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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昌耀詩歌中的「時間意識」
--從昌耀新作《時間客店》談起

  • 程波





  昌耀的近作《時間客店》 像是在通向其詩歌藝術和精神那條幽暗隧道中突然出現的燈火,讓我驚喜。在未讀到這首詩之前,以「時間意識」來作為昌耀詩歌的一個重要特質以及探討昌耀精神的一個切入點,對我來說,還是件沒有多大把握的事情;體會到詩人對「時間」的關注卻無法較為清晰地表達出來,我時常感到與詩人「智力」上的差距。《時間客店》的出現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給我以往的閱讀經驗找到相應的根據,並通過對一首詩的解讀謀求對詩人整體精神理解的深化。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時間意識」,在本文沒有結束之前,只是一個預設的前提,其主要包括以下兩層意思:第一,昌耀詩歌對「時間」有著較為普遍的關注和思考;第二,這種關注和思考的具體意蘊不是偶然的、孤立的、散亂的了,而是已經上升成了有著統一內涵的「意識」了。當然,「時間意識」不能涵蓋昌耀詩歌的所有層面,本文所要做的是勾勒出「時間意識」的發展脈絡和意義層次,以求從「時間」的窄門中看見更多一些的風景。




  《時間客店》是迄今為止昌耀發表過的作品中唯一一首以「時間」命名的詩作,與之對應的情況是,他的諸多未以「時間」來命名的作品中都有關於「時間」的詩句,有的甚至是直接的探討。這極易使人不由自主地把《時間客店》看作是詩人對「時間」進行長時間思考後的一次集中表達。直接以抽象的「時間」作為抒寫的對象,詩人需要具有相當的精神能量和思想深度,在一般人看來抒寫出「時間」的詩意極有可能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因為哲性思維中「時間」的抽象性與詩性思維所習慣的感性直覺之間有著較大的差異,人們或許更願意通過「時間性的事物」(如季節、生命、歷史、時鐘等)這一中介來承載、呈現出「時間」的詩意。而這首詩以現在的面目出現,從某種程度上正反應出昌耀對自己詩意理性(詩性與哲性的結合)的自信,如果說這種自信並未張顯到詩人自覺意識中的話,那麼它至少是在潛意識中已經呈現著的了。熟悉昌耀詩歌的人能感覺到,在其詩歌動態發展中,就思維(詩歌的心理因素)本身而言,智性和哲性因素是逐步增長,並與情感因素趨於完美融合的。可以這麼說,正因為昌耀主體具有了這種卓越素質,「時間意識」方才有了形成和發展的內在動力。這首詩以「客店」作為場景,這不是偶然的,其象徵性的意味在於:客店是「旅途」中的暫歇之所,它不同於驛站或居室,而是公共性的、帶有異己因素的場所,同時客店是經歷過的一段行程和將開始的另一段行程的界限和交匯點,與時間上的「當下」有著對應的性質。

  《時間客店》的敘述成分較多,就其意義結構的類型而言,既可看作是一則哲理性寓言,也可看作是對一個超現實夢境的複述:「我」手捧「形如壁掛編織物似的物件」--「時間」(用編織物作為時間的一種喻象,是古代中國人所熟知的修辭之一,漢語中至今仍保留著「日月如梭」之類的古老痕跡)來到一家客店,經過一路顛簸,「時間」殘破了,為了回答一個女人「時間開始了嗎?」的詢問,我開始修補它,人們跟著以這一詢問催促我,卻不援之以手,甚至連提供「時間」代用品的修補材料也不願意,以致最後一切都無法挽回。「我」痛心疾首,為錯過了修復「時間」的機會也為「人的弱點」。詩在「故事」後面有著象徵意義,這很明顯,但其象徵意義到底何在卻不明朗,我們不妨從「我」與「時間」以及「我」與「人眾」兩條線索進行解讀。

