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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評價與展望——關於本世紀宋詩研究的談話
陶文鵬（《文學遺產》編輯部）：在我國詩歌發展史上，宋詩是繼唐詩之後又一高峰，雖不能說完全可以與唐詩相媲美，但也以其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獨特的藝術風範，開闢了詩歌創作的新天地，其總體成就超過了元、明、清三代。而本世紀以來，宋詩研究雖然也有不少收穫，但從整體上看，遠沒有唐詩研究那樣聲勢旺盛，成果豐碩。與宋詞研究相比，無論是研究隊伍還是實際成就也多有不如。這裡面一定有不少值得反思、總結的東西，今天有幸邀請到兩位這方面的專家，一起來談談。我們是不是先回顧一下本世紀宋詩研究的大致情況。 一、宋詩研究：總結回顧 莫礪鋒（南京大學中文系）：本世紀初的宋詩研究主要是由詩壇風氣而派生出來的。清末民初的「同光體」詩人大多浸染宋詩，而且主要是學習黃庭堅、王安石等人的典型「宋調」。陳三立自稱「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其詩的兀傲勃鬱之氣近于黃庭堅。沈曾植是學貫古今的大學者，他那奇奧僻澀的詩風頗像宋詩中「以才學為詩」的一路。鄭孝胥後來雖身敗名裂，但出仕偽滿前詩名甚著，詩風也近于陳散原。由於這些詩人在當時詩壇上名聲很大，比樊增祥、易順鼎等學中晚唐者更有影響，所以他們所推崇的宋詩也就很受重視。《圍城》中的董斜川說，「唐以後的大詩人是『陵原山谷』」，即杜少陵、王廣陵、梅宛陵、李昌谷、黃山谷、李義山、王半山、陳後山、元遺山和陳散原，這份「大詩人」名單中唐代只有三位，宋代倒有五位，這雖是小說中虛構的人物的話，但確能代表民初詩壇的風氣。正是在這種風氣中，陳衍才能在理論上為宋詩張目，他不但編選了《宋詩精華錄》，而且提出了「詩有三元」之說，即「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ｙòｕ」之說，認為以「元ｙòｕ」為代表的宋詩可與盛中唐詩媲美。 程傑（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沈曾植認為，「三元」都有外國探險家開拓殖民地、發現新大陸那樣的貢獻，這是對宋詩歷史地位的極高評價。 陶文鵬：上面所說的情形還不限於「同光體」詩人。例如黃節身為南社社員，但論詩推崇黃山谷和陳後山。一部《蒹葭樓詩》，受陳後山影響者極多。黃節在大學主講詩學多年，這種風氣肯定會影響學術風氣。 程傑：「同光體」是入清以來學宋之風的發展，屬古代文學的範疇。本世紀初期的宋詩整理也是承清代宋集編刻之勢而來。李之鼎自1914年開始整理宋人別集，歷時10年，完成《宋人集》甲、乙、丙、丁四編，主要編刊中小詩人的別集，達60多種，多為善本，每種還附有有關詩人的資料。《宋人集》與《全宋詩》，可以稱作是本世紀宋詩的兩大文獻工程。一在世紀頭，一在世紀尾。 陶文鵬：本世紀的宋詩研究從縱向上看也正是一個兩頭熱、中間冷的過程。 莫礪鋒：「五四」前後的白話詩也與宋詩頗有淵源。胡適說「最近幾十年來，大家都愛談論宋詩，愛學宋詩」，甚至還說「這個時代之中，大多數的詩人都屬宋詩運動」。他說的「宋詩運動」並非指「同光體」，而是指與「同光體」水火不相容的白話詩人。因為在故適看來，「作詩更近于作文，更近於說話」，正是宋詩的一大特點。 程傑：當時這樣詮釋傳統是為文學改革服務，從謠諺、樂府民歌、詞曲以及宋詩中尋求文學進化和革新的規律，為文學革命張目。 陶文鵬：關於宋詩與白話詩的關係，葛兆光寫過一篇《從宋詩到白話詩》，說得很清楚。 程傑：葛兆光先生在兩者間的比較貫通很有見識。大約同時蘇州大學馬亞中先生也有文章涉及這一點，好像出發點不同。 莫礪鋒：這種思潮對學術研究也有所影響，胡適的文學史著作對宋詩評價就較高。 陶文鵬：後來朱自清寫《宋五家詩鈔》與此也不無關係。 莫礪鋒：由寫詩而派生的宋詩研究，往往只注意到幾位大家。陳衍《宋詩精華錄》雖然入選達130人，但大多只有一二首作品，其中選詩10首以上的只有14人，而《石遺室詩話》中論到的宋代詩人也不多。這種情況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多大的改變，大量的宋代詩人還沒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 程傑：就認真的研究來說，確實如此。