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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旦:讚美之後的失望

  • 黃燦然



         I
  
    時間不一定能把所有的劣質作家都淘汰掉,因為很多劣質作家都是(非常諷刺
地)頗有名氣的,而每一個時代都有劣質讀者,他們使那些劣質作家得以維持下去——
要麼沖著他們的名氣,要麼就沖著他們的劣質。但時間肯定能夠把所有優秀的作家都凸
現出來,理由卻很簡單,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優秀讀者,那怕他們的數量非常少,也足
以把那些優秀作家重新發掘出來。僅就近二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界而言,沈從文和張愛玲
的重新獲得肯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近,一度與張愛玲齊名的蘇青也重新煥發她
的魅力。也是在最近,據說有人重新評價中國作家,把穆旦列為最傑出的詩人,再次顯
示出優秀作家是埋沒不了的。
    我手頭珍藏著一本香港波文書局翻印的一九四七年版《穆旦詩集》,還有他較
早的兩本詩集《旗》和《探險隊》。每當我手捧甚或僅僅想起這本發黃的、錯字百出並
且模糊得幾乎要拿放大鏡來辨認的詩集,腦中便會浮出這個場面:一位在西南聯大畢業
的詩人參加抗日戰爭,在一九四二年的緬甸撤退時參加自殺性的殿后戰。這位二十四歲
的青年目睹無數戰友死去,最後只剩下他一人,在熱帶雨林裡掙扎。致命的痢疾和可怕
的大蚊折磨著他,還有那叫人發瘋的饑餓——他曾試過一次斷糧八天之久。在失蹤了五
個月之後,他死裡逃生,到達印度。在印度的三個月裡,他又幾乎因過飽而死去。
    我心中同時會響起他的名作《讚美》中的詩句,「我有太多的話語,太悠久的
感情」;他寫到一個農民,「多少朝代在他身上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絕望壓在他
身上」,然而他「放下了古代的鋤頭/ 再一次相信名詞,溶進了大眾的愛」參加抗日,
一去不返,留下了期待著他歸來的母親和孩子。詩人寫道:「為了他我要擁抱每一個人
,為了他我失去了擁抱的安慰」。
    這只是穆旦博大恢宏的一面,在同一個時期,他寫下了更內在的一面:「如果
你是醒了,推開窗子/ 看這滿園的欲望多麼美麗」;「呵,光,影,聲,色,都已經赤
裸/ 痛苦著,等待伸入新的組合」。
    戰後他去了美國芝加哥大學讀書,五十年代初懷著滿腔熱忱回國,然而等待他
的是另一種命運。
  
   每當我翻閱穆旦的詩集,總會驚歎於他技巧的尖銳,心智的成熟。在藝術創作中,
感情可能會變得陳腐,然而技巧卻常新。在四十年代那種內憂外患的歲月裡,還有人信
仰技巧,已經難能可貴了,然而穆旦不僅非常爆炸性地使用,而且把它揉合、陶鑄到苦
難的抒唱裡。他語言的常新性往往見諸于音樂的自然流動中,「我有太多的話說,太悠
久的感情」,節奏是舒緩的,但是用「太悠久」來形容感情卻是突兀而又深刻的。「為
了他我要擁抱一切,為了他我失去擁抱的安慰」,這是當時英美最現代的「反論」技巧
, 是他在大學時代如饑似渴地閱讀的英國詩人W.H.奧登和T.S.艾略特等人正在運用的。
誠如王佐良所言,這些技巧就在穆旦的指尖上。但是如果說奧登和艾略特的技巧運用起
來還有明顯的技巧性的話,穆旦卻是把這種技巧濃縮到他的感情裡去,甚至可以說變成
感情了。「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的痛苦」,我不知道別人看了這個句子有何感想,但
我每次讀到它,靈魂深處都會騷動,儘管我對它已經熟悉得可以倒過來背了。
    穆旦本質上是一個浪漫主義詩人,這不但見諸於他的激情型寫作,也見諸於他
後來翻譯的大批外國浪漫主義詩人的作品。但是,就像他在苦難的歲月裡保持著知識分
子的良心一樣,他在同樣需要掙扎求存的現代詩寫作中也保持了寫作的良心,也即技巧
的良心。他正是把他的激情牢牢控制在技巧的威力下,「藍天下,為永遠的謎迷惑著的
/ 是我二十歲的緊閉的肉體」,這緊閉的肉體恰似他的激情,而那個謎又恰似技巧(技
巧就是探險),儘管這並不是他這兩行詩的原意。當時中國作家的寫作一如王佐良指出
的,是「政治意識悶死了同情心」,也熄滅了技巧的明燈。而穆旦是少數能夠保留住技
巧的香火的詩人之一,並且是最重要的一個。
   王佐良目光如炬,看出了穆旦的謎:「他一方面最善於表達中國知識分子的受折磨
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質卻全然是非中國的。在別的中國詩人是模
糊而像羽毛樣輕的地方,他確實,而且幾乎是拍著桌子說話。在普遍的單薄之中,他的
組織和聯想的豐富有點近乎冒犯別人了……現代中國作家所遭遇的困難主要是表達方式
的選擇。舊的文體是廢棄了,但是它的詞藻卻逃了過來壓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勝利
卻在他對於古代經典的徹底的無知。」何等的透徹!
  
