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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與我
【掃描者按】徐曉的《與我》原發表於在美國出版的1999年的春季號《今天》，後
為《華夏文摘》轉載部分章節（第一至四節，以及第十、十一節）。1999年由新疆青少
年出版社出版、 廖亦武主編的《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收入
了此文，但在敏感處作了較大的刪節。現根據《沉淪的聖殿》一書將原《華夏文摘》闕
如的第五至九節掃描補入。
一
《今天》創刊至今已經快20年了，現在它仍然在海外繼續發行。但是對於我來說，
這個《今天》已經不再是那個《今天》了。這不僅因為我不再參與其中，也不意味著我
不喜歡現在的這本同名雜誌，而是因為它在我的生活中已經不具有原來的意義。
事實上，即使像世界大戰這種重大事件，對於個人來說，其意義也只能是純粹的主
觀感受，正如文革的記憶對每個中國人都具有不同的意味一樣。
我清楚地記得，1985年冬天，我踩著積雪到北京大學參加學生會主辦的藝術節，北
島、芒克、多多、顧城被邀請在階梯教室裡講演，當學生們對現代派問題、朦朧詩的概
念糾纏不清時，北島開始回憶《今天》。我不知道坐在講臺上的《今天》元老和主力們
當時有怎樣的感受，大學生們對這一話題的茫然和冷淡深深地刺痛了坐在聽眾席上的我，
我覺得受了傷害，並且為這些無從責怪的學生感到悲哀，我甚至想走上講臺，講述我們
當年承擔的使命和風險，我們所懷的希望和衝動……那時離《今天》停刊只有四年，毫
無疑問，如果現在處在同樣的情境中，我不會再有如此過度的反應。不是因為我不再年
輕，被歲月磨鈍了感覺，時間篩選了記憶，而是因為當人生走過了足以使你回頭遙望後
來者的路程之後，你已經懂得，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使命，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階段都有
不同的使命。
對於中國文學史甚至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史來說，《今天》的出現、停刊以至流
亡，將無可爭議地被載入史冊；但是，《今天》之於我，不是一段文學經歷（至今我仍
然既不是詩人也不是作家），也不是生活中的一個偶然事件，而是生活本身。所以，我
記憶和記錄的，不是歷史意義上的《今天》，而是我的《今天》，我命運中的《今天》。
二
1973年，我從一個朋友手中得到一本詩集，如果是一本鉛印的書，可能不會引起我
的興趣，作家、詩人在我的心目中神聖得高不可攀，會因為離我太遙遠反而被忽略。但
那恰恰是一個手抄本，用的是當年文具店裡僅有的那種6角錢一本的硬面橫格本，字跡清
秀，乾淨得沒有一處塗改痕跡。僅猜測那筆跡是出自男性還是女性之手，就足以使我好
奇得一口氣把它看完。記得其中第一首詩的標題是《金色的小號》，另一首六行詩《微
笑·雪花·星星》我一下子就背了下來。那時我雖已是小學教師，而自己的文化水平其
實也只是小學程度，對詩的認識則停留在文革前在文化宮朗誦班表演的賀敬之的《雷鋒
之歌》、《三門峽——梳粧檯》的水平上，手抄本中那些全新的詩句不可能不感染一個
孤陋寡聞的18歲女孩兒。因為這本詩集，我認識了它的持有者趙一凡。一凡與眾多所謂
地下文壇的青年來往，熱衷於搜集民間詩文，從他那裡我讀到了許多手抄的詩和小說。
他還以傳抄傳看禁書為己任，我看的《帶星星的火車票》、《麥田裡的守望者》、《新
階級》等書都來自一凡。他的家是個怪
薈萃的大本營，像徐浩淵、王好立、章立凡等
當年的活躍人物都曾在一凡的家裡留下足跡。我在一篇題為《無題往事》的散文中這樣
表述一凡對我的影響：「我把他當作我的上帝，我相信他的每一句話，並不在乎他把我
帶到哪裡，事實是，他帶我到哪兒我都會萬死不辭。」
1975年，我和一凡同時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捕入獄，兩年的監獄生活使我情緒極
為消沉，為此一凡介紹我認識了一些朋友，其中一個就是趙振開。現在人們都叫他北島，
而我至今仍然習慣叫他振開，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明我是一個極為戀舊或者說墮性極強的
人。直到那時，我才知道，振開就是我四年以前讀到的手抄本詩集的作者。與此同時我
也開始寫詩，寫完了拿給振開看，因為沒能得到鼓勵而終於放棄。我和一凡患難與共的
友誼一直保持到1988年一凡去世。一凡去世時我剛剛生下兒子，雖然為自己沒能在他重
病期間更多地照料他而內疚，但對於失去他還沒有特別的感受。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
我自己生活中一些重大的變故，一凡之于我的意義凸現出來並且被放大。有許多次，夏
日的雨後，秋日的黃昏，冬日的夜晚，我獨自一人翻撿著他留下來的書信和日記，一次
又一次對自己確認他已不在人世的現實。那不是讓人流淚的痛苦，那是比流淚更加深刻
的痛苦。在同一篇散文中，我寫道：「我願意他活著。為我而活著，為世上有一個真正
理解我、呵護我、容忍我的人而活著，儘管我很清楚世上沒有誰能僅僅為誰而活或者為
誰而死。」我已經不再是一個需要精神導師的女孩子，我有愛人，有知己，有忙不完的
家務和工作，即使他活著，我們之間的友誼也會被瑣碎的生活所淹沒。但是，一凡是無
法取代的——人生舞臺中的每一個角色都是無法取代的。一凡的死，以及六年之後我丈
夫的死，使我體悟到，人與人，不管是友情還是愛情，絕不可能單單是情感的、精神的
或者事業的，它更像是一個場，其引力和魅力是無法悉數的。這是極為個人化的感受，
還不能忽略的是，一凡的行為對於文化的傳承、一凡的人格對於精神的建構所具有的象
征意義。是的，它僅僅是一種象徵。因為中國像一凡這樣的人實在是太少了，我不知道
是過多的災難泯滅了人性的光輝，還是人性的黯淡導致了眾多的災難，如同我不知道，
災難是上帝對我們民族 某頭；故前 獎。
應該感到幸運的是，《今天》有了一凡，他提供了很多詩人自己都沒有保存的舊作，
做了許多別人不願意做的瑣碎事物。很難說清，是《今天》凝聚了不止一個像一凡這樣
有人格魅力的人，還是這些具有魅力的人成就了《今天》。
1978年底一個週末的晚上，我到朝陽門前拐棒胡同去看望一凡。那時我在大學中文
系讀一年級，一週一次去一凡家就像是家庭作業，幾乎從沒落過。一凡家的胡同口是人
民文學出版社，它可以被看作是中國的皇家出版社，建國以來最重要的文學作品幾乎被
它壟斷。似乎是一種機緣，在一年中天黑得最早，也是北京最冷的日子裡，我在出版社
門口看到幾個正在張貼油印宣傳品的青年，其中一個就是趙振開。他們蹬著平板三輪車
一天內跑了幾十裡路，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張貼自辦的文學刊物。天已大黑，看不清
刊物的內容，但自辦刊物這種形式本身足已使我興奮和激動。振開向我介紹了在場的其
它幾個人，其中有芒克、黃銳 陸煥星。他們是《今天》的?始人，張貼的第?期刊物
就是在陸煥星家裡印的。
1977年8月黨的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同年11月劉心武的小說《班
主任》發表，標誌文藝界開始自我解凍，一年之後，盧新華的小說《傷痕》引起轟動，
連同稍後出現的話劇《於無聲處》、小說《神聖的使命》，被視為接踵而至的傷痕文學
的發端。然而，這些都不過是官方政治框架內的思想解放運動波瀾中的漣漪。與此同時，
上層的權力爭鬥引發了關於「兩個凡是」的討論，北京出現了西單民主牆，《北京之春
》、《探索》、《四五論壇》等一批政論性刊物應運而生。
