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縱隊」傳說及其他

張郎郎

一

1958年，我為了住校，從北京四中轉到育才中學。正好趕上大躍進，當然鋼也煉了，
試驗田也挖了。這時候「文化大躍進」開始了。
當時我們班負責「寫百首詩，畫五十張畫」的是陳乃雲，她家就住在學校旁邊。我
和她一起寫大標語的美術字和畫壁畫時，她動員我好好多寫詩。當時我就趁機要她借我
詩集看。她很熱情，回家把涅克拉索夫的長詩《在俄羅斯誰能自由而快樂》拿來借給我。
她對我的鼓勵，對我在「育才」很快成了「詩人」大有關係。
陳乃雲後來也經常參加我們的活動，但她不知道我們曾經組織過「太陽縱隊」。因
為她是又看畫、又彈琴的好學生，我們也去她家看畫冊，聽音樂。她父母都是「人民日
報」的編輯，她是有頭腦的好孩子。我們不會嚇著她，沒提過組織的事兒。後來，也認
識了她妹妹三反，也就是後來頗有名氣的李銀河。那時候，我們就喜歡談抽象的東西，
也許是青春所致，也許是文學所致。
在育才中學，很快我寫了不少詩。雖然也讀了萊蒙托夫、普希金等人的作品，最喜
歡的還是馬雅可夫斯基。喜歡他未來派的幻想，喜歡他鏗鏘有力的節奏。
一次在全校的「賽詩會」上，我朗誦了在當時算別具一格的長短句：像雪崩／像山
洪／積極地有力地快速地／滾動著歷史的巨輪／這是誰？／我們！／青春的象徵／革命
的先鋒……
結果，在學校大大出了風頭，我正少年氣盛，鋒芒畢露，一群群比我們低幾年的小
學生，一見到我，就尾隨而來，一塊兒喊：這是誰？／我們！／青春的象徵……其中最
活躍的是牟小白（即牟敦白）後來，他捲入了「X詩社」和「太陽縱隊」。他們班另一個
最不活躍的孩子，對這些渾然不覺，正琢磨著如何爭得自己的生存位置，這就是馬波-
-老鬼。那時他在練武。
教導主任白桂森老師，可能是根據上邊的精神，說我這首詩有思想問題，是青年主
義。根本沒提党和主席，也沒提三面紅旗。
我委屈地自我辯駁；列寧肯定的馬雅可夫斯基，好些詩也沒提那些，這又不是寫社
論。
我又正好看了當時的蘇聯電影《詩人》，覺得詩人必然是反叛的，再看馬雅可夫斯
基的自傳和別人寫的傳記，覺得詩人必然是受苦的。其實，根本沒想到那苦會有多深，
我是否可以承受。那真是少年不識愁滋味，就自找苦吃。
我就認為自己是反對官僚和小市民的詩人，和同道者張久興、甘露林，駭世驚俗地
剃成光頭，學老馬的樣子，穿件俄式軍棉衣，腰裡勒一根電線。每天早晨在育才圖書館
前的小松林裡，狂背老馬的詩，成為育才中學的一大怪人。
在學校的校會上我多次被批評。當然，他們也是有道理的，覺得這是青春期的騷亂
和躁動。好在我們光寫詩、背詩，沒打架尋釁，校方勉強容忍了我們。
我依然在秘密寫詩，一般不出來亂念了。甘露林當時比我還是老實一些，他似乎是

負責壁報的出版。甘露林的父親是甘重鬥，是當時的內務部副部長。
甘露林問我對壁報的意見，我直言不諱，認為全是一片歌舞昇平，有什麼意思？應
該出諷刺性的，提出問題的，儆省眾生的。他大為贊同。於是，我們就合作出一期「黃
蜂」，和「牛虹」的意思一樣。
壁報只轟動了一天，第二天被勒令取下。我和甘露林被叫到主任室。白主任第一次
暴跳如雷，現在平心而論，那時「反右」剛剛過去一年，他真是為我們的前 擔憂。
他說：「你們如果再大一歲，在高中，早就夠當右派了。你的詩是針對誰？你的漫
畫為什麼矛頭指向團員？還畫兩隻小狗打架？太惡毒了。還簽上『狼狼』兩個字，你想
吃誰？」他休息一下，又中肯地說：「回去問問你們爸爸，這樣下去會是什麼結果？」
我們當時雖然不知道有多嚴重，但知道白主任沒有開玩笑。我們全蔫了，那時才十
四歲。但也都沒敢回家問爸爸，別添亂了。第一次明白--那是禁止的遊戲。

二

1959年，我上一O一中學。和軍校一樣，穿銅扣制服，戴大簷帽，當時在北京算是准
軍校了。最流行的讀物是《紅肩章》、《船長與大尉》、《軍校學生的幸福》。那時，
我努力學規矩，沒敢提自己的「犯規詩」，間或寫應合之作。在全校大會上朗誦老馬的
詩：