但有一個現象也須指出來的是，我們建國後的文學史，可能是受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一觀念的影響，有關宋詩的部分偏輕，涉及的詩人特少，包括我們系主持、最近出版的兩卷本《宋代文學史》。例是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詩史著作，論到宋詩時還能客觀地提到一些中小詩人，如1925年出版的李維《詩史》，就提到夏竦、宋祁、郭祥正、袁世弼、參寥、惠洪，宋末的方鳳、方嶽等。當然只是簡單介紹，開個名單，材料似乎也只是從《苕溪漁隱叢話》來的。三十年代有兩部關於宋詩的專著，常被人們提起，一是胡雲翼的《宋詩研究》，一是梁昆的《宋詩派別論》。前者有一些章節談宋詩特徵、唐宋詩風格異同，雖只是大略說說，但有些啟發性。後者專門以派別立論。雖然有泛流派的傾向，流派的標準也不一致，有些名目、提法明顯失當。但從流派入手，應該說抓住了宋代詩史的一個綱。宋詩宗派意識強，風格流派多，體派顯得特別重要。今天討論宋詩體派，總免不了要提到梁昆這本書。 陶文鵬：四十年代的宋詩研究，錢鐘書的《談藝錄》是很有影響的。其中有相當篇幅是論述宋詩的，比如說關於唐詩與宋詩的不同及其劃分，可以說為歷史上唐宋詩之爭作了一個科學的辯證的頗有說服力的總結。書中對黃庭堅、陸遊等人的詩，也作了獨到的評價。還有繆鉞先生的《論宋詩》，雖是單篇論文，但對唐宋詩藝術的比較，很生動，也很精闢。 莫礪鋒：五六十年代，整個古代文學研究都受到當時政治風氣的極大影響，宋詩研究自不能例外。那時最重要的宋詩研究著作是錢鐘書先生的《宋詩選注》，這當然是一本有許多卓越見解的書，但是前言裡指責宋詩「把末流當作本源」，並不符合實際，也未搔著宋詩癢處。而選目中黃山谷詩只有3題5首，僅及陸遊詩的九分之一、范成大詩的四分之一、劉克莊詩的二分之一。這無疑是當時那種重內容、輕形式，重思想價值、輕藝術價值的習氣所造成的。只要把錢鐘書《談藝錄》中有關黃山谷的段落拿來對照一下，便可看出這一點。 陶文鵬：當時所發表的宋詩論文，總數不足200篇，其中談陸游、文天祥愛國主義思想的倒占了一半，所以對宋詩的研究在總體上是偏頗而膚淺的。 程傑：與《談藝錄》相比，錢先生的立場確實有很大改變，但當時仍嫌「左」得不夠，事實上他的《宋詩選注》一出來就受到了批評。五六十年代，在宋詩沒有引起多少注意的情況下，出現了兩個討論熱點，一個是關於蘇軾的政治詩；一個就是錢先生這一選本。錢先生這部書，雖然有局限，個別細節上也有疏誤，但還是應該給予高度評價的。書中以否定的立場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涉及了宋詩創作特徵的基本方面。據說，王水照先生曾說《宋詩選注》要用四種眼光來讀。水照先生的具體意見，我不清楚。但《宋詩選注》確實遠非一個作品讀本。首先是它以選見史，入選大家、名家大都有較詳辟的評論，貫穿起來就是一部簡明宋詩史。前言和一些重要詩人名下陸續討論了宋詩的一些重要問題，如繼承與創新、書本與創作等，集中起來不啻是一部宋詩通論。另外如文同名下談以畫喻景的寫景法，蘇軾名下講比喻，曹勳名下論宋代邊塞詩，劉子ｈｕī名下討論理學家詩，范成大名下討論田園詩，這些問題在宋詩中都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值得我們予以專題探討。打開這本書，總能感受到錢先生對宋詩全面而深入的知解把握。書中信息量這麼大，並非一般的功夫。幾年前我與秦寰明先生話及此書，一致感慨，就對宋人別集等文獻資料閱讀而言，今日治宋詩者要達到如此廣泛的程度是很難的。錢先生這一選本至少可以說是1949年以來30年內宋詩研究的最大收穫。 莫礪鋒：「文革」結束以後，宋詩研究在規模和深度上都大大地超過了前一階段，出現了不少優秀的論文和著作，文獻的整理也很有成績，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如果與唐詩、宋詞相比，宋詩的研究仍是比較冷落的。我們雖然不能知道研究者的確切人數，但從發表論著的情況來看，搞宋詩的人大大少於搞唐詩的，也不如搞宋詞的人多。我想這有以下幾個原因：一是唐詩、宋詞的作品數量適中，《全唐詩》5萬首詩，加上陳尚君的《全唐詩補編》也不到6萬首。凡是研究唐詩的人，大多通讀過《全唐詩》，鐘振振即讀過6遍。但是《全宋詩》即使出齊，有幾個人能夠通讀一遍？即使勉強通讀了，恐怕也很難形成較全面的印象，因為作品實在是太多了。所以搞宋詩的大多是以幾個大家為對象，很難兼顧中小詩人。這樣凡是想專治一代詩歌而又不受「淺嘗輒止」之譏的學者，多半會選擇唐詩。