《今天》創刊於1978年12月23日。在創刊號的「致讀者」中引用了馬克思的話剝離
出文化專制的實質：「沒有色彩就是這種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
閃耀著無窮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什麼事物，卻只能產生一種
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由北島起草的這篇發刊詞中還寫到：「在血泊中升起黎明的
今天，我們需要的是五 淑
紛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屬大自然的花朵，需要的是真正
開放在人們內心的花朵。」顯然，《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但由於中國獨
特的政治背景，她無可選擇地只能和政治性極強的大字報、民刊貼在同一面牆壁上，便
給了人殊途同歸的感覺。她的作者們自我標榜從事純文學創作，但這種所謂「純文學」
也只是相對于意識形態化文學而言。雖然《今天》的發起人在創意時曾經達成保持純文
學立場的共識，但事實上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於振開和芒克堅持參加民刊的聯席會議
並參加了民刊組織的「11·25」討論會，違背了不參政的初衷，導致最初七位編委中有
五人退出，僅留下了他們倆人。我相信，退出的絕不是因為膽怯，也許他們的本意是想
在文化的沙漠中建起一座象牙之塔，而不是在政治的泥潭中種一株荷花，殊不知這都不
過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走開的和留下的應該說都有理由，因此也應該受到同樣的尊重。
不久黃銳又回到編輯部，並在其後成為「星星美展」的主要發起人。
在一凡家胡同口偶然相遇之後不久，我在振開家與一些朋友相識，他們都是《今天》
的志願者，其中有周郿英、王捷和李南、程玉、陳彬彬三位女性。李南的前夫當時是政
論性民刊《北京之春》的成員，而她本人更感興趣的是文學，這多半由於她出身於藝術
世家。她的母親和阿姨都是中國最好的話劇團體北京人藝的演員，舅舅是中國第一代最
負盛名的交響樂指揮家。李南在與振開第一次見面時，講述了自己的故事：她的父親曾
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所屬首都劇場的經理，被打成右派後放逐到外地勞改，二十多年來，
歧視的目光、劃清界線的教育早已使她遍體鱗傷。當人們
追鬃 賀他們合家 旁彩 ，與
父親隔絕了二十多年的女兒內心充滿了悲涼，團圓的結局是虛幻的，而父女間的陌生卻
是永遠的。李南沒有想到，死死纏繞著她的家庭團圓的故事，很快被振開改寫成文學版，
小說《歸來的陌生人》發表在《今天》第二期，主人公那無以言說的情感在字裡行間流
淌。
程玉是原國民黨高級將領的小女兒，1976年因涉嫌李冬民反革命集團案而被捕入獄。
我坐牢時不到20歲，本以為是年齡最小的政治犯，而小玉那時才只有17歲，除了同病相
憐以外，我們倆人之間的緣份還在於，雖然不是同案，但坐牢時被關在北京城南的同一
座牢房裡。1980年小玉留學美國攻讀教育學博士，似乎有一種命定的緣份，六·四時她
代表海外留學生回國聲援，我們倆在人山人海的天安門廣場不期而遇，她走在打著「海
外學子」橫幅的遊行隊伍裡，我們互相擁抱，我激動得流了眼淚。小玉住在天安門附近
的晨光街，6月5日清晨，我們在她家門口巧遇並匆忙告別，她按計劃乘當日的飛機返回
美國，我們都沒想到，連同僅一歲的大兒子和腹中只四個月的小胎兒一起在機場受到非
難，一周之後才抵達美國。
彬彬後來嫁給經濟學碩士曹思源，曹主持起草了中國的《破產法》，被人稱為「曹
破產」，也許是因為與四通公司總裁萬潤南有瓜葛，六·四時曾被捕入獄。
我認為，例舉這些人的背景，記述他們的個人經歷對於瞭解、研究《今天》的生成
和影響並非贅言。這些人都只是文學愛好者，但都不搞創作，他們聚集到《今天》周圍
顯然都有文學以外的理由。這至少說明，在中國，也許不僅僅在中國，純粹的文學、學
術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創辦者是如何地試圖純文學，都無可奈何地與初衷相背
離，而一但介入其中，將必不可免地被逐出主流社會，其命運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
直至今日，我的這段和民主牆有關的歷史，仍然被政府、被不知情者認為是我熱衷於政
治的表現。對此我從不辯解，自由的意志和精神總是與政權相悖的，要麼你放棄自己的
權力，要麼你就是這個政權的叛逆，我們天生意識形態化，我們只能意識形態化。
5年以後的12月23曰，我們在周郿英的辦公室聚餐，紀念《今天》創刊五周年，事後
得知，那晚的情況公安局居然一清二楚，而且還找了萬之正在讀研究生的學院給他施加
壓力。10年之後北島特意從歐洲趕回國內參加創刊十周年紀念活動，由芒克主持的那次
紀念會，參加者近百人，會上散發了由老鄂編寫的「《今天》大事記」，宣讀了給趙一凡
的悼詞，並將首次「今天文學獎」頒給了詩人多多。老鄂笑咪咪地說：「如果給《今天》
的生日蛋糕插上蠟燭的話，那只該是兩支，而不該是十支，因為它實際上只存在了兩年。
」但是，我們寧願認為它始終存在著，事實上，它在許許多多人的生活中依然存在著。
15年以後的同一天，在京的芒克、老鄂以及從日本回國的黃銳、從美國回來的楊煉等十
多個《今天》成員和作者在王捷家舉行沒有任何儀式的聚會。明年將是《今天》創刊二十
周年，不可能再有十周年時的紀念陣容了，但我相信會有一些人還能記得這個日子，因為
歸根結底，《今天》是從深海裡浮出來的冰山，是落水者生命的桅杆，是流浪者的精神
家園。我們從不同的方向走來，在一種精神的感召下匯合在一本雜誌的旗下，並必然地從
這匯合點向不同的方向出發。對於歷史來說，民主牆、民刊是一個事件，一種現象，一
場運動，可能在某種程度上能對歷史產生影響，但不可能改變歷史的進程；但對於個人
來說，這就是命運。宇宙的規律告訴我們，星眾星散有著它神秘而不定的規律，人也逃不
脫這一規律，任何人的意志都無法改變，只能是沿著各自命定的軌跡相聚與離散。
三
我很快找便參與了《今天》的具體工作。第一期是手刻蠟版油印，字跡很難辨認，從
第二期起改為打字油印。我們分頭通過私人關係尋找打字員，讓他們用公家的打字機偷著
利用業餘時間打，以每版1元5角的價格付費。我找的打字員是我們大學印刷廠一個工人的
女兒，她在某民主黨派辦公室工作，我經常中午到她家去交接稿子，有時候，她用單位的
蠟紙為我們打字會使我高興得不得了，因為我們的錢的確少得可憐。最初都是一張一張在
油印機上推出來的，然後摺頁、配頁、裝訂，大家輪流著沒日沒夜地幹。別人可能想像不
到，由鐘阿城畫的線條畫是製成鉛版後像蓋圖章一樣一頁一頁蓋上去的。當時，我在大學
擔任學生會工作，我主編的刊物《初航》在校印刷廠用手搖機印刷，這正好是一個偷梁換
柱的機會，我把《今天》的蠟紙拿去頂著《初航》的名義讓校印刷廠印，既省了力氣又省
了紙。流傳開的《今天》是鉛印的天藍色封面，當時的民辦刊物沒有一本是鉛印封面，我
們可算是出了鋒頭。儘管如此，它的質量仍與現在書攤上擺著的任何一種雜誌都無法相比
，但是我們的讀者來信說：「我吻著那油墨的芳香，心裡是多麼欣慰……」
鉛印的難度
是極大的，原因是沒有一個工廠敢接沒有介紹信的活兒。按規定必須有行政部門開具的介
紹信，介紹信是我以學生會的職務之便開出來的，我從家裡拿了父親捨不得喝的汾酒和包
裝精美的巧克力糖賄賂印刷廠廠長，他居然當作學生會的刊物給印了。印好的封面是芒克
和劉念春用肩膀扛回來的，後來大量封面是通過一凡聯繫由外地一家雜誌的主編幫助印的
