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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詩學：再神聖化的期待
"再神聖化"一詞來自斯賓諾沙，它的含義就是重新願意從"永恆的方面"看待人，或者從中世紀基督教的統一的概念中來看待人。在中國詩歌寫作至當今這種狀況，日常主義寫作的氾濫；不負責任的言行四處喧嘩；不去專注人在當下生存困難處境下的抗爭、不屈和不可磨滅的良知，而沉溺於華而不實的詞語壘疊、不著邊際的語言遊戲。在這種狀況下，明確地提出詩歌的"再神聖化"是十分必要的。詩人這項桂冠不能獻給專事投機取巧、視野狹隘的碼字匠或偷窺者，更不能獻給心胸狹小的占山為王的草寇。"再神聖化"對詩人和詩歌的期待就是在完成一個完整的人的概念上，在當下生活和寫作上的努力和艱難的展開。
為人的完整性寫作
為人的完整性寫作，在這一理念下寫作、生活，詩人會立即發現要這樣做困難重重。首先要完成對完整性的理解，這需要詩人的天賦、勇氣和持久耐力，它是一個不斷發現的過程。完整性包括靈魂/肉體、勇氣/怯懦、責任/得過且過、創新/抱殘守缺、生/死、光明/黑暗這些對立統一的事物。兩者的界線在多元化的語境下有時候變得十分模糊，它需要詩人的良知出來發言，才能認出通往美的方向，而不是確確相反。譬如：生與死，在什麼時候，什麼處境下，哪一種行為更具勇氣。勇氣指向的就是美，就是人的完整性。這是一個如何處理的問題。它更徹底地考驗一個詩人的真誠。對完整性的理解，十分需要詩人對事物產生的背景的認識，任何不瞭解背景的認識都是空穴來風。
當前中國詩人更多的是關注表像生活的寫作。他們喜歡片斷、事件和在處理這些事件過程呈露出來的"詩意"。他們在觀察一個人時，不是看到神聖的、永恆的、象徵的意義，而是短暫的、具體的、庸俗化的一面。他們完全放棄對人的完整性的發現的努力。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H.Maslow1908-1970)在概括青年人的心理症狀時，他說"當今一些青年人有一種非常重要的防衛機制，也就是去神聖化防衛機制。這些青年懷疑價值與美德的可能性，他們覺得自己在生活中受了欺騙或挫折。"他在《引向自我實現的種種行為》一文舉了一些例子，我認為與當今中國詩壇一些詩人的心理症狀十分吻合，其中一個例子是談到"性"的，他說"這些青少年已經使性'去神聖化'。性無所謂，它是自然的事。"他的意思就是"年青人把性弄得過於自然，使它在許多場合已失去詩意，也就是說，性已失去幾乎一切含義。"他們已不習慣從一切大寫的意義上看待人和事物。
而完整性的期待就是要去除這種心理學所稱謂的"去神聖化機制"，從表像的幻象回到人本身的神聖、永恆的一面上來。而它必須通過努力和漫長的抗爭才有可能完成。
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任
正因為追求完整性的艱難，所以具有矛盾性的人更值得信任。這是一個詩學問題，也是一個社會生活問題。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在二次大戰後，提出一個很著名的詩學觀點，就是"奧斯威辛之後，詩歌是野蠻的"，他指的是一個美好、和諧的世界已在炮火中破壞殆盡了，詩人無視這種生存現實不加批判地歌唱，便是對美的踐踏。世界的傷口在已進入另一個世紀的今日，還遠未修復，外部世界和人心內部遍佈廢墟。貪婪、殘酷、怯懦和物質化的欲望一直折磨著我們，像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眩暈"的欲望一樣，人總是有一種向下墮的衝動，它使人感到和風拂面，不需有任何抵抗和自我克制。這是人不斷弱化的過程。