我要像狼一樣
　　吃掉官僚主義
　　證明文件
　　我瞧不起
　　任何公文紙片子
　　全滾他媽地去！

借別人的詩呐喊，是趁機發洩，也算是一種勇敢。那膽子來源於我那時剛剛開始暗
戀著一位優雅的女生--張美君，她無論在哪兒一出現，哪兒就光芒四射。
那時，蔡元元是話劇團團長，我算是副團長。為紀念魯迅，我和張美君導演話劇
《祝福》，又辛苦又愉快，難忘的合作。在排練和演出中，在後臺和郭世英開聊。那時

他主演《過客》。本來，由於我的不遜，最討厭他老爹--郭沫若。可他本人不錯，爽
朗、大方、聰明，而且也喜歡詩。一點兒也不像他爹。當時，他比我高一年，我很佩服
他，他也寫詩。我覺得找到了同道。
兩三年後，我在北海冰場上，遇見剛剛從牢裡放出來的牟小白，他告訴我，「X詩社」
的事情被發現了之後，參與者全體被捕了。當時小白驚魂未定。我請他到我家來，當時
他緊張到要看每扇門後面有沒有人。甚至懷疑我和公安局有關係。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他
才正常起來。那時，我還笑他十年怕井繩。
其實，他沒有錯，沒有四年，「文革」中郭世英就自殺了。我不能相信，但他的確
是死了，只因為愛詩，愛用自己的腦袋想事。後來，也有確切的消息：他是被打死的。
當時，他是被捆在椅子上，是背著椅子跳樓的。總之，他為此付出了生命。
人真是一種脆弱的動物。

三

1960年，張久興讀北京外國語學院附中，學法語、彈吉他、唱歌、讀詩、寫詩、畫
畫。
他固執而熱情，濃眉大眼， 唇繃成一條線。五短身材，練一身鋼鐵肌肉。他從不
服輸，任何事情，他都想做成「最好」的。人們叫他「小拿破崙」。詩如其人，很有沖
擊力。
在他的動員下，我從一O一中轉到外院附中。如果不轉學，可能就不會有「太陽縱隊」
。因為外語學院附中管得沒那麼嚴。尤其是在「困難時期」，人肚子一餓，精神就寬鬆了，
當局沒精力管那麼多。
一開始，主要是我和張久興兩個人在秘密寫詩。當時的直接原因，是張久興愛上了
在實驗中學讀書的陳乃雲。每天到放學時分，我們倆就在校門口等候，因為陳乃雲正好
騎車從這裡路過。且不論戀愛故事是否成功，但至少張久興一下子變成了多產詩人。讓
我望塵莫及。可見激情出詩人。很快，我們周圍吸引了一群文學愛好者。
張新華是我在一O一中的同學，本來比我低一班，在我休學一年以後，我們同班了。
張久興反而比我們高一班。張新華父親是西安第四軍醫大學的副校長，是個愛文的軍人。
張新華也愛寫愛畫，一沾藝術就瘋，在外語附中曾經因吃完了全月飯票，而不得不躺在
床上吃伊拉克 棗醬。我把半個月飯?給了他，請病假回家。好在我家人口多，可以混
過去半個月。
張新華竟在這年頭非要畫油畫不可，讓人哭笑不得。他對朋友真是兩肋插刀。
於植信，多愁善感，一手漂亮字，一口漂亮法語。我們還胡亂穿衣的時候，他已經
雪白挺刮襯衫，毛藍布的貼身長褲。所以，人們叫他「奧裡維爾」--《約翰·克裡斯
朵夫》裡面的蒼白小生。
天天他皺著著名的眉頭，念一些法文名詩，波德萊爾什麼的。他也寫一點，還翻譯
一首中文詩為法文。他主要興趣當時似乎不在創作，而在於一種詩的氛圍。人們說他腳
不沾地。
張振州，薛寶飲外型。父親是大提琴教授，在月光歌舞團時期，和王人美一起拼搏。
所以後來，王人美成了張振州的姑姑。她內心細膩厚道，口碑一直極佳。王人美晚年，
她為王人美盡心盡力，周圍人都對她的孝心感動備至。但他們不知道，她年輕時寫過許
多優美感傷的散文詩。誰能瞭解年輕時的她？
楊孝敏，學者型的女生，學習成績一直拔尖。敏感而略顯緊張，好寫點東西，也似
乎過於認真，過於激動，當時粗枝大葉的我們，覺得她有「過猶不及」的毛病。
董沙貝，黑瘦黑瘦，一身運動家似的腱子肉。他從小和我住在一個院子裡，那就是
黃永玉寫的《大雅寶胡同甲二號》。而他和我又同年，又是隔壁。從小就在院子裡一起
畫畫，搞壁報。他本來動員我和他一起去美院附中，我都去了一次。但後來張久興的熱
情，和美院附中的教導主任說要另考，我就來了這邊。沙口大為失望。不過，這個階段，
他經常來我們這邊，他當時就畫些現代派油畫，那時是相當超前了，只能自己秘密地畫。
尤其他父親董希文又在改那張《開國大典》，每過一個階段，總要刮掉一兩個人。那會
兒可能是刮掉彭德懷吧。
沙貝喜歡滑冰，喜好宗教和神秘主義。那時就會講政治笑話。他的幽默屬￿蔫逗，
但關鍵時刻往往出語驚人。
張潤峰，是我們中間最小的一個。腦子快，模仿力極強，記憶力超群。但毛病也較
多，其他幾個人都或多或少不願意他參加我們的活動。後來，有人批評我領袖欲強，只
要投奔于我，阿狗阿貓也都收留。其實，我當時讀了他的一首敘事詩，寫得很有靈氣，
也很感人。我覺得他毛病再多，也還是才子，別人說：「那詩准是抄來的，為什麼再也
沒有更好的作品了？」我也困惑，但我們當時看了可以找到的各種詩，但沒見過原型。
至今我也不太清楚。