。以後我又兩次以學生會的名義把音響設備弄到手，供我們在公園開朗誦會使用。
因為住校，我只能在週末才能到編輯部去。編輯部在北京東城一個普通的四合院裡，
院內到處是臨時搭建的廚房、矮蓬，我們佔用的東廂房是劉念春的家。念春是《今天》的
連絡人， ┰ 刊物的人都應該熟悉他的名?。那時他在北京師範學院中文?上學，對語言
學有極大的興趣和很深的造諧。他的哥哥劉青是民刊《四五論壇》的主要人物之一，1979
年因魏京生一案被判刑坐了十年牢，出獄之後流亡美國，現擔任國際人權組織中國人權同
盟主席，成為一個流亡海外的職業革命家。念春因受劉青牽連入獄三年，1994年又因申請
註冊「勞工同盟」再次被捕，被判勞動教養四年，現正在東北某農場服刑。念春是在中國
政治的漩渦裡闖出來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什麼是可行的，什麼是不可行的，所以我更願意
把他的行為看做是一種姿態，也就是說，他的出發點不是可行或不可行，而是應該或不應
該。當人的正當權力被剝奪，自由意志受到挑戰的時候，是非和價值的問題可以退居到次
要的位置，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或者說是可以在另一個意義上探討的。
我們都是從一條道路走出來的人，在共同的追求中孕育了英雄主義精神，在一次次碰
壁之後，我們懂得了什麼是能做的，什麼是不能做的，學會了逃避許多我們該做的事情。
但是我常常告誡自己，要避免學會以非難或指責別人來解脫自己。在很多時候，慎重和苟
且、拘謹和諉瑣、小心和怯懦是很難劃清界線的。很多人對念春的行為不解甚至不以為然
，認為他做的事沒有意義，沒有價值。我覺得對這種想法沒有什麼可以指責的，誰都有權
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決定做什麼和不做什麼，誰都有弱點和局限性。應該允許一個人崇
尚某種行為、某種境界，也應該允許一個人在現實中和他所崇尚的有距離。軟弱總是可以
被原諒的，但用個別人的行為為自己的軟弱開脫辯護是不可以被原諒的；改變信念是應該
被理解的，但因為自己的改變而對別人的堅守表示不屑是不厚道的。對於那些自我標榜並
想從自我標榜中獲得功利的人，公眾和輿論就有權用他所標榜的東西去要求他，他為此所
付出的代價也是正常的，即使沒有得到預期的結果也並不值得特別同情。近年來，人們對
民運，對所謂民運人士的微辭多出於此。但是念春是不同的，他們兄弟當年把家貢獻出來
，是為民刊立了功的，以後又坐牢吃苦是付了代價的，但他們並不想獲取什麼，否則，念
春完全可以攜妻帶女出國，不必在普遍沉寂的形勢下去以身試法。
如今我已無法從劉氏兄弟那裡知道他們當初何以把家貢獻出來，使之成為民辦刊物的
大本營，但是我仍記得那張破舊的八仙桌，我曾在那張桌子上把魏京生在法庭的辯護詞抄
寫成大字報，貼在民主牆；記得那個讓人看不出顏色和式樣的碗櫃，櫃子裡常常是空蕩蕩
的，沒有任何食物儲備；記得那張鋪板搭成的床，我們蜷縮著腿坐在床上開編委會，芒克
和他的前妻在那張床上度過了熱戀的浪漫時光；記得不知是誰用手繪製的窗簾，紅、黃、
白組成的抽象圖案，有三角形、箭頭形，不記得是誰告訴我，三角形代表女人，後來，我
曾把這個意像寫進一篇題為《帶星星的睡袍》的短篇小說裡，並發表在《今天》文學研究
會內部交流資料上；還記得振開從家拿來像磚頭一樣大小的錄音機，現在想起來，那音質
實在是極差的，但是在70年代末的中國，無疑是件奢侈品，聽著音樂幹活成了最奢侈的享
受。
76號人來人往，穿流不息，很多素不相識的人來這裡義務勞動。不記得是哪期，我把
散頁拿到家住76號附近的一個大學同學家裡裝訂，他們工作到深夜，然後又從自己的腰包
裡掏出本來少得可憐的助學金訂閱雜誌。還有很多文學青年來這裡朝聖，一個外地青年寫
來一封像散文詩似的信：「沐著五月的陽光，迎著躁熱的風，我踏上了北京的街道。今天
我來，只是為了《今天》。活動一下搭車時半麻的雙腳，沿著長街向公共汽車站走去。不
是去會情人，也不是去王府井採購新鮮的商品，可是心卻為等待將臨的那一刻而緊張地跳
動……」
四
提起詩人，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標新立異的披肩長髮，是喜怒無常的神經質，是讓
人不能不接受的狂妄。然而這些不屬振開。他高而瘦而白，留那種最普通的學生頭，穿
一件洗舊了的藍色棉布大衣，戴一頂淺色毛皮帽子，性格抑鬱不善言談，在我的印象中，
他好像不會高聲說話，也沒有激烈的言辭，他的執著深藏在不苟言笑的矜持中。
我們相識時，正是他心情最不好的時候。他唯一的妹妹姍姍因為搶救落水兒童剛剛犧
牲不久，他在給友人史寶嘉的信中說：「如果死是可以代替的，我寧願去死，毫不猶豫，
挽回我那可愛的妹妹，可是時勢的不可逆轉竟是如此殘酷，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有時我
真想迎著什麼去死，只要多少有點價值和目地。」以後他把中篇小說《波動》題獻給了姍
姍。
與文弱的外表和內向的性格形成反差的，是振開一貫鮮明的立場和勇氣。當年李南、
桂桂和程玉第一次為《今天》工作時，振開頗像個共產黨的政工幹部與下屬談話時那麼鄭
重其事地說：「如果公安局找你們的麻煩，你們什麼也別承認，都推到我和芒克頭上。」
這話雖然激怒了這幾個女志願者，當即表示都是成年人了自己做的事情當然應該自己承擔
，但他嚴肅的表態，確立了信任關係。
《今天》發表的作品很快被一些開明的官方刊物所接納，《安徽文學》很快以專號的
形式轉發了民刊的作品，《詩刊》也率先發表了振開、芒克等人的詩，一時間說《今天》
要被招安的大有人在。對此，振開制定了在官方刊物轉載《今天》上發表的作品必須使用
原筆名的規定。一度他曾在中國作家協會下屬的《新觀察》當臨時編輯，當時還是市政公
司的挖路工人，這份職業對於改變他的現實處境無疑是很重要的，但是「星星美展」事件
後，他在《新觀察》上發表高度評價美展的文章，致使他被辭退。1984年，他已進入中國
作家協會詩歌六人小組，為丁玲主辦的《中國》雜誌被停刊一事，他毅然聲明退出，為此
中國作協有關人員找他談話，試圖讓他收回聲明，但被他拒絕了。
在圈子裡，他的外號叫「老木頭」，套用帕斯卡爾「有思想的蘆葦」的名句，我說振
開是「有思想的木頭」，他的敏銳深藏在木呐的外表下面。是的，人是有思想的動物，
但人並非在所有的情況下都能保持思考的能力，只有極少數人能夠抵禦無孔不入的宣傳，
並最終不使自己成為機器的一個零件。而振開正是那極少數人之一。他在一封信中對同
學的信仰表示欣賞的同時，也提出了質疑：「你忽略了一點，沒有細看一下你腳下的這塊
信仰的基石是什麼石頭，它的特性和它的結實程度，這樣就使你失去了一個不斷進取
的人所必需的支點──懷疑精神，造成不可避免的致命傷，接踵而至的『無限樂趣』、
『無限愉快和幸福』不過是幾百年前每一個苦行僧和清教徒曾經體驗過的感情。」這封
信寫於1972年2月，那時林彪事件剛發生不久，有人開始對「四人幫」、對「文革」提出
質疑，但是很少有人對於我們的所謂信仰，以及構成這信仰的意識形態提出質疑。而一
年以後，「白卷英雄張鐵生」，以及「反潮流小將黃帥」的出現還大有市場。
正是這種懷疑精神，使他寫下了著名的《回答》。他的懷疑已得出結論：「告訴你
吧，世界／我-不-相-信／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三
年以前，北京曾有一個「文革」詩歌研究者向我詢問《回答》的寫作時間，想要證實
此詩不是寫於1973年而是寫於1978年，我理解此人的目的是想證明誰是詩壇的「霸主」，
我無法提供確鑿的證據，對此也毫無興趣，但我相信不管詩寫於何時，詩所表達的思想卻
是由來已久的。他在同一封信中說：「我相信，有一天我也不免會有信仰，不過在站
上去之前，我要像考古學家叩叩敲敲，把他研究個透徹。」與振開畢業於同一所名牌中學?
