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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文學的隱秘敵人
文學的敵人，是那些因簡單和粗暴而產生的權力（體制的、市場的、話語的，等等）。而它的最隱秘的敵人，則是在對這種權力的批判中產生的簡單和粗暴。這種簡單和粗暴是隱秘的，因為它在批判，它在為文學辯護，它是真理的擁有者，因此，它具有不容反駁的合理性，從而顯得更嚴肅、更有威力。這種威力最終也成了文學的敵人，而且是最隱秘的敵人。
文學和文學的敵人並不是涇渭分明地站在一條界線的兩邊，它可能同時存在於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優秀的文學家總是那種通過文學自身來抵抗意識形態和文化的奴役，同時驅除自己內心的魔障的人。更多的人不是這樣。他們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就像他們所批判的對象一樣。我要說的是這種現象的代表人物韓東。
韓東身上集中體現了一種雙重人格的特徵。一方面，他是一位詩人兼小說家。他的詩歌和小說總是能獨樹一幟，表現了他的創造才能（儘管他的詩歌語言和小說敘事的內部，常常充滿一種戲劇式緊張的、不能放鬆的、因而制約著他「自由創造」的因素）；另一方面，他又時時在充當精神警察的角色。我說的是「精神警察」，而不是「意識形態」警察，後者與顯形的權力相關，前者是一種隱形的權力形態。「精神警察」首先是扮演一個真理的擁有者的角色。在這個前提下，伴隨著許多具體的表現形式（話語方式，語調，眼神，還有各種體態，比如咳嗽、咬牙、鎖眉，等等）。韓東就像一個「精神警察」，站在靈魂的地獄與靈魂的天堂的門檻上，手裡還拿著一遝通行證。
韓東在幾年前曾經寫過一篇叫《等待和順應》的文章，文章的大致意思是說，詩歌是天才的事業，是奇跡，它的寫作只能聽憑天意，而不能靠個人的野心去製作。在奇跡到來之前只能等待，「齋戒沐浴」、「靜候冥想」地等待。這是他作為一位詩人的經驗之談。但是，等待的過程有時是漫長的，誰能保證在這個過程中不出問題呢？弗拉季米爾在等待戈多的時候，就忍不住要摸腳丫子、傻笑、流口水、放屁、跟同伴愛斯特拉岡鬥嘴。這都是由於等待的時間太長了，人不能控制自己的弱點。充當精神警察，就是韓東在漫長的「等待和順應」的間歇中幹的事情（清理門戶、純潔隊伍等等）。韓東有一種精神潔癖。這看似很可貴，實際上很危險。
韓東在「等待和順應」地間歇所幹的另一件事情，就是通過他的批評文章，將自己在文學創作中所堅持的獨立和自由創造精神毀掉。
不久前，他在他的《芙蓉》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論民間》的文章。這是一篇立場堅定、愛憎分明、區分敵友的文章。其中通篇都是神聖的「大詞」，但邏輯卻十分混亂，語調陰鬱而嚴肅，還殺氣騰騰的。文章採用了大會報告的文體，很像一紙官方文書。《論民間》這篇文章本身，就是韓東在闡明民間立場時所反對的「龐然大物」。我說的不是它的篇幅，而是它通過作者的行文語調、句式和節奏產生出來的殺氣。
這篇簡單而又粗暴的文章中大量採用了反問句，振振有辭、氣勢磅礴。意思是說，真理在我這裡，但我不說出來，讓我來問問你。第一個大問題只有兩百多字，就用了五個問號：嗎？呢？了？嗯？同時大量使用排比句，一個接著一個，鋪天蓋地，很像演說家的口氣。也就是說，在閱讀的時候，你只有接受的時間，沒有喚起的機會。
到了關鍵的時候，作者不發問了，而是直接站出來審判──「那些半途而廢、棄暗投明或者渙散（張檸：注意力不集中謂之渙散）淪落（張檸：叛變或者逃跑的意思）的人雖曾因民間而榮耀而受損，但並不能成為民間的榜樣。」
還有──「個人對民間的利用、背叛、反咬一口並無損於民間形象、轉移它的意義以致（如其所願）取消和葬送民間。」真不知道韓東口袋裡藏著一個什麼樣的鬼民間，以致擔心被某個「個人」損害、取消或葬送。
產生話語權力的另一種方法是，讓自己的語氣很客觀、很公允似的。這要求說話者用學術化的語調表述──「在歷史研究的層面，文學的相對性是前定的，一如在創造和審美的層面絕對性是前定的一樣。在歷史研究層面，文學的價值意義出自它的社會功能、再文化格局中所占的份額，出自它與權力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力量對比。」看看這些措辭，簡直像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教授的語調。
煽情也是一種方法──「只要文學一息尚存，只要人們的心靈還需要藝術的慰籍，只要人類對美的感動和自由創造的熱情不至枯竭……民間……就永遠不會消失。」我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號召「詩到語言為止」的詩人韓東的語言。我還以為是領導作報告結束的時候突然來了一股激情呢。
