他是在「生命」、「寫作」、「大師」、「雪」、「歐羅巴」、「母語」、「流亡」、「莫紮特」、「靈魂」、「花園」、「維特根斯坦」、「鋼琴家」、「神學」、「巴赫」、「拱頂」、「奧登」、「薩特」、「煙斗」、「安妮·塞克斯頓」、「疼痛」、「萊蒙托夫」、「但丁」、「帕斯捷爾納克」、「英吉利海峽」、「馬勒」、「瓦雷裡」、「拜倫」、「斯蒂文斯」、「詞」、「博爾赫斯」、「華爾特·惠特曼」、「古希臘」、「合唱隊」、「馬格瑞特」、「艾略特」、「海德公園」、「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傲慢與偏見」、「得意志」、「畢加索」、「感恩」、「阿赫瑪托娃」、「策蘭」、「龐德」、「拉赫瑪尼諾夫」、「柴可夫斯基」、「悲歌」、「壁爐」、「變形記」、「布羅茨基」、「曼傑斯塔姆」、「三柱燭火」
……面前裝孫子！原諒我不厭其煩的引述吧，這些詞語僅僅是從《詞語》一首詩中摘出來的。關於「流亡」，我們還是來聽聽王家新本人的說法吧：「在你上路的時候沒有任何祝願，這就是流亡！「（仍引自《詞語》）他說得那麼肯定，那麼激昂！本來我就是個以罵人淺薄為恥的人，可忍不住還想罵一次……
1994年1月，王家新回國，被人稱作「流亡者歸來」（詩人葉舟語），被詩評家沈奇稱作「90年代中國詩壇的兩大事件」之一（另一個「之一」是於堅《0檔案》的發表）。上路時無人祝願，歸來卻有人盛讚，王氏「流亡」功德圓滿。1995年9月，我去北京參加詩刊社青春詩會時，聽北京詩人S說：王家新已成「大師」了。說北京現在有兩位「大師」：西川和王家新。S是那種大路貨的詩人，他的趣味也是非常大路貨的，因而他的說法具有代表性（代表著普遍性）。離開北京後我在另外的詩人那裡也聽到了類似的說法。恕我孤陋寡聞，如果中國詩歌一定要刻意製造出一兩個「大師」來裝點門面，不是已有現成的一個北島嗎？如果還得有一個，以我之見可以在昌耀、海子（死了不算？）、於堅、瘂弦四人中選，應該沒有西、王什麼事兒。但如果有人霸道而又下賤地以為，中國的所謂「大師」必須在北京地區「知識分子寫作」的「正路」上選，那又另當別論了，因為你已改變了這種推選的性質：你推選的其實只是「知識分子」小集團的「大師」。這樣的推選我毫無興趣，只想分析這樣一個世俗印象的結果：王家新能與西川並稱，頂掉的是歐陽江河，其才華與詩藝根本無法與另兩人相比，甚至不及張曙光、陳東東，也就比孫文波強點兒。但「知識分子」于詩都是缺陷明顯的人（沒有一個天才式的人物！所以他們都說：不靠才氣寫詩），誰讓西川的詩那麼「面」呢？溫吞水或總是戴著保險套的感覺；誰讓歐陽江河越說越清楚可越寫越糊塗呢？「少女赤裸而多腰」是什麼意思呢？臧棣博士也解答不了；誰讓陳東東一路「假小空」地玩下去呢？蒼白的文體，他造純潔之句，與詩無關；誰讓張曙光一入夥就找不著北了呢？如今的張曙光已經沒有了自己；誰讓肖開愚太木、孫文波太差、臧棣西渡又太嫩了呢？……如此一來，「時代的詩人」王家新，敢於大聲說出意義的詩人王家新，以「正確」的「歷史」情緒哭泣不止的王家新，歸來的流亡者或「國際詩人」王家新，老資格又有新表現的王家新，脫穎而出，終成正果，成為「知識分子」小集團裡的並列男1號。在詩人的圈落中他的聲譽明顯不如西川，但在一些非詩的或半瓶子醋的知識分子和詩歌青年中，他卻有著更廣和更多的心悅誠服的讀者，所以他在與西川的爭奪中還很有「潛力」
……
而這一切竟是一位資質平庸的詩人做到的，你相信嗎？
