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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中國新詩關鍵詞
那時他們/朝前走著/一個女人/跟著他們/又說：「誰能看出/他們是一群/偉大的天才」
——伊沙《非非當年》
昌耀
或許對於中國詩人來說，三月才是真正殘酷的。在這一年的這個月份，從無數個電話聽筒裡傳出的是身患絕症的昌耀先生自高樓撲向大地的消息。我是在前一年的冬天就得知昌耀先生將不久于人世的，他托人帶話向我致謝（對我為他所做的和所說的有限的一切），我知道那是他在向我做最後的道別——我知道許多詩人都在那幾個月裡先後接受過這樣的道別，我知道最後的時刻就要到來，但沒想到它還是被人為地提前了——昌耀先生不堪癌症晚期的病痛之苦毅然解決了自己。就算在預先的知情者那裡，此事引發的震驚與陣痛也依然是普遍的。
所以，當我在《南方週末》上讀到新疆詩人沈葦的一篇悼念文章時，心裡竟有了異樣的感覺，我在瞬間有了某種昔日重來、神話重生的預感。恕我直言，我發現如果將沈文中出現的所有昌耀的名字都置換成海子，沈文中所有的提法與評價也照樣成立。我當然不會認為這是沈葦兄因為偷懶而在客觀上造成的不尊重昌耀的事實，而是十一年來我們關於「詩人之死」的說法已變為陳詞濫調的社論或公用的悼詞。這樣的悼詞，這樣的陳詞濫調我在後來也見過不少，但與我所料有所不同的是歷史終於沒有在這件事上重演，神話終於沒有再度發生。
從海子到昌耀，同樣發生在殘忍三月的詩人自殺事件，中間相隔了十一年，我終於看到了那誕生於詩歌界的死亡神話到了它終結的一刻。十一年間，我們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詩歌時代。假若有人心有不幹的話，那麼如此一個詩人自殺的事件還要構成神話——我要說它也將同時淪為笑話。在網上發佈《死亡日記》的晚期癌症患者陸幼青，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面對日益逼進的死神所表現出的充滿人性的智慧，使坐在電視機裡借題發揮的當代作家畢淑敏、林清玄顯得境界低下，他也一定會使死亡神話中的那些露出鬼話連篇的原形——這絕非臆測，我幾乎就已經看到了一個個普通網民針對此事的精彩發言。可悲嗎？在十一年前乃至上一個詩歌時代，絕大部分中國詩人及其詩愛者面對死亡和人生所擁有的覺悟與智商普遍低於今天的一個普通網民——不帶貶意的說法是：網蟲。基於這樣的事實，中國的現代詩歌由此走入一個黑暗而蒙昧的時代並不奇怪。
就像我們在陸幼青的《死亡日記》中讀到了大量真實有力的細節一樣，我在多篇文章中也讀到了有關昌耀的細節，浙江詩人葉坪的文章寫到他專程去西寧看望昌耀的情景：躺在病塌上的昌耀先生拼盡全力只對他說出了幾個字：「葉坪，我很痛苦！」——讀到此我感到震撼！為什麼一個詩人說出這樣平常而人性的話時我會感到一種莫大的震撼？
一個時代終於死在了它賴以誕生的環節上，自「盤峰論爭」開啟的一個新的詩歌時代的陽光一覽無餘地照耀著這個中心神話肥皂泡般的破滅，在中國新詩萬象更新的一年，死亡終於沒有再度成為神話而僅僅只是一個事件。
沈浩波
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還是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的一名大四學生，我第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不免暗自樂了：其面部特徵怎麼竟與當年那匹劉黑馬酷肖？怎麼會這樣？不是誰在搞笑吧？那是1999年年初，其時他已經發表了針對《歲月的遺照》的《誰在拿90年代開涮？》一文——歷史不該忘記的是：那正是「盤峰論爭」前奏序曲的第一聲鼓音。偉大的「盤峰論爭」最終是由一位中文系的大四男生敲響了它的定音鼓，這真是意味深長。反過來，由這場論爭引發的一場偉大的革命也催化了這位青年的成長。
這一年的7月，他發表了《對於中國詩歌新的增長點的確立》一文，對90年代的新詩成果做了最具發現性的總結和極具個人化的表述，在我看來，這是該年度有關中國新詩的最佳論文。8月，他與朵漁、南人、巫昂、尹麗川、李紅旗等青年詩人籌劃多時的《下半身》創刊，「下半身」詩歌團體宣告成立，這個團體幾乎吸納了目前「70年代以後出生的詩人群」中所有具有先鋒傾向的優秀分子：盛興、朱劍、馬非等，《下半身》的創刊構成了該年詩界最為熱鬧的話題和最具轟動性的事件，他的《下半身寫作及反對上半身》一文是一篇頗為有力的宣言，在90年代初期便有人私創禁區的中國新詩的身體寫作由此形成理論和一種至關重要的寫作原則。也是在8月，在詩人呂葉策劃于南嶽衡山舉行的「90年代漢語詩研究論壇」上，他語驚四座的發言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由「盤峰論爭」以來在「民間詩人」那裡形成的一種「一致對外」（對付「知識分子」及其擁躉）的批評模式（這導致了另一種庸俗）被他率先打破，他「槍口內轉」逐一「點射」了「民間寫作」的代表詩人，從于堅、韓東到楊黎、何小竹，從徐江、侯馬到朱文、楊鍵，幾乎一個都沒放過。在場有俗人稱之為「作秀大師的表演」，也許我比這等俗人更加瞭解他每逢場合的作秀欲，但我沒有看到有人對他「射」不到「點」的有力反駁。在我看來，他在一個多小時的發言中觸及了這些詩人在十年二十年的寫作中存留在根子上的問題——那也正是中國新詩在發展中一直存在的深層問題。在「民間詩人」內部力倡的「性感批評」，也被他演繹得極其到位。我作為一名現場的目擊證人，看到作為他師兄和朋友的徐江、宋曉賢的臉紅了，我感到一種健康的批評空氣正在升騰，長期籠罩在詩歌批評界的某種庸俗之風正在被年輕一代改變。何小竹稱沈浩波為「陽光少年」，我以為他恰恰不那麼「陽光」而且身藏大惡。