，曾經主辦《中學紅衛兵報》，為遇羅克發表《出身論》的牟志京，在共產主義信仰
破滅之後移居美國，而到了美國之後，他又對美國的民主產生懷疑並試圖參加美國，只是
因為怕不好找工作才放棄，美國夢的破滅，使他又回歸了對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
的認識，也就是說，至今他仍然是一個精神的漂泊者。他的思想經歷在很大的程度上說明
了我們這代人的精神歷程。我們的懷疑，是在不懷疑中生長出來的，即使要否定什麼，
也一定要先肯定什麼。而年輕一代懷疑論者則不同，他們懷疑並且推翻，只是為了懷疑和
推翻，不需要先肯定或樹立什麼。
正因為如此，振開的詩不可能不帶有強烈的社會參與意識。在舉世皆知的六·四天安
門事件中，他的詩句被抄成大標語飄在廣場的上空：「決不跪在地上／以顯示劊子手
的高大／好阻擋那自由的風」，成千上萬大學生在那標語下面靜坐絕食，幾天之後，軍隊
的坦克車從那飄動著的標語前面穿過……六·四時，振開不在國內。我不知道，面對
此情此景，詩人會因此而感到振奮還是悲哀？振開是一個天才的詩人，但是政治過多地幹
預了他的生活，影響了他的創作，於是，人們更多地記住了像「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
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這樣的詩句，而忽略了另一些像「從那微笑的紅玫瑰中／我
采下了冬天的歌謠」這樣的詩句。也就是說，人們寧願記住正義的、英勇的、深刻的
北島，而往往忽略了內向的、孤獨的、脆弱的振開。
二十多年過去了，振開流亡海外已長達七年，我們只有很少的通信和通話，我知道
他的善良依舊，對朋友的友情依舊，而且，不管是在什麼場合，他從沒試圖改變過自己
的立場。在我的心目中他仍然是那個木訥、不苟言笑、固執的，甚至有點古板的趙振開，
我不瞭解走在藍天下、碧海邊、金沙灘上的北島和他的創作。1994年底，聽說他要回國，
朋友們都盼著，我更想見到他瞭解他，想知道，如今他也還是精神的漂流者嗎？是否還
在叩叩敲敲？在以往的懷疑有了結論以後，他的懷疑指向何處？
五
我是先讀到並欣賞振開的詩，充滿了神秘的猜想和崇拜，先人為主地以一種仰視的態
度與之交往的。對芒克則不同。我在認識他的同時，讀到「太陽升起來，把這天空／染成
血淋淋的盾牌」，讀到「黃昏，姑娘們浴後的毛巾／水波，戲弄著姑娘們的羞怯／夜，在
瘋狂地和女人糾纏」，也讀到「我有一塊土地／我有一塊被曬黝黑的脊背／我有太陽能落
進去的胸膛／我有會發出溫暖的心臟」這樣的詩句。我熱愛這些詩，也熱愛這個叫芒克的
浪漫主義詩人——他的本名叫薑世偉，我從來沒有使用過這個名字。當時他27歲，是造紙
廠的工人，他是一個極富感情色彩，感情又很外露的人，和他接觸時，你很容易擺脫拘束
，當你忘掉他是詩人時，他又會毫不掩飾得意地提醒你：你以為我是誰呢？我是一個詩人
！他會很認真地把事情做錯，也會很真誠地向你道歉，而你也會不折不扣地原諒他。很多
人願意把早生的白髮染黑，或者藏在帽子裡，而他卻以自己的一頭白髮自豪，五歲的女兒
叫他「老雜毛」，他朝女兒嘻嘻地笑，全然一個老頑童。英俊的外表和浪漫的氣質，使他
在吸引姑娘時很佔優勢，因此他的生活充滿了許多戲劇性的事件，以至我把他四年以前出
版的《野事》總是當做自傳而不能當做小說來閱讀。外部環境的惡劣很難對芒克形成真正
的威脅，從1979年起，他就失去了正式工作，對一般人來說，沒有固定職業的生活是不可
想像的，對芒克來說，有固定職業的生活是不可想像的。每月幾十元生活費的窮日子他可
以過得很踏實；喝洋酒、吸洋煙、穿幾百元一件的名牌服裝像花花公子一樣的日子他也能
過得心安理得。和很多詩人相比，芒克有一個非常難得的特點，很少聽說他與誰鬧翻，詩
壇上詩人相輕互相攻擊的事情常有發生，可我幾乎從沒聽到過對他的非難，他的情場軼事
也總是從浪漫開始，由浪漫結束。不是因為他比別人更加世故更加圓滑，正相反，而是因
為他更加坦率更加自然。大家都喜歡他，因為和他在一起總是快樂的，他的無憂無慮很容
易感染周圍的人，由不得你不和他一起神聊，一起暢飲，以至醉倒在他家的地毯上、沙發
上。1995年，我曾和幾個朋友一起去他當年插隊的白洋澱玩，我們一行七八個人分別住在
老鄉家裡，老鄉劃著船陪我們到澱裡去玩，打來活魚給我們吃，使我親身感受到了他與當
地漁民那種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關係。有個叫福生的殘疾人，行動不方便，很難把這樣一
個農民和著名的現代派詩人聯繫在一起，可事實是，芒克和他的關係像親兄弟一樣，福生
每次到北京都吃住在他家裡。福生的母親去世，芒克帶著幾千元錢到白洋澱去奔喪，據說
他哭得比老人的親生兒子還傷心。人們常常把粗擴與豪爽這兩個詞搭配起來描述一個人的
性格，芒克是一個例外，他是豪爽的，又是細膩的。和他交往很多年後我才知道，無拘無
束的芒克，在日常生活中居然是一個近乎於有潔癬的人，他的穿著總是那麼整潔，他收拾
廚房比任何主婦都仔細，哪怕有一個排的人在他家狂吃暴飲，他都要親自清洗餐具、整理
房間。芒克的詩和他的人一樣，魁力在於自然天成，楊健在《文化大革命的地下文學》一
書中寫道：「他詩中的我是從不穿衣服的，赤裸軀體散發出泥土和湖水的氣味。」書中記
載：芒克1970年開始寫詩，1973年起與多多開始建立詩歌友誼，相約每年年底像決鬥時交
換手槍一樣交換一冊詩集。也許是為了應付決鬥，這一年多多抄下芒克最初的詩句：「忽
然，希望變成淚水掉在地上／又怎能料想明天沒有悲傷。」有人戲言，芒克除了《北京晚
報》不看任何讀物。這顯然不是事實，但可以部分地說明他寫詩不是源於形而上的思想，
他不是思想性者，也不是文人，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人。打架、喝酒、流浪、戀愛的
生活場景構成了他浪漫人生的早期背景，他插隊的河北農村白洋澱水鄉是他成為詩人的搖
籃。我不知道這樣說是否準確，是否能被本人所接受：如果說振開寫詩是思想，那麼芒克
寫詩則是呼吸。
六
在《今天》的朋友中，當時與我私交較多的當屬萬之，至今仍然不能忘記我們和龔巧
明同爬香山鬼見愁的情景，不能忘記他喝我用小奶鍋煮幾毛錢一兩的咖啡時的盡興。萬之
本名陳邁平，是上海赴內蒙插隊的知青。1977年考人北京師範學院中文系，後考人中央戲
劇學院攻讀外國戲劇，獲碩士學位。也許因為他出生在一個學者家庭，父親是上海復旦大
學經濟學教授，他成為《今天》作者裡學歷最高書卷氣最濃的學者型作家。他是雜誌的主
要小說作者，從第二期開始，幾乎每期都有他的小說發表。在這本靠詩歌起家的雜誌裡，
他的小說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邁平的小說具有明顯的現代主義色彩，在歷來以社會性