在《論民間》一文中，韓東還為我們描述了「民間的歷史」，也就是從《今天》到《他們》這些地下刊物，以及「第三代詩歌運動」的歷史。他一開始就將「民間」這個概念狹隘化、政治化了。這是韓東一向的習慣。因為一旦政治化、軍事化，就需要天才和英雄。韓東最適合當英雄了。
接著，韓東列舉了三個有代表性的民間人物來為他的「民間的歷史」撐腰。這三個人是詩人食指和胡寬，小說家王小波（一個病了，兩個死了）。他們三個人跟《今天》、《他們》的活動和「第三代詩歌運動」根本就沒有什麼關係。對於食指，我沒有什麼可說的，因為他相信未來，我對未來一點也不感興趣，我相信現在。王小波拿到《聯合報》的大獎之後，被那些勢利鬼抬著在市場上遊行，因此我只有沉默（儘管我很喜歡王小波小說敘事中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真正的民間歡樂精神）。真正能體現民間精神的人物就是胡寬。在警惕和拒絕權利這一點上，胡寬是一位先覺者。他從來就不喜歡什麼「運動」。無論從作品的形式，還是他個人的行為方式來看，他都是民間的。胡寬用一種土撥鼠式的內在暴亂的形式，抵禦著外在地權力和暴力。尤其是他面對微觀權力時的清醒，讓人吃驚。
那麼，這三位民間代表人物賴以生存的民間土壤究竟是什麼呢？對於這個重要問題，韓東沒有興趣。如果他有興趣的話，那他就只能是自己為自己挖坑了。於是，他簡單而又粗暴地用「天才」、「獨立精神」、「自由創造」這樣一些文學概論中的陳詞濫調，來概括「民間精神」。這是由他的根本思維方式所決定的。我似乎聽到了韓東的潛臺詞：具體的問題你們去討論吧，我還有事，在這裡簡單地說幾句，只能抛磚引玉，希望大家通過討論能產生「有真正獨立精神和藝術熱忱地批評家。」
韓東撇開這個重要問題，轉身就開始宏觀地論述三元鼎立（體制、市場、西方話語）的戰略局面，並使圖給三元之外的文學一元（韓東稱文學為人類精神生活的重要「據點」，我看還不如用「炮樓」這個詞）找一條出路。韓東轉身就開始談論「辭職」（有人喜歡辭職，也有人不喜歡）、「革命性」（韓東最心愛的詞匯之一）、「有效性」（文學就是要堅持它的「無效性」，才有可能從幾千年來的意識形態的陰影中走出來）。
韓東認為，「民間始終處於模糊的未明狀態」。他要讓這種「模糊的未明狀態」變成明晰的狀態。《論民間》的根本目的就在這裡，跟自由創造和獨立精神沒有什麼關係。現在好了，你弄明晰了，想幹什麼呢？「未明」的狀態，包括物質形態的未明、觀念的未明、行為方式的未明，等等，正是「民間」賴以生存的土壤。它因此避免了「龐然大物」的審判。
韓東對民間的一種特殊形態──黑社會，是害怕的，說這是別有用心、存心不良的「污蔑」，是「權力一方對民間的蓄意陷害」。其實，黑社會的性質是模糊未明的、具有雙重性的。它是民間的伴生物，又是權力的伴生物。它首先是權力建制的敵人，接著又是普通百姓的敵人。它有時候殺富濟貧，有時候也偷雞摸狗。它是民間安放在權力身邊的炸彈，又是權力在民間的毒瘤。黑社會這種民間的背謬形式本身，並沒有簡單的褒貶含義。關鍵在於說話者的語調。惡狠狠地說，就是罵你，笑著說，就是誇你，用不著緊張。不過，黑社會總是難免要碰上招安的問題（接不接受是另一回事）。因為它身上具備了權力的要素：有威嚴和殺傷力。像胡寬、食指、王小波這樣的人，是沒有人來招安的。
韓東在文章的結尾發出了號召：「讓我們這樣堅信，這樣努力，這樣鬥爭。必須提請民間內外人士注意：民間並非一個內囿性的自耗場所，雖然它堅持的是文學的絕對標準、絕對價值和絕對意義（在此並無妥協商量的餘地），但它的視野應該是開闊的，並不內斂，它的方式是多樣的，並不單一，它的活動是廣大的，並不狹隘，它的氣氛是歡樂的，並不陰鬱，它追求的是絕對永恆，並非片刻歡樂。」
如果依然不能考慮說話者的語調地話，這段話還真的有點民間精神的意思。民間的確是開闊的、多樣的、廣大的、歡樂的、絕對永恆的。遺憾的是，韓東自己身上卻絲毫也沒有表現出這種民間氣質。上面我加上了著重號的那些詞：內斂、單一、狹隘、陰鬱，用到韓東身上最恰當不過了。
由於對自己的智商沒有準確的估計，所以，在寫著篇文章之前，我和幾位文學界的朋友(有批評家和小說家，也有詩人)在電話裡交換過意見。有兩種反應。第一種反應是：別惹他。他有自己的陣地，又有一大幫子鐵杆兄弟，還是民間的代表人物之一（我沒有見過這樣的「民間」！）。第二種反應是：一邊表達對《論民間》一文的不滿，一邊又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姓名。我答應堅決不說。其實「堅決不說」是假的，如果有人因此讓我坐老虎凳，恐怕還沒有開始坐，我就會嚇得把他的名字供出了來。我沒有那麼堅定不移，更做不了英雄。
仔細想了想，我跟韓東的區別真的那麼大嗎？其實區別不大不小：他是一個糟糕的聖人，我是一個不差的俗人；他是文學真理的捍衛者，我是文學的百無聊賴的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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