質疑王家新
去年夏天在陝北旅行，同行者有詩人徐江和秦巴子。某晚我們住在綏德縣賓館，與當地詩人、我們的老朋友李岩見面，一塊喝酒。席間就一個問題爭論起來，還很激烈。後來爭論的話題被帶會房間，延續到很晚。爭論的起因是李岩在不乏見識地批評了另外兩位當代詩人Y和X之後說「王家新是這個時代最硬的詩人」，「《夜鶯在它自己的時代》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文本」。說完舉座皆驚。前一句話我反倒是理解的，儘管李岩寫的是「陝北謠曲」，但多年以來卻是心系「鬥士」的，他把王家新誤讀成了「鬥士」，把「一塊手帕」誤讀成了「一把刀子」，所以他說「最硬」。而他說「《夜鶯在它自己的時代》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文本」，這又怎麼理解呢？《夜鶯》系王家新的一部文集，是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9月出版的「詩人隨想文叢」中的一本，據該書內容提要介紹：這是詩人王家新的詩論集，內容涉及詩人的創作體驗、詩學探討、讀書劄記和經歷見聞。怎麼成了「最重要的文本」？我是把自己非詩歌的文字不當「文本」的，所以轉不過彎兒來。如果韓東不是詩而是小說成了「最重要的文本」，於堅不是詩而是散文成了「最重要的文本」，這會是一種尷尬，王家新正有幸經歷著這種尷尬？他不是詩而是詩論成了「最重要的文本」？我還是不要糾纏于李岩在酒後信口而出的這個「偽命題」把。僅就這套書而言（我讀得不全），《夜鶯》至少無法與《棕皮手記》（於堅著）相提並論，這還需要論證嗎？唐曉渡在「盤峰論爭」中的一篇文章中說：「在這個『怎麼都行』（？），連作惡都有天然合法性的時代，不講學理肯定算不了什麼；但有一個基本事實還是可以提一提：那些被歸入『知識分子寫作』的詩人們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一無足恃，他們憑什麼建立讓人眼熱的『權威』乃至『霸權』呢？」唐曉渡說話實在不像過來人：他們（你們？）不是「被歸入」而是「自稱」，而且是真的「除了自己的作品之外一無足恃」嗎？「他們憑什麼」？正好我就以王家新為例回答你。還是以《夜鶯》為例，不管該書內容提要把王家新的東西分成了多少種（很豐富？），但在我這個讀者看來也就是兩種：一種是「讀書筆記」，大師挨個兒讀挨個兒談感想談認識，這占了一本書的大半部分，囿於篇幅所限，對此我不予置評。另一種是「自我炒作」，包括對其「知識分子寫作」的同志哥們兒的學術炒作，事實上他們是互相吹噓，「胡捧夠友」（梁天、謝園一夥人的發明），共同發起了一場公開的陰謀，一個學術騙局，讓批評與創作同謀，標準就永遠掌握在他們手中。在《歲月的遺照》的最後一頁，程光煒「推薦閱讀詩集、評論集」，詩集與評論集懼有的就是「知識分子」的三員大將：王家新、西川、陳東東。批評家與詩人變成了形象模糊的一個人、一夥人。王家新在墮落成一名「文化戲子」之後還嫌墮落得不夠，他更深地墮落成一名「學術騙子」。