來衡量創作水準的中國文學中，在以控訴為基調的傷痕文學盛行時，他超前地把他的關懷
傾注於人與世界的關係，即使是在這本高水平的純文學雜誌中，他在人本層面上對人性的
揭示也是深刻而獨到的，其中《自鳴鐘下》、《雪雨交加的夜晚》、《開闊地》等篇章，
今天讀來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陳舊。相比之下，北島的《歸來的陌生人》、鐵冰
的《牆》倒顯出更強的社會性。記得我曾因邁平關於《人最愛的是自己》的表達而備感吃
驚，他說，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每個人都愛自己勝過愛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當
天的日記中寫道：「我知道他這話只為了表達他對自我的看法，表明人與世界的真實關係
，並不是他的人生哲學，他也許只想說明這是人生在惡世上賴以保護自己、拯救自己的唯
一邏輯。幸虧在這個世界上他還愛自己，否則，他的憂鬱、敏感、內向甚至孤僻，在這樣
的現實生活中將多麼不堪一擊。」我想，不會有人因此而把他誤解為一個自私的個人主義
者。邁平1986年出國，先是在挪威，以後又到了瑞典，現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任教。十幾年
未曾謀面，但我卻覺得對他的瞭解比原先加深了許多。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聯繫起來，
或者說我不願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聯繫起來。對我來說，他不僅僅是作家，雖然我承認、欣
賞他的才華；不僅僅是男人，雖然一個優秀的男人該具備的魁力他都具備；不僅僅是傾訴
對象，雖然我會對他非常坦率。我們的友誼，以及他與我丈夫生前的友誼，不是可以物化
和量化的，甚至不是可以用語言表達的，正如他的來信所說：「死者無言，生者亦無言，
我想用無言的方式繼續和老周的對話。」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個保持遠距離的親密關
系，它彌漫在我的精神世界裡，浸潤著我常常幾近枯竭的生命，使我將唯美的人際理想保
持至今，因此我無比珍愛這份友情。近年來，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國人慣常的使命感和
責任感，而是以一個人的良知，參與海外《今天》的編輯。在通信和通話時，我卻絲毫感
受不到他的昂揚和滿足，反而時有情緒低落的表露。對於我所熟悉的邁平，這應該說是必
然的。和國內相比，國外的政治氣氛固然自由寬鬆，人際關係固然簡單，但他天生做不來
輕鬆的人。不管他對西方文化是否認同，不管瑞典實際上多麼祥和，只要這個世界上還不
能把人的價值視為唯一的價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層的破壞對於西方東方富人窮人具有同
等影響，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輕鬆。況且，具有現代主義理念的邁
平，迷戀卡夫卡、加謬、薩特的邁平，不可能既認同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同時又認同西方
文明；既對人性和人的價值持懷疑悲觀的態度，又對人生充滿理想主義。可以想像，邁平
活得如何尷尬和吃力。
七
我始終把趙南看成是《今天》中的一個特殊人物。作為一個藝術家，他不像馬德升那
樣神經質，不像芒克那樣放浪無羈，也不像北島那樣固執，但是與任何藝術家相比，他都
不缺少浪漫和才情，《今天》發表的詩和小說，都是他的處女作。《給你》（署名淩冰，
發表在第四期《今天》）是一首歌頌西單牆的詩，與《今天》的其他詩作相比，顯然是過
于直白了，在民刊遭受挫折的時候，詩人寫道：「還是說歡樂吧／說明天的歡樂／說純淨
的天空／說野外金黃的花朵／說孩子透明的眼睛……你是我童年溫柔的夢／是小紅帽、灰
姑娘、白雪公主……」是誰，忍心讓一個如此天真的人去面對灰牆？是什麼殘酷地把一個
如此自由的心靈關進鐵窗？在他遠渡扶桑的這些年裡，我常常想起他用一隻手臂托著腮像
做白日夢般沉思的形象，想起在他家度過的許多個週末的晚上。他的家在市中心，居室又
大，佈置得又有格調。數不清有多少人出人其中，那裡幾乎成了公共場所，很多人坐在他
的沙發上、床上，喝著他準備的茶水，卻不知道主人是誰。不管什麼時候去，不管你帶了
什麼人去，都能得到他的熱情款待。在那間房子裡，隔週一次召開《今天》作品討論會，
相識的和不相識的朋友聚在一起，朗誦自己的或名家的詩歌、小說，我曾為王力雄朗讀小
說《永動機患者》（署名晨漠，發表在《今天》第七期）；聽振開朗誦瑪格莉特·杜拉的
《琴聲如訴》（載于《世界文學》），至今我仍然記得那篇小說優美的節奏和韻味；聽振
開的弟弟振先朗讀《克羅齊美學的啟示》（署名齊虹、史文，發表在《今天》第五期）的
評價文章，老實地說，那是我第一次聽到克羅齊的名字，而國內公開出版這位美學大師的
著作是在《今天》的介紹許多年之後。如今，趙南去日本已經多年，有消息說，他生活得
不是很好。好在，趙南歷來是無為而為與世無爭的，他是真正的紳士，我相信，不管經濟
怎樣桔據，生活怎樣孤獨，而他都是平和的，文雅的，高貴的。趙南赴日不久我曾經到他
家去看望過他年邁的母親，很多年過去了，我甚至不知道伯母身體可好，多年見不到兒子
的母親該如何打發兒子不在身邊的日子？當年我們那麼多人不分日夜去打擾她，她不曾有
過抱怨，如今，不再有那麼多人打擾，她是否會覺得寂寞？
八
在我的理解中，寫作狀態和寫作是兩個概念，沉浸在回憶中，面對自己，不停止追
問，便是進入了本質意義上的寫作狀態，而寫作不過是把這一狀態形式化、公開化的過
程。一個寫文章、寫書的人必然要進入工作狀態，未必能進入寫作狀態。《今天》的作
者，在國內寥寥無幾的人中，處於寫作狀態的更是屈指可數。田曉青是以一個文學青年
的形象進人《今天》創作群體的，他曾以讀者身分給編輯部寫信，很快便在《今天》開
始發表詩作。但他的輝煌不在《今天》時期，1988年，曉青的系列長詩《閒暇》的圈內
引起反響。「夢中動盪的省份！當一陣涼風刮過，所有的征伐之事，都在一部手抄的私
家論文集上發出枯葉般惱人的喧囂……」很少有能把自己放逐于文學之外的詩人，而曉
青則表現出了這種特性，在《閒暇》中，詩人像一個在歷史長河中流亡的智者，洞穿人
世浮雲，在廣闊的背景下關照歷史、概括歷史。至於曉青的詩是否像有的人所說，是80
年代漢語寫作中的頂尖之作，對我來說並不重要，因為我與曉青的關係絕不僅僅是文學
的關係。與曉青交往是《今天》停刊之後，那時他辭掉了北京電視設備廠的工作，周郿