很早就聽人在酒桌上說：小沈（抑或浩波）是個「人物」。這一年，對廣泛的中國詩歌界來說，他真成了一個「人物」——毫無疑問，沈浩波是該年度中國詩壇真正的「風雲人物」。從技術上講，他的名字能夠成為我這篇文字的一個詞條，是因為他是該年度的「最佳批評家」，但我更加看重他作為「人物」的價值並試圖為「人物」正名：對「朦朧詩」而言，謝冕先生僅僅是一個批評家和代言人嗎？對「第三代詩歌運動」而言，徐敬亞似乎更多體現的也是一個「人物」的價值。已經十四年不出這樣的「人物」了。歷史的經驗表明：當這樣的「人物」出現時，中國的新詩就會在熱鬧之下悄然改變很多東西，現在是剃一光頭時年24歲的「跳樑小丑」沈浩波。
楊黎
幾年前，我讀到過一篇于堅寫楊黎的文章，其中談到在80年代他和林莽到成都初見楊黎時楊黎帶他們去吃花生豬腳的情景。這個情景令我對想像中的楊黎充滿好感。當然，此前是楊黎的詩，是《冷風景》，是《旅途之一》，是《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張紙牌》。去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在成都的某條街上，楊黎從馬路對面走過來，一邊咬著一個很大的肉包子，一邊問我和於堅：「吃了沒有？」楊黎的確是我所見過的詩人中最沒有「詩人風度」的一個，對此我欣賞之至。
在此，楊黎的名字是作為本年度「最佳詩人」而成為我的詞條，當這個事實被我自己確認時我首先是小吃一驚：如果我們說的是近二十年來的總體成就我也不會吃驚，但我們說的是這一年的作品。一個沈浩波們眼裡的「老傢伙」？一個在許多人士至今依舊的印象中的一個不在場者？而本來這一切的確認該是多麼簡單，僅僅是楊黎的長詩《打炮》是我在這一年中讀到的「最佳詩歌」。
「在高高的紅桃A之上/是另一張高高的紅桃A/在紅桃A和紅桃A之間，整個世界/正靜靜地等候著：公元1980年8月3日夜/下著毛毛細雨，有點風/我打響了我生命中的第一炮。/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我充血的龜頭泛著微微的紅光。」楊黎的現實是語言的現實，楊黎的風度是語言的風度。當我再度身臨楊黎神秘的語言世界中時，依舊是當年我讀《冷風景》的感覺，我是口感好極了！一個語言天才喚醒的正是你的口感。而對漢語詩人來說，一切似乎更是如此：一流的詩人是用嘴來讀的，因為你讀到了聲音；二流的詩人是用眼來看的，因為你讀到了詞語；三流的詩人是用腦瓜分析的，因為你讀到了文化。遙想當年，「第三代詩歌運動」中湧現了多少天才如今已風流雲散，似乎越天才就越脆弱，越文化就越能夠堅持，可是最富奇跡性的天才楊黎卻堅持下來了，堅持下來就成為最好的一個。讀其新作，你沒有感覺到多少進步，也沒有感受到任何變化，天才詩人的寫作就是這樣，一生一個狀態，卻能讓你在每一次的閱讀中重獲驚喜，這與文人對於寫作的那套設計迥異。也許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楊黎的詩歌是最接近第三代詩人「詩到語言為止」（韓東語）的純詩理想的，但在中國的詩歌批評界（用文化武裝起來的？）卻被視為分支與末流。
不光是當年站在先鋒的後排後來借「歷史強行進入」悚身一搖的「知識分子」，于堅、韓東、翟永明後來的寫作也在走向書齋的方向中變得非常文人化了，要麼文化，要麼死亡，這真是當初第三代詩人的生死抉擇嗎？在江湖的傳言中最為流氓和最沒文化的楊黎成為最後的堅守者，也就成為最好的一個，藝術之神不開玩笑，她有時候會和那些動了文化野心的傢伙們開開玩笑。在「大師」的背景下，楊黎就是要把天才之路走到底。
「我永遠都在找打炮的地方/生命的每一天/都被描寫在炮臺上而不可改變。/比如有時的歡樂/有時的痛苦。/比如我放下我的東西/我又拿起我的東西……」我知道僅僅因為《打炮》這名字，僅僅因為它無法在《大家》這樣的刊物上流通（誰說官刊與民刊已經難以分辨了）而被它的主要讀者群——中國的批評家們所讀到，《打炮》就無法成為《0檔案》那樣的當代名篇，但在我看來它其實是更能夠代表第三代人詩歌理想、先鋒精神和語言成果的一部個人化的「史詩」。
北島
10月12日晚，我去我所任教的學院參加一項極其無聊的活動，很晚才回到家中，家人告訴我這天晚上家裡來了二十幾個電話，每個電話都是為了告訴我諾貝爾獎的評選結果。我即刻向其中的三位詩人朋友打了電話，消息確實，電話裡的人個個都那麼憤怒，我好言相勸了很久，似乎也難以平息。說了那麼多的神聖理由，我幾乎聽不明白他們都在憤怒什麼？在給沈奇的電話中瞭解到他的消息來源是臺灣詩人大荒，大荒在電話中對沈奇說的一句話是：「為同胞而高興！」——這是我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所聽到的一種最為健康的態度，也正是我對此事的態度。
現在回想一下，我在聽到這個結果的瞬間，確實也為某位同行惋惜，當時我怔怔地想：今晚他一定非常難過。那個人不用猜你也會知道，他就是詩人北島。依照歷史經驗，他這一次的擦肩而過極可能是永久性的，對他個人來說如此，同時也掠去了整整一代人……現在我明白了那些人的憤怒，恐怕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一位同行，他們是為自己——為自己幻覺中的一種可能性的驟然丟失——為自己因這位同行的成功模式而激起的諾貝爾之夢，眼見到了破滅的時候。用句俗話說：發現沒戲了！
因創辦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份文學民刊而在當時特殊的政治空氣下變成了特殊身份，因這一身份的特殊性而引起漢學家們對其作品（我不否認其作品在當時的中國也是最好的，但這絕非事情的根由）的特殊關注，從此步入國際文壇而成知名人士，頻獲諾貝爾獎提名——這樣的成功模式是可以借鑒的嗎？這樣的人生道路是可以重複的嗎？這就是中國詩人「與國際接軌」經典範式嗎？多年來我看到過一些機關算盡的行動者，結果是累身；我也看到了一些躺在家中的夢想家，結果是累心，現在應該是到了徹底根除這種種勞累的時候了。