「如何看待『今天』派或所謂『朦朧』派詩歌？我曾跟你談及『朦朧詩』的夭折問題，並說你1989年以後的一些詩作可以說是對『朦朧詩』的縱深發展，當然那是從一個新的出發點突入其縱深的，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回答四十個問題》）提問者是陳東東、黃燦然，問中帶捧。王家新順杆就爬了上去：「『今天派』詩歌是從一個黑暗王國透出的第一線光明，但是隨著這個王國以人們意想不到的速度全面解體，『今天派』作為一派也就很快成了歷史。光明與黑暗是相互依存的。只有今天派詩人（包括受他們影響的）不再只從社會而是從他們內心的黑暗中重新尋找創作的動力時，他們才有了新的發展……他們曾經超越了時代，但時代很快又超越了他們……至於我在那一階段的詩作，看似部分地又回到了『朦朧詩』那裡，但實質上有根本的區別……『今天派』早期詩歌中的那種單一性，無法為1989年以後的中國詩歌提供其『縱深發展』的可能性……回想1989年後那一、二年間的寫作，我們明確了我們的寫作與早期的『今天派』再無直接關聯。就我個人來說，在那時對我產生主要作用的，除了國內的朋友外，是另外兩個：帕斯捷爾納克激勵我如何在苦難中堅持，而米沃什把我導向一個更開闊的高地。」
「忘恩負義」是道德評判，我不提。現在還用早年既成的那一套與詩無關的評價（黑暗王國的光明什麼的）來說『今天』，什麼他媽的「知識分子」！這或是因為心虛，或是因為愚昧，或是因為別有用心！總之他想說的是「今天」過時了，我們正當年。「知識分子」還是不要談過時不過時的話吧，過了時的「今天」也有開創性的當年，正當年的「知識」卻只有一個滯後了的今天。過時的依據是「單一性」而不「縱身發展」，那我們就來看看：「群山起伏的謊言/也不否認它的存在/而代表人類智慧/和兇猛的所有牙齒/都在耐心期待著/期待著花朵閃爍之後/那惟一的果實」——早期的北島是「單一性」的嗎？「我用手勢制止了一切發聲器/麥克風正趴在我的耳朵上訴說它長久被人訴說的痛苦/我感動得不敢哭出聲來」——早期的嚴力是「單一性」的嗎？「一些無情的感情/一些心中可怕的變動/月光在屋前的空場上輕聲咳嗽/月光啊，暗示著楚楚在目的流放……」——早期的多多是「單一性」的嗎？而「沒有祖國/祖國已帶著它的巨石升向空中/祖國僅為一瞬痛苦的閃耀/祖國在上，在更高更遠的地方/壓迫你的一生」、「我將離去，但我仍在那裡/布拉格的黃昏會在另一個卡夫卡的靈魂中展開/布拉格的黃昏永不完成/布拉格的黃昏驟然死去——/如你眼中的最後一抹光輝」——90年代的這個王家新就是「縱深發展」嗎？別騙自己了！「我們都是老江湖了！」（於堅在盤峰詩會上語）
前無古人了，後能有來者嗎？不能！王家新不讓它能。「被視為『新生代』的代表性詩人之韓東就曾這樣宣稱：『世界是不完美的……假如我們為了使它完美而加入這個不完美的世界，我們的詩必然是不完美的。』這是什麼邏輯？然而這正是80年代的邏輯。或者說，是一種曾支配了眾多中國詩人的『集體潛意識』。人們試圖避開以前中國作家所曾陷入的歷史悲劇，但是由於他們這種天真的理解，尤其是一種『二元對立』式的思想方式的支配，他們並未能從根本上給中國詩歌提供出路，相反卻造成了自身的某種畸形。」（《闡釋之外》）話都聽不明白，還在這兒說三道四！事實是韓東說什麼他並不在意，他就是先認定了你沒有「提供出路」並且「自身……畸形」，這是對韓東個人的發難嗎？當然不是。老被「知識分子」拉去裝點門面的天才詩人柏樺說了「非非」的好話也令他醋意大發：「例如曾有人這樣評述過『非非主義』：『非非就是以這樣的『不在』（指非非詩人們提出的『反文化、反語義』，『前文化還原』以及『零度寫作』等，筆者注）征服了寫作中的意識形態……達到了一種純語言（或方程式）的狀態。』