四

當時，我們這些人多半是出身于幹部家庭或藝術家庭，對社會上的殘酷和嚴峻，不
甚瞭解，至少覺得與我們無關。而且，在學校裡也不屑去爭權奪利，別人別干涉我們的
文學遊戲就行了。這沙龍的成長是在困難時期完成的。我們這個沙龍的形成，有兩位不
能不提。
第一位是我母親陳布文，她和我們沙龍的每個人都見過。與其中幾位都經常長坐懇
談。她自己年輕時，就給《論語》、《宇宙風》寫稿，給《扶輪日報》撰文。解放後，
也給《人民文學》寫小說，給《新觀察》寫散文或報導。但始終覺得無法暢所欲言，希
望在我們這一代。當時，她在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文學，和許多文學青年成為朋友。周
末，我家裡經常擠滿她的學生。想來，後來張明明對我的幫助，多半是看我母親的面上。
她親手幫我、張久興、楊孝敏改詩，改文。也在讀書上常給我們忠告。我們這一時
期的沙龍活動，她差不多都參加了。只是，她不知道後來我們要搞組織。當時，我們沙
龍許多人讀書，都是向她借書。除了文學名著，我家還有一些書是她自己精選的，比如
《冰島漁夫》、《伊爾的美神》等在當時沒有出版，這是解放前的舊版，都是她保存下
來的。
此外，她還奇跡般地保存差不多全套的《論語》、《宇宙風》、《太白》、《小說
日報》等30年代的文藝月刊。這些書是我們的一大泉源。
第二位是作家海默，當時，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去勞改了一段時間，
由於勞動沉重和嚴重營養不良而半身麻痹，被同意回京治病。我家的詩歌晚會，他差不
多都參加了。當時不願惹麻煩，就說他是我家的三叔。因為他也姓張，所以順理成章。
沙龍裡的年輕人只知道我家有個有趣的三叔。他富於激情，出口成章，而且非常幽默，
你想那年頭在北京還有多少這種人物？所以很快他就成了中心人物。
張久興後來也到海默家去，和他談他自己的詩作，後來的蔣定粵也常去他家，談文
學、生活之類。但多數人直到後來許久，才知道他是誰。
在「太陽縱隊」圈子內，人們不無調侃地說我是「精神領袖」，而真正的精神上的
導師，無疑是上述二位了。

五

我們的「精神資源」，可以說是下述幾個方面：
第一是書籍，除了上述家藏的書之外，海默家的藏書，也是我們爭相閱讀的「資源」。
比如雷馬克的《凱旋門》、《流亡者》，巴爾紮克的《剛巴拉》等都是罕見的解放前版
本。《基督山恩仇記》更是國內當時絕對見不到的。
再者，當時我父親有北京圖書館的內部借書證，可以借許多當時中國的禁書，像
《十日談》、《地糧》等。同時，我父親也買了許多後來被稱之為黃皮書和灰皮書，這
才讀到了《麥田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憤怒的回頭》等作品，我拿
《憤怒的回頭》到學校，熱情推崇，從頭到尾讀給朋友們聽。那時雖然也喜歡葉甫圖申
科的《娘子谷及其他》、阿克蕭諾夫的小說《帶星星的火車票》等，總之，讀遍了當地
的「內部圖書」，但最喜歡也最受震憾的還是《麥田守望者》和《在路上》。
當時狂熱到這樣程度，有人把《麥田守望者》全書抄下，我也抄了半本，當紅模子
練手。董沙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那時居然覺得，他們的精神境界的和我們
最相近。
那時，我們讀書、談書成了主要話題。所以搜尋書刊也是重要活動。外語學院附中，
離琉璃廠最近。下了課，我們流連在舊書店。在這裡，我買到了《美國現代詩選》，也
第一次讀到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讓一保爾·薩特是上大學後才從內部書中
讀到他的作品，那是後話了。
第二是畫冊，前面講過陳乃雲家的俄羅斯畫冊，而我家有從 分 尤其是從法國帶回
來的畫冊。我們也常去圖書館看各國可以閱覽的畫冊，也去參觀有限的各種畫展。
國畫欣賞的機會更多，我們就住在琉璃廠旁邊。
第三是電影，當時引進了一批外國電影，至今來看水平也不低，那種西方幽默，給
我們震動很大。卓別林的《淘金記》。《凡爾杜先生》、《城市之光》等，都是這時開
始內部放映。而公開放映的英國影片《一個士兵的經歷》、《鬼魂西行》，德國的《神
童》、《獻給檢察官的玫瑰花》、《古堡幽靈》，西班牙的《影子部隊》，法國電影
《紅與黑》、《她在黑夜中》，奧地利影片《冰上的夢》在北京家喻戶曉，我們都看了
很多遍，張潤峰差不多能背下來全部臺詞。
可見，在困難時期前後，「人們餓瘦了軀體，養壯了靈魂。」
在這樣狀況下，我們沙龍的人，都創作欲極強，很想找機會表現一下，光在小圈子
裡比試，覺得很不過隱。還想大展鴻圖。
但陳乃雲比較面對現實，有一次來我家參加詩歌晚會，完後，她誠懇地對我說：
「還是要注意些，不然會有麻煩。」我聽了根本沒放在心上。