  當「我」進入客店時,雙手平托著「時間」,以至騰不出手來,只能「用腳背勾過來一把椅子坐下」,這一描述讓「我」的形象迥異于一般的食客,凸現出很強的動作性和造型感,甚至還帶有一種儀式的意味:「我」是「以受命自負」的(時間的護送者),詩人自己解釋道。而「時間」在這一形象中是處於中心地位的,「我」對自己責任的擔負正表明其在「我」心目中的重要性。還不止於此,「我」之所以把手中的「物件」認作是「時間」,並不是通過認識或判斷,而是「憑著直覺」,這一方面表明可能是「我」不願意翻弄它,出於敬畏;另一方面也暗示了「時間」本身的神秘性,人難以用理性去認識,只能借助於直覺。「我」與「時間」最初是被對神秘感和崇高感的敬畏與維護聯繫在一起的。而當我「檢視已被我攤放膝頭」的「時間」時,因其淩亂和破缺,我「深感惋惜」。昌耀在詩中讓「時間」在第一次推動之後即是破損的了,「時間」先驗的不完整性在崇高和神秘的面紗揭開以後顯露了出來,這並不是「我」的過錯,「我」卻為此負疚。重獲時間完整和崇高成了「我」的目標,「我將修復,只是得請稍候片刻」。然而,與「我」這種平靜和信心十足的語氣相反,實際的情況是「我」將花一段時間(哪怕是「片刻」)來修復時間;修復要在時間中進行,無論其如何迅速,時間必會出現新的裂痕。這是一個悖論,無異於剜肉補瘡,終不可至通體完美。「我」似乎也感覺到了修復時間之不可能性,因為在進行技術性的「織補或梳理」的同時,「我已本能地意識到我將要失去其中所有最珍貴的象徵性意蘊」。此時,負疚和惋惜中已出現了表層的無奈和深層的焦灼了。即便如此,「我」還是存留著修補的一線希望,比如,「我」曾要求客店老闆的幫助,只是在面對他人表面焦灼下的冷漠,以及自身內心深處的焦灼時「我終於憤怒」了,並隨著「我終究未能,也無能補充時間」(哪怕只是採用代用品),憤怒很快便轉變成了痛心與孤獨了。「我」主觀情緒的劇烈變化(敬畏、惋惜、焦灼、憤怒、痛心與孤獨),把「我」和「時間」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表徵著「我」能及和認識「時間」上步步深化的過程。

  從另一條線索來看這首詩,「我與人眾」的關係可以作為「我與時間」關係的佐證,也可以展示「時間意識」的內涵。「人眾」在詩中主要有兩種:一是那個提問的女人,一是包括「夥計們」、「食客」、「客店老闆」在內的人群。那個女人出現的場景就很有意思:她向我走過來,環顧四周然後俯身輕聲詢問。這類似于兩個陌生人為了某件重要機密而進行的「接頭」,而那句「時間開始了嗎?」類似於「暗號」,因為有了這種心有靈犀的默契,「我好象本能地理解了她的身份及這種問話的詩意」。她的身份是什麼?不論她是誰,她首先是問題的提出者和等待回答者。那句問話的詩意又何在?在於讓「我」所攜帶的「秘密」在私人談話間被揭穿(以一種「我」願意的方式),在於提問本身對「我」的身份(時間護送者)和「時間」的性質(不是「有或沒有」,而是「開始」與否)的觸及。「我」對這個女人是尊重和重視的,事實上,已把「她」看作了「我修復時間」這一工作的意義的來源和歸宿。而當「店堂夥計、老闆與食客」圍攏過來,「學著那位婦女的口吻齊聲問我『時間--開始了嗎?』」的時候,「我」便被從私人談話空間拖入了公共話語空間,暴露在眾目睽睽之下了。實際上,「我」是希望這些人能象自己一樣切實感到「時間不可修復」的壓迫,自己也可以進入一種集體的關懷中,共同解決面臨的難題。可惜這些人對「時間」的焦灼與關心是不同於「我」的,他們只希望有一個人在他們之外在絲毫不觸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為他們平復這種焦灼。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只是「群氓」,我的憤怒正因此而起。「我」成了人群(人類?)最前端、最邊緣承擔無法解決之困境的人,「我」所感到的壓迫一方面來自「修復時間之不可能」,另一方面來自發覺了「我」身後的那群人實際上是異己。而真正的參悟了這一點,「我流淚了。如此孤獨。」詩歌的兩條線索在此交織成了一體。