因而，即使像錢鐘書先生那樣淵博的人，也難免有掌握材料欠全的缺點。《宋詩選注》裡選了呂本中的《兵亂後雜詩》，注中說明是據《瀛奎律髓》所收的5首而選的，並說這不見於《東萊詩集》，其實原詩29首俱在，題為《兵亂後自嬉雜詩》，存于宋刊本《東萊外集》。如果錢先生看到全部29首，也許選目會有所變化。二是唐詩研究的基礎較好，作品的整理、詩人生平的考訂，都已有較好的學術基礎，現在的研究者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望得更遠。 程傑：搞宋詩的人就沒有這麼幸運了，許多工作要從頭做起。立論偏頗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 陶文鵬：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唐代文學研究影響較大，全國性的學會早已成立，年會如期舉辦，還有《唐代文學研究》和《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兩種專門刊物，隊伍壯大，發表陣地也多，自然會吸引更多的人。而研究宋詩的人則像是散兵游勇，又很難有機會「樽酒論文」，「招兵買馬」。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成立一個「宋代文學學會」、「宋詩學會」，創辦一份宋代文學研究的專刊？ 程傑：宋詩研究的落後狀況是歷史地形成的。宋詩在古人那裡長期遭冷遇，當代又受到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雙重夾擊，嚴重地影響了學科的起步。學科建設、研究隊伍的形成都有一個過程。課題本身的難易倒是其次的。其實難易是相對的。唐詩意境多在虛處，宋詩則在實處。虛處要搞清、要落實就難。研究唐詩，生平考釋、作品編年、知人論世就相對難一些。宋詩所謂「用人行政」、茶馬市貨、議論贈答、舊聞遺事一應俱在，詩人生平事蹟、作品背景實證材料相對多一些。唐詩研究基礎好，然盛極難繼。宋詩量大，一望略無開墾，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關鍵是要人力投入。而宋詩之真正引起注意，有所投入，只是近二十年的事。 莫礪鋒：當然，如果不與唐詩、宋詞攀比，僅在宋詩研究自身範圍內考察，這二十年來的成績還是不錯的。首先是文獻工作。北大編了《全宋詩》，如此浩繁的一代文獻總集，將為研究者提供很多方便。川大編的《全宋文》也很有用，有關宋代詩人的資料大都可以檢得。 程傑：別集的整理工作也很有成績，朱東潤先生的梅集校注、錢仲聯先生的劍南詩稿注、白敦仁先生的陳與義詩注、陳增傑先生的林景熙集注、傅平驤與胡問陶先生的蘇舜欽集注都值得稱道。可惜整理的面還不夠廣。不用說許多中小詩人，就是蘇軾、黃庭堅、王安石這樣的大家，至今我們讀的仍是宋人、清人的舊注。 陶文鵬：宋人以學問為詩，像蘇、王、黃這樣的大家久久不見新注本，也許是因為難度較大吧。 莫礪鋒：人民文學出版社曾找我整理山谷詩集，我因學養不夠，知難而退了。 陶文鵬：在作家年譜的編寫方面，于北山先生的《陸遊年譜》是一部很有份量的著作。最近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青年學者鄭永曉的《黃庭堅年譜》，作者請我當責任編輯，洋洋數十萬言，材料豐富，為黃庭堅90%以上的詩編了年，是一部很有價值的書。中華書局早在1978年就出版了傅璿琮先生編輯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卷》。孔凡禮先生百萬字的《蘇軾年譜》，最近也由中華書局出版了。 莫礪鋒：這類工作希望今後有更多的人來做。 陶文鵬：文獻整理之外，這二十年也有一批學術水平較高的論著，在許多課題上有所突破。 莫礪鋒：比較突出的是對幾個大家的研究。如蘇、黃的研究，已頗具規模，不但發表的論文較多，而且還開過幾次討論會。蘇軾研究學會的活動比較多，出版的論著也不少，其中如王水照、劉乃昌、謝桃坊幾位先生的書都頗有學術價值。 程傑：1991年，在首屆唐宋詩詞國際討論會上，我和秦寰明提交了一篇宋詩研究的述評，分別從宋詩整體探討、作家研究、體派研究、比較開拓研究幾個方面詳細談了七十年代末期至當時的情況。在作家研究一欄中，集中談了蘇、黃的研究情況。自那以來，作家研究仍以蘇、黃、楊、陸等少數幾個大家比較熱門。蘇軾研究這幾年的收穫較多，除莫先生提到的，朱靖華、王洪、張勝寬、唐玲玲、鐘來因等先生也都有專著，文鵬先生也發表了有份量的論文。 