六

我曾仔細想過這個問題，當時在中國，在那樣的環境，對寫詩、搞文學的可能危險
性，也有所察覺，但怎麼還那麼「膽大包天」呢？
可能，我們那一圈人，從小就住在寄宿學校，對社會基本毫無瞭解。自己頭腦中的
社會和外在世界都是從文學中演化出來的幻象。而且，初生之犢沒見過真虎，當然沒有
畏虎的心態。
我母親和海默在言談話語中，對官僚的蔑視，對文化界黨棍的鄙視，直言不諱，我
從小就耳濡目染。例如說：周揚是一臉死人白。當時周揚如日當空。原來在延安，把我
父母打成特務會議的主持人，就是周揚。我母親不怕彙報，當時不只一次告訴我們說：
當年爸爸被拖到臺上之後，李江（另一個原來在北京的藝術家）上臺去揭發說：張仃是
特務，是發展他參加特務組織的聯絡人。歌唱家杜士甲跳到臺上去，說：周揚同志，張
仃要是特務，割下我的腦袋！周揚慢條斯理地說：杜士甲同志，你的腦袋值幾個錢？第
二天杜士甲也被抓成特務了，他氣瘋了，在回去的路上，趁看管人不在意，縱身跳到路
邊的井裡。未料到，是個枯井，摔得鼻青臉腫……
這樣的故事，我聽得多了。年少氣盛，不但不怕，反而覺得，搞藝術的人就得有這
麼個氣魄。恰好身邊又有海默這麼個榜樣。我就覺得為藝術，冒風險算得了什麼？認為
當藝術家就是叛逆，一點兒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我也在朋友中講這些故事。基本的意思是，狀元當不了藝術家，藝術家也不屑去當
狀元。
那個階段，我們寫詩、畫畫，和現在的狀況很不相同。因為那時候，我們很清楚，
自己的東西，不但不合潮流，甚至相左，根本沒有發表的可能性。所以，不可能在可預
計的未來被社會承認。另一方面，也絕不可能用這些作品去賣錢。當時社會不允許，我
們也沒有這個概念。只是想當藝術家，這個「無冕皇帝」的頭銜，足以使我們自得其樂。
我們這樣的選擇，我母親很支持。這也許是因為我家男孩子有五個，實在讓人心煩。
有一個想「為藝術而藝術」，也算是一種調劑吧。另一方面，母親從小就喜歡文藝，始
終未能如願。所以，也許她對我有些期許。
母親常常告訴我，藝術家就是叫化子，問我是否甘心如此，那時候，我已經看過
《梵高傳》、《米開朗進羅傳》等等，心裡有了一個價值標準，恨不得自己再 困潦倒
些才好。最後，母親勸我好好學門手藝，以謀食糧，譬如理髮等等。

七

1962年，當我們這夥人心氣最盛的時候，正好來了一個施展的機會。當時母親在中
央工藝美術學院教文學，該校有一群詩歌愛好者。學生會主席張緒曼來我家，和我母親
商量舉辦一個大型詩歌朗誦會。我正好在家，就一起商量，我們和他們聯合舉行，上半
場朗誦名著，下半場讀自己的。
我們這些人很興奮，每個人都認真地準備。楊孝敏準備普希金的《致大海》，她又
請來一位女生，蔣定粵--抗日名將蔣光鼐之女來助陣。兩道劍眉，果然是將門虎女。
人們說她像西班牙女郎。
那天至少來了百十口子，座無虛席，後面也站滿了人。我們這夥中學生虎虎生氣，
尤其下半場，張久興朗誦了「馬式風格」的一組短詩，尖銳幽默，使人耳目一新。張新
華也朗誦了自己的詩作，但他在下面談笑風生，一上臺有些緊張，可能是他不如張久興
那樣自信。我全文朗誦了長詩《燃燒的心》，實在太長了，居然大家堅持聽完，然後掌
聲雷動。其實，大學生也是年輕人，和我們差不多。他們也興奮不已，工藝美院的黃傳
偉、張鴻賓都跑到前面來，和我們接著交談。張明明是後來才發文講述這件事的，當時
她並不在場。
我在詩的結尾說：我們--太陽縱隊！
董沙貝平時說話不多，但一激動起來，比我們還瘋。散會時，已經半夜了，人們沿