  然而詩並未止於此處,「我」與「時間」的關係以及「我」與「人眾」在詩的最後一節有了共同的延續。詩接下去寫到:「我發現等候我作答的那位女子已不知在何時辰悄然離去,這意味著機會的全盤失卻。」「她」提出了問題,讓「我」在痛苦的尋找過程中有了各種情緒交織與轉變的心路歷程,並在意識到其不可能的情況下還盡力為之,然而到後來,提問者卻不見了,「我」一切的努力隨之沒有了意義。這是一種難以言說的無望的痛苦,從荒誕的結局回溯,「她」的出現幾乎就是為了讓「我」陷入抗爭宿命之路似的,而「她」的消失讓「我」成了自己的提問者,成了永遠不可能尋到的答案的永遠的等待者(「她的身份」此刻真正明朗了),是「我」內心那種本體焦慮的外化。「機會不存,時間何為?或者,時間未置,機會何喻?」這是一個在任何環節上都無懈可擊的鎖鏈,牢牢把「我」鎖在命運的深淵裡,永遠都無法解脫。當「我」從此前噩夢似的經歷中猛醒過來後,詩人反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時間何異?機會何異?過客何異?客店何異?沉淪與得救又何異?從一扇門走進另一扇門,忽忽然而已。」似乎,只有這樣的「醒悟」才能使人跳出宿命之鏈,只有以這種洞徹一切的反諷態度看待不可抗拒的宿命,才能獲得解脫。不過,事實上我們可以感覺到,前一串反問觸及的是深入「我」骨髓的東西,而後一串反問多少都有一點言不由衷,我們很難說,這種徹悟完全不帶有詩人真實的想法,只是追求詩性張力(矛盾/戲劇化)的「故意」姿態,但我們至少可以說,這不是全部,因為在詩的結尾,

  詩人說:「但是,真實的淚水還停留在我的嘴角。」昌耀的精神世界裡交織著堅持與宿命抗爭和徹底解脫(放棄?)出來這兩種力量,或許前者更居於主導地位,因為我們可以感到,對昌耀來說,內心真實的痛苦是最為根本。

  還有一點應該指出:詩的開頭和結尾的結構安排,也是意味深長的。詩起首以「比預定的時間來得早了一些,」一句開始,緊接著便否定了這一判斷--「其實,誰人說得准呢。」在結尾處,「我」剛剛在「客店」中痛心疾首,接下去,作為詩意背景的「客店」便消失了,而「我」也因徹悟不再痛苦了。這種明顯的解構和反諷,或許正可反映出詩人內心那兩種力量不明顯的角力。至於最後一句,可視作從解構向結構,從反諷向本意的回歸,是詩人再次「故意」地讓本意自然流露了出來。我想,昌耀還是始終認為:真實的淚水意味著或許還有希望。




  把目光投向昌耀的詩歌整體,可以發現,《時間客店》不是孤立的,其中共時出現的對於「時間」帶有發展的認識,在昌耀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中曾歷時地出現過,更有意思的是,《時間客店》中「我」與「時間」每一種情緒和認識上的聯繫幾乎都可以找到對應的詩作,而且前者的邏輯順序與後者的歷史順序也幾乎是一致的。