那麼人們是否果真『征服』了意識形態？這不過是一種『精神勝利法』，一種恐怕連非非詩人自己也不相信的神話……」柏樺盛讚非非，本來是江湖上反山頭主義、不同藝術立場的詩人們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佳話，王家新眼中卻沒有這份美好，他利用柏樺的話拿非非開刀，是因為對他來說這件事必須要做。「知識分子」要確立，就必須幹掉「今天」、「他們」、「非非」，於是就硬著脖子指認「今天」過時了，「他們」、「非非」沒出息，所以得看「知識」的。他在玩這一套的時候腦子絕對不笨，不但要幹掉「今天」、「他們」、「非非」，還要幹掉從「今天」到「他們」和「非非」的這個歷史序列，不幹掉這個序列「知識」仍難立足，關鍵是它插不進去，所以王家新又說了：「因此不能不強調『差異性』問題。我想這是一個對現代詩學十分重要的概念。我想個人寫作正是建立在『差異性』上的，與之相對的則是群體性或整體性。的確，任何整體性的理論企圖都帶有強行規範和同化性質，帶有一種極權主義味道。比如，以『朦朧詩——新生代』為軸線來概括這些年來的詩，導致的正是對個人寫作的遮蔽乃至取消。這其實是另一種形態的『制服化』。」（《夜鶯在它自己的時代》），「當然，也許批評總是比創作遲一步，或者說批評有理由與創作拉開一段距離。這些都不是問題。問題是在我們這裡依然存在著一個『體系』問題，一個潛在的體系是：在批評上以『朦朧詩——後朦朧詩』或『朦朧詩——新生代（到海子為止）』為軸線展開，後來又冒出來一個顧城事件；在理論上又總是以『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和種種抽象價值（比如說『純詩』）為永恆摹本，表現為一種非歷史化的理論懸空傾向。我想正是這個體系限制了人們的批評視野及話語形態，導致了對八十年代末以來『個人寫作』的遮蔽。這就是說『一個過去的時代』在我們的批評行為中還遠遠沒有結束。」一手玩「個人寫作」，一手玩「知識分子寫作」，用「個人寫作」去對付舊的整體性，用「知識分子寫作」來建立新的整體性，這絕對是流氓的玩法。有一個事實可以一目了然，90年代惟一興起的詩人小集團就是「知識分子寫作」，喊「個人寫作」喊得最凶的也正是他們。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王家新們是如何確立自己的，王在《當代詩歌：在確立與反對自己之間》一文中寫道：「如果說80年代中期的詩大體上是反叛的、抒情的、自戀的，這幾年則是反諷的、敘述的、多聲部；如果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詩是凝重的、內聚的、承受式，這幾年則朝向一種開放和自我顛覆。」作為一個老江湖和過來人，作為一個在詩歌中浸淫了小半生的人，王家新是昧著良心存心這麼幹的，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抹殺成性的人，在他這幾句短短的概括中，「今天」的成就就變得可疑而好笑，「第三代」那麼多優秀詩人的努力被一筆勾銷，「知識分子」內部芝麻大點的變化與調整成了中國詩歌的標誌性成果。在他開列的清單上，一、反諷意識與戲劇精神=陳東東、王家新、孫文波、朱朱、肖開愚。