著馬路往我們家走，邊走邊興奮地交談。我們不只以為「震」了大學生，因為詩只有與
讀者直接見面，朗誦給他們聽，看看到底能不能撞擊別人的心靈。因為這以前我們只是
在沙龍範圍內，自我欣賞，到底有沒有點真東西？心裡還是沒底。這第一炮打響了，使
我們信心倍增。
沙貝突然興奮地大叫：「咱們就真的立刻成立『太陽縱隊』！」一句話，把談話中
的火花，變成熊熊火光了。七嘴八舌，如何活動，如何自己動手刻鋼板，自己印刷，等
等，一系列的計劃。那天人太多了，有一半人留在我家繼續聊了一夜，另一半人在大街
上遛了一夜。
可見，那會兒，我們愛詩、愛藝術到了半瘋狀態。那會兒，真是沒想到政治的陰影
將會多麼沉重。我們又不想當官兒，政治和詩有什麼干係？

八

「太陽縱隊」的確開過一次正式的成立大會，那是在老北師大的蓧莊樓。在一間騰
空的教室裡，下午斜陽，懶懶照在牆上。那是1962年底或1963年初。參加的人有：張久
興、張新華、董沙貝、於植信、張振州、楊孝敏、張潤峰和我。由我起草了章程。那時，
還是太年輕，我在章程開始，直率地說：這個時代根本沒有可以稱道的文學作品，我們
要給文壇注入新的生氣，要振興中華民族文化云云。那時，我哪裡知道，當時文人們失
去靈感、失去靈氣的原因和苦衷。
我們打算至少每個月搞一次比較正式的文學沙龍活動，每次每個人必須有新作品問
世，牆上掛畫，詩人們朗誦作品。然後，切磋研討，慢慢形成藝術強力集團，最終會被
社會承認。
在那個階段我寫了長詩《燃燒的心》、獨幕劇《對話》、電影劇本《孔雀石》和一
本短詩集，其中自己比較滿意的是《鴿子》。我也畫了《丹柯》、《隨夢錄》等畫作。
張久興那時的主要作品都是短詩，張新華也是。
後來加人的牟敦白作品比較多，有詩、有文，也有畫作。
我的這些作品的風格顯然受 爾迪、艾呂雅的詩影響較大。喜歡?比喻、象徵，也
喜歡用顏色來裝飾。我畫的畫，在那時受蒲菲和其他後期印象派畫家的影響。
當然，用語言來描述原來作品的風格，就很難貼切。原來在寫「太陽縱隊」一文時，

以為作品已經全部散失了。這次回到北京，才聽說這幾年來，有許多有心人已經開始整
理和收集這方面的東西了。他們也收集到一些我的短詩。
早幾年，我們沙龍後來加入者，甘恢理打算出一本我們這個沙龍參加者的作品集。
據說材料已經收集不少了，可他突然病逝，使那些資料就下落不明了。至少，我不知道
會在哪裡。

九

郭世英的沙龍X詩社成立，那時他正在北大哲學系讀書。據說由於他們想去法國，被
破獲，全數被捕。消息很快傳開，我們立刻停止了有形的組織活動，只是同人來往而已，
化整為零。所謂：凜冽冬風百草散。
1963年，我們沙龍人員也發生了變化。張久興參軍走了，成了坦克兵，而于植信因
為要去法國留學被發現，被送去天堂河農場「組織勞動」。秋天，我上了中央美術學院
美術史美術理論系，同班有一O一中的同學巫鴻，他和我當時在文學藝術方面都很談得來，
他也通過我認識了沙龍中的各位朋友，也經常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個年齡的人都很重視難得的友情，那時我們就成了鐵哥們兒。我們也都寫東西，
也畫畫、攝影，志趣相投。又同時愛上了蔣家的女孩子，我追蔣定粵，他追妹妹蔣定穗。
她們家的大哥蔣建國也是中央美院畢業生，搞版畫、攝影，二哥蔣之翹寫古詩，蔣慶渝
寫新詩，小弟蔣慶甯也一心想寫小說。那一段時間，他們家成了這階段的沙龍。
1964年至1965年，地下沙龍的壓力越來越大。我的朋友袁運生的畢業創作《水鄉的
回憶》，被視為西方資產階級藝術觀的產物。在官方權威雜誌《美術》登了這張畫，准
備批判。學校裡馬上 ０五笳 ，這幅巨幅油畫搬出藏畫樓，堆在?乓球室，準備?批。
袁運生、丁紹光、張士彥三個叛逆型畫家，和我們都是鐵哥們兒。當時袁運生已經
去了吉林，還不知道大禍臨頭。