  《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個孩子之歌》 是昌耀80年代初期的作品。詩作帶有很強的自傳色彩,易於讓人窺視主題的精神世界。我們知道,昌耀的命運是多舛的,昌耀曾以「在善惡的角力中,愛的繁衍與生殖/比死亡的戕殘更古老、/更勇武百倍!」(《慈航》)這樣的態度去抗爭和體認命運,這首詩正以此作為基調。在「兩個女孩的歷史」一節,詩人讓「女孩妻子」和「女孩女兒」在同一個時空中出現,土伯特女人通過女兒回憶自己的青春和快樂,詩人通過妻子的回憶體味過去年代裡自己經歷的苦難以及在妻子的愛中獲得的救贖,恍如隔世的感覺使詩人對橫亙在妻子與女兒之間,苦難與救贖之間的時間產生了一種近乎本能的感激與敬畏——「時間啊,你主宰一切!」這是昌耀的「時間意識」的最初體現,一定程度上說,這種感激與敬畏與詩人對生命與愛之偉大的皈依密切相關,是經歷了悲劇苦難之後對世界仍保持的樂觀態度。《曠原之野》(1983年)一詩,繼續著詩人對時間崇高屬性的感歎。「一切是時間。/時間是具象:可雕刻。可凍結封存。可翻閱誦讀。/時間有著感覺。/時間使萬物縱橫溝通。/時間是鑲嵌畫。」「時間」被看作是主動而非被動地與人發生著聯繫,與事物發生的場所相比,此時在詩人眼裡,「時間」更是事物的推動力。而且詩句的語氣是沉穩的,堅定的,詩人的感歎中更多了理性思考的因素,對昌耀來說,「時間」的崇高給了他以這樣的信心:人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沒有恐懼。沒有傷感。沒有……懷鄉病。/一切為時間所建樹、所湮沒、所證明。」這又一次讓人聯想到《時間客店》中「我以受命自負」雙手捧著「時間」的形象。

  而到了《意緒》(1985年)中,詩人卻說:「時間躁動,不容人慢慢嚼食一部《奧義書》,/且作一目十行,隨手翻掀,一帶而過。」現實世界運作節奏的加快,看似讓人有了更多的時間,實際上精神的失落也同樣加快了,人幾乎無法仔細地拷問自己的精神世界;時間逐漸成為異己,成為異化力量作用于人的中介。失去了時間帶來的可靠性,「我」只有「渥發潑墨,轉體180度,傾此頭顱寫它一通狂草。」來渲泄這種受壓迫的焦躁意緒了。詩人還在另一首詩《干戚舞》(1989年)反復歌吟著「時不我與,是前行還是卻步?」這樣的詩句,「時間意識」更明顯地以對時間的焦慮表現出來。「感覺眼角掠過一抹倉皇的餘光,/時間反差在豎子軀體染作一片幽藍。/總進程如期在宇宙各部推進。/最後一個唐·吉訶德已告永別。」時間中社會整體的進程與個人追求的進程是不一致的,這正如唐·吉訶德在一個早已不屬￿他的時代裡做著宿命的英雄偉業。個人相對整體來說,無疑是渺小的、被動的,如果個人想溶入「總進程」中而不失去對理想的追求,就必然要以整體的前進為個人的前進創造一個理想環境為前提,也就是說,除非現實進程具有理想性,否則個人體驗到「時間反差」的困苦--被時間拋棄卻還得在時間!

  的驅使下作宿命的抗爭,就是必然的。同樣是對時間的焦慮,兩首的表現還是有些差異的。前者是激烈的渲泄;後者在沉鬱中有了冷靜的氣質,而用以排遣焦慮的「干戚舞」也不同於「用頭顱來寫狂草」,它某種程度上是審美創造的象徵,隱喻了對現實困境徹悟之後非關一時功利的本體意義上的抗爭。(昌耀在近作《與梅卓小姐一同釋讀〈幸運神遠離〉》中說到:「是以我們迄今仍借助藝術創造求所超脫,釋解焦慮」,可作旁證。)

