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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非非」
１９８５年我寫了十餘首詩，我從涪陵把它們寄給了在西昌的周倫佑，不久他就回信說，要搞「非非主義」詩歌運動，是全國性的。所以，「非非」在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參與策劃，也不知道「非非」是什麼，直到８６年第一期《非非》寄來涪陵。
封面是橫排的「非非」兩字和紅、藍、灰的色彩構成。翻開封面，從目錄上就看見一些熟悉和不熟悉的人的名字，而細說起來，第一期《非非》上熟悉的名字少，不熟悉的名字多。楊黎我是熟悉的，在８５年萬夏主編（楊黎是副主編）的《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上已讀過他的《怪客》。另外我熟悉的還有尚仲敏、萬夏、李亞偉，當然也包括幾年前在成都見過面的周倫佑。當時完全陌生但比較感興趣的名字有兩個：藍馬和吉木狼格。
我看見我寄給周倫佑的那些詩（有１０首）被冠上《鬼城》的總題編發在「非非風度」欄目，而排在我的前面，也是本期最前面的詩歌是楊黎的《冷風景》。當然，我特別的讀了《冷風景》，這原因一是因為它是《怪客》作者的新作（８５年我在讀到《怪客》後就寫信給萬夏，說那一期《現代詩內部交流資料》我最欣賞的是楊黎的《怪客》，其次是周倫佑的《帶貓頭鷹的男人》）；二是因為它排在《鬼城》的前面。
然後我讀了《非非主義宣言》、《變構：當代藝術啟示錄》、《前文化導言》、《非非主義詩歌方法》、《非非主義小辭典》等文章。但是，坦白的說，我還是不明白「非非」是什麼。
接下來，應周倫佑之邀，我和剛結婚不久的妻子在８６年的夏天到了西昌。我們路過了成都，但沒有與楊黎見面，原因是周倫佑在信上說，楊黎和尚仲敏也要去西昌，所以就沒單獨去找他們，而是想到了西昌後大家一起見面比較好。但結果是，我至今都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楊黎和尚仲敏那次都沒有到西昌去。在西昌我見到了藍馬、吉木狼格、劉濤和楊萍，並知道了劉濤是藍馬的妻子，楊萍是吉木狼格的妻子，以及這次也沒有到西昌來的「非非」另一位女詩人小安，則是楊黎的妻子。藍馬給我的最初印象的確是一個很帥的男人，而吉木狼格不怎麼愛說話。我那時也不愛說話，所以，每當周倫佑和藍馬進行「文化」和「前文化」的討論和爭論的時候，我和吉木狼格都是沉默著傾聽，自然，那一次我也沒能和吉木狼格進行交流。周倫佑稱他和藍馬之間的爭辯是在「練兵」，說今後出去好和別的流派的人論戰。
在周倫佑家住了大約有一周，我和妻子就離開了西昌，乘火車去了雲南。我當時身上還背了三十本《非非》，準備到昆明後交給於堅（我在涪陵編《中國當代實驗詩歌》時與於堅通過信，當時周倫佑也有意拉於堅進「非非」）。但那次于堅沒在昆明。然後，我們就自己去遊了翠湖、滇池，又去貴州安順看了黃棵樹瀑布，經由重慶回到了涪陵。
「非非」是什麼呢？因為我已經是「非非詩人」，所以必須思考這個問題。其實，在那時這也是很容易解決的問題。因為在８６年的「先鋒」詩歌運動中興起的眾多詩歌派別，「非非」是最具理論色彩的，有系統的理論主張和具分量的「理論文本」，我不用思考也可以照本宣科。但這顯然不是我願意去做的。我那時也贊同周、藍二人的「非非」主張，但它們不是我的思考，也就不能成為我的言說。後來我在和楊黎、尚仲敏、吉木狼格的交談中，也發現了他們並不反對周、藍二人的理論和主張，但在言說「非非」尤其是談到自己的詩歌創作時，與「非非」的理論和主張就很不一樣了。特別楊黎，他不僅對自己的詩歌進行理論性的思考，對周、藍二人的「非非」理論也進行了批判性的思考。注意過楊黎發在《非非》８８年理論專號上的《聲音的發現》的人，就應該感受到楊黎的理論素養。所以，研究「非非」理論，如果忽略了楊黎的《聲音的發現》、《立場》等文論，那是不完全的，事實上便是忽略了「非非」還存在著的另一種「聲音」。