英把他介紹到一家公司。振開、江河、趙南都有過丟掉鐵飯碗的處境，對於他們來說，
這是困難的事，有時候還是滑稽的事。振開曾經跑到邁平家一本正經地討論一筆販賣帶
魚的生意，趙南則實實在在地倒賣過一次香蕉，據說二車香蕉運到北京後，由於天氣冷
成了黑色的，搞得趙南焦頭爛額，那年春節被戲稱為「趙南的香蕉年」。曉青從那時起
再沒謀求過正式職業，他搞過印刷，做過皮貨生意，到過廣告公司，編過書，辦過刊物
，總之，他一直支撐著，挑著養家湖口的擔子。到夜深人靜的時候，他打開電腦，對著
屏幕寫下三五百七八百字。這時候，日常生活不存在了，物質不存在了，他進人回憶，
在回憶中為自己再造一個人以及與之有關的世界。寫作對於我，是現實生活向理想生活
的逃避，我指望通過寫作梳理自己，表達自己，提升自己，而曉青遠沒有我這樣功利。
他渴求的僅僅是一種狀態，他之所以幾年如一日，平和冷靜地面對瑣碎，就因為他能夠
保持這樣一種狀態。這不是他為寫作設計的，而是他為自己的生命設計的，這是他自己
和自己做的一筆交易。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寫作是他的壓倉物，他因而不會像顧城那樣
翻船，曉青一定從中領略到了別人所無從領略的境界，所以他知足常樂，他的別無所求
常常使我感動。我與劉自立的關係有幾分戲劇性。「文革」中他是北京二十四中老初三
的學生，1968年我小學畢業就近入學成為他的校友。自立的父親是原《大公報》的人，
後來負責中宣部國際處，參加過「九評」的寫作，周恩來出訪十四國、參加日內瓦會議
他都隨行，「文革」開始後跳樓自殺。自立因張貼大字報對血統論提出質疑而被打成反
革命。上中學時我是學校的筆桿子，常寫大批判稿，在批鬥自立的全校大會上，我曾站
在臺上慷慨激昂地發言。那時的風氣是，臺上發言的人一喊打倒，紅衛兵就扯著被鬥人
的頭發揚起臉來示眾。自立被帶上臺時身上穿著囚徒的棉衣，腳上帶著鐐銬，刺了光頭，
沒有頭髮可以扯，便摳著眼窩。當年充滿了階級義憤的我並沒在意這個細節，可是當我
們在《今天》真正相識時，我首先憶起的就是這個場面。以後，當年的階級敵人成了默
契的朋友，這種戲劇性的關係變化是中國獨有的，是「文革」獨有的，可能也是西方人
無法理解的。自立是一個使人難以讀懂的詩人，難以理想的小說家，難以親近的人。他
在骨子裡，而不是表面上是個現代主義者，他在《今天》發表的小說《圓號》、《仇恨》
（署名伊恕）已經表現出明顯的實驗色彩，近些年則走得更遠。如果—篇小說可以分而
知之的話，我願意承認他的實驗性小說我只能讀懂五分之—，如果不能，只好承認我百
分之百不懂。不管他的試驗是否成功，但我認為，在《今天》的作者裡，他是在絕對意
義上從事文學，而不理想的、信仰的抑或社會的意義上從事文學。在他看來，中國現代
詩與中國古典詩詞相比是一種倒退，他為中國的詩人和作家，包括評論家不能從文字本
身進行革命性的試驗而感到焦慮和無奈。儘管如此，他一如既往地思考、讀書和寫作，
而國內卻很少有人能認同並欣賞他的作品，因而他的作品很少有機會發表。他寫作的效
率之高讓我望塵莫及。在報社喧鬧的辦公室裡，他能夠做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個
工作日下來，便可以完成一篇小說，而且都是一揮而就，一氣呵成。他像一隻蝸牛，幽
閉在一個硬殼裡，全身心地營造個人寫作狀態，與眾多大陸作家毫無共同之處，並且安
於這種毫不相干的現狀。
九
我在這裡見識了許多對我來說幾乎是不可想像的人物。一些不明來歷的外地畫家是
編輯部的常客，他們不修邊幅，嗓音嘶啞而又滔滔不絕，四川的薛明德瘦小而活躍，看
到他我會不由自主地想到跳來跳去的小松鼠，總也擺脫不掉滑稽的感覺。他們都是最初
在京城闖蕩的流浪藝術家，他們把自己的現代派作品掛在西單民主牆，引來無數好奇但
不解的目光。我這個循規蹈矩的人從此知道了世界上還有這樣一種人，可以過這樣一種
生活——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沒有固定的住所，在簡陋的房子裡，喝最廉價的酒，做
自己認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也許所有搞藝術的人都喜歡為自己設計一種獨特而古怪
的形象，就像顧城總戴一頂用牛仔褲的褲腿剪成的帽子一樣，馬德升則總穿一條黑色的
褲子、一件草綠色的軍裝，戴草綠色的軍帽，背軍用挎包，這身打扮似乎成了馬氏品牌
標識。在80年代的中國頗有後現代的意味。他拄雙拐靠一條腿走路，而速度快得我這個
正常人幾乎跟不上。據說，冬天，他常常在結冰的路上滑倒。除了畫畫，他也寫小說，
第一期上的短篇小說《瘦弱的人》（署名迪星）就出自他的手筆。除此之外，他還是一
個極具煽動性的演說家，「星星美展」遊行時，他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揮舞著因拄了幾
十年雙拐而碩大無比的手，邊走邊發表演說，吸引了眾多圍觀的群眾。因為藝術，我想
還因為殘疾，他過於敏感而脆弱。一次在圓明園聚會，他喝了過量的酒，任性地出口傷
人，扔掉拐杖甚至把攙扶他的人咬傷。當時我並不在場，是事後聽我弟弟徐勇講的，深
夜，徐勇騎兩個小時自行車把他從圓明園一直帶到市中心。馬德升的情緒似乎永遠是亢
奮的，不管是高興還是氣憤，總愛使用最極端的言詞，最誇張的表情，蒼白的臉上深陷
的眼睛又黑又大，專注地注視著談話對手，他的神經質使人覺得他簡直就是一隻驚弓之
鳥。80年代中他到了法國，聽說在一次車禍中他的女朋友當場斃命，他本人也幾乎喪生，
這使他原本不尋常的經歷更增加了傳奇色彩。很難想像，這樣一個馬德升曾經是他原單
位的團支部書記，是行業內的先進工作者。超出常規的行為都應該能找到變化的動因。
比如我，上中學時，我是寫大批判稿的能手，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當小學
教師時，曾經因為沒發展我入黨而委屈得直哭。如果不是兩年無辜的牢獄之災，可能如
今我會是一個模範的小學教師。這不等於說現在我不可能成為一個好教師，事實上，這
是我少年時代的職業理想，但我不知道，現在還允許不允許讓我當一個好教師。我不了
解馬德升的早期經歷，也沒和他深談過，不知道他的變化、他的反叛是由政治始，還是
由藝術始；是由思想始，還是由性格始。想起他，我便會不由自主地問：使馬德升超出
常規的動因是什麼呢？他在何時何處偏離了原來的軌跡，從北京柴棒胡同一個極其普通
的小院裡的一間兄弟三個合住的擁擠的平房裡走出來，走向76號，走向西單牆，以至走
向美國、法國，從架著雙拐到坐上輪椅？與馬德升的躁動與瘋狂形成反差的，是鐘阿城
一向的不溫不火。我在《今天》認識的藝術家中，阿城可以被稱為智者，不只因為他的
畫好，更因為他人活得明白。他曾經對我說：「我這個人好色。」還沒等我從
限沃行?