  有的研究者以1986年為界,認為在此之後昌耀開始自覺地追求「藝術的抽象和抽象的藝術」,其詩歌主題也從關注外在的功利的善惡角力轉至對生存宿命的感悟及對與宿命抗爭的崇高人格的塑造 。這一看法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也得到了詩人本人的認同。從這個角度來看昌耀的詩歌有助於我們理解「時間意識」從「對崇高的敬畏」到「焦慮」(以及「焦慮」自身的轉變)的轉變與發展。然而,這一觀點未能注意到(預見到)詩人在感悟生存宿命時常常顯露的「解脫的輕鬆」,以及詩歌中出現的荒誕與反諷的調子。這些反映在「時間意識」進一步的發展中。

  如果說《意緒》、《干戚舞》等作品中透露出來的「對時間的焦慮」與《時間客店》中有關「時間不可修復」的困惑同源同質的話,那麼,《哈拉庫圖》(1989年)和《百年焦慮》(1995年新作)的詩意與《時間客店》中「我」從痛苦、孤獨到反諷式的解脫這一思維及情感過程也是契合的。

  哈拉庫圖城堡在物質上是「歲月燒結的一爐礦石」,在精神上是「宿命永恆不變的感傷主題」,然而「沒有一個世人能夠向我講述哈拉庫圖城堡。/記憶的負重先天深沉。/人類習慣遺忘。/人類與任何動物無別而習於趨利避害。/而遵循快樂原則。」時間磨蝕了城堡的軀殼,而人自身的弱點(「人是一種有著致命弱點的動物」《時間客店》)讓寓居其中的往昔的崇高精神失卻了;習慣遺忘的人類面前時間之所以是停滯的,是因為人類的卻步。「時間呵,令人困惑的魔道,/我覺得兒時的一天漫長如綿綿幾個世紀。/我覺得成人的暮秋似一次未儘快意的聚飲。/我仿佛覺得遙遠的一切尚在昨日。/而生命脆薄本在轉瞬即逝。」這是一種隱痛,象一次長途跋涉的間歇中的喘息,乍聽起來並不急促,卻都是杜鵑帶血之啼,因之,昌耀發出的「是這樣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的唏噓與半個多世紀前魯迅的感喟才這樣的相似:在精衛填海式的抗爭中,勇士內心的孤獨與寂寞是巨大而真實的。大凡寂寞得過於長久了,悲劇中都會出現反諷的調子,魯迅如此,昌耀也如此。「情感的一切玄思妙想原就是早都有過的了。/衰亡的只有物質,欲望之火卻仍自熾烈。/無所謂今古。無所謂趨時。/所有的面孔都只是昨日的面孔。/所有的時間都只是原有的時間。」好象時間的度量功能以及它對人的壓迫感在世人的心理上一下子就都失去了。果真解脫了嗎?如果說失卻了的「崇高精神」對當下現實仍可能發揮作用的話,那人也只是這樣一種「早已有過」的精神的載體與中介,而非重新創造者,何況人類自身的墮落使對這種中介功能的承擔都成了問題,世人表面上的如釋重負,正是對人的這種承擔的反諷。T·S·艾略特在《四個四重奏》中有這樣的詩句:「現在的時間與過去的時間/兩者也許存在于未來之中,/而未來的時間卻包含在過去裡。/如果一切時間永遠是現在/一切時間都無法贖回。」 ,用以反映他的來自宗教的歷史觀,考慮到艾略特寫作此詩的初衷(注釋和實踐其詩歌理念)以及他對個體詩人地位的認定(參考《傳統與個人才能》一文),我們完全可以將這些詩句作為昌耀此一階段「時間意識」的佐證;歷史進程是一個整體,個人在其中是渺小和被動的,並因此感到壓抑和焦慮,又因為無力改變什麼,對時間只能聽之任之。只不過前者在艾略特《四個四重奏》那裡是一以貫之的,後者只是昌耀詩歌某一階段(從痛苦、孤獨到反諷)上的。而這與《時間客店》中的第二串反問的內涵又何其相似!