陶文鵬：本來我是想致力於宋詩特別是蘇詩的研究的。但比起你們兩位，我是太不努力了。近幾年來，我只發表過一篇《論宋代山水詩的繪畫意趣》，還有一篇論蘇詩人物形象塑造的。 程傑：八十年代早期您關於蘇軾的文章，好像有一篇《蘇軾山水詩的理趣、諧趣、奇趣》，至今我還有印象。 陶文鵬：我讀過王守國先生的專著《誠齋詩研究》，在對誠齋詩的微觀闡釋中揭示宋詩美學的宏觀特徵；還有王錫九先生的《宋代的七言古詩》，對從北宋到南宋諸多作家的七言古詩的藝術風格特色作了具體細緻的評論，都使我獲益匪淺。 莫礪鋒：黃庭堅的研究更多地帶有一些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味道，因為以前套在他頭上的無非是「形式主義」、「反現實主義」等帽子，現在大家平心靜氣地研究他的詩和詩論，評價雖不一致，但大多承認他在這方面都是有貢獻的，而且是很有獨創性的貢獻。現在的問題是力求準確地把握黃庭堅詩歌藝術的特徵以及歷史地位。 程傑：錢志熙、淩佐義、劉靖淵等先生，還有莫先生您自己，近幾年的論文，討論黃詩創作分期、題材內容和風格特徵，有所展開和深入。 莫礪鋒：我認為，宋詩研究的重點從陸游轉到蘇、黃，這本身就是學術的進步。 程傑：中小詩人也逐步引起注意，如惠洪、張舜民、韓駒等，這幾年零星有一些專論發表。胡明先生有一本《南宋詩人論》，多論小詩人。王兆鵬先生也間有些考論南宋小詩人的論文。研究視野也有一些開拓的好苗頭，如有一些論文，從詩人交遊關係、創作活動方式入手解釋創作問題。歐陽光先生還發表了專著《宋元詩社研究》。 陶文鵬：近二十年中，宋詩的總體特徵、發展階段、風格流派、創作思潮、作品論析各個方面都不斷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現。 程傑：關於宋詩總體藝術特徵和價值地位的論著還不少，但這一課題很難深入。 莫礪鋒：宏觀的討論容易片面和膚淺，要真正評價這方面討論的收穫，需要做一番排比思考，寫個專題綜述才行。現在只能舉幾個例子來談談。我覺得周裕鍇的《宋代詩學通論》寫得不錯。它的主要貢獻倒不在於建構了一個宋代詩學的體系，而在於對宋代詩學各個組成部分都有比較清晰的理論概括。這種概括體現了作者對宋代詩學的特徵和本質有較深入的理解，同時又善於用現代的術語和表述方式來敘說它們，不像有些著作專用似是而非的新名詞來包裝一知半解的論點。作者對宋代詩歌創作和詩學理論兩方面的材料都掌握得很好，所以書中徵引廣博，例證適當，在整體上呈現出從材料到理論的思維方式，結論是實事求是的。還有幾部書也值得一提，一是張毅的《宋代文學思想史》，它雖然不是專論宋詩的，但書中對宋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及由此造成的文人心態談得很好，而這些正是我們理解宋詩特徵生成原因的關鍵。王水照先生主編的《宋代文學通論》則從學術史的角度論述了宋詩研究的過程，並從文獻學和文學史的角度對宋詩作了簡明的介紹，使人一目了然。程傑兄的博士論文《北宋詩文革新研究》也寫得較好，雖然是個老課題，但仍有不少發明，視野開闊，論證也細密。 程傑：我很後悔寫得那麼長，實際也只在幾個小問題上有點意義，幾篇論文說行了。莫先生談到的之外，還有一些成果值得一提，如趙仁ｇｕī先生的《宋詩縱橫》，橫向探討宋詩與宋代社會文化諸方面的關係，縱向論述宋詩發展的過程。韓經太有《宋代詩歌史論》。胡明、許總、秦寰明、張晶、祝振玉等先生都有論文在繼續從總體上討論宋詩。 陶文鵬：我讀北大時的老師，已故的趙齊平先生的《宋詩臆說》，有意識地結合宋詩發展的結索及與之相關的問題選取名家名篇，即事究理，通過作品談問題，不僅方式新，材料實，所見也深。 程傑：趙齊平先生潛心宋詩，記得最早電大系統用的《中國文學史綱要》，趙先生寫的宋代部分，關於宋詩的，都寫得簡明中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順便提一下，北大張鳴先生，是趙先生的學生，他有一部宋詩選本，不僅選自講究，注釋細實，而且以選寓論，頗存見識。 陶文鵬：選本中，程千帆先生的《宋詩精選》，雖只是一本作品選，但對作品的評析中顯示了著者精闢的藝術眼光，很有學術價值。 程傑：另外還有許總的《宋詩史》。1991年我們寫十年宋詩研究述評時，還在感慨「國內尚未出現一部哪怕是描述意義上的宋代詩史」，第二年他的《宋詩史》就出來了。 陶文鵬：這部《宋詩史》寫得還比較粗糙，但開創之功，不應抹煞。陳祥耀老先生寫了一部《中國古典詩歌叢話》，其中有《宋詩話》一章，對繆鉞《論宋詩》的觀點有所發展，可以說是一部簡明扼要、不乏獨到之見的「宋詩史」。 