從人道主義角度，人有權選擇任何他願意選擇的生存方式，但作為詩人，作為人類的良心和警醒面，他必須承擔起責任，他的生活和詩歌必須有理想主義的光芒。必須聲明，本文是獻給這個時代嚴肅的藝術家而非普通的大眾。基於這點，我不必諱言在文藝美學中不可或缺的理想色彩。只有守住這份理想色彩，才能使人的完整性呈現出來。
當下的社會生活，物質已成為衡量"生存真理"的唯一標準，各種謊言在精美的包裝下肆意橫行，人們為生存、生活放下尊嚴和良知，而民間偶爾的騷動也僅是為混碗飯吃的揭竿起義。從人道角度，這無可非言。當今的詩人們事實也深陷這種生存現狀之中。我深知他們陷入這種尷尬局面言說的艱難；我深知他們為柴米油鹽，為兒女的學費和妻兒的住房傷透了腦筋，但詩人必須從這種境況中抽身出來。詩人的責任並不是為某一集團伸冤，或為他們的生存塗脂抹粉。那是政治領導、記者、律師幹的責職，詩人必須為更高的律令發出聲音。
詩人這聲音，可能與詩人的現實生存有些微的矛盾，這並不可怕。作為人，作為一個在平凡世界生存的人他顧及的事情實在太多，這是導致我們怯懦的根源，但這千萬不要成為我們非一致性的籍口。一個詩人必須對一致性，即他的聲音和生活的一致性懷著深深的期待。但我清楚，這是難的，它要求一個詩人必須用一生的努力。
在當下，基於人性怯懦的一面，我對矛盾性的人是信任的，但我也看到另一種一致性的人，那就是自甘平庸、麻木、甚至殘忍的人，他們以種種藉口，在日常中實踐著他們的行為，這是可悲的。
因豐盈而寫作
好了，到這裡我們可以提出一個詩人的寫作動機，或者說一個高層的寫作動力。過去我們一直提"憤怒出詩人"；"國家不幸詩家幸"。這都是對於不滿、挫折、痛苦而寫作的動機的描述。詩人的這種情緒是因為內外的矛盾所引起的反應，這也是上節提到的矛盾性的根源。中外許多詩人、作家都是以此為寫作原動力的。但我認為有一種更高的寫作動力，那就是來自詩人內心的豐盈--他自滿自足的內心世界。
貧乏的內心是無法產生詩的，然而我發現現在有些貧乏的內心假借一些方法、技巧和當前詩界的混亂，大言不慚地以"詩人"的名義到處發言。但真正的詩歌必然產生于豐富的心靈。我把憤怒和豐盈同視為都是產生于豐富的心靈，但我更提倡豐盈的寫作，這是基於我對人的完整性的追求，而不是一種普適的道德感。我相信這世界有豐盈的心靈。它可以不與外部對抗，而事實它與外部世界融在一起。豐盈的心靈充滿寧靜、厚實感，它與天空、大地、人群和無數的生活細節，甚至與生命中無法逃避的黑暗友好地相處，就像聖盧西亞詩人德裡克·沃爾科特(Derek lcott)在《黑八月》一詩中所說的："我已學會愛黑暗日子同光明的日子一樣，/愛黑的雨白的山，而從前/我只愛我的幸福和你。"因內心的豐盈，詩人的詩歌世界變得十分堅定，任何我們稱為"黑暗"的事物都無法對詩人構成威脅。豐盈的心靈能吸納外界一切瞬息萬變的信息，並做出很好的斷判。舉個例子，我有一個詩人朋友，他曾在北京居住了10年，經歷了許多挫折、爭鬥，當然，這些事情更多的是在一個公共的領域內發生的。後來，他回到南方一座小城。我去拜訪他，他說他現在每天早晨睜開眼，看見窗外的樹葉、陽光、鳴鳥，他便感到無限的寧靜和喜悅。這樣的心靈，我們已可以稱為豐盈了。它敏感、開闊，能隨時隨地接納身外的悸動，滿懷欣喜地在一個樸素的環境中體驗，言說，寫作，而這又是在他經歷了人生的風暴之後的沉靜。我把這種體驗與一生生長在田野的農民的平靜體驗區分開來，前者我稱為"知的寧靜"，後者我稱為"無知的寧靜"。在"知的寧靜"的心靈下產生的詩歌，它肯定是清澈、豐滿，充滿著明亮的。波南詩人、1980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斯拉夫·米沃什(zeslaw Milosz)晚年寫作的《天賦》一詩可算這方面的代表。
天賦
日子過得多麼舒暢。
震霧早早消散，我在園中勞動。
成群蜂鳥流連在金銀花叢。
人世間我再不需要別的事物。
沒有任何人值得我嫉羨。
遇到什麼逆運，我都把它忘在一邊。
想到往日的自己也不覺得羞慚。
我一身輕快，毫無痛苦。
昂首遠望，唯見湛藍海上點點白帆。