二、多聲部寫作=西川、肖開愚、陳東東、唐丹鴻。三、敘事的可能性=張曙光、孫文波、肖開愚、歐陽江河、翟永明。唐曉渡在「盤峰詩會」上說：「這個玩笑開得比較大了。」——我想以此名言轉告家新兄——當代「指鹿為馬」的專家。他也知道該玩反諷了、喜劇了、敘述了，玩不了就是玩不了，玩不好就是玩不好，他硬要那麼說暴露的是內在的虛弱。何苦來呢？這只能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啊！一幫學術垃圾的製造者、一幫為了功利之欲喪心病狂的人。
王家新在《致一位尊敬的漢學家》一詩中表露出這樣一副嘴臉：「我感興趣於您的興趣：東方/雖然我一直搞不懂它對您意味著什麼。/瞧，我不會中國書法，/對於易經或房中術也不甚了了；/早上起來更喜歡一杯咖啡，而不是/用英國紅塘來沖福建烏龍茶。」還有更肉麻的：「先生，您簡直創造了另一個中國/讓我也不得不暗自竊喜。」而當另一位具體的漢學家——荷蘭人柯雷在一篇文章中的觀點不合他的意或者說他以為觸犯了他的利益的時候，便馬上跳了起來：「他的某些判斷及其潛在的邏輯也引起我的不安」（《闡述之外》）。柯雷究竟說了些什麼而引起王家新的不安呢？是關於多多的論述：「多多作品的鳥瞰圖顯示了一種按時間順序的背離政治性與中國性的發展」，「他這十年來的詩與其說是關於中國人的境遇，不如說是關於人的境遇；以悖論的方式，他的詩是如此個人化以至獲得了普遍性」、「因而多多的詩證明了中國文學存在著在政治之外的領域復活的可能性……他的詩並不限於Gregory所說的是『中國現實複雜的反映』，並且……肯定不是『骨子裡的中國性』」。本來王家新已經認定「今天」派是群體性或整體性的，而個人化是他及知識分子同志的小專利，突然這項專利被「今天」詩人多多搶了去，他感到的豈止是不安？本來他認定自己及其同志的詩是對政治性與中國性的恢復與創造，柯雷卻認為多多超越性地背離了這些，這不是讓王家新方寸大亂找不著北嗎？有一件意味深長的小事是王家新自己寫出來的：「1992年6月荷蘭鹿特丹國際詩歌節期間，當我和一些海外的中國詩人談到帕斯捷爾納克，有人不屑地講『他是個政治詩人』；談到索而仁尼琴，一位我素來尊敬的『朦朧詩』代表詩人的反應是：『他很反動』。這我就更不懂了。我深感震驚，同時還有一種深深的孤寂。」王家新啊王家新，你就別書生氣十足地帶著那點兒可憐的中國式的學術的正確性遠走天涯了，對於一個詩人來說，重要的是永遠不是觀點而是趣味，我和朋友私下說：艾略特是個呆子，裡爾克太悶，龐德有病。學者和知識分子趣味的詩人就永遠聽不懂，他們會「深感震驚」，以為我瘋了。王家新在這一點上一點不像詩人而像一名剛出去的留學生。我猜測那位說索爾仁尼琴「反動」的詩人正是多多，如果真的是的話，正好從趣味深處證明了柯雷的論述是有根據的。
一切的蹦跳不都是為了那點可憐的切身利益嗎？十年了，王家新用於自我炒作的所謂「詩學文章」遠遠多於他的詩，作為一名詩人這是十分可恥的，當無數的謊言等到被揭穿的一天，在眾人眼中他變成了一個我們從不認識的人。在「盤峰詩會」上，口口聲聲「本來不想發言，不想開這個會」的王家新是開著私車來的，並運來了1萬多字的發言稿。他現場發言的題目叫《知識分子寫作何罪之有？》（後來《大家》雜誌上發表時易名為《知識分子寫作或曰「獻給無限的少數人」》。）