莫礪鋒：就深度而言，宋詩研究在某些專題方面的成就更好一些。例如唐宋詩的關係，就有不少較好的論文。齊治平先生的長文章《中國批評史上的唐宋詩之爭》對歷代的唐、宋詩優劣論作了很全面的總結，材料很豐富，態度則不偏不倚，很有參考價值。 唐詩對宋詩的影響，宋詩對唐詩的沿革，學術界已不滿足於泛泛而論，而是展開了具體細緻的研究，像宋初三體、四靈等對唐詩的繼承，歐、梅、蘇、黃等人對唐風的變革，李、杜、韓、白諸人在宋代的地位之升降，南宋詩壇對晚唐詩的不同態度，這些方面都發表了不少很有見解的論文。 程傑：一些體派研究的核心論文，如關於江西詩派的、江湖詩派的、西昆體的，也多是很過硬的。莫先生的《論王荊公體》，秦寰明關於歐、蘇、梅三家詩的論文，王水照先生關於歐、梅文學結盟與詩風演進關係的幾篇論文也都有份量。 陶文鵬：還有獲得《文學遺產》優秀論文獎的張宏生先生的《論元ｙòｕ體》。他的《江湖詩派研究》，是繼礪鋒先生的《江西詩派研究》之後的又一部宋詩流派研究專著。 莫礪鋒：文學史的考訂，也取得了不少成績。比如宋初詩壇的風氣遞嬗過程中王禹ｃｈēｎｇ究竟處於什麼階段，又如呂本中提出江西詩派名稱究竟是在什麼時候？ 江湖詩派的成員有哪些？等等，都曾展開過討論，並得出了新的結論，訂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誤說。當然這方面的成果還很零碎，遠遠比不上唐詩學界。 陶文鵬：大陸以外的宋詩研究似乎也與我們這裡一樣，「行情」不如唐詩宋詞。 莫礪鋒：我對大陸以外宋詩研究所知不多，只知道臺灣成功大學的張高評教授的成果值得注意。張教授曾計劃以個人力量編纂「全宋詩」，近年來他編了《宋詩綜論叢編》、《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等書，並獨自撰寫了《宋詩之傳承與開拓》、《宋詩之新變與代雄》等專著，他大概是臺灣學者中最專注于宋詩研究的一位。張教授對加強兩岸學術交流很熱心，他編的書中兩岸學者的論文都有，這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 程傑：張高評先生不僅自己專心致志，似乎手下還頗有些人，有一批學生也在搞宋詩。另外臺灣還有龔鵬程先生，發表過關於江西詩社的專著。關於王ｃｈēｎｇ、黃庭堅、呂本中、范成大等，臺灣也有專著發表。遺憾的是兩岸阻隔，信息不暢，許多論著只是聽說個書名。日本早稻田大學有個宋代詩文研究會，不定期出版《橄欖》雜誌，主要刊載宋詩譯作和論文。 陶文鵬：日本老一代學者吉川幸次郎有一部《宋詩概說》，有一些看法頗有影響，常為人們提起。 二、宋詩評價：異同優劣 陶文鵬：對宋詩研究的回顧與總結，我們暫且談到這裡。下面我們是否就宋詩的評價，唐宋詩的優劣論爭，談談看法。因為宋詩在歷史上受冷遇，關鍵是個詩歌觀念問題，如今人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但如果對宋詩在總體上沒有一個比較客觀的、正確的態度，會影響到研究工作的深入發展。 莫礪鋒：總體上如何評價宋詩，確實是宋詩研究撥亂反正的首要問題。這二十年來有關這方面的討論較多，也很有意義。有的論著雖然僅在某一方面有所收穫，也值得歡迎。宋詩的藝術成就在哪裡？宋詩的總體特徵是什麼？對於總數達幾十萬首的一代詩歌來說，當然很難用幾句話來作高度概括的。從宋人嚴羽到今人繆鉞、錢鐘書的一些著名論斷可能是最為精闢的，我們很難超越。但是學術要發展，現代學術不能滿足於點評式的幾個警句，我們仍應從各個方面來進行探討，力求較全面地科學地揭示宋詩的總體特徵。1991年在成都的宋代文化研討會上，我和周裕鍇等人報告的論文都是關於宋詩的某些特徵的，當時有位先生發言說，這些報告都沒有抓住本質，是「瞎子摸象」。他的話說得不大好聽，弄得主持會議的曾棗莊先生有些緊張，怕影響了討論會的氣氛。其實我倒覺得「瞎子摸象」並沒有什麼不好。對於宋詩這頭大象來說，很難用一句話說清它的形狀，不妨先說它鼻子像繩子，腿像柱子等等，合起來就能有個大致的輪廓了。不過我們要注意，不要說大象就像一根繩子就行了。 程傑：更不能說大象就是根繩子。美的本質是什麼，詩的本質是什麼，宋詩的本質又是什麼，這些領域的本體認識與自然科學不同，最終只能是「盲人摸象」，所謂相對真理的總和是謂絕對真理，「開眼見象」永遠只在期待之中。這還不是不得已的策略，而是認識論的必然規律。 陶文鵬：那麼，我們又如何去摸宋詩這頭大象才比較客觀些呢？ 莫礪鋒：自從有宋詩以來，準確地說，是從宋詩形成一代詩風以來，對它的評價總是以唐詩為參照係數的。