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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地下詩歌
在２０世紀的中國新文學歷史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歷史
上最黑暗的時期。自１９６６年夏至１９７１年止，各類文藝刊物相
繼停刊，文學圖書的出版也被迫中斷，建國以後十七年來創作的絕大
部分優秀作品都被羅織了各種罪名而遭到「大批判」，整個民族的文
化進入了一個蕭索時期。到了１９７２年，情況略有改變，出現了少
量的文藝刊物，但在江青一夥的把持下，這些公開出版物依然帶有濃
重的極「左」色彩，所刊載的作品大多數是為了配合當時的政治運動
而作，在署名方式上也通常冠以「工農兵作者」或「×××寫作組」，
文學創作這一最為強調個性的活動被強行劃定成集體的行為。它們或
是圖解政策，進行赤裸裸的政治說教，或是製造偶像，為個別野心家
歌功頌德，或是顛倒黑白，歪曲歷史的真實，因而，它們也往往被一
些文學史專家稱之為「遵命文學」。
在「文革」期間，與「遵命文學」相對立的，還有一種文學傾向，
那就是「地下文學」，與當時公開出版物所體現的文化專制迥然不同
的是，「地下文學」完全是由群眾自發進行創作，通過非公開渠道以
手抄、油印等手段進行傳播的文學，真誠的創作態度、獨立的思考、
多元的藝術探索，構成了它的主要特徵。「地下文學」的主體是「上
山下鄉」的知識青年，「文革」初期，他們大多是革命熱情甚高的
「紅衛兵」。在江青一夥「文攻武衛」的煽動下，年少氣盛的紅衛兵
們一方面積極參加「破四舊」的活動，另一方面盡情施展自己的才華，
創辦油印報刊，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些油
印的報刊的創辦對他們進行了最初的文學訓練，為他們集合了不少
「同志」。１９６７年夏，隨著「文革」鬥爭的內容和形式愈來愈荒
誕和愈來愈殘酷，不少運動初期的骨幹人物，紛紛有了一種受矇騙的
感覺，於是，自動退出了政治舞臺，當起了「逍遙派」和「頹廢派」。
這些「逍遙派」和「頹廢派」聚集在一起，會餐、交流圖書、傳唱外
國歌曲、學寫新舊體詩歌，逐漸形成了一個地下文藝沙龍。在書籍的
交流中，俄蘇的小說和詩歌佔有最大的比重，除曾經正式出版的高爾
基、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肖洛霍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的
著作以外，「文革」前出版的一些「內部讀物」：拉甫列尼約夫的
《第四十一個》、巴克蘭諾夫的《一寸土》、紮米亞金的《多雪的冬
天》、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麼》、葉甫圖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
艾特瑪托夫的《白輪船》、阿克肖諾夫的《帶星星的火車票》、愛倫
堡的《人·歲月·生活》等；所傳唱的歌曲也以俄羅斯民歌和蘇聯歌
曲居多，《三套車》、《伏爾加船夫曲》、《茫茫大草原》、《莫斯
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樹》、《燈光》、《小路》、《紡織姑娘》、
《孤獨的手風琴》等，以俄羅斯特有的沉鬱、凝重和憂傷傳達著當時
青年們內心的失落感，同時也孕育了他們最初的文學衝動。
１９６８年底，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全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
「上山下鄉」運動，１７００萬青年學生先後離開城市，來到邊疆和
農村，這其中絕大部分是「文革」初期積極投身於運動的「紅衛兵」。
艱苦的生活環境、背井離鄉的惆悵和一輩子紮根農村的憂慮，使得當
初叱吒風雲的一代社會寵兒產生了深重的幻滅感和挫折感。在這種心
態支配下，知識青年們開始用他們擅長的文字來傾吐內心的情緒。在
這些文字中間，數量最多的是詩歌，這意味著，「文革」中的「地下
文學」，其主幹是「地下詩歌」。當時，流傳最廣的一首詩，大概就