因為北島，中國的詩人構成了諾貝爾狂想症的高危發病區，因為北島，中國的詩人以為有一條進軍國際文壇的既成道路，因為北島，中國的詩人在體制與市場的雙重壓迫中獲得了一種來自高處（外面）的幻覺中的慰籍，現在是夢破時分的午夜。具科學的說法：這才是20世紀的最後一年，冥冥中所有的歷史遺留問題都要在鐘聲響起之前被解決掉，如你所見：死亡神話終結於昌耀，諾貝爾神話終結於北島。
北島，這一年裡最大的失意者，但願他從此得以解脫，二十年來他的詩歌從紅罌粟蛻變為塑料花，這才是他自身最大的危機，文學的理想大概永遠只能是最初的理想，寫作的意義也只能保留在寫作本身。中國新詩的未來和希望永遠不在「諾貝爾體系」和「漢學家圈子」的價值標準中。
但願從此獲得解脫的不只是北島一人。但願「本土化寫作」不再成為心系彼岸者暫時告慰自己和欺騙世人的一句空話。
新世代
朱文在拍電影，據說是要把編、導、演集於一身；侯馬在學外語，是為了把公派出國的一個名額拿到手；秦巴子正被一個「大耗子」（a
big house）折磨得長籲短歎苦不堪言；徐江則早已習慣了用宣言一般的「我得掙錢啊」來搪塞朋友對其隨筆豐產詩歌薄產的提醒……僅僅是在去年，在「盤峰論爭」之後的大半年內，「新世代」還是以詩壇生力軍的面貌存在的。而在這一年裡，他們卻迅速給人以「一夜中年」的印象，難道反對「中年寫作」的結果就是自己的「一夜中年」嗎？「盤峰論爭」真像是催化劑，它催化了以「下半身」為代表的「70後詩人群」的成長，也讓新世代忽然變老。這是什麼問題？這是最初的問題。
「新世代」的主體大都出生在60年代中後期，並在西方文化思潮高度衝擊的80年代中後期完成大學教育，在80年代後期或90年代初期開始詩歌寫作，可以這樣說：這是中國二十年來受過最好教育的一代人，但「最好教育」對於詩歌又意味著什麼？徐江就曾不止一次地告訴過我：他的寫作和當時風起雲湧的「第三代詩歌」沒關係，和本土發生的「現代詩潮」沒有關係，他是直接受到西方大師和經典作品的影響而開始寫作的。不去管徐江說這話時的得意洋洋（事實上他確實這樣），他的這番話對於這代人是具有普遍意義的。這就意味著他們的寫作不是站在本土先鋒詩歌的成果之上，而是經院教育和經典教育的結果。這是靠修養（教育的結果）寫詩的一代人，「好好學習，天天向上」時刻準備著為實現其「文學理想」而奮鬥的一代人，溫和、柔軟而缺乏衝動與怪癖的一代人，在詩歌內部缺乏高遠的心志懼怕冒險不敢把自己豁出去的一代人，依仗修養也使他們在「海子神話」所帶來的迷惘與徘徊中並沒有完全喪失辮識力而最終走向腐朽的「知識分子」，但他們的寫作對「知識分子」來說是無害的，沒有天然的對抗性，缺乏直接有效的打擊力，在精神和趣味上還有許多同質的地方。這代人是在90年代這個整體上相對平庸的時期，因比「知識分子」健康和人性而顯示出價值和必要性的，他們先天缺乏面對整個中國新詩發展建設的先鋒膽識，也就無法佔據本應屬他們的歷史高地。
所以，徐江才要和他認為的「買辦主義詩人」爭當「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內心深處不斷用經典的標準去抵消本土詩歌的先鋒成果和年輕人的新作品（這對自身的寫作有何益處？）；侯馬在一針見血地指出楊鍵作品「存天理，滅人欲」的同時，對自己卻自戀有加，愛撫不已，對三陪小姐的那點憐香惜玉的小情緒真就是對人類的大悲憫嗎？別把胸膛裡的那塊軟肉當成一種人文的自信。悲憫者侯馬、悲憫者徐江、悲憫者楊鍵、悲憫者宋曉賢、悲憫者朱文，悲憫者黎明鵬，這代人中怎麼出了那麼多悲天憫人的大善人呢？以善良的名義曖昧著，以經典的名義溫吞著，把小性情當作大理想，把小趣味當作大藝術。當「悲憫」一詞被詩人自己意識到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據此判斷那已是反「平民主義」的東西；而在另一方面，秦巴子的寫作似乎成了「我一輩子的奮鬥就是要在寫作中取消個人遮蔽自己」，而被秦巴子指為「詩壇誤會」的餘怒，要把自己賴以成名的瞬間靈感經驗變為一種寫作理論（以理工科畢業生的理論素質和眼光）在年輕人中加以推廣，他的那種拾非非理論牙慧的「拒絕表意」的說法只能證明他將永遠只是一個不具有大文化背景與氣象的字詞實驗者……
如今在年輕一代詩人中氾濫成災的「牛B」一詞（沈浩波「我要在通往牛B的路上一路狂奔」堪稱這一年的「最臭詩句」），在我的感覺中正是由侯馬傳授給沈浩波開始的。我知道在侯馬那裡，這個詞跟人在世俗上的成功同義，侯馬們也正是將詩歌上的成功視為人生世俗成功的組成部分，我以為在中國和中國的詩歌界，「成功」一直是一個很髒的詞兒。既然你喜歡牛B，為什麼不直接去追求一種真正牛B的藝術形式和人生狀態呢？這就是為什麼我在一開始會提到那些：電影、出國、房子、錢。
在這一年裡，我看到表現優異的「新世代」都是一些偏移者：寫詩好玩的性情主義者賈薇、啤酒和寫詩同等重要的性情主義者阿堅、懶鬼和隱士集于一身的性情主義者唐欣，曾有過十年隱居林場經歷的性情主義者岩鷹，總是對自己充滿懷疑的性情主義者張志，有此五人的表現使得「新世代」並未像沈浩波們急切盼望的那麼平庸。但這代人總體上早已存在的問題卻使一種危機無法避免地提前降臨了，在失去歷史的高地之後，誰能以個人的身份從90年代的泥坑裡跳出來？
下半身
隨著《上海寶貝》和《糖》在市場上的走熱，隨著韓東在《芙蓉》上策劃的《重塑「70後」》在文學界影響日隆，中國大地上出生在70年代以後的詩人獲得了一個大啟示，就是要在詩歌界打出「70後」的大旗——孩子們哪裡知道，他們給中國的詩歌帶來了空前的恥辱，此前何曾有過詩歌界向小說界討概念的事？此前一直都是這種模式的：在詩人翟永明、唐亞平的「女性詩歌」出現十年之後才會在小說界出現林白和陳染（有趣的是她們還都是前詩人）的「女性小說」。更何況他們這是在拿商業品牌當旗號。