過味來，他解釋：「色不光指女人，應該指一切好東西，比如好的音響，好的照相機鏡
頭。』他是追求完美的，日常生活就是他的審美對象。在德勝門內那間破得屋頂幾乎要
塌下來的平房裡，穿著中式小褂兒、面帶菜色、弱不禁風的阿城，喝二鍋頭酒，抽劣質
煙草，吃炸醬麵，畫畫和攝影，還悄悄地寫小說。80年代中，阿城爆出冷門，小說《棋
王》引起轟動，他被評論界稱作尋根派的代表人物，當「瓊瑤熱」在大陸方興未艾的同
時，「阿城熱」在臺灣風起雲湧，阿城一夜之間成為公眾人物。他在小說首頁的作者簡
曆中寫道：「大家怎麼活過，我就怎麼活過。大家怎麼活著，我也怎麼活著。有一點不
同的是，我寫些字，投到能鉛印出來的地方，換些錢貼補家用，但這與一個外出打零工
的木匠一樣，也是手藝人。」這是典型的阿城式表達，一個不自信的人是不敢在公眾面
前這樣講話的，別人崇拜你，如果把自己太當回事，會被認為是狂妄，如果把自己太不
當回事，會被認為是對別人的蔑視，只有阿城能這樣說，他有實力這樣說。
十
《今天》一共發行了9期，被迫停刊以後，又以「今天文學研究會會刊」的名義出版
了3期，時間從1978年12月至1980年12月共兩年，這在民辦刊物中是最長命的。沒有北島、
芒克、黃銳等人就沒有《今天》，這是事實；沒有北島的《回答》，沒有芒克的《天空》
，沒有郭路生的《相信未來》，沒有江河的《紀念碑》，就沒有《今天》在中國現代詩曆
史中的地位，這也是事實。他們和他們的作品已經被足夠多的人評說並記住。他們被接納
、被認可，首先因為作品所達到的高度，在國內他們當之無愧地成為一代青年崇拜的偶
像，在國際受到盛情歡迎。他們的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據說北島不止一次被提名獲諾
貝爾文學獎，芒克的作品也在世界許多國家出版。其次是因為他們的作品發表在民辦刊
物《今天》，它出自共產國際僅存的社會主義堡壘，所以被西方世界塗抹上持不同政見
的色彩。但這終究還是發生在中國土地上中國人自己的事情。西方人無法想像，在一個
不准許選擇的社會做出選擇需要具有怎樣的勇氣，付出怎樣的代價。我相信，雖然作為
詩人，他們有長於常人的想像力，但是，當他們穿著破舊的大衣，頂著凜烈的寒風，提
著漿糊桶在北京的街頭張貼《今天》時；當他們面對父母親友的勸說和叮嚀時；當他們
放棄每個中國人賴以安身立命的職業時，絕對想像不到日後的功名和與之相隨的困境。
即使是像振開、芒克被戴上了詩人的冠冕，也是個荊冠，誰也沒有看到他們被荊棘刺破
的傷口和他們流血的內心。所以相對于文學成就來說，更應該張揚的，首先是《今天》
所代表的精神。
而要真正理解所謂《今天》精神，就不能不瞭解它的追隨者們。使用「追隨者」這
一詞也許並不準確，因為對於《今天》來說他們決不是可有可無的角色，這些幕後者所
做的努力和貢獻是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的。作為文學同仁刊物，北島、芒克、萬之等撰
稿人是非凡的、唯一的、不可替代的，是很多人想做而做不來的，而鄂複明、周郿英、
王捷、李南、桂桂、小英……他們可貴和可愛之處正在於，他們所做的，是很多人都能
做而沒有做，想做而不敢做的。如果說，一些人政治上受到的迫害已被他們的文學成就
抵消了，而那些根本沒有文學夢想的，動力何在呢？
比如桂桂，嚴格地說，她甚至算不上一個文學愛好者，她的職業是護士。當年，她
手持一本天藍色的《今天》與振開在大街上接頭，被領進一間毫無浪漫色彩的破房子，
以她那纖弱的手臂印刷、裝訂沒有她屬名的雜誌。至今她仍然是一名普通的護士，與文
學與政治無涉，但因為那段歷史卻少有了普通人的安寧。
我在以上提到的振開家的聚會中與周郿英邂逅。周郿英是在民主牆上看到《今天》
的，當晚在他那間臨街的辦公室裡就像每天一樣，向朋友們發佈了這條有關民主牆的要
聞，並發表評論說：「如果這個刊物能堅持下去，其影響將意義深遠。」當時他找遍了
整個刊物沒有發現通訊地址，只有刊物的末尾留有一張白紙，便把姓名和地址寫在上面。
第二天，李南和王捷緊隨其後，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那張白紙向他們昭示了某種莫名
的希望，使他們身不由已地捲入其中。我想這絕不是偶然的，他，也包括李南、王捷等
人，始終是這個社會的邊緣人物，所以，與其說吸引他們的是那些詩句，不如說是那雜
志所象徵的創造精神和叛逆精神，至此，他們從邊緣走入與官方對峙的主流。老周以其
年長，以其穩健，以其善解人意在編輯部備受尊重，成為全體同仁親敬可賴的兄長。19
94年他死於疾病，振開以今天雜誌社的名義發來唁電：「作為編委，以多病之身日夜操
勞，做了大量默默無聞的工作，特別是在手工作坊式的出版與印刷過程中，他傾注了大
量的心血。大家敬重他，他是《今天》的老大哥。老周，你的一生簡樸、自重、寬宏、
始終如一，你在提醒一個道德倫喪的年代的到來。」朋友們在悼詞中這樣寫道：「在世
界各地的你的朋友，都因失去你，心存一塊難以彌補的空缺，又因你的精神永在而感恩
於命運慷慨的饋贈。」
提起《今天》就不能不提鄂複明，大家都習慣叫他「老鄂」，而那時他也只是一個
二十幾歲的小夥子。他在內蒙牧區插隊多年，1979年初回北京的第三天就被李南拉著來
到了編輯部，從此與之結下了不解之緣。可能許多人難以把一個手指永遠嵌著黑色機油
的汽車修理工和一份純文學刊物聯繫在一起，而事實上，他是《今天》存亡的真正的親
曆者、目擊者。如果說《今天》是一個大家庭，他就是管家；如果說《今天》是一個單
位，他就是後勤部兼財務部部長；如果說《今天》是一個雜誌社，他就是總編室、辦公
室主任兼會計、編務、校對。他操持對內對外的每一件事，他關心男男女女每一個人。
有了他的勤奮，雜誌始終和幾百個讀者保持通暢的聯絡，幾乎每一封來信他都親筆回復
，田曉青感慨地說，當年他收到的回信是他有生以來最讓人激動的文字。有了他的細緻，
使得雜誌在經費極少的情況下得以堅持和發展，他記錄每一筆開支和收入，小至五毛錢
一本賣出的雜誌收入，大至購買三百多元一台手搖油印機的支出。芒克被工廠除名之後，
編輯部每月給他三十元生活費，因為怕他沒計劃地花錢，老鄂每月把三十元分成兩次發；
編輯部所有信件、稿件、訂單、帳目他都細緻分類後妥善保存著。可能除了他，很少有
人保存著一套完整的《今天》，至今不管是誰，都要在他的監護下閱讀，毫不誇張地說，
比他個人的財產更加寶貴。我無法例舉他做的一切，因為那實在是太瑣碎太細微了，對
於一個將被載入史冊的雜誌，那也許是不值一提的，但對於一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生
存下來的民辦刊物，那實在又是不能忽略的，日後他們承受了種種來自家庭，來自輿論
善意和非善意的壓力，但沒有誰被壓垮，他們從不發牢騷、泄私憤，一如既往地生活著，
承擔著為人妻，為人夫，為人父，為人母的責任，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在接人待物的
每一個細節中，一以貫之地堅守著自己的人格信念，絕不在精神的層面上降低生活的標
准。像初來《今天》時一樣，他們遠離文學創作，遠離政治，遠離《今天》的光環，唯
獨無法遠離的，是中國特有的社會檔案給他們帶來的麻煩。
1989年以後，振開在 分槁
複《今天》，以後又遷到美國，曾有人對此表示不平，
好像《今天》是一棵結滿了鮮桃的果樹，所有澆過水、鏟過土、剪過枝的人都應該平分