唐宋詩的優劣之爭，一直持續了一千年，我們幾乎無法離開唐詩來單獨評價宋詩。在這種習以為常的歷時性比較中，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困難，就是如何斷代。傳統的做法是把五代詩歸於唐詩，宋詩則從陳橋兵變以後算起。然而正像前人所指出的，唐詩與宋詩實際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唐代的杜甫、韓愈已經開創了宋詩的某些淵源，而宋代的西昆體、陸游、楊萬里、「四靈」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複歸唐風的傾向。這樣，究竟以哪些詩人作為唐詩的代表，又以哪些詩人作為宋詩的代表來比較呢？也許較多的人同意以蘇、黃作為宋詩特徵的代表。那麼唐詩呢？就成就大小而言，當然應以李、杜為代表。可是宋人不一定這樣看。南宋的葉適就說過，「慶曆、嘉ｙòｕ以來，天下以杜甫為師，始黜唐人之學」。他認為宋人學杜，所以與唐詩異趣了。聞一多先生論詩史，是把唐代天寶末年作為界限的，他認為初唐都屬前期，而中、晚唐則與宋詩一樣屬後期。如果我們採取這種觀點，那就不能把杜甫和中、晚唐詩與宋詩相比來揭示宋詩的特徵，因為這兩者間的關係應是大同小異。當然我們不一定要採取這種觀點，但至少應該考慮到具體的、複雜的情況，不能隨心所欲地選擇幾個例子就輕易作出結論。 程傑：有比較才有鑒別。宋詩的本質特徵從根本上說存在于與漢唐詩歌的比較之中。典型的宋詩，或者借用西方學者韋伯的說法，宋詩的「理想類型」，也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概括。抽象存在於具體，而不等於具體。認識上不能刻舟求劍、膠柱鼓瑟。但理論上的概括和抽象又不能脫離實際。宋詩的本質特徵應放到唐宋詩演進嬗變的整個過程中去把握，要充分考慮到宋詩創作各個階段和層面的情況，甚至還要聯繫宋以後「唐宋詩之爭」的情況。比較，應該從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層面上廣泛進行。只有在唐宋詩演進嬗變過程比較清楚，各個層面得到深入研究，比較得到充分展開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對宋詩的所謂本質特徵有一個較為切實、全面、深刻的認識。當然，我這裡是就認識邏輯而言，實際的研究中具體環節和層面的考察與宏觀的思考、理論的概括之間是雙向滲透，互相促進，不斷深化的關係。而且從文學史的結構看，某一時代詩歌風格特徵的問題，本身也只是文學史認識的一種角度，不構成一個孤立的目的，認識過程就更不會是孤立封閉的。 陶文鵬：近二十年來關於宋詩總體特徵的討論是從毛澤東關於「宋人不懂形象思維，所以宋詩味同嚼蠟」的著名論斷開始的。當時頗有些人寫文章來論證這一點。 莫礪鋒：這當然是可以的，人各有見麼。但是那些文章往往從宋詩中引幾首詩為例，多半是邵雍《擊壤集》或黃庭堅等人寫哲理禪理的詩，也就是特別缺乏形象性的，從而證明宋詩確實「味同嚼蠟」。這種論證方法顯然不能導出公允的結論來。難道那幾個例子就能代表幾十萬首宋詩？要那樣論證的話，我們完全可以從唐詩中找出足夠的例子，證明唐人不懂「形象思維」，唐詩「味同嚼蠟」。 程傑：毛主席自己也有趣，如果我們不避牽強附會之嫌的話，他老人家的詩詞，早年的《沁園春·長沙》如初唐詩，中年的《憶秦娥·婁山關》、《沁園春·雪》是盛唐詩，晚年的《題廬山仙人洞照》、《賀新郎·讀史》、《念奴嬌·鳥兒問答》等則是宋調。 陶文鵬：這正印證了錢鐘書先生「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的著名論斷。 莫礪鋒：當時還不容這樣討論。當時比較有力的論文是王水照先生的《宋代詩歌的藝術特點和教訓》一文，它的最終目的仍是證實「味同嚼蠟」說，但具體的論證則不是任意取例法，而是從嚴羽的「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文字為詩」三點入手，對宋詩的特點進行分析，從而揭示了嚴羽所批評的宋人的「奇特解會」，也就是「不懂形象思維」之意。我覺得這篇文章對宋詩缺點的批評是深刻的，但結論仍不免是片面的。這可能與其寫作年代較早有關。 陶文鵬：程千帆先生《韓愈「以文為詩」說》也是當時較為重要的文章。 莫礪鋒：正是。程先生的文章雖系論韓詩，但由於「以文為詩」後來成為宋詩的主要特徵之一，所以文中不免涉及宋詩，附帶著提出了宋人「並沒有放棄形象思維，其作品並不缺少形象性」的結論，這大概是對於「味風嚼蠟」說的最早反撥。 