沈浩波的頭腦表現在他很快有了擺脫這種庸俗的願望和意識，停掉具有「70後」統一陣線色彩的《朋友們》而創《下半身》，從「身體寫作」的觀念出發進而提出「下半身」做法絕對是智慧，來自朵漁。據說於堅近日在寫《詩言體》，這種遷就陳腐的理論話語的說法明顯是太老一輩了，太文化策略了，有一種不在現場的隔。既往本土寫作中具有「身體寫作」質地和意義的作品成為了他們的資源，「70後」中的優秀分子迅速集結並且認同了這種寫作的方向。但是理論旗幟飄揚的高地和未來用作品壘起的山峰畢竟是兩碼事，目前他們只是在理論（準確點說是在想法和說法）上實現了與二十年來本土先鋒詩歌發展序列的一次鏈接。
宣言開篇，理論先行，以流派和集團的面目出現，總是要不斷地受到這樣的拷問（像非非當年）：你們說得很好，你們說的那一套你們做到了嗎？他們必須不斷地接受這樣的拷問並對自己回答。我在這一年裡所看到的事實是：「下半身」最富天才性的兩位詩人盛興和朱劍都是這種理論指導的偏移者，盛興的作品明顯帶有「新世代」的人文情懷和打磨語言的印記，顯得有點老氣；我眼中的「年度最佳新人」——朱劍的犀利更多表現在沈浩波認為「過時的」反文化層面，而且有點氣短——作品與理論並不相符，也正是流派在初級階段的一個顯著特徵。在這一年裡，朵漁和巫昂獲得了個人的成熟，這僅僅是方向明確後的結果嗎？我同時也更多看到的是兩年來的積澱在內部發生的作用。馬非證明的也是時間的力量，從方向上說馬非在8年前就已經「下半身」了，「一個年輕的老江湖」，當這抹滄桑出現在他詩中的時候，就是別樣的魅力。李紅旗真正寫得好的反而不是展覽公狗母狗的鄉間野事，而是一些十分內斂的東西。而最具方向性並且幹勁衝天的南人、沈浩波、李師江、阿斐也是目前最無法令人滿意的，對他們來說，詩來得太容易了也太簡單，網上可怕的「每日一貼」，「先鋒」豈能淺陋為一條文化觀念的傳送帶？「口語」豈能墮落為大舌頭攪拌著哈拉子？「身體」哪能簡單到性衝動和黃段子似的性趣盎然？有一點個人的角度好不好？有一點個人的發現好不好？有一點個人的秘密好不好？在「身體寫作」中取消個人與人性以群體口淫的無效狂歡而導致中國詩歌的身體神話與身體烏托邦，現在就應該警惕。最後我要說到尹麗川，她是本年度中國詩壇最亮的一抹新意，在小城鎮氣氛過於濃郁的「下半身」和整個「70後」中如此，對上兩代優秀女詩人如王小妮、翟永明、唐亞平、賈薇者亦是如此，她的詩寫得聰明、自由、輕靈，充滿著繼續向前的諸多可能性——現在我只能談到可能性，如果現在我就把她說成一個什麼樣的「標誌」或「里程碑」的話，那我就不是以一個詩人而是以一個男人的身份在說話了。正經的表達是：她缺少時間。
整個「下半身」現在共同面臨的也是時間問題，他們意識到了年輕意味著更多的熱血、衝動和激情，並且為此而沾沾自喜，他們是否意識到了年輕也同樣意味著他們的寫作需要經歷更多的時間？不要相信「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對於寫作的意義，不要拼命營造一種大躍進和放衛星的氣氛進而以詩歌攻尖小組自居，不用對所謂「老傢伙」萬般挑剔的同時對自己的小團體實行庸俗的「新人保護主義」——這是對沈浩波的話，從去年的「師兄保護主義」到今年的「新人保護主義」是必然的要長在「北師大詩歌」和「下半身」這兩塊肉上的兩個瘤子嗎？你如果真能做到對自己殘忍的話就儘早割了它，一個也別留。
非非
我以為這是像謎一樣有意思的歷史，周倫佑當年是怎麼發現的這批人並把他們糾合在一起的？韓東組創《他們》時是分別給于堅、呂德安等人寫信，在信中稱這些人為「一流的作者」，其實是在點將。《非非》的形成卻不是點將點出來的，而且不是跨省的集合，僅僅是一夥在當時毫無名氣（除了周倫佑）熱愛寫詩的四川青年能夠玩在一起，於是便有了《非非》。
如今，尤其是在這一年裡，「非非」越發地像一塊見證中國新詩近二十年歷史的活化石。化石意味著歲月和滄桑，如果是活的，它就還將意味著夢想和光榮。也許只有到了這一年，我們才會在驀然回首間不無驚異地發現，當年口號喧天旌旗招展的流派和社團也只剩下碩果僅存的這一支。
《非非》已經死去，但「非非」依然活著。如果說起初的「非非」是依仗藍馬、周倫佑極富本土原創性的理論和周倫佑作為一個「人物」的文化韜略和造勢才能而先聲奪人的話，那麼他們長達十五年的堅持靠的又是什麼？去年兩度赴蓉，當我第一次見到這些江湖傳說中的「土匪流氓」時我是多麼驚訝：他們樸素、自然、本色，既非滿腦門子文化官司的「知識分子」，又非上躥下跳的「行為藝術家」，他們茶館內外的日常生活和每一位普通的成都市民的生活水天一色，但這絲毫也不妨礙他們在思維和語言方式上的卓爾不群——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詩人，是共同的存在方式使他們常在一起直到今天。當年「非非」面臨的處境也和今天的「下半身」相似：即「理論與作品不符」的指責聲不絕於耳。所以「非非」後來的路也值得心急火燎的「下半身」借鑒：他們是在對「非非」理論的自我消化中建樹了「非非」作品的，付出的是漫長的時間和甘苦自知的歷程。與此同時便是天才楊黎的巨大存在並在其中所發揮的示範作用——僅僅是靠天才的作品他就做到了這些。我不諱言地說，「非非」只有楊黎一個天才，其他人只是才子和才女，「天才」一詞在我這裡不像於堅那樣寬泛和可以隨意送人，他（她）必須是面對一群人的一個「原創之源」，楊黎正是「非非」作品的「原創之源」。
何小竹在告別《鬼城》《第馬著歐的城》之後因變得「非非」而變得自在，他有一個成果斐然的90年代；吉木狼格充滿克制的簡約用語有著刀片般的鋒利，他像是一個提示者：「非非」不光是理論上的極端主義；小安雖沒有其前夫楊黎那樣的天才，但她依然是天成的，像羽毛一樣降落是她讓漢語展現出一種少見的魅力；身為當年整體主義的一大掌門卻混跡於現在「非非」的石光華一定會讓「老三代」們感到不可思議，在我看來此中含義無窮，這既是對由江河、楊煉開啟的「文化詩」（于堅、李震分別認為這是「知識分子寫作」的前身）後來不知所終的一個來自正面的交代，也表現出了這一代詩人才有的面對自身生命面對詩歌藝術的內在真誠；王敏是新一代「非非」詩人中最為優秀的一個，在這一年裡他的寫作表現出了十分強勁的上升勢頭……「非非」在這一年裡充滿創作生機的整體表現，充分說明在80年代現代詩潮中興起的最後一支詩歌流派仍然具有熱力——我以為這是先鋒的餘熱。