令全場瞠目結舌而苦笑不得的不是王家新的觀點而是他的語言，在其詩和詩學文章中滿紙唯美意象、崇高情懷、文化掌故和大師引言的王家新，在他的批判（不是批評）文章及現場發言中竟然使用了恍若隔世的文革話語：諸如「何罪之有」、「你們這是在搞運動」、「誰也沒有搞住誰」，間或，還令人啼笑皆非地甩出「知識分子」原本十分不屑的市井幫會語言（參照西川文章）：「20年後，咱們走著瞧！」王家新還對在《南方週末》上發表《內在的詩歌真相》一文的青年評論家謝有順進行「缺席審判」，他竟然非常低級地把「謝有順，一個從來沒有聽說過的人」當成了謝有順的「罪證」（唐曉渡的發言亦是如此）。王家新開始發言時，於堅憤而退場以示抗議，中間回來發現王的發言仍在繼續便再度告退，所以，王家新對於堅實施的也是「缺席審判」。在這個會議上，王家新作為情緒最為激動的一個人把爭論雙方完全帶入了「打仗」的氛圍。
請大家繼續欣賞王家新在「盤峰論爭」中《也談「真相」》（《科學時報》1999年8月5日）一文中的精彩語段：「四月中旬在平谷盤峰賓館舉行的詩會之後（俗稱「盤峰論劍」），人們紛紛傳言於堅『瘋了』。」、「但，這不過是於堅之輩盤峰落馬後使出的又一招：大造假輿論……」、「還有在這之前一年多來於堅等人或詆毀性或『攪渾水』的文章擺在那裡。」、「現在看來是過於書生氣了。這些人果真有什麼『立場』、『理論』或『原則』嗎？沒有。有的只是權利欲、巨星欲、靠罵娘或當主編來出名欲，滅他人以抬自己之欲，由『文學青年』一變而為詩壇『揭密人』之欲，或像有人說的，不擇手段以躋身於文學史之欲……我想還是西川說得透：『與其說有什麼民間立場，不如說有個『黑社會立場』！』」、「那麼，還有什麼招？」「重新扯起『民間寫作』甚至『第三代人詩歌運動』大旗，以同90年代『知識分子寫作』抗衡，如果不能把對方滅掉，起碼可以把水攪渾。」、「許多人已有文章揭底。」、「說實話，新詩史上我還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無恥的行徑。」、「以騙取、籠絡、脅迫等政客手段，試圖建立『統一戰線』，以實現『一旦起事，當能統一山河』之大夢，或是以『新的詩歌增長點』發現者和保護神自詡，來向所謂『話語霸權』挑戰，為自己意外地撈一筆。」、「而在盤峰詩會上，於堅一定要某詩人在會上『表明立場』，別人不願意，結果被罵成『甫志高』！」、「沈奇真不明白嗎？他不過又是在裝孫子，裝無辜罷了。」、「他們什麼時候用他們那傾聽權力或哥們兒的耳朵來傾聽過來自民間的聲音呢？」、「最大的謊言……」、「然而，在當今還有沒有一個類似於80年代的『民間寫作『，或于堅、楊克這些人什麼時候『民間』過呢……」、「於堅至多只能矇騙一些對八、九十年代中國詩歌的發展一無所知的人。重要的是，於堅能否『代表』第三代詩歌運動？」、「這真如西川所說『撒謊的人把聲勢造得再大也是在撒謊』！」、「不過，這幫人就是有一種說謊不臉紅的本事……」、「『老』並不可怕。怕就怕在老了還要裝時髦，還要扮演出種種姿態去誘騙那些天真爛漫的青年。說到底，謹防上當。因為在那個所謂『新的詩歌的增長點』的招牌後面，我們看到的，卻是幾個不甘寂寞的『老詩人』及氣喘吁吁的『野路子批評家』在那裡密謀！」……不知大夥觀感如何，我陶醉於這樣的發現之中：一、一個人可以在同一篇文章中，用一句話去評價自己說的另一句話，譬如：用「這幫人就是有一種說謊不臉紅的本事」可以評價「……結果被罵成『甫志高』！」這叫自己掌嘴。