    中國原是有幾位可以成為偉大的作家並有資格得到中國人耿耿于懷的諾貝爾文
學獎的,可是他們都因為政治社會局勢的干擾而未能進一步發揮他們的巨大潛能。第一
個是魯迅,如果不是當時社會環境的迫切性,逼得他放棄純文學創作改寫更宜於直接針
砭時弊的雜文,如果《魯迅全集》能有哪怕是一半的純文學作品,那麼,且不說諾貝爾
文學獎,我們的現代文學書庫不知要比現在豐富多少。第二個是沈從文,如果不是五十
年代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逼得他躲進歷史博物館研究中國服裝史,這位極其多產的天
才作家不知要寫出甚麼樣的巨著來與任何一位重要的西方作家比高低。第三位是穆旦,
如果不是同樣受那些可咒的政治運動的壓迫,這位在二十八歲就已經出版第三本詩集的
充滿爆炸性的詩人,又不知道要把多少西方響噹噹的同行比下去。
    然而,儘管我們因此失去很多,天才的能源卻是遏止不了的。就像魯迅的雜文
開創了一種嶄新的文體,給後來的中國作家提供了社會批判的動力和榜樣;就像沈從文
寫出《中國服裝史》這部巨著,填補了這方面研究的空白;穆旦也把他的全副身心傾注
在詩歌翻譯上,以查良錚的本名譯出了一部部重要的外國詩人的詩集,影響了一代又一
代的詩人。
   》路 是有了預感,也仿佛?上天為了給他將來的坎?命運提供一些慰藉,穆旦
在芝加哥讀書的時候並沒有把太多的時間花在他輕易能打發的專業上,而是孜孜不倦學
習俄語。當他回國並受到打擊的時候,俄語,還有他早就駕輕就熟的英語,便成了他唯
一的寄託。他翻譯了普希金的數百首抒情詩和幾本主要長詩、丘特切夫詩選、拜倫詩選
、雪萊詩選、濟慈詩選,英國現代詩選等等,晚年還完成了拜倫的巨著《瑭璜》——一
部被王 嫋 譽為不遜于原文的?美長詩。他不但在創作上表現出大氣派,在翻譯上也是
如此。他是一整本一整本地、有系統地翻譯,使得那些東拉西扯、蜻蜓點水式的詩歌翻
譯者們形同小巫。
    在七十年代末期,當迫害性的政治風雲塵埃落定的時候,穆旦再次拿起他的詩
筆,並再次顯示出他超群的才能和技藝。他的新作不但是同代詩人中最好的,而且一點
也不遜色於當時嶄露頭角的朦朧詩,並暗藏某種契合——朦朧詩恰恰也是非中國化的。