也許在他們看來周倫佑、藍馬的中途撤離使「非非」變得純粹了，也許在我看來周、藍若在，「非非」就不會是一個容易遭人欺侮和遮蔽的「非非」。但我在此所說的也只與「非非」的詩歌有關。我曾私下說過：「非非」陣中偏將如雲。即使是身為頭號主將的楊黎也是一個類型上的偏將，「非非」的詩歌缺乏面對文化的大靈感、大衝撞和大破壞，過於細節（有時是細碎）地進入語言結果進入的是類純詩和語言烏托邦的境地。我也早就注意到楊黎的詩中語言的陌生化和語境和諧得讓人有熟識之感是同時並存的（如果前者是極端先鋒後者就是極其保守），而其他的詩人在這一點上又不敢越楊黎的雷池一步（就像《他們》後期的詩人不敢越韓東的雷池一步）。為什麼在一個尖銳的語言命題上所展開的詩歌卻對傳統詩歌文化的打擊不夠大——我想不論是韓東「詩到語言為止」還是楊黎「詩從語言開始」都預示著一個「劫數」——「第三代」詩人在藝術使命上的一個大「劫數」。
現在的問題仍然是起初的問題：「非非」仍然面臨的是繼續先鋒（？）的問題。
口語
「口語」在這一年裡再度成為中國詩壇的一個熱詞，因為一場「口語熱」已在廣大青年詩人中再度興起並蔓延開來。誰都知道這是「盤峰論爭」所導致的一個結果。回想起來，中國新詩的上一場「口語熱」是自「兩報大展」始而至「海子之死」終。那麼，這一次呢？
每一次「口語熱」的發生總會伴隨著詩壇人士的莫名驚詫，這一次自然也不例外。「口語」一熱，這些人就驚，他們心平氣和的時候，什麼東西在發生？回首80年代，「朦朧詩潮」確立了「意象詩」在中國詩壇的合法地位，「兩報大展」確立的是「口語詩」，但並未在根本上使之合法化，在新詩一無所有的時候，以上兩代先行者實際所做的是補課和補缺的工作。以至後來，「意象」與「口語」便成為中國新詩形式上的兩大基本構成，「抒情」幾乎被放逐了。「口語」不熱的時候，「意象」熱著，他們心平氣和，因為「意象」早已被確認是「美」的繼而被確認是「詩」的。在中國人的觀念裡一直有一種前定的詩的語言，過去是抒情的語言，後來是意象的語言，在大多數人現時的觀念裡，口語天然的就不是詩的語言——陳仲義直指為「非詩的語言」。我要提請大家注意的是：是「意象詩」幫他們建立起了所謂「詩」的觀念。於是，便有了兩種對待「口語詩」的態度，一種認為只要是口語寫的就不是詩（可視為保守的），一種認為口語可以經過改造為詩（可視為開明的）。從此，「口語詩」被歧視的命運和作為「意象詩」的附庸、補充、點綴的地位成為多數人的共識。所以，「口語」忽然一熱，有人便會驚詫。
驚詫者直接就是無知者。我永遠都會拒絕在對牛談琴的方向上談論口語。稍有常識的人都會回答我的問題：80年代，什麼使中國的新詩在「朦朧詩」（中國意象詩）的層次上向前推進了一步？90年代，什麼使在「強行進入」的「歷史」中借力的「知識分子」（包括作為「神話」的海子）最終沒有一統天下？今天，什麼又使「70後」的青年詩人沒有全方位地墮入庸俗的學院趣味而成新一代的詩歌研究生？有趣的是：在中國新詩每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飽遭歧視的口語詩都充當了指示前進的標誌牌。正如抒情的語言、意象的語言會被多數人認定為詩歌的天然語言一樣，來自生命的本體的口語也與打破舊有審美模式的先鋒與探索有著天生的親近。我早就說過：非口語又是什麼樣的語言？書面語？文化的語言？來自典籍？來自前輩「大師」？對於創造，它們是可靠的麼？在理論上如此不通的東西竟絲毫引不起人的懷疑。在中國跟詩歌發生關係的人群裡有幾個是用腦子在想問題的？
從中國口語詩歌最早的成功實踐者王小龍開始至今，這樣為中國新詩不斷前進的探索實驗在口語詩歌的內部就從未停止過，口語詩也已經歷了將口語當作一種寫作策略的前口語階段，用修辭改造口語的泛口語階段，和最具先鋒意義的返回口語發生現場（身體）的後口語階段，每一個階段都出現了優秀的作品和傑出的詩人，每一個階段都將中國的口語詩歌向著成熟與完善的方向更進一步。那些指斥口語詩為「垃圾」的人恐怕遺忘了這樣的一個事實：任何一種寫作（自然也包括「意象詩」）所擁有的仿寫者其實都是不堪入目的「垃圾」，優秀的詩人都是坐在垃圾山上的寫作者，他們是不是一定要向我證明他們的眼光和智力僅僅意味著——散落在外的垃圾是垃圾（所謂「口語」）而裝在袋子裡（所謂「意象」）就不是垃圾而是袋子呢？
「口語」一熱，就有名堂。發生在這一年裡中國詩壇的「口語熱」是中國新詩自「盤峰論爭」以後其精神核心重返先鋒所激起的一個最外化的現象——所以，所有有關口語的話題都必須在洞見這個秘密的基礎上展開才值得一聽。在這一年裡，因「口語熱」引發的各種文章中大概只有沈奇的一篇《「說詩話」與「說人話」》是善意的，出自一種建設性的考慮，並能夠抓住現場存在的問題，他對置身「口語熱」中的青年詩人所提出的忠告在局部上看也是有價值的，但從總體上看他的語言觀並由此衍生出的對於口語的認識與目前口語詩人的創作實踐相比已經明顯滯後與落伍了——但令人遺憾的是：在沈奇那裡，在陳仲義那裡，所表現出的已經是中國專業詩評家對於口語認識的最高水平了。一位「知識分子」的評論家就曾公開講：不是他們不想發言而是他們對口語詩能夠說出的話很少。另一位「知識分子」的評論家曾當面對我說：你們為什麼自己不寫寫理論文章呢？這牽扯到一個詩人該如何發言的問題——該不該用理論的形式發言以及口語詩能不能像意象詩那樣形成公共的寫作原則的問題。所以，面對中國的詩歌批評界我總有一絲不可告人的淫笑掛在嘴角：若干年前我發明了針對某些口語詩的評價語：「口水」。現在他們全學會了，可現在我說：以返回現場（身體）為追求的口語詩（後口語）需要伴隨一點「口水」，因為要讓語言保持現場發生時的濕度。他們又聽不懂了（消化此話還需要十年？），我太知道我此話中的理論含金量，但他們以為理論的東西就是「藝術憲章」和「學院八股」，我就只好沉默。不要跟我談什麼學術界，一個詩人還要為這部分讀者（所謂「學者」）的閱讀效果操心負責的話，和考慮大眾讀者是一樣的墮落！在此一點上我很不欣賞于堅「混世魔王」的玩法，他在骨子裡那麼喜歡「理解萬歲」的同時失去的是什麼？身體中那正在下墜的東西又是什麼？
說白了吧：「口語」絕不意味著一切，它只是擁有著更多原創的可能。
網