(韓逸譯)
一顆心靈，經歷過苦難，抗爭過，失敗過，勝利過，但一切已不再重要，置身在那些簡單、素的事物中間，就能感覺到隱隱的喜悅和無邊的開闊、寧靜。豐盈的心靈是沒有障礙。
當下性的追求
偉大的心靈都必須產生於當下，特別是在我們這個無宗教的民族，神的世界與我們無涉，神性的世界有時候我們無法觸摸，但通往人的完整性的道路，卻從來沒有向我們關閉。人可以在自己的現實世界通過認識、抗爭，直到自我實現。這是現實詩學的必經之路。
事實上，詩歌是沒有進化論的，只有保持和隨時代變化的創新：保持的就是詩性中永遠不能或缺的良知、尊嚴和存在感；創新的是因背景不同，詩性產生的方式不同而形成的新的形式和語言。浪漫主義時代，詩人像夜鶯一樣歌唱大自然，歌唱愛情和為一切自由而戰的騎士精神，便是最高的美學；而經歷了一、二次大戰後，如果藝術失去批判精神，美也就無法產生。這就是不同時代的不同美學。而中國當下的現實生存也一樣，任何與現實合謀的詩學都是可疑的。但詩歌必須與當下結合，與人實實在在的生活結合，這一點無可致疑。而詩意如何在此產生而不是喪失?這不能靠一廂情願的附著，或裝模做樣的挖掘，它必須通過批判，最終達到發現和豐盈的體驗。關於當下性的論述，還涉及一個本體的問題。政治、知識、表像化生活都對詩人本體的呈現構成威脅，任何沉溺於其中的寫作都會使詩人受某些非本體的價值道德因素引向歧途。在這裡重提當下性寫作是十分有必要的，由於過去的政治因素和稍微鬆綁之後的得意忘形，使中國詩人一直對本體的體認能力低下不堪。本體的缺失使詩人作家展現的當下生存比時間消失得更快，更早地模糊不清。文革時期有關熱火朝天的勞動生活的作品就不用說了，當前關於"肉體在場"的詩學寫作也是同樣本體缺席的寫作。從來--在像動物一樣呼吸的每時每刻，無論高尚，或卑劣，"肉體"都是"在場"的，這一單方面的在場，還不能構成整體性的呈現；只有"肉體"和"靈魂"同時"在場"，本體才會呈現。 可以這樣概括：詩人必須懷抱整個人類，人類的苦難和歡樂一起，他所觸摸的事物，他坐的椅子，他喝水的杯和呼吸的空氣中，都是詩。當下性就體現在他與他生活的周邊的事物的關係，他依靠本體發言。
詩歌是抒情的藝術
當我目睹敘事和類似於腦筋急轉彎的"寫作藝術"統率詩歌寫作，並成為一種普遍的寫作技法和寫作方向時，我便知道，這個時代，連一個詩人的最後情感也被徹底"解構"了。沒有人再相信自身的真誠，相信他們對世界的愛，就連他們對自己曾經歷過的事物的愛與恨也被瞬間的無關痛癢的"細節"取代了，詩歌已不是我們誠摯感情的載體，它變成了與酒翁毫無差別的技藝練習。這種現象是詩歌藝術的墮落。
寫作，實質上就是在喚醒人的內心，無論人如何活著，活到何種境地，都必須保持必要的良知、憐憫、羞恥和愛，並以此面對自身和周遭人們的生存，並用自己的心說話，向世界說出自己內心的喜悅、憂傷和憤怒。這種說出，就是抒情。抒情永遠駐留在真正的詩人心中，那些不相信抒情的人，實際上是些不相信自己心靈的人。我們在這兒生活，我們對那些與我們相逢的事物所懷抱的誠摯感情，如果我們不能真正地觸摸自己的心跳，觸摸血液的流動，感知它們的安靜和咆哮，我們不能算活著。而如果我們活著，就有權力抒情。
當前中國詩壇，除失去才華或不真誠的詩人用詞匯的堆切來掩蓋他們對詩歌本質缺乏觸摸能力，更多的青年詩人，那些故意放棄抒情，或把抒情獻給下半身，放棄永恆、價值、道德、追求的寫作，從心理學角度，僅是一種青年性的防衛心理，一種心理病理。一個真誠和有勇氣的人，他必須自覺去除這種防衛機制，無論在什麼時代，什麼背景下，他應該相信永恆、神聖的存在，而"再神聖化"就是要求詩人尋求勇氣來拋棄這種防衛心理，去追求和建設更闊寬和更具有永恆性的詩意。而只有這樣，中國詩歌才能出現大氣象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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