   1995
  
         II
  
    我一直期待著《穆旦詩全集》的出版,因為我手頭的幾本穆旦詩集都是四十年
代原版的翻印,錯漏特別多,並且印得模糊不清,看得非常吃力,強烈地感到眼睛為了
看那些詩而付出的「代價」。我知道八十年代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穆旦詩選》
,但我一直沒見過。我期待《全集》出版,除了上述理由外,就是很想比較完整地看看
穆旦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作品。以前我對穆旦的瞭解僅僅基於那些四十年代詩集和八
十年代香港三聯書店出版的《八葉集》中所收的穆旦幾首晚年詩,這些晚年詩在我看來
,仍然寫得很好,尤其是相對于很多在文革後恢復寫作的詩人而言。
    但是,看罷《全集》所收的穆旦後期詩,我是頗為失望的。也可以說,這些詩
作,使我產生了重估穆旦作品的念頭:穆旦的後期詩(包括一些晚年詩),與青年時代
相比,跟大部分在解放前成名的中國詩人後來的創作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很多中國詩人從五十年代開始,創作質量就呈下降,跟風、寫口
號詩、教條詩、搞大躍進。我一直以為穆旦是少數的例外,因為從《八葉集》那幾首晚
年詩的質量看,確是可以得出這個結論的。現在我才發現,穆旦也不能免俗。從一九五
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穆旦共寫了三十八首詩,其中五十年代的作品完全加入了當時口號
詩和教條詩的大合唱。不看內容,單看這些標題吧:《美國怎樣教育下一代》、《感恩
節——可恥的債》、《去學習會》、《三門峽工程有感》、《九十九家爭鳴記》。再隨
便挑出幾句詩看看:
  
       「行簧 帝——貪婪的?國商人;
       「行簧 帝——腐臭的資產?級!
        ……
       「行簧 帝?你們愚蠢的東西!
       「行簧 帝?原來是惡毒的詭計。
        
  一個傑出的詩人竟淪落至此!上面的引詩寫於一九五一年,當時作家和知識分子都
沉浸于一片樂觀主義,歌功頌德,但政治壓力似乎還沒有——我是說,還沒有到了要求
或強迫詩人寫上面這種引詩的時候。詩人迫于時勢,寫不願寫的東西,並不奇怪,例如
俄羅斯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寫了一首反斯大林的詩後遭迫害,後來又寫了一首歌頌斯大林
的詩;阿 章暉 娃也因兒子入獄而被迫寫了迎合政治 問頻 詩;南非詩人汴庭博坐牢時
也寫了討好獄卒的詩。但是,他們都是在可怕的壓力下寫的。而穆旦當時剛從美國回來
不久,政治形勢還不至於很惡劣——他至少還有不寫的自由呀!
  
    有時不能不驚異于社會政治現實環境對詩人的影響。一九四九年就像一個分水
嶺,很多作家和詩人跨過去之後,都大失水準。一九八九年是另一個分水嶺,很多作家
和詩人跨過去之後,都變了樣:就我這一代而言,很多詩人都不再寫詩,去搞別的領域
,現在看來,事業上也都很成功——這是個不壞的選擇;另一些作家,心態都變了,並
相應把寫作變成一門投機生意。更令我驚異的是,連穆旦這樣一位在一九四八年仍寫得
很好的詩人,其想像力到一九五一年竟好像突然萎縮和癱瘓了似的(一九四九年和一九
五○年停寫,就像很多中國詩人在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停寫)。這是他一九四八年
八月,也即一九四九年前最後一首詩的最後三句:
  
     逃跑的成功!一開始就在終點失敗,
      還要被吸進時間無數的角度,因為
     麵包和自由正在獲得我們,卻不被獲得!
  
     仍是有力度的詩句!
    《美國怎樣教育下一代》和《感恩節——可恥的債》,寫的都是美國經驗。這
些詩,直到一九五七年才在《人民文學》發表。從完成到發表,有六年的間距。就是說
,他有足夠的時間去重新檢視自己的詩作,而不是匆匆發表然後後悔莫及。他怎麼連一
點判斷力也沒有呢?
   《院 多詩人來?,有些題材是不可寫?,一寫就壞。所謂社會批判之類的題材
,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類題材,一寫就立即跌入俗套的陷阱。理由很簡單,它們本
身就不值得去寫!比如說,一個詩人在自己的王國裡可以有傑出的想像力,隨便說出來
都能妙語如珠。可是,一旦他們談社會問題、青少年問題、通脹、樓價、股票,他們能
談出些甚麼來——他們只能像一般人那樣談。而「像一般人那樣」想、談、寫,正是詩
歌和詩人的大忌。這些題材是不能寫的!除非詩人把它們當成對自己的題材的挑戰來寫
,那還有可能帶來突破,事實上一些外國詩人寫社會和政治和戰爭,就是本著這樣的態
度的,例如奧登等人;還有一些詩人一生都與政治掛釣,寫這類材題壓根兒不會對他們
構成障礙或損害,例如聶魯達(曾經競選總統),例如桑戈爾(塞內加爾總統)。
    但是,不擅長這類題材的詩人,如果也把這些題材當成平常的題材來處理,那
就完了。他對教條、俗套的免疫力立即消失,想像力立即崩潰。更可怕的是,詩人自己
竟然都好像沒覺察,像穆旦那樣,寫了幾年之後仍然敢拿出來發表。
  