從《非非》８６年創刊開始，作為中國「先鋒」詩歌最具流派特徵的「非非主義」便獲得了「革命性」的成功。但這與其說是「非非」詩歌的成功，毋寧說是「非非」理論的成功。批評界關注得更多的是「非非」提出了一些什麼，而不是「非非」創作了一些什麼。甚至認為「非非」的理論與創作脫節，「非非」只有主義而沒有詩歌。導致這種現象我認為有兩個因素：一是人們存在著一個誤區，即理論指導創作，或創作必然接受理論的指導，所以，當人們無法將作品與「創作主張」一一對應時，就會說只有主義沒有詩歌；二是在那個堪稱「兵荒馬亂」的詩歌爆炸年代，少有人能夠沉靜下來認真而細緻的面對詩歌，對於詩歌自身所呈現的形態是根本沒有去研究的，或者因找不到現成的說法而「無話可說」。相反，對理論發言比對作品發言顯然要容易得多。
那麼，我是怎樣看待這個問題的呢？
如果說「非非」是一個成功的「品牌」，這個「品牌」能夠被廣泛而有效的傳播，「非非」的理論主張和包括名稱、刊物設計、「編後五人談」等包裝手段構成了其中的先決條件，這就象「ＣＩ戰略」，「非非」的「品牌理念」和「視覺識別」系統無疑都是一流的「創意」。雖然在「非非」出現的那個年代，中國的市場經濟和商品社會的形態還沒有形成，但以「反文化」、「超文化」為口號的「非非」，必然要超越於它的時代，而提前進入到另一個時代。所以。我們將「非非」放入今天的時代背境加以考察，就不會責怪當年「非非」的「操作」行為，同時，也會更加深刻的認識和認同「非非」獲取成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當然，「非非」詩歌價值的被忽略也就不足為怪，不是什麼不可以理解的誤會了。
８６年的「錯失」，將我和楊黎的見面推遲了兩年，直到８８年我和周倫佑參加「運河筆會」從揚州回到成都，我們才有了詩歌的交流，並將這種友誼保持至今。那一次「運河筆會」是官方舉辦的，但受邀的「民間詩人」也不少。我沒有受到正式邀請，而是受周倫佑的邀約前去「列席」的，他本來也邀約了藍馬和楊黎，但他們未去，其原因我後來隱約得知，是周、藍二人那時就已經有了分歧。８８年我已經寫出《組詩》，並將它題獻給藍馬。周倫佑是十分推崇《組詩》的，但他對題辭表示了意見。在揚州時他就明確的建議我刪掉，他說，這會給作品造成誤讀（後來果然就因為這個題辭，一些評論者便認為《組詩》是按「前文化」理論創作的，何小竹被「非非」理論葬送了等言論）。我在揚州接受了周的建議，但回到成都後，藍馬聽說我在周的建議下刪掉了題辭，就在一次去公園的途中作我的工作，希望我保留原來的題辭。藍馬要求保留題辭的理由我已記不得了，但我自己保留那個題辭的理由卻很明白，那就是出於友誼（這也是題辭的初衷）。在８８年的《非非》作品專號上，《組詩》沒有被排在頭條位置，而是位居藍馬的長詩《世的界》之後，這表明周倫佑在和藍馬的鬥爭中最終讓了步。但就作品而言，《世的界》是對楊黎《高處》的模仿，嚴格意義上不是藍馬的成功之作。藍馬真正具有原創性的作品應該是他寫于九十年代初的《獻給桑葉》等短詩。楊黎也說，當讀到藍馬的這些短詩時，他心裡確實松了一口氣。
「非非」在理論建設上並未深入和完善，其中沒有建立起一套「非非批評方法」，就是一項重大的缺失。所以，具體到詩創作而言，什麼是「非非」的詩，什麼不是「非非」的詩，這其中的批評標準是什麼，都沒有一個可操作的定義和規則。詩人的創作可以沒有定義和規則，但一種理論的批評卻是少不了方法和框架的，否則，便無法形成獨立的批評話語。所以，當我今天在論及「非非」詩歌，並對一些詩人進行評價時，依據的仍然更多的是個人的趣味，換句話說，也就是我的「非非」觀。
現在，如果有人問我，誰是「非非」第一詩人？毫無疑問，我會說是楊黎。這種認識和認同並非是友誼的結果。楊黎的詩不論是獻給阿蘭·羅布－格裡耶的《冷風景》，還是《高處》、《聲音》和《英語學習》、《西西弗神話》等短詩，都證明了「詩從語言開始」（楊黎語）的無限可能性，詩絕對不是到語言就完結了。基於這種認識，我們對《冷風景》和「新小說」之間存在的關係的言說，就不會停留在膚淺的所謂「借鑒」和「仿效」的層面上，《冷風景》不是因為「新小說」而存在的，它的存在從「自身的語言」開始，而語言材料來自何處並不重要。也即是說，不管你所用的語言材料是來自書本還是所謂的「生活」，這要看它們到了你的手中能否重新「起步」，能否在那個新的空間中無限的延伸。