我和吳爾鹿、於植信、蔣定粵分別商量，怎麼救哥們兒一把。我忽發奇想，偷走它！
失去了靶子就無從批判了。我那時真喜歡那張畫。我決定獨立行動。趁美院團員大會之
際，校園裡沒人，我潛人學校體育館，從畫框上割下那張畫，卷成一卷，極為驚險地混
出學校。
當那張畫鋪滿了我家客廳的地板，吳爾鹿跑來欣賞。我大汗淋漓，一面為老袁高興，
一面為自己獨行俠的成功而得意。
公安機關為此到美院「做案現場」，做為政治案件處理。氣氛緊張，沒人懷疑過我。
哥們兒紛紛來欣賞那張畫，對我的邪大膽五體投地。蔣定粵以女性的現實精神告誡
我：當局一旦獲悉，這一條就能判你。對此，我是毫不在乎。我相信都是鐵哥們兒。


十

當時，沙龍人員也在流動中，一次在天安門集合準備到文化宮去活動時，董沙貝和
吳爾鹿騎車過來告辭，說他們不去了。事後才知道，人們當時已經覺得，我的領袖欲太
強，老想當「精神領袖」。所以，就會使同齡人心理上不舒服。那時有人已經給了我四
個字--「不可一世」。可見年輕的藝術愛好者們，真不知天高地厚，人生艱險。其實
我天生對人熱情。那時，一方面我年少氣盛，也無所謂。另一方面，也照顧不同的人面，
所以沙龍也只好分散活動了。你總不可能讓人人都能互相容忍。
在那一階段，主要活動除了上述的蔣家沙龍，還有其他的活動地點，特別是在一個
不願寫他姓名的朋友家，那時我們是好朋友。他家的沙龍主要去的人有李昌元、朝增興、
巫鴻，吳爾鹿只去過一兩次，後因和他不和而不去了。他家除了有大量的灰皮書、黃皮
書，還有最新的西方音樂唱片。後來，也是在他家」聽了「披頭四」，我們開始迷上了
現代音樂。
一天在他家吃午飯，我們放著德國現代歌劇唱片。他父親進來，臉色就不太好看。
我那時居然沒注意到。等放完一面，本應該趕緊換一張古典的。我卻拿自己不當外人，
又放那另一面。老天！
那年頭兒，現代音樂就是反動音樂。我真是個不顧後果的禍頭子。
他們老兩口兒誠懇地找我談話，給我亮出了黃牌。他們當然怕我影響他們的孩子，
同時也擔心我這樣下去非常危險。當時，我很耐心聽他們的勸說，心裡卻覺得他們多慮。
後來回想，他們是有預感的，他們對殘酷的政治比我們清楚。對政治鬥爭，也有長遠與
深刻的記憶。
初生之犢，哪兒聽得懂？另一個活動地點是在阜外大街一片樓裡。郭世英一案裡，
最年輕的一個牟小白，最早被放了出來。就跑來找我，自然而然，他就成了我們沙龍的
新人。
他家成了另個活動地點，也有時候去王東白家、去甘恢理家，後來又認識了郭大勳、
郭路生。我們經常聚會，玩秘密寫詩、畫畫，遊戲，喝酒。沒有錢，只能喝廉價酒。下
酒菜往往是鹹菜，或生拌大白菜。有一次董沙貝帶來個青蘿蔔，用鉛筆刀削了削，大家
覺得別有風味。他還會把蘿蔔雕成一隻豬。連吃帶玩。張士彥是老大哥，他已經從中央
工藝美術學院畢業，到文化用品公司上班了。每次他來看我們，總是帶一瓶「中國紅」。
大家齊聲喝彩。
那個時期，我寫了一本短篇小說，也許受了海明威早期小說影響，風格比較像散文，
情節性不是很強。記得有一篇是根據王東白講的一個真事，發展變化而來的。寫的是一
個日本女孩，在中國長大後邂逅一個中國男孩的故事。另一篇是關於毛澤東在中南海遊
泳的故事。有次，我哥碰巧翻到我這篇小說，他大惑不解，問我：想說明什麼問題？我
說這沒法說清楚。