秋色。有趣的是，這種議論在局外人中搞得沸沸揚揚，《今天》圈內的人卻順理成章地
接受了這一事實。躺在病床上的周郿英對李南說：「《今天》的事，芒克和老鄂不說話，
別人誰還有資格說話？」事後，李南對劉迪轉述此話，劉迪說：「老周都認為除了芒克
和老鄂別人沒資格，誰還能再說什麼？」我是想說，《今天》的名聲、地位對於這些人
來說，沒有多大意義。他們不會因自己曾是《今天》的一員而驕傲，但是《今天》完全
有理由因為有了他們而驕傲。我相信，因《今天》脫穎而出的人們，誰也不會遺忘他們。
所以我說，他們是一些真正的精神貴族，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理想主義不是創造
神話，而是身體力行地試圖將神話變為現實。如果誰有幸感受這樣的生命狀態，有幸在這樣
的氛圍中被薰陶，有幸在這種群體中被點燃，他可能仍然是平凡的、貧窮的，但他不會庸俗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今天》展示的是一種境界，一種姿態，一種生存方式，一種人文精
神，所以可以穿過昨天而歷久彌堅。--
十一
歷史往往無公正可言，有些人註定是永遠的發言人，另一些人則註定是永遠的聽眾，
註定要被埋沒。但是作為親歷者和見證人，有權選擇是站在歷史一邊還是相反，有權選
擇述說歷史的角度和方式。我想告訴對當年的情況一無所知的人們，同時也提醒得益於
《今天》的人，不該忘記那些曾經以獻身精神「陷入」《今天》，卻因此而荒蕪了的人。
用「荒蕪」這種字眼來表述一個人的生存狀態是殘酷的，然而事實也許比我所能夠
通過文字表述傳達出來的更為殘酷。
《今天》創刊時，崔德英是個二十剛剛出頭的小姑娘，我不知道她是通過別人介紹，
還是自已找上門來而走進這個圈子的。小英熱情、謙和而柔弱，用一手整齊的字為雜誌
刻寫蠟板，後來她也開始寫詩，但作品沒能引起大的反響。那時她是北京一家國營紡織
廠的女工，想必為了雜誌的事她常常請假甚至曠工。魏京生被審判，在中央電視臺搞攝
像的曲磊磊將他在法庭上的辯護詞錄音，民刊組織人把錄音整理印刷裝訂成小冊子，小
英和黑大春等人都到民主牆前去賣，他倆同時被公安局抓走，大約一個星期後，因劉青
「自投羅網」才被釋放，如果她從此脫離這個圈子，成為一個順民，一定早已是妻子，
是母親，是一個生活清貧的下崗女工，然而她沒有，或許是因為她看清了一個進過公安
局的女孩兒再不會被正統社會所接納，或許是因為富有挑戰和冒險的生活對她充滿了誘
惑，總之她越走越遠，辭了職，有一段時間她在一凡的公司工作，後來患了精神分裂症，
不止一次住進精神病院。
1994年夏天一個炎熱的中午，她突然打來電話，說要來看望我，電話裡我覺得她很
正常，見面之後她告訴我已經皈依佛門，並且打算領養一個被遺棄的女嬰，我一本正經
地勸說她領養孩子對她不合適時，她又改變話題說要做古玩生意，我這才意識到她仍然
處於病態。有一段時間她常來我家，有時住在這裡，她仍然熱情、謙和而柔弱，只是喋
喋不休，並且開始吃全素念佛。近來聽不到她的消息了，向別人打聽才知道，她又住進
了精神病院。
我無法形容對小英這種狀態的感受，是同情，是惋惜，還是憐憫？我不知道應該責
怪誰，是她本人，還是看著她一步一步走出生活的每一個人？誠實地說，我很少想到她，
每次想到她，我心的深處會隱隱地疼，但那只是一瞬間，事實上，這麼多年來我一次都
沒有去看望過她，從來沒有給過她任何幫助，而我卻不止一次地到北京郊區去看望住在
福利院的郭路生，張羅過資助郭路生的捐款基金。在我的意識裡，沒有以成敗論英雄的
觀念，也深知，每個人的人生道路都是自己選擇的，誰也無力為別人承擔後果。但小英
在我的記憶中常常被遺忘卻是事實。
小英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意義上被放逐而無法返回生活的其實
不止小英一個。所以，當不得不準備結束本文時，我覺得必須要談談小英，同時也談談
我自己的心態。
當年辦《今天》時，文革剛剛結束不久，我們也還太單純，為浩劫後的倖免於難而
慶倖，對我們的奮鬥和抗爭充滿了幻想。但是《今天》連同整個中國民主運動很快被封
殺了，更沒有料到，在《今天》創刊十年以後，中國發生了六·四事件。震驚之餘，不
能不自問：我們還需為我們的幼稚和膚淺付出怎樣慘痛的代價？毫無疑問，如果每個中
國人不能像德國人記憶奧斯維辛的苦難和恥辱一樣記憶文革和六·四，我們的民族必將
長久地在漫漫自由之路徘徊。我們的子孫會給我們以同情，但未必會為我們而驕做。任
何漠視災難的成功，漠視犧牲的輝煌都沒有意義，歷史並不為頌歌留有過多的篇章。
《今天》曾以與官方文學抗衡的形象，以反叛者的姿態，進入中國主流文化的格局，
成為反主流的主流，因此她的影響力和意義是不容忽視的。曾對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給
予認同、如今處於其社會邊緣狀態的《今天》，不可能成為西方社會的主流，也不可能
成為西方社會反主流的主流，她的面貌和意義必然會產生重大的變化。所有曾經和仍然
熱愛和關心《今天》的人們，都注意到了這種變化，為此而感歎甚至惋惜者大有人在，
這在某種意義上說明了中國人特有的心理情結和執著的思想方式。但是，正如我在本文
的開頭所說，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不同的使命，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階段有不同的使命，
那麼每一個時期的《今天》也必然會有不同的使命。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她不失去其
獨立的姿態和反叛的鋒芒，不管有怎樣的變化，都不會使曾經對其傾注了心血的人們失
望。
我慚愧地發現，除了幾篇不成熟的小說和散文，這十多年裡我沒有留下任何值得書
寫的東西，雖然我從沒有停止過行走，也許因為腳步太匆忙，倒顯出了印跡的膚淺。但
我的確非常珍視那些年，因為我認識了一些對我一生極為重要的朋友，他們改變了我的
人生道路，使我獲得了生命的底蘊。在這裡，我寫到了一些人，這種取捨完全不是技術
性的，而是極為個人化的，講述他們實際是在講述我自己。還有一些沒有特別寫到的人，
並不是因為他們對於《今天》，對於我個人不重要或不值得寫，正相反，有些人是在這
樣的篇幅和結構中無法容納的，比如S君，比如W君，他們在一段歷史中的位置和在我生
活中的位置是完全不同的。我不知道被我寫到和沒有寫到的人會有什麼樣的反應，也不
知道局外的讀者是否會像1985年時的北大學生一樣無動於衷？無論如何，那是我顧慮而
又不及的。也許將來我或者別人會寫一部《今天》的歷史，敘述史實的真相，揭示人性
的真實，那需要勇氣。
三年以前的這個季節，後來成為我丈夫的周郿英離我而去。我之所以寫下了以上的
文字，大多是因為我們的兒子周易然，當年他還沒有出生，如今也只有九歲，一個沒有
父親的兒子只有靠母親為他留下一點父輩的蹤跡，我希望將來他能從這些文字中瞭解並
感知他的父親。在我來說，這是寫作的理由，也是活著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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