是郭路生食指的《相信未來》：
當蜘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臺，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頑固地鋪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
相信未來！
當紫葡萄化為深秋的淚水，
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
我仍然固執地望著凝露的枯藤，
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
相信未來！
這些詩句純淨、雋秀，帶有兒童般執拗的真摯，它出現在知識青
年們普遍開始厭倦政治運動，在逆境中重新思索人生價值的特殊階段，
在某種程度上起著驚醒和呼喚的作用。因此，詩歌一經完成，很快便
在知青中間傳抄。正如詩人林莽所稱：「《相信未來》是一篇預言性
的詩歌力作，當『文革』的迷霧使人們陷入迷茫與混亂中，人們為命
運哀歎之時，食指以一個充滿希望的光輝命題照亮了前途未蔔的命運。」
他的另一首詩《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對當時的那段歷史進行了
定格：
我的心驟然疼痛，一定是
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
這時，我的心變成了一隻風箏，
風箏的線繩就在母親的手中。……
終於抓住了什麼東西，
管他是誰的手，不能松，
因為這是我的北京，
這是我最後的北京。
作者抓住裝載著知青們「上山下鄉」的列車開出北京的一瞬間，
寫出了知青們抗爭命運的徒然與無奈。這在以政治抒情詩為主體的中
國當代文學史上，可以說具有先驅者的勇氣，因此，將他稱作「文革」
第一詩人，確實是恰如其分的。作為第一詩人，食指的創作影響了一
大批後來者，其中包括後來名滿天下的北島、江河、楊煉等。在此，
有必要提一下「白洋澱」知青的詩歌創作，根據楊健《文化大革命中
的地下文學》記載：「１９７１年夏季的某一天，對『白洋澱詩派』
來說可能是個重要的日子。其時，芒克、嶽重等人已插隊一年多，芒
克拿來一首詩給嶽重、多多看。嶽重當時的反應令多多大吃一驚，
『那暴風雪藍色的火焰……』他複誦著芒克的一句詩，像吃了什麼甜
東西。」一年以後，嶽重寫下了《三月與末日》，這是一首當時地下
詩壇最具現代色彩的詩歌，其中有像：
春天用大地的肋骨搭成的篝火
燒成了升騰的煙
我用我的無羽的翅膀——冷漠
飛離即將歡呼的大地，沒有
第一次拼死抓住大地——這漂向火海的木船，沒有
想拉回它，
在交給多多傳看時，引發了多多對固有的詩歌技巧和寫作原則的
思考，促使他把以往對理論、哲學的興趣轉向了詩歌。１９７３年，
芒克和多多建立「詩歌友誼」，相約每年年底，像決鬥時交換手槍一
樣，交換一冊詩集。結果，多多完成了《回憶與思考》、《蜜周》、
《致太陽》、《教誨——頹廢的紀念》和《同居》等有明顯的現代主
義色彩的作品，芒克則寫下了《城市》、《天空》、《白房子的炊煙》、
《十月的獻詩》、《我是風》等，詩句自由、明媚、飽滿，具有一定
的超現實主義風格。這兩人的「決鬥」式寫作，為後來崛起的「今天
派」詩歌留下了第一批成果。嶽重、芒克、多多後來成了「白洋澱」
詩歌群落的核心人物，集聚了一批詩歌愛好者，其中包括宋海泉、方
含、林莽，它的外圍人員還應包括北島、嚴力、田曉青、彭剛、史保
嘉等。
「白洋澱詩群」是「文革」以後較早開始現代詩探索的詩歌群落，
據當事人林莽稱，它的時間定位應在１９６９至１９７６年，是一個
以北京為「根」的知青詩歌群落。此前，人們常常將他們描述成完全
與國際詩歌潮流絕緣，純粹憑藉自己的靈感和體驗進行寫作的一群，
這並不符合事實。以「白洋澱詩群」為基礎發散而成的「今天派」詩
歌，實際上是有他們的詩歌淵源的，這就是俄蘇詩歌的影響。我們從
芒克早期的詩歌很容易找到普希金的影響，他的詩風常常在明快、敞
亮中隱含淡淡的憂傷，如《天空》一詩，他這樣感歎道：
誰不想把生活編織成花籃？
可是，美好被打掃得乾乾淨淨。
我們這樣年輕，
你是否愉悅著我們的眼睛？
帶著你的溫暖，
帶著你的愛，
再用你的船將我遠載。
希望，請你
不要去得太遠，
你在我身邊
就足以把我欺騙！
後期，他的創作愈來愈接近葉賽寧：
月亮出來了，
月亮靠著一棵搖動的樹。
