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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在守望——讀西渡評論集《守望與傾聽》
我讀過很多文學評論集，當然包括有關詩歌寫作的那一部分。而且後者毫無怨言地用去了我很多時間，這完全可以歸結於我的個人興趣。如果按照評論寫作者的身份來說，我可能更願意閱讀詩人的詩歌評論集，僅僅因為他們曾經或者正在詩歌的內部生活著，用更具體的話說是在詩歌的核心呼吸著。我想擁有這一個親切的理由就足夠了。而學者的詩歌評論集則有著另外一種價值，是要我必須放下感性之火的限制去審視的。雖然西渡受過良好的學院批評教育，但是我更願意將他的詩歌評論集《守望與傾聽》視作一個詩人的批評，因為他對詩歌刻骨銘心的愛是其他非詩人身份的專業批評工作者所沒有的。這種愛註定了他能看到一些與詩歌有關的秘密，當然這也註定他將永遠喪失一個可能更有效的局外人的身份。所以我常常感覺命運是無所不在的，在詩歌寫作的時候出現，而在詩歌批評的時候也會出現，並舞弄她那嬌媚而殘酷的倩影。
按照西渡的說法，這本評論集的第一部分所涉及的，「實際上是一個詩歌和文明的關係問題」。這從某種程度上說，是一個詩人在安排自己的生命位置時所做出的嚴肅考慮。西渡肯定詩人是幸福的，這一點我也承認。我想把這一點開宗明義地講出來非常必要，因為很多人，甚至某些詩歌的從業者不認為詩人是幸福的，他們對詩人和詩歌有另外的界定，不管是從道德，還是從更有現實約束力的意識形態角度考慮，他們都可能看到或者更加看重詩歌的另一些作用，或者還包括詩人身份本身所具有的一種社會學價值。西渡接著指出詩人的幸福是和語言有關的。這表明他的立場是明確的，是有本體意味的。同時西渡把「內心生活」的概念再次引入，以強調這種立場的具體存在方式，並十分清晰地點明「性格特徵明顯」和「具有個性」是兩種不同的東西。那麼詩歌寫作有沒有陰影呢？西渡是承認的，並且深刻地認識到這種陰影本質上是語言的陰影，這份見識不僅對他本人的詩歌寫作比較重要，而且道出這也是詩歌寫作學和建立詩歌批評標準的關鍵部位所在，從而剔除了「無法公度」的干擾。一個詩人最起碼的目光應該落在語言上。語言是一切，又是靈魂。西渡由此開始對語言的探討，形式，技術，聲音，知識，方言，等等。這些細節事實上已經涉及到漢語詩歌現代化的根本問題了。這也是西渡較為系統地反思臺灣現代詩道路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部分主要是關於90年代詩歌的闡釋和批評。比如90年代詩歌中的歷史意識，我以為這一點抓得是比較准的，它和當下比較成熟的歷史觀念有直接關係，而不是由於單純的歷史境遇被動造成的，從而使一部分現代漢語詩歌具備了某種條件的庇護，去超越過去由於寫作者自身和社會的局限所造成的文本狹小的格局。這種歷史意識被發現的時候已經行進在細化的過程之中了，並且因為個人把握的不同而呈現出比較可喜的豐富場面。西渡對這些細節都有獨到的分析和闡釋，不僅從技術上予以界定，而且對當代生活的意識形態化特徵也有所暗示，後者大概屬「妙手偶得之」吧。西渡對90年代詩歌的全面認識在一篇直率的問答中得到了充分展示，這涉及到許多90年代詩歌的中心概念，比如中年寫作，敘事性，中國詩歌話語場，詩歌技術，語言意識，個人寫作，知識分子身份，修辭特徵，等等。在這番梳理過程中，西渡作出了既有共識成分，又有個人性的言說。比如，他對90年代漢語詩歌的修辭特徵的剖析。首先他指出這種特徵就是散文化，進而道出這種散文化的句法特徵，是從「特殊的詩歌句法向正常句法的回歸」。這就不難從詩學的可分析的技術指標來區分什麼是90年代詩歌了。那麼90年代詩歌的「地圖」是怎樣的呢？西渡通過對一部分當代活躍的詩人寫作的具體闡釋得出了自己的線索，並且有意識地強化了他所關注的90年代的寫作特徵。在滿懷熱情的關注的同時，他仍然保持了一種極為難得的清醒，他說：「我不認為90年代是一個成熟的收穫期」，而我可能更「悲觀」了一些，我只承認90年代是有所進步，或者大膽說它是新詩現代化的一個具有開創性的端點。這些是我在閱讀這本評論集的間隙，插空兒說的。我想這本評論集至少能迫使當代漢語詩歌寫作者進行一些有價值的思考，有這個作用，西渡的辛苦就已經沒有白費。
就像許多詩人一樣，西渡有他個人的批評視野，比如他對「北大詩歌」的關注。在歷史上早有這樣的「巧合」，一所學校，甚至一個班，曾成批地貢獻過對詩歌有所作為的人，遠的有英倫的「奧登一代」，「西南聯大詩歌」；近的則有「北大詩歌」，我母校所出的「北師大八五一代」等等。這是當代漢語詩歌寫作史非常有意思的一部分，它提供的決不僅僅是「傳統的虛榮心」，也很可能和詩歌的自我教育與小團體教育有關。這種小詩歌場對一個詩歌寫作者的成長期特別重要，這說明了它有歷史性，而並非終結的東西。西渡準確地表明：「北大詩歌的概念在詩學上能否成立仍然有待商榷，但是80年代以來北大詩人輩出已是不爭的事實。」或許把這個問題搞清楚還不到時候，或許這應該是未來者的責任。當代漢語詩歌寫作者成長期的這個「場」，不僅存在於北大、北師大，也存在于清華和復旦，以及其他的學校和詩歌團體，但這個問題可能在北大更顯著一些。這裡面的子問題也是相當多的，比如「場」的核心是什麼的問題。西渡對北大詩歌的個案分析基本上還是對共同背景的影響的觸及，我想這或者是仍然不能將這個問題提升至詩學高度的困難所在。西渡對自己在燕園學詩的瑣憶更是對這個成長期的「場」的飽含深情的言說。這個「場」的影響或許仍將保留在成長期之後的寫作之中，但是究竟占著什麼樣的位置還有待於進一步分析。西渡對當代漢語詩歌的這一現象的提出是重要的。我認為這事實上也恰恰是90年代詩歌的又一個特徵：共同的學院背景和知識背景。而在成長期之後，這種「場」的影響就勢必減弱，而代之以新的混合型的「場」。這就說明「場」具有階段性。而某種具有符號性和真正的傳統性的主要特徵恐怕還得歸於「當代傳統」的研究範疇，這是一個「場」解決不了的問題。而「傳統」依然是歷史的問題。西渡對戈麥和海子的分析就沒有更多地考慮「場」的因素，而是從詩歌的本體——語言形式出發，因為他清醒地認識到這兩個人與其說是北大的詩人，不如說是當代漢語詩歌的傑出代表之一更為精確。
第四部分是西渡對自己的詩歌寫作所做的說明，這對我們瞭解他的寫作很有幫助。西渡引用歌德在《浮士德》中的守塔人之歌來解《守望與傾聽》的題：「生來為觀看，矢志在守望」。這的確不僅是詩人的一種姿態，也是一個批評家應有的姿態。
2000/3/10/1：45
轉自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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