十一

那時候，我哥哥正在「哈軍工」上學，他在黨內還是個幹部。戴晴開玩笑說：他是
我們上級。他們暑假回到北京，和我們一起玩。他們聽說我愛朗誦，晚上在頤和園長廊，
我先朗誦老馬的，然後朗誦艾品雅的《自由》、《貝裡》……他們大為驚奇，可能我們
接觸的文學不是他們熟悉的，而是另類。戴晴當時也喜歡文學，正在熟讀《紅樓夢》。
那是，我們的趣味是有些差別，似乎我們那夥人太「現代」了。我估計那會兒，他們根
本沒有聽說過這位法國詩人。這些大哥哥、大姐姐們的關心與寬厚，使我感動。但我並
沒有給他們念我那些「不合時宜的」怪詩，也沒告訴他們我們有那樣的沙龍。
我們那時有兩套系統，一套對付社會，一套是我們自己的遊戲。
有一次，在展覽館餐廳門口聚會，吳爾鹿和牟敦白與我談起，到底我們寫的東西，
到了什麼水平？是文學青年的習作，還是已經可以算是成熟的文學作品？
我們爭來爭去，後來決定，一個月後，每個人拿來一篇新作品，既要有自己的風格，
和自認為有藝術性的作品。同時，也不觸怒社會，然後投給《人民文學》，投石問路。
一個月後，我拿來了《進軍號角》，很受老馬未來派風格的影響，是首政治抒情詩。
但是藝術必須走出一條新路。在那時，也必然要先批判西方沒落的藝術。同時，也寫了
毛澤東。但沒有從感恩的角度來寫，而是試圖從一個人、一個詩人的角度來讚頌一個質
樸的人。
我忘了別人寫了什麼，總之，大家同意投我寫的這篇。
必須說明，那時候我們「太陽縱隊」不是一個政治組織。秘密寫詩，只是怕別人破
壞我們的遊戲。但我們也沒想用詩來反對「現政」，對抗當局。我們既不是革命，也不
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
我們以馬雅可夫斯基的話說：從我們自身角度，詩人是天生的革命者，天生的叛逆。
但和無產階級的集體性的團體革命，是不一致的。可以說《進軍號角》，是用老馬式的
語言，闡述我對文藝必須革命的願望。當時，有個錯覺，認為黨內官僚系統是下面搞的，
而毛是詩人，周是智者，他們心裡是清楚的，可改變不了整個官僚系統。
我這首詩，沒有通過任何關係，而是像千百投稿者那樣寄給《人民文學》的，未曾
想到引起了一場小小的風波。
大概兩個星期後，我的乾爹朱丹伯伯來電話找我去。先插一句，朱丹伯伯是我父親
多年的老朋友，因為他自己沒有小孩，就計劃把我過繼過去。後來，他妻子有個親戚的
孩子也過繼了過來，我就成了哥哥。後來就改為「乾兒子」了。他原是文化部藝術局負
責人，特別愛開玩笑。知道我去看他，傳達室問我和他什麼關係，我張口結舌。他說：
下回再問你，你就說「太子乾天下」！從這裡，可以看到他的豪爽與幽默。
我一到他家，看見馮牧先生也在。朱丹伯伯見了我激動地說：怎麼你寫東西也沒告
訴我，也不拿來讓我們看看就直接寄出去了？我 苦苦 嚅不知如何回答。後來鼓起勇氣
說：自己寫的東西，好不好還不知道，不想借您的力量去幫忙。馮牧先生淡淡地一笑說：
現在年輕人真厲害。
他們告訴我，這首長詩在文藝界上層引起很大震動，下期《人民文學》就要全文發
表。發表以後，很難想像是什麼影響。朱丹伯伯又興奮，又擔心，因為當時文藝界正處
在一個進入敏感時期的關鍵時刻。
後來《人民文學》一位姓雷的編輯找我談了談，他見我這麼年輕，頗為感慨。說讓
我改一些小錯。
這個消息，不知從何途徑也傳到中央美術學院。那時候對能夠憑自己沖入社會，得
到承認，就覺得是「天才」了。於是人們開玩笑，把我也列人美院十大才子之列。
「太陽縱隊」的人，也都興高采烈，認為我們這幾年的苦學苦練也終於被社會承認。
所謂也夠「公認水平』了。可見，那時我們也並不刻意與社會相左。還有年輕人的虛榮
心。
可這一段如果真的「如願以償」，我們會不會也登堂入室，彈冠相慶，就此被收編
為「御用文人」。是有那種可能性，其實，黨組織沒有我們自己那麼天真。
那首詩，始終未能發表。
第一，正好文藝界開始批判「中間人物論」、「人性論」、「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廣
闊道路論」，而邵筌麟首當其衝。後來才知道，是邵筌麟簽發我那首詩的。第二，後來
聽當時市委宣傳部長陳克寒的女兒告訴我，關於大學動態的內部資料，把我描繪成一個
流氓般的「資產階級文藝青年」。
我的名字和「壞人」相等。
你想，像我這樣的人怎麼會被他們相中。