雪地上的夜
是一隻長著黑白毛色的狗，
月亮是它時而伸出的舌頭，
星星是它時而露出的牙齒。
那些從死者
骨頭裡伸出的樹葉
在把花的酒杯碰得叮噹響。
對大自然細緻的觀察，豐富的想像力，操縱語言的自如，令我們
可以直接移用高爾基對葉賽寧的評價：「與其說是一個人，倒不如說
是自然界特意為了詩歌，為了表達無盡的『田野的悲哀』、對一切生
物的愛和惻隱之心而創造出來的一個器官。」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芒克堪稱「直接面對人的最自然的本質，抗議對這種自然天性的扭曲」
的「自然詩人」。另一位詩人多多更是俄羅斯詩歌的癡迷者，他曾經
把散見於各種書刊上的外國現代詩人的作品抄錄在一個大本子上，其
中有不少俄蘇詩歌，這些作品構成了他最初的詩歌營養，給了他許多
詩歌的靈感。他的第二本詩集取名為《手藝》，其典故出自茨維塔耶
娃的組詩《塵世的特徵》：
我知道，
維納斯是手的作品。
我，一個匠人，
懂得手藝。
集中的同名詩《手藝》是一首應和茨維塔耶娃的作品，他這樣寫
道：
我寫青春淪落的詩
（寫不貞的詩）
寫在窄長的房間中
被詩人姦污
被咖啡館辭退街頭的詩
我那冷漠的
再無怨恨的詩
（本身就是一個故事）
我那沒有人讀的詩
正如一個沒有故事的歷史
我那失去驕傲
失去愛情的
（我那貴族的詩）
她，終會被農民娶走
她，就是我荒廢的時日……
這些詩句令人想起茨維塔耶佳的《我的詩行》和《我的青春》：
我那青春與死亡的詩歌，
「不曾有人讀過的詩行！」
被廢棄在書店裡，覆滿塵埃
（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都無人問津），
我的青春，
我那異己的青春
青春！我的一隻不配對的靴子！
眯縫起一對紅腫的眼睛
就這樣撕扯著一頁頁日曆。
高傲、敏感，對詩歌藝術的敬重，是多多與茨維塔耶娃共同的特
點，這決定了前者以後者為師的契合點。除他們兩人以外，「白洋澱
詩群」的很多詩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過俄蘇詩歌的影響，後來成為
「朦朧詩重鎮」的北島，早期的詩歌也有濃重的俄羅斯情調，據說，
他能夠大段大段地背誦葉甫圖申科的《娘子谷》，而他作品中所流露
出強烈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回答》、《宣告》、《結局
和開始》、《一切》，代表著普遍的社會良知，向非人道的政治發出
了不滿和抗議。國內不少論者在評價朦朧詩的時候，較多地將目光集
中在詩人們對現代主義的藝術手段的借鑒，在評論的過程中往往涉及
象徵、暗示、隱喻、意象、通感等藝術手段的運用，相對忽視了朦朧
詩與浪漫主義之間的聯繫，尤其是它們與俄羅斯詩歌的聯繫。事實上，
朦朧詩人們有相當一部分是吮吸著俄羅斯浪漫主義詩人普希金、萊蒙
托夫的詩歌乳汁成長起來的。如同普希金抨擊沙皇專制統治，歌頌十
二月黨人的精神一樣，北島們的詩歌也滲透著強烈的公民意識和道德
熱情，面對「文革」期間的文化專制主義——「以太陽的名義，黑暗
在公開地掠奪」，勇敢地說出「我不相信」，而他們在詩歌中所表露
的懷疑主義，並不像有的論者以為的那樣，是什麼「頹廢」、「悲觀」、
「消極」，等等，實際上，他們在詩歌中所表現出的懷疑情緒，恰恰
證明了他們對所持信仰的認真和負責，倘若我們能更深入地去品味整
個「今天派」的作品，便不難發現他們充盈在詩歌中的理想主義和英
雄主義精神。他們希望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而在人性遭到蹂躪的時代，這普普通通的人正是「當代英雄」。也正
是在此意義上，可以說，北島和他的詩友們的作品構成了中國當代詩
歌史上政治抒情詩的高峰之一。
（摘自《中俄文字之交——俄蘇文學與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
灕江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３月版，定價：１２．００元。廣西桂林市南
環路１５９—１號，５４１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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