北島著名的一字詩《生活》:「網」。這首詩在今天的語境裡已不再是象徵或比喻，「網」確實已成為我們的生活——自然，我在此所說的是網絡。詩歌與詩人都不可避免地身處在這「網絡時代」中，詩歌網站的出現應該更早，但忽然熱起來也是這一年的事。《詩江湖》《靈石島》《詩生活》《鋒刃》《甜卡車》《指點江山》《揚子鰐》《中國大學生詩歌論壇》……就像在80年代中期繼《今天》之後一夜之間席捲詩壇的那些民間詩刊一樣，上述十餘家詩歌網站在今年之內迅速成為中國詩歌一個新的文化構成，與此同時也成為一部分中國詩人新的生活構成。
「遮蔽」是「盤峰論爭」中的一個熱詞，那是多少被極力想扮成「受害者」形象的「民間詩人」們誇大了的詞，它真正所指的是在輿論評價和詩史記錄中不顧客觀事實別有用心地厚此薄彼。在今天要想完全「遮蔽」一個詩人變得不容易了，這是我在詩歌網站興起之後的一個感歎，起碼他的作品我們可以看到，如果真是優秀的話，他的口碑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在詩人中建立起來並吸引傳統媒體的關注。考慮到中國新詩在近二十年發展中所面臨的許多過於基本的生存問題，詩歌網站的興起便有了非常特殊的意義。哪怕垃圾遍地，哪怕是砂裡淘金，起碼它讓每一個寫作者擁有了自由發表（編輯被消滅了）的最後可能——所以，也許從單純的作品上說是但我永遠不會用「垃圾」一詞去指斥網上的詩歌——它們的意義在作品之外。
詩歌網站上真正的垃圾是那些打著「論壇」旗號的聊天——遺憾的是這才是目前網上的活力構成。什麼叫網上的「詩歌論壇」？即以詩的名義調情，男人和女人調情，假女人和男人調情，男人和男人調情，間或聊詩——所謂「聊詩」也就是一大幫小男人婆婆媽媽地聊一些詩人間的家長里短，是非曲直，把那「聊天室」當成了長舌婦佔領的街道。按理說那麼急切地參與聊天的人是因為帶著太多的問題，而在網上我看到的這些傢伙恰恰是最沒有問題的人，所以只好調情。我在注意到幾乎所有嚴肅的詩人都不介入這種庸俗的聊天的同時也注意到了沈浩波們的瘋狂投入——難道這就是「70後」比前代詩人更有時代感的一種顯示？沈好波（沈浩波）在網上的「小酷哥」形象是連環畫水平的（連正宗的卡通都算不上），也許更像一個小知識分子——詩歌掃盲班裡那個喜歡幫助差生的好班長；酷愛調情的剁魚（朵漁）讓我懷疑是在某方面受到了嚴重的壓抑，那就趕緊在生活裡就地解決吧，你蹲在電腦面前費什麼話呀！當所有的小男人都急著要和尹白兔（尹麗川）「調一把」而她又無力自拔的時候，我知道她的寫作隨時都可能完蛋，我有一種未加證實的直覺，說起來一點都不好笑：那就是因為什麼（只可意會卻無法言傳的原因）讓尹麗川的寫作所背負的壓力比王安億都大？當網絡成為他們生活的部分並得以展示他們部分的生命，我要說很遺憾：他們的兩種部分都沒有贏得我起碼的尊重。沒有秘密的詩人，我看不起。
被捕獲的魚，一身網眼地被拖上岸——就是這一代詩人嗎？願意聽聞：「我不相信！」是放任自流地滿足於「詩歌網蟲」的生活方式，還是讓網絡的特點不僅僅與傳播發生關係而成為創造的契機？這也是年輕一代生死抉擇的問題。網絡的出現意味著一個新的創造空間而不是不甘寂寞尋求慰籍的庇護所——如果是後一種的話，它恰恰重複的是文化過熱的80年代那種詩歌江湖式的陳舊生活（什麼「蹭飯泡妞都在一塊」），在網上以意淫的方式重複。目前「詩歌網站」的建設也是相當初級的，用聊天取代一切是其主流趨勢，真正的扎扎實實的工作沒有人做，「斑竹」們都在想著以怎樣的捷徑來吸引人氣。所以，人氣最旺的網站就變成了一個最大的垃圾站，比如《詩江湖》（斑竹：南人）。風平浪靜的《靈石島》（斑竹：靈石）則是我眼中的該年「最佳網站」，我看到嚴肅的工作正在默默地進行，我因此而對「詩歌網站」在中國新詩未來發展中所能發揮的積極作用開始抱有信心。
於堅
於堅這名字（這在去年的論爭中被攻擊性提及最多的名字）最終還是成為我今年的詞條，不是因為他照大師模樣（圍棋盤上的「宇宙流」？）操作的詩，也不是因為他創見雖有但也漏洞百出的理論。他的名字之所以成為這一年中國新詩的關鍵詞僅僅因為他曾說過如下這番話：
「中國新詩的前衛部分在一個世紀之後，終於有了自己獨立的身體、精神和尊嚴，它不再是意識形態、知識的外延部分，不再是無休無止的學生。詩就是詩，創造、獨立、清晰、光明。面對這個世界對強權意識的普遍諂媚，它發出了決不媚俗的、來自漢語、來自中國大地、中國經驗、中國傳統和心靈的聲音。這聲音雖然微弱，但畢竟出現了，這聲音使『拿來主義』的二十世紀新詩沒有可憐地只是以『博士論文』結束。
「值得深思的是，在中國當代詩歌中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高雅迷』，那麼多詩歌教授、知識分子、左派和新潮的批評家、年輕詩人眾口一詞。攜手討伐『民間』。而對烏托邦的『比你較為神聖』的、強調形而上、精神性、傾向性、思想路線和『理想主義』，蔑視存在和身體的『知識』，從過去到今天都趨之若騖？
「詩歌在民間，詩人們不過是在強調常識和在場，但似乎已經成了必須捍衛的旗幟。我不會去捍衛這面旗幟，我捍衛的僅僅是詩歌。民間，其實是中國最孤獨的地方。1970年，我在時代的動盪中，從民間開始學習和寫作詩歌，我深知這種孤獨。
「七十年代我是秘密的個人主義者。八十年代我是半公開的自由主義者。我發現，從九十年代末以來，在詩人中，我將是秘密的民族主義者。」
好一個「秘密的民族主義者」！如果在這一年裡於堅的這句話只有我一個人在為之鼓掌，那麼我孤獨的掌聲證明的是我聽覺的質量。如果這「秘密的民族主義者」在中國的詩人中只有于堅一人，那麼我就早已成為另外的一個人，有點可悲意味的證明是：在這個世紀末不是用頭腦的思考而是用全付身心去經歷這最近的一段詩歌史並敢大聲說出蘊藏其中的真情實感的也就兩個人。當有人瞭解到海外的漢學界把「盤峰論爭」中「民間立場」的一方指控為「民族主義」的時候，竟在《中國新詩年鑒》的編委會內部，在某些「民間立場」的詩人那裡引發出小小的不安，就算這是半吊子漢學家們的誤讀，誤讀了也就誤讀了——將中國詩人中的自由主義者誤讀為「民族主義」已經讓我獲得了智力上的優越感，我不知那些人在不安什麼？你對你莫名其妙的不安就那麼心安理得麼？你對那來自海外漢學界的口吃性評價就那麼在乎嗎？對此我嗤之以鼻！那套已淪為「國際公理」的價值體系在我看來早已形同垃圾——它和我可憐巴巴地拿到的一個文學學士的過程有關，和我用我偉大的母語——漢語所進行的寫作又有什麼關係？