  《百年焦慮》的詩名似乎有高蹈之嫌(《百年孤獨》?),但仔細推敲著讀下來,方可領悟詩人用心之一二。按詩人的本意,「百年焦慮」是對「焦慮」的焦慮,對「焦慮的焦慮」的焦慮,「詩中之詩」裡寫到(又是一個「無窮套」?)「遺忘在遺忘裡。追憶在追憶中。」遺忘是對上一次遺忘的遺忘,記憶是對前一次記憶的記憶,這是說沒有指向它物的記憶或遺忘,只有指向自身的本體意義上的記憶或遺忘?果真如此的話,那麼記憶或遺忘便脫離了現實世界只存在於純形式的「時間」中了,因而「百年」也就失去實指,可以被任何一個指稱時間的定語取代,而「焦慮」因記憶或遺忘而起,本質上是對時間的焦慮。反諷了時間的本質之後,詩人似乎又想從正面指出「無所謂今古,無所謂趨時」的荒誕境地的根源正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人的焦慮。「時間意識」經過「反諷」這一階梯螺旋式上升了。

  通過以上對昌耀詩歌的整體解讀,說昌耀對「時間」的詩性思考已經上升成為一種有系統的「意識」,應該是可以的了。不過,「時間意識」還不止於就「時間」談「時間」,它在昌耀那裡還能引發人們對一些更為廣泛,更為深層次的內涵進行思考。




  與《時間客店》中「我」與「他人」的關係可以解釋「時間意識」的情況類似,昌耀主體精神(駱一禾曾認為討論昌耀的詩歌藝術大可將詩人的精神一同納入探討的範圍,無須怕犯所謂的「意圖謬誤」 )與其詩歌中的「時間意識」是互為表裡的。

  如前所論,「時間意識」在昌耀詩歌中,幾經轉變,有著一個從朦朧到清晰的過程,而就其目前的情形來說,主要表現為對時間本體意義上的焦慮和為了平復這一焦慮反諷式的解脫兩者此起彼伏的交織,這讓人感到昌耀的精神狀態時常是處在矛盾兩極的互相糾葛中的。其實,透過「時間意識」的這一當前形態,我們可以發現在更廣的範圍內,這種矛盾以及因矛盾而具有的思想張力也是存在的。比如《與梅卓小姐一同釋讀〈幸運神遠離〉》中有關「夢」和「醒著」兩種狀態,昌耀便「無法」辨出高下真偽。再比如,昌耀曾在一篇論文裡說:「其實,一切事理都是以一種被選擇的動態過程呈示。所謂『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唯時間一以貫之。……一切宜在一定的時間截面去量取、把握,凡是得以發生、存在或延續者必有其這一緣由。」 以此解釋「世間並無詩名的朽者」,在同一篇文章裡又說要融入歷史的進程中,不欲速朽的詩方才可能。可見,我們再以較為簡單的「抗爭宿命」這一個向度來指稱昌耀的詩歌精神已不足夠了。

  重新回到《時間客店》和《百年焦慮》等詩作,可發覺它們的「情節」構架與薩特的某些小說(如《囚室》)極為相似,命運的不可擊破的循環之鏈鎖住的不止是三個虛構的靈魂(《囚室》中的人物),還有實實在在的人。生存的宿命是與荒誕感聯為一體的,荒誕又往往會導致戲謔與反諷,這是存在主義作品的路數,昌耀糾纏著焦慮與解脫的情緒可以說有著濃厚的存在主義氣息。詩人對時間的思考某種程度上說,即是對存在的思考,從對時間的敬畏到對時間的焦慮及對時間本質反諷式的參悟,昌耀的詩逐漸趨於反映失去了意義之源和存在必然性的人本身的悲劇命運和荒誕處境,趨於從本體意義上把人探求存在的過程理解為悲劇性的,而在悲劇中摻入戲謔劇,這或許就是「存在悲劇」 與「社會悲劇」的不同吧。

  有意思的是,海德格爾在其早期思想中,正是把「時間」理解為通過「此在」(「時間就是此在」)尋求「存在」的直接途徑 ,這與昌耀詩歌中的「時間意識」有著相同的意蘊。我想,這或許並不是一種巧合。


橄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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