程傑：「形象思維」是西方十九世紀流行起來的文學觀念。時至今日，受心理科學水平的限制，文學理論界對藝術創作思維特徵尚難提供明確的描述，也就是說「形象思維」這一概念本身仍是有問題的。文學批評中使用這一概念時，實際上也多是指意象、比喻、想像、誇張等幾種基本表現技巧。而這些技巧並不是任何一首詩都必須有的，不是一首詩的必要條件，更不是一首「好詩」的充分條件。所謂「比興寄託」，也不乏生硬拙劣、陳腐僵化、索然無味之作。詩歌除了「形象」的方法，還有其他方法。古人講「賦、比、興」，「賦」即是一法，賦法也有豐富的技巧性。「比、興」能出「味」，「賦」也能出「味」。 陶文鵬：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味同嚼蠟」說不大有人提起了，對宋詩持肯定看法或部分肯定的人漸漸多了。 莫礪鋒：但從總體上否定宋詩的議論仍是有的。1989年，我曾讀到《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學——宋詩簡論》一文，出自一位著名學者之手，論點是針對整個宋代文學的。他認為「比起唐和六朝的文學來，宋代文學在自由地表達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是明顯地後退了」。也許是由於這位先生覺得宋詩的情形更糟，所以把它作為抨擊的突破口。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覺得如果兼顧詞、文和小說、戲曲的話，宋代文學比起唐和六朝文學來，在自由地表達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是明顯地前進了。即使只談宋詩，也很難說它在表達思想情感方面有什麼後退。詩歌當然應該以感情為基礎，甚至可以說應以情感為生命。宋詩中蘊含的感情似乎不如唐詩那麼強烈，但是不是感情越強烈的詩就越好呢？就越能動人呢？我覺得這是不一定的。 程傑：魯迅先生就說過「情緒正烈時不宜做詩」，「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 莫礪鋒：白居易的「新樂府」，有幾首的感情是十分強烈的，像「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等句子，顯然超過杜甫的「三吏」「三別」。但是究竟何者更為動人呢？我是更喜歡「三吏」「三別」的。但「三吏」「三別」的感情其實是比較含蓄的，或者說是比較溫柔敦厚的，也可以說是比白居易詩更接近宋詩的。至於說宋詩中沒有李白詩的激情噴薄，也沒有孟郊「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那樣的牢騷，那不是因為宋人作詩不敢、或不願那樣寫，而是因為宋人本沒有那種情感狀態，他們不能為文造情。 陶文鵬：宋人情感上是講節制的。韓、孟等人的牢騷不平，在宋人看來是「不知『道』」，宋人是自覺地抵制悲觀主義的。在解釋其思想根源時，一般都歸咎于理學的制約，其實這在宋代是一個較為普遍的思潮。 莫礪鋒：宋人的情感確實受到理學思想的制約，但這種制約是自覺的、內省的，不像明清時代出於官方的強制性要求。宋代的理學並非僅僅是封建統治的理論形態，它對君權也是有所限制的。宋代雖然發生過幾次文字獄，但對詩歌並無太嚴重的影響。蘇東坡身遭「烏台詩案」，但他一出獄即作詩說：「平生文字為吾累，此去聲名不厭低。」何曾噤若寒蟬？至於東坡「短於情」的批評，那僅指男女之情，而且僅指詞體。東坡自稱：「言發於心而沖餘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故卒吐之。」這種骨鯁在喉、一吐為快的寫作衝動，其結果便是嬉笑怒駡，皆成詩章，這不是自由地表達思想感情又是什麼？再如陸遊，以《書憤》、《示兒》為例，就認其感情不強烈，但陸詩中明明有許多感情強烈的詩，尤其是七古，像《金錯刀行》、《胡無人》，唐詩中愛國感情如此強烈的作品也不多的。 程傑：把情感之作為詩歌的本質，這種幾乎已成常識的觀念，其實面臨許多問題。首先，從古今中外的文學實踐看，詩歌不只是抒情詩一類；第二，情感本身又有對象、性質、強弱等種種不同狀態，我們是不是要劃出一個以什麼樣的情感入詩，多大強度的情感才算詩的標準呢？其實情感的曲直強弱，很多時候只是個表達方式和藝術風格問題。更重要的還在於，情感是一種心理活動，詩歌表現的情感與實際的心理活動不能劃等號。