「秘密的」，不敢聲張的，「民族主義」，被迫的。考慮到於堅還是一個願與理論為伍並對宣言有癮的詩人，我相信他所說的「民族主義」也是一個「拿來」的詞，最近他在口頭上提出的「母語主義」才是一個精確的表達。這便是我所認為的「被迫的」。我們真實的處境是：作為母語的漢語並不因為其它語種的存在而存在，也並不因為其它語種的渺小而偉大、醜陋而美麗，它是惟一的，是我們被迫接受的語言全部的現實和依據。今天所有的中國詩人都不敢承認這樣的現實：所有其它語種的「大師」在漢語中都是二流以下的，我們也根本無法通過漢語去認識他們——我們的認識只能到課堂上的講義為止。漢語中的西方「大師」都是面容可疑的人，屬知識不屬詩歌。對我而言，母語中的詩人才是真實的詩人，以母語原創的詩歌也才是真實的詩歌，只有母語才能給予我們關於語言的全部奧秘與心得，並使中國人的心靈和身體得以自由表現，世界上最好的詩歌只能是漢語所寫，人類中最好的詩人也只能是我的同胞。如果說「民族主義」是出於對母語的感情和守護而必須付出的代價那就付出好了；如果說「民族主義」是出於對「母語主義」的誤讀那就誤讀好了，除非是我們的詩人卑賤到了一定要認為我們的母語也是二流的——也許有二流的文化（依照文明的標準）但永遠沒有二流的語言，「漢語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語言」以及「我偉大的母語」對我來說僅僅意味著它是惟一的、全部的。
這和古漢語之於詩歌上的光榮無關，也與祖先帶來的虛妄的信心無關，於堅在去年和前年都曾說過世界詩歌的標準在中國的唐朝就已確立以及《詩品》是鑒賞詩歌的標準之類的「屁話」（沈浩波語），我理解這是老於把什麼樣的經驗都想往建立理論體系上圖謀（這代人或文人的毛病）而造成的捉襟見肘。但願今年以至今後的老於能夠回到他的「母語主義」並且到此為止。二十年來，所有產生於詩歌界的理論和思想或有此兩方面含金量的東西都是來自詩人的隻言片語而非理論家的洋洋萬言，這一年裡是老於的這一句話——它不一定就是思想，但它是思想發生的契機——老於有這本事。畢竟他是目前中國詩人中少有的有能力跟思想做把愛的人。
年鑒
中國詩壇兩年來的「年選熱」（包括更大範圍的「選本熱」）起自楊克主編的《1998中國新詩年鑒》（花城版）。之後，唐曉渡主編的《1998現代漢詩年鑒》（中國文聯版）、臧棣編選的《1998中國最佳詩歌》（遼寧人民版）、詩刊社編選的《1999中國年度最佳詩歌》（灕江版）、何小竹主編的《1999中國詩年選》（陝西師大版）、樹才編選的《1999中國最佳詩歌》（遼寧人民版）、楊克主編的《1999中國新詩年鑒》（廣州版）相繼問世。在上述幾家選本中，楊克《年鑒》因為引發「盤峰論爭」這樣的詩歌事件、在圖書市場上所占的較大份額、較為完備的年鑒體例所帶來的極富動感的中國新詩的生態環境展示，而在詩壇內外影響最大。
據江湖傳聞說，我是被何小竹的《年選》編委會「開除」之後而「投奔」楊克的《年鑒》編委會的。事實是我應邀加入後者在前，所謂「開除」在後。因為沒有一個人不能同時加入兩個編委會的預先規定，我也就沒有獲得在兩個編委會之間「非此即彼」的進行選擇的機會。但一定要把這一進一出之間的關係強行建立的話，我也能夠找到內心真實的依據。在對待「盤峰論爭」的認識程度上，在對待市場的態度上即一本詩選需不需要包裝和該怎樣包裝上，在當前的形勢下要不要提出「反對偽民間」的問題上，我與韓東、楊黎、何小竹等《年選》諸編委確實存在著一定分歧（這肯定與我們之間的私人友誼和詩人間在藝術上的相互信任無關）。
在此我也不諱言地說，正是在上述幾個基本點上我傾向于楊克《年鑒》目前的立場、做法與風格，在介入《年鑒》具體工作之後，我也切身感受到了這個編委會內部民主寬鬆的氣氛，講究科學的辦事原則，嚴謹踏實的工作作風，不是不要性情而是將性情保持在理性可以控制的範疇內，據此我對這本《年鑒》的未來充滿期待。一本一出世就在中國的新詩史製造了一場詩歌事件的《年鑒》可謂「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它惹人豔羨的成果取得來自於對新詩發展中存在問題的洞察力和勇於面對的作為，今天當這最初的一步被走過來的時候我也確實感覺到了來自於它內部的迷茫空虛，一種危機在瞬間來到——
當革命的熱情隨著人們對那次事件的複歸平淡而漸漸消散，當市場上空升起的彩虹並沒有當初想像中的那麼悅目，什麼將是繼續前行的目標？做一本面向詩歌界的權威選本聽起來是多麼樸素的一個想法，做起來卻暗含著多少足以致命的因素——如果對權威性的博取不是靠扎扎實實的編選工作，而是另有所圖心有旁顧，那麼這本生逢其時的《年鑒》也將隨它最初使命的完成而死得其所，就算活著也是行屍走肉！編委中的很多人其實並不瞭解，在《年鑒》出現的很多年前就曾有過一本「權威性」的年選——就是那本由楊匡漢長期編選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了很多年的《XXXX年詩選》，什麼「權威性」？當詩壇只有這一本年選的時候，它就是「權威」，這本在推助詩人推進新詩發展上毫無建樹可言的年選就這麼「權威」了很多年。《年鑒》現在對「權威性」的追逐就是為了達到「彼可取而代之」的目的嗎？反對「權威」就是為了最終成為「權威」，反對「知識分子」就是為了最終成為「知識分子」，反對「龐然大物」就是為了最終成為「龐然大物」，反對「與國際接軌」就是為了最終與國際接上那個軌，這是中國的文化史中反復上演的老劇目，也是革命革到後來的老把戲了——用今日青年的話說：「實在是沒創意！」就不可能來點兒別的嗎？新鮮點兒的？對我個人來說，在寫作並且掙扎了十多年後，呈現在我眼前明晃晃的道路只剩兩條：老老實實地寫一輩子詩最終成為一個成功者和隨心所欲地做一輩子詩人而永遠是一個失敗者。很多年了，我始終佔有著做一個失敗的詩人而比詩歌寫作者們更快的心跳和血流的幸福——難道這還不是我們投身其中的全部幸福嗎？中國的詩人中總得有個幸福的瘋子或者一條幸福的瘋狗，總得有一個吧？敢於捨得自己。清晨我從鏡前走過，鏡子裡的人叫我疑惑：我是長得比人漂亮了還是長得比誰獨特？拍拍自個兒的臉，我不是人家的寶貝。