二、王家新借罵「民間寫作」及其詩人為他和「知識分子」十年來的工作做了最好總結：XX瘋了、盤峰落馬、大造假輿論、權利欲、滅他人以抬高自己之欲、騙子、騙取、裝孫子、裝無辜、矇騙、撒謊、誘騙、無恥、裝時髦、謊言、老詩人、評論家、密謀——真是十年辛苦不尋常。這叫借人諷己。三、與其說是發現不如說是更大的疑惑，王家新慌不擇詞或者說他用詞根本不過腦子，譬如說。「騙取」你可以用，因為你們常常這麼幹，但「籠絡、脅迫等政客手段」你們也常常這麼使嗎？你盛讚西川的「黑社會立場」之說，那麼我想把問西川的話再問你一遍，他不回答請你回答：你們把自己當什麼了？詩歌政權嗎？即使是罵人也有一個準確度的問題，一個人用詞生怕不能夠很，生怕不能置對方于死地，如果這一切是在清醒狀態下幹的，那麼他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何在？
一位「知識分子寫作」的重要代表人物私下透露說：他們中只有王家新還想把這場爭論進行下去進行到底。事實是，確實是由他進行到底的。我有機會在這裡向大家宣佈：「盤峰論爭」已經結束了，它結束于王家新化名「子岸」在《山花》雜誌上所做的一篇《九十年代詩歌紀事》。
《山花》刊登此文的目的在「編者按」中已經講明「為中國詩壇提供一部相對完整的更有價值的詩歌編年史」。有人化名寫史，寫出了一部怎樣的歷史？我們不妨瞧瞧。
如何書寫歷史中的自己？
「1991年3月：《花城》第2期刊出王家新《帕斯捷爾納克》《守望》等詩5首……引起注意和反響。四川學者大遲寫出長篇思想劄記論述『俄羅斯的啟示』和王家新此詩在中國歷史語境中的意義。」
「1992年11月：《花城》第6期刊出王家新《瓦雷金諾敘事曲》，受到注意。」
「1997年8月：湖南文藝出版社『二十世紀末中國詩人自選集』出版，共4種：王家新《遊動懸崖》……出版後受到注意和歡迎。」
如何書寫歷史中的他人，尤其是那些與自己的詩學主張、詩歌立場相左的人？
「……三年後，韓東卻把這種『從閱讀開始進入角色』用來專門描繪他要攻擊的『知識分子寫作』，並將之別有用心地命名為『讀者寫作』，用來詆毀其他詩人。」
「1994年12月15日，在進修于北大的沈奇的奔走遊說下，北大『批評家週末』舉行『對《0檔案》發言』討論會，於堅本人到場。」
「《文友》第3期刊出徐江《烏煙瘴氣詩壇子》，用地攤小報筆法對他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詩人和批評家進行詆毀和攻訐。」
自己與他人，兩相對比，明眼人不難看出，連採用的筆法都是不同的（在同一篇「文章」中），對自己用的是編年史標準的客觀陳述筆法，對他人則完全是主觀色彩極濃的隨筆和戲說，是典型的用來攻擊他人的「地攤小報筆法」。而所述內容也完全不是事實，比如他說自己的詩集《遊動懸崖》出版後受到歡迎和注意，不知他受到的是誰的歡迎和注意？我猜是暗指讀者吧，而我所掌握的事實是這套詩集賣得相當差，致使本來準備要出的後幾本（於堅《0檔案》等）也被迫擱淺。
詩人何小竹對這個《紀事》的評價相當精當：這是90年代「知識分子寫作」詩人的發表史。
真是可憐！話可以說得很大，事卻可以做得很小。吵來吵去吵到後來當所謂「對手」把其不大的目的赤裸裸和盤托出的時候，我突然感到介入其中的無聊！我分別跟本方兩位鬥爭熱情與我同樣高漲的主將于堅和徐江通了電話，我對於堅說：「我們再不要多寫一個字，論爭已經結束了，這樣收場是『知識分子』的恥辱。」于堅向我表示了同樣的意思。這真是一次輕鬆愉快的通話。我對徐江說：「遊戲結束了，人要是想當小丑，你真是攔都攔不住。」說完我們哈哈大笑。這真是一次不斷爆笑的通話。