    在《全集》所附的年譜中,提到詩人寫于一九五七年的另一首教條詩。年譜中
說,詩人晚年談及此詩,仍執著地認為:「那時的人只知道為祖國服務,總覺得自己要
改造,總覺得自己缺點多,怕跟不上時代的步伐……」這番話同樣令我吃驚。怎麼可以
口口聲聲以「那時」,以「為祖國服務」來為自己的同流合污開脫。為甚麼不承認自己
怯懦?為甚麼不承認自己缺乏知識分子應有的勇氣?為甚麼不承認自己缺乏詩人應有的
獨立精神?
    詩人的社會責任是甚麼?我很同意布羅茨基的一句回答:寫好詩。難道寫好詩
,為人類(或收窄一點,為民族、為同胞)提供養育心靈的精品,不也是可以「為祖國
服務」嗎?每一個人都專心致志於自己所從事所獻身的事業,發揮所長,彌補他人所短
,如此相輔相成,共同締造更美好的人文環境,難道不是一項偉大的工程嗎?
    詩歌是獨立的,它是詩人的聲帶,而不是詩人用以發表通俗的公共訊息的傳聲
筒或標語口號的揚聲器。詩人當然可以寫社會、政治題材,但是,寫作的前提應是:詩
人為了寫好詩、為了擴大詩歌的疆域和增強詩歌的爆炸力而把社會、政治納入詩學論述
中;而不是相反,把詩歌語言變成社會、政治論述的工具。當他嘗試發掘自身的潛能而
又發現自己根本不是這種料的時候,他就應該立即主動放棄計劃要寫的並撕毀已經寫好
了的。穆旦後期詩,以及他與此有關的種種想法,恰恰是把詩歌當成工具。當他寫這些
詩的時候,他首要考慮的顯然不是詩歌的肌理、質地、光彩,而是如何符合當時的政治
走勢和實際上已沒有任何個性可言的個人觀點。他失去了一個傑出詩人應有的清醒:他
沒有主動放棄計劃要寫的,更加沒有撕毀已經寫好了的。
    我以前一直堅信,如果不是為五十年代以降的種種政治運動的干擾,穆旦將繼
續他四十年代將作的勢頭,創作更多更好的傑出詩篇,使他不僅可以成為傑出詩人,而

且可以成為偉大詩人。但從穆旦後期詩看,他缺乏成為偉大詩人所需的深層素質。傑出
的穆旦仍然是四十年代的穆旦,青年的穆旦。五十年代以後的穆旦已不是穆旦,而是查
良錚或梁真,一個傑出的翻譯家。
    因此我想,一本完美的《全集》,應是《穆旦全集》而不是《穆旦詩全集》,
它應包括他五十年代以降的譯作,並刪掉他五十年代以降的創作。我的意思不是說要讓
編者來做這件事,而是穆旦自己來做——從五十年代開始,刪掉詩人穆旦這一半,補上
翻譯家查良錚那一半。事實上,在看到《穆旦詩全集》之前,穆旦是我心目中唯一一位
作品豐富且形象完美的中國現代詩人∶四十年代三本充滿爆炸力的詩集,五十年代以後
(受壓制時期)眾多一流的翻譯作品,七十年代(壓制解除之後)幾首再度煥發詩歌光芒的
晚年詩。而《穆旦詩全集》使我感到幻滅,這又得怪時間∶它也把一個傑出作家的劣質
部分無情地凸顯出來。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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