十二

在明白即使你的作品合了當時社會的「格」，人家也不會給你發表了，於是，我們
決定自己出手抄雜誌。
因為，知道這是非法的，所以，只是在我家小規模地試行。我父母也參加了，他們
的思想在當時，也實在超前了。
其實出版方式也很簡單，大家都用同樣大的16開紙，稿紙和圖畫紙都行，留下裝釘
線就行了。當時參加的還有陳喬喬、耿軍、鄒楓、張大偉、蔣定粵、張寥寥等。誰主編
誰來設計封面。我主編的那期封面是鐵柵，用紅色透出兩個大字：自由。
也許，那是一種預感，一種對自由沒把握的惶惑狀態。
那期我記得喬喬寫的是回憶童年的詩，那風格比較古典。耿軍是漫畫連環畫，是講
當時戀愛的幾大戒律，十分有趣。鄒楓和蔣定粵都是抒情散文，比較古典。張大偉是怪
異的夢幻錄，還有光怪陸離的插圖，很受象徵派或有愛倫堡的恐怖氣氛營造痕跡。張寥
寥畫的諷刺漫畫，畫上有河馬等等，十分可笑，而河馬正好在撒尿，而尿下有一棵小小
的樹，旁邊寫「勁松」。
我是用兩種不同風格畫了兩張畫，寫了兩首詩--「對春天不同的解釋」，一邊是
用古典風格，另一邊用現代風格。
「文革」一開始，我們馬上請蔣定粵把這些期雜誌藏起來，後來似乎在她家也不安
全了，就轉移到理召女士家裡去。再後來，她也保不住了，只好付之一炬。

十三
1966年，袁運生的畫、「太陽縱隊」組織、秘密聚會、與法國留學生交往、我的詩、
我的政治笑話--種種原因，我被抓，我逃跑，我被通緝……在與朋友們匆匆分手之際，
在送給王東白的本子扉頁上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逃到南方的時候，甘恢理寫下傷感的別離詩《我不相信：你真已離去》。
當時，人們傳說我已經逃到了海外，其實我只是逃到了杭州。
後來，我又被抓回來，先關在學校，後來就進了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被無數次審
訊。他們一再追問那個「反動組織」--「太陽縱隊」。我的全部作品都被查抄，他們
甚至在中央美術學院開了一個展覽會，向人們展示我已經是反動藝術的追求者，已經走
了多遠。那些東西或許至今還保存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檔案室裡，或許早已焚為灰燼。於
是，我成了一個不存在的組織的「領袖」。一個沒有作品的詩人。

附錄：

我想把當事人今天的情況，簡述如下，也許會對研究者有用：
一、張久興：我的案子發了以後，連累了在軍隊中服役的他。他被整得很慘，於19
72或1973年自殺身亡。
二、甘露林：後來上軍事外語學校，在軍中也被整。於1972或1973年自殺身亡。
三、於植信：後在天堂河農場改名於鐵生，被送到新疆農二師。80年代末回北京，
在工藝美術館當保衛，後提前退休。寫很多電視劇、電影劇本，但不合時宜，未被任何
地方採用過，現仍然在寫。
四、張新華：現為中國農民美術協會秘書長，自己一直在畫畫，也曾到匈牙利和美
國展覽。
五、張振州：現在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工作。翻譯許多關於自然的電影片，如《動物
世界》。沒有再寫作。
六、董沙貝：現旅居日本，在一所大學教繪畫。現在他熱中攝影和國畫。
七、吳爾鹿：現居紐約和北京。是著名畫商，同時也寫藝術評論。加州大學柏克利
分校美術史碩士。在北京開有畫廊。
八、張潤峰：聽說搞出版發了小財，後開文化書店。周圍有文學青年圈子，未見有
創作。
九、楊孝敏：因我們案子影響，一直在工廠當翻譯，現病退回京，個體翻譯工作者。
也翻譯藝術評論。
十、蔣定粵：現居洛杉礬，是醫生。
十一、牟敦白：又名小白，是唯一橫跨兩大沙龍的健在者。這些年一直在寫作。在
如《南方週末》等國內刊物，寫焦點報導。如《陳衙內何許人也？》（陳小同）。也寫
地下文學回憶如《X詩社回憶》等。現在內貿部當土木工程師，業餘筆耕不輟。
十二、巫鴻：芝加哥大學中國美術史講座教授。有時畫畫，有多部美術史論著作問
世。有本關於漢畫象磚的論著獲得美國亞洲學會獎。
十三、甘恢理：後任中央民革秘書（或副秘書長？），一直想把「太陽縱隊」的作
品整理、出版出來。不幸英年早逝，未能如願以償。

十四、郭路生：現在北京，還一直寫詩。住在精神病療養院裡。我們有時接他出來，
在我家暢談往事。
十五、張大偉：在北京實驗中學教高中語文。依然堅持寫東西，但很少發表。
十六、張寥寥：在北京一文化公司當編劇。他依然在寫東西，時為公司拍片用，時
為自己高興。
十七、王東白：身體不好，提前病退在家。

作者簡介：

張郎郎，美籍漢語作家。1944年出生于延安，畢業於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美術史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困組織文學沙龍「太陽縱隊」被判死刑緩期，坐牢十年，出獄後曾
經商，現主要從事小說及回憶錄創作，亦在德國海德堡大學教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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