這種「趣味」除了楊黎之外，在我和吉木狼格和小安之間，也是可以共鳴的，儘管在表述上不盡一樣。如上文所說，「非非」的詩歌因受「非非」理論的張揚和時代認識的局限而被忽略是一種誤會，那麼，吉木狼格的詩在「非非」詩歌中又遭受忽略，則是誤會中的誤會了。就連柏樺在九十年代經楊黎和我的推薦讀了吉木狼格的《懷疑駱駝》、《紅狐狸的樹》和《榜樣》等詩後，也激動的說：「吉木狼格的詩很『非非』」！喧嘩過後是沉靜，吉木狼格的詩沒有刺激人感官的外在形式，在文學活動中也處於「不善言詞」的「不利地位」，我們只能在沉靜中才能感受其美，我們也只有在真正面對詩歌的時候，才會發現吉木狼格的詩歌對「非非」詩歌究竟貢獻了什麼？應該這樣說，沒有吉木狼格的詩歌，「非非」詩歌作為一個流派（即整體集合）是嚴重缺失的，甚至作為「非非」的詩歌因此只能被視為一個群體，而缺少了構成這個流派的其中的一個重要支撐。
小安的詩歌的被忽略，基本上也是這種情況，有一點例外的是，小安作為楊黎的妻子事實上使作為詩人的小安也長期生活在楊黎的「陰影」之中，從而遭受了「非非」內部和外部有意無意的忽略和回避。這算不算誤會中的誤會的誤會呢？當然這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主要的還是在於批評界的愚蠢和無知。在八十年代，一個「先鋒」陣營中的女性詩人，如果她的詩中沒有能夠用弗絡伊德學說進行解說的「潛意識」流露，沒有美國自白派女詩人普拉斯的那種「死亡意識」和自戀、戀父情結，是不會被重視的。我無意貶低普拉斯那樣的詩人，也無意於否定有「女性詩歌」存在這個事實和其存在的價值。我想說明的是，一個超越了性別存在而「從語言開始」進行寫作的詩人，小安的詩歌沒有受到應有的評價和足夠的重視。就其詩歌的純粹和對語言的自覺性而言，她完全可以排在「非非」任何一位「男」詩人之前。
「非非」挽救了許多人，石光華曾經不無譏諷的這樣說過。他的話是說對了，但錯在自身所持的態度上。在我看來，「非非」其實是挽救了一個時代。中國八十年代的「先鋒」詩歌運動如果沒有「非非」的出現，只能算做一場「改良派」式的運動，對傳統的破壞只能是要麼虛張聲勢、要麼羞怯的一擊，對新詩歌標準的建構也只能是止於修辭的層面，其運動的指向將會是要麼不了了之、要麼在更高層次上融入主流文化，其運動的形態也將會是平庸的－－就如同整個世界的「先鋒」文學運動不曾有過「超現實主義」一樣。而且，我還要說明的是，「非非主義」較之「超現實主義」更加遠離「這一個」世界。換言之，「非非」為「這一個」世界打開了一扇窗戶，讓整個時代的人都呼吸到一股新鮮的空氣，這股新鮮的空氣無疑迫使人們重新對世界進行「語義的」審視。
藍馬曾經說過，「非非主義」不局限於詩歌的領域，我想這主要應該指的是他的「前文化」理論的構想。而在我看來，就其對時代的貢獻的意義而言，「非非」仍然應該首先是「詩歌的」。這不僅僅因為「非非」為一個時代提供了詩歌實驗的多種「範式」，而且，因為詩歌先天具備的「形而上的」屬性，使得「非非」僅僅以其詩歌就足以超越這個時代哲學的和宗教的層面，在「這一個」語言的世界中，找尋到「另一個」世界的語言。
「非非」作為一個流派，在今天固然是回憶中的往事了。「非非」流派的解體源於８９年，完成於９３年。周、藍二人的決裂使得「非非」在進入九十年代後就率先失去了周倫佑。９０年和９１年我們（藍馬、楊黎、尚仲敏、吉木狼格、劉濤、小安和我）繼續編印了兩期《非非》，並因外部的原因以及內部的因素，易名為《非非詩歌稿件集》。除保留了原有的「非非」主力陣容之外，「非非」詩歌的重要性得到了突出和顯露（兩期「非非」均無一篇文章），「非非」作為流派的風貌得以保持和延續。而九十年代初，周倫佑也繼續編印過他的兩期《非非》，但那已經不是一個流派刊物，僅剩下「非非」的刊名，詩人和作品都已將大量不是「非非」、乃至曾經是堅決的反「非非」的詩人（如歐陽江河等）納入其中，事實上它已經變成象《詩刊》和《人民文學》那樣的公共刊物了。到了９３年，我們（楊黎、吉木狼格、尚仲敏和我）再次與藍馬的決裂，便最終導致了「非非」流派的解體。
今天，當我和楊黎、尚仲敏三人再次會聚在成都的某個茶樓，為「非非」所能做的也只是「歷史性」的檔案工作，而我們自己除了現實的生存和個人的寫作之外，再要經營「非非」這個「品牌」已有隔世之感，且於詩歌創作本身也無太大的意義。但曾經存在過的那個「非非主義時代」，是可以有更深入的研究和總結的。那的確是一個會聚了所有中國最優秀的先鋒詩人的黃金時代，一個可以在廣義上以「非非」命名的時代。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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