人好好的，為什麼要當小丑？不就是想讓自己早點滾進那白紙黑字的歷史嗎？但事實是，當你變成了那些字難道就真的進入了歷史嗎？這又是無法確認的。其實當我們寫完各自的東西，一切都已經註定了，只不過我們不知道而已。所以說穿了，爭來爭去還是為了現世的回報，具體到詩歌上說這已變得十分可憐，把身家性命榮辱得失全都系在這根線上的人就顯得更加可憐
我曾經不止一次地想過，我和王家新（包括那些「知識分子」）下次的見面會是什麼情景？「盤峰詩會」之後我就再沒有見過他，本來有兩次見面的機會，一次是去年六七月間的澳門國際詩人會議，我們都受到了邀請（我的邀請函還是王家新及時轉過來的，我謝謝他！）我甚至還辦好了出境手續，但臨行前接到一個通知說不許去……另一次是去年十一月的北京「龍脈詩會」，但所有受邀的「知識分子」集體抵制了。我想像我們可能的見面後的情景是因為最近以來我一直在思考詩人之間最健康的交往方式，直到現在我還有一種最簡單也許很幼稚的願望——怎麼說呢？如何描繪它呢？我腦中有這樣一幅圖景——那是中日合拍電影《一盤沒有下完的棋》中的最後一組鏡頭：孫道臨扮演的「江南棋王」與三國連太朗扮演的「日本棋王」在長城上進行「口弈」，下完多少年前沒有下完的那盤棋……
我想與王家新「口弈」彼此的詩，完了一起複盤，像真正的棋士。因為曾經滄海之後，我們都應該更加懂得，那決定乾坤決定一切的的東西是我們手中的棋。關於他棋中的問題，我願意把我的想法告訴他，把改進的辦法告訴他——反過來，關於我棋中的問題，我希望他也能把他的想法和解決的辦法告訴我。
布拉格的黃昏緩緩燃燒
布拉格的黃昏無可挽回
布拉格的黃昏，比任何一個城市的更為漫長
布拉格的黃昏，刺痛了我的心
——《布拉格》
家新啊，四個相似的句式並列在一起，太單調，令人疲倦，也顯得學生腔。這麼改你看如何？
緩緩燃燒 無可挽回
黃昏在布拉格
比它經歷過的其它城市長些
布拉格的黃昏 讓我揪心
「任何一個城市」太主觀臆斷，我改了。「刺痛了我的心」太突兀，太俗氣，缺乏質感。「疼」不必說出，寫出「揪「的質感即可。
把靈魂朝向這一切吧，詩人
這是幸福，是從心底升起的最高律令
不是苦難，是你最終承擔起的這些
仍無可阻止地，前來尋找我們
——《帕斯捷爾納克》
家新啊，這是你慣常的毛病，喜歡連續使用激越的語感和口氣，像動員令，這反而達不到效果，因為它們（從「把……吧」到「這是……是……」再到「不是……是……」）彼此抵消了。換種口氣如何？
讓靈魂面向這些？這一切？詩人
幸福？抑或心底升起那最高的什麼？
習慣苦難，你最終承擔起的一切
仍無可阻遏地，雪一樣將我們覆蓋和掩埋
在語氣中增添一點猶疑，結果會更顯有力。「律令」這種硬詞，拿掉！你是詩人不是哲學家。最好不用「是……不是……」這類主觀判斷句，讓意象從意象的角度自己出來表現。
最後，我和家新一起來到了長城，家新在詩中喜歡的北方的雪就要下了……
家新口弈道：「白髮紛飛時，朝北；你總是這樣：北，更北……」——他下的是《杜甫》。
我跟了一步：「紅袖添香時，背北；你一副鳥樣：北，沒北……」——我下的是《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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