因為和它在一場革命中所建立起來的感情，因為和它在目前工作中所保持的關係，現在我要像欣賞自己的演出一樣來欣賞它的演出，像欣賞自己的命運一樣來欣賞它的命運——《年鑒》，但願於我是平常的於你也不算多麼困難的奇跡，早點兒給自己攤牌吧！
2000
一年將盡的時候，我低下頭去，我看見了什麼？
冬日清晨的寒風吹著上海的某條街道，嚴力正走在去網站上班的路上，這一次「帶母語回家」是最長的一次，他幾乎要醉氧了，二十年前在《今天》時期獲得的「勞動模範」稱號，他在這一年的表現依然擔得起。在同一座城市的另一條街道上，另一位「勞動模範」式的人物正坐在他坐駕的後座上利用塞車空出的時間在手提電腦上敲詩，他的名字體現著他十多年來依然不改的頑童性格：默默。這時候在遙遠的北方，在北京市第三精神病福利醫院的公共食堂裡，作為「模範病人」的食指洗完了最後一個碗，他用圍裙擦淨手上的水，沖我憨憨一笑：「伊沙，我不能寫得太多，我在裡邊得悠著寫。」而在一個無法確定方位卻又是真正意義上的「裡邊」，餘心焦出完了早操，正用一小截鉛筆在煙盒背面瘋狂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寫作正痛苦地經歷著一個重新開始，當生命的變故突如其來。寒風將北京師範大學的教工宿舍區刮得乾乾淨淨，任洪淵教授從路面上走過，他計劃在2003年才要完成的詩集仍然牽動著他的每一天。在更加寒冷的東北，長春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大排擋前，它的主人邵春光（又名邵椰）瘸著腿開始了新一天的忙碌，對這位厭棄功名的詩人而言，永遠不存在寫不寫的問題，永遠只是我們如何能夠讀到他的問題。深圳如春的早晨，在一個寓所的廚房裡，王小妮在給馬上要出門上班的徐敬亞做早飯，當靈感襲來她一如既往地將詩句記錄在牆壁的紙片上。鼓浪嶼之波也拍打著這個早晨，在著名的中華門13號，陳仲義在收到自己的第五部詩學專著《扇形的展開》的樣書後累病交加地倒下了，不光是在這一年裡，綜觀整個90年代，能夠以如此系統的方式不斷跟進中國新詩在當代發展並因此而深得詩人們信任的批評家已經稀有到只此一人了。而在山東某地的這個早晨，軒轅軾軻已經打開電腦，他在這一天裡有十首詩要寫，而他在這一年裡的表現足可以和朱劍來爭一爭這「最佳新人」的。這是一位在一年的時間內獲得了全面成熟的青年詩人，他在明年要做的似乎只是把這麼多的詩發出來……
一年將盡的時候，我抬起頭來，我還看見什麼？
生動的活力回到了這一年的詩壇，那是空氣中的成份在悄悄改變，當年輕的身體帶來了更多荷爾蒙的氣息，我仿佛又回到了中國新詩的1986——也許,中國新詩在「盤峰論爭」之後所發生的一切也正是在完成著一次歷史性的對接,這是2000與1986充滿神奇的對接，這是在紛擾多多整體陷落的90年代一部分以潛流與暗流形式存在的先鋒詩人從未放棄過前進努力的一個明證，正是他們不懈的堅持才迎來了今天的時刻——這是先鋒再一次光明正大地走到太陽底下的偉大時刻，在青年詩人那裡，中國的新詩再一次回到了以保守主義和反先鋒為恥的空氣裡。「盤峰論爭」的實質在於它是作為暗流存在的先鋒派與作為主流存在的保守派十年對峙的激化（外化）反應，也為中國新詩在新世紀的發展提供了一次重返先鋒之路的契機。在對「盤峰」的認識上見出的是一個詩人思想的高低與性情的真偽，那些迄今為止仍然認為「盤峰」發生的一切只是為了爭名奪利爭搶地盤爭當霸主的傢伙在缺乏歷史敏感度的同時顯示的是缺乏詩的敏感，回望這部分人的寫作你會發現本來就沒有什麼重要性可言，而另一種人出在論爭一方「民間詩人」內部，把「鬥爭」視為「團結」的步驟，把「論爭」看成是「撥亂反正」的手段，現在他們要擺出「勝方」的姿態想玩一玩「統戰」的把戲了，把詩壇的格局劃分視為議會的席位安排，這才是真正的「詩歌政治」！為了顯示與「知識分子」的區別，有人在兩年前倉促提出的「民間」概念真成了提出者的陷阱了？我反對把民間純化、聖化和組織化（所謂「偽民間」的提出），也反對把民間政治化、策略化和庸俗化（好像它僅僅只是因為「衙門」的存在而有意義），詩歌就是詩歌，藝術就是藝術，它們在任何時候都必須獨立，為此我們的先輩與同代都曾付出過高昂的代價。「盤峰」的偉大意義正在於它既是一場詩學革命的開始（面對中國新詩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迅速結成的「新傳統」），又是一場思想革命的發軔（面對「知識分子」、「新左派」這些藏汙納垢的垃圾箱），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爆發、持續和深入，就像以往起自中國詩歌界的任何一場革命那樣，你會在十年以後廣泛的知識界聽到它的迴響，如果你不準備參加進來的話，就請等待吧！當久違的自由主義氣息再度重臨詩壇的時候，真正的創造已經大張旗鼓地開始，新人輩出佳作疊出的景象開始出現，直指中國新詩的下一個十年……
多年以後，不用太久，我想像那是中國新詩的第一個百年即將到來之際，在圖書館寧靜的下午會有一個青年從架上取下這本書——這本《2000年中國新詩年鑒》——取下中國新詩的這個「切片」，在那上面他不一定會看到我在當年的冬天所看到的全部，可當他掩卷沉思，他應該思考新詩百年的戰車何以在最後的十多年間獲得了一個空前的加速度？當手指拂過2000這數字，他的耳際馬達轟鳴。
2000年12月8日于長安
轉自詩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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