有時創作衝動、藝術情感主要體現在寫作過程之中，蘇軾說「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這種狀態下，「怎樣說」成了關鍵，「說什麼」倒是其次的。詩歌的抒情本質不能作簡單的、表面的理解。人們經常只是在內容的層面上指認作品有沒有情感，而批評宋詩「少言情」，所謂的「情」，其實又只是指「風懷」「豔情」，這是一個很狹隘的內容標準。 陶文鵬：宋詩中缺少愛情題材的作品，這是事實。但正像許多人早已指出的，這實在是由於詩詞分工的結果。既然宋人找到了更合適的詩體來寫愛情，那麼五七言詩中少寫愛情便是合乎邏輯的結果。我們考察一位宋代作家時，應把它的詩、詞、文各體作品作通盤考慮，才能較公允地說出他的思想感情如何。同樣，當我們談論宋詩的這個情況時，也應與宋詞對照著看，否則真是對宋詩苛求了。 程傑：宋詩與宋詞的高低評價，也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認識的問題。王水照先生《宋代文學通論》專門談到這個問題，他的意見是，詞至宋成一代之盛，但不能就認其為一代「最佳」，我比較贊成這一觀點。治宋詞者，經常有這樣一種看法，認為宋詞是有宋時代精神的代表，是最深刻的部分。但古人中早就有不同的看法，有認為宋文是代表的，也有說理學是代表的。我想，把宋詞、宋詩或宋文任一方面作為有宋時代精神的代表都失之片面，可能正是「詩莊詞媚」，文與詩與詞多層面、多元化的結構才對應士大夫人格的多重性，反映出社會生活、時代精神的複雜性。 莫礪鋒：詩、詞、文三種文體都是以士大夫為創作主體的，它們之間既有功能性的分工，又有技巧層面的互相影響，後來在功能上也有滲透。宋詩的有些特徵，好象應與宋詞、宋文相聯繫才能說清楚。 程傑：幾年前我曾提出，要注意詩、詞、文之間的「生態」關係，就是有感於此。 陶文鵬：批評觀念的解放與研究視野的拓展是同步的。我們今天研究宋詩完全是理直氣壯了，眼界也開闊多了。宋詩中有「情感」之作，有「形象」之作，更多理趣之作。與唐人相比，宋人的智性思維明顯增多、加深，在運用許多技巧方面是更自覺、更精緻、更成熟了。我覺得宋詩的創新主要體現在藝術方面，當然也有思想內容、精神品格上的。 程傑：宋詩藝術方面的成就被「形式主義」這頂帽子扣住了。在「情感」說、「形象思維」說的束縛之外，宋詩受到的另一壓制就是「形式主義」這頂帽子。近二十年，我們對宋詩最深刻的「翻案」實際上就在於打破「政治標準」至上、「思想標準」至上等「左」的觀念。過去被「形式主義」封殺的，現在被挖掘出來，我們發現，藝術上的探索創新正是宋詩的生命所在，是一個安身立命之地。「以才學為詩」，「以文字為詩」，「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字法、句法、章法，宋人自己有許多做法，也有許多說法。 陶文鵬：宋代，詩歌藝術進入成熟階段。宋人在藝術表現的各個層面，都有更清醒的意識和細實的功夫。從縱向看，宋詩藝術的一部分是唐詩成就的深化或變化發展，而另一部分是橫向的借鑒、引進，這就是禪法為詩、畫法入詩、以文為詩，甚至借鑒戲劇「打ｈｕì諢出場」的章法結構等藝術上的「出位之思」。宋人創作的兩個最響亮的口號——「以故為新」，「以俗為雅」，放開來看，就代表了這兩個創新的方向。 程傑：這些東西積累起來，從整體上看，與唐詩相比就顯出了質的差異，宋詩是那樣一種想得更深刻，說得更機智、更學問、更技巧、更聰明的詩。藝術的本質在於對現實的超越。宋詩的高明之處、精采之處、超越之處主要地不在「情感」的強烈、「形象」的生動、意境的空靈，我們也要跟著宋人去做「奇特解會」。有幾位同志在這方面是做得比較好的，葛兆光、周裕鍇吸收了一些「新批評」、結構主義批評的觀念方法，與我們的詩話材料結合起來，討論宋詩的藝術特徵與成就。記得周裕鍇先生有篇《語言的張力——論宋詩話語言結構批評》，就是用「新批評」、「結構主義」的理論來闡釋宋代詩法。葛兆光先生有關唐詩、宋詩、白話詩異同關係的文章也成功地活用了語言批評的思路。有些論著並不明確地採用什麼西方理論，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如礪鋒先生討論黃庭堅詩句法生新、對仗求遠、章法跳擲等，說法是傳統的，但也很能說明問題。臺灣的張高評先生也主要是從詩話中引證材料進行闡說，也很得力。 莫礪鋒：我們說「生新」，西方說「陌生」；我們說「含蓄」，他們說「含混」；我們說「對偶」，他們說「並置」，如果只是表達同樣的意思，就沒有必要棄中求外，刻意標新立異。當然，有新的含義，就另當別論了。 程傑：宋詩的藝術成就有待深入研究。不能被某種流行的觀念束縛視野。其實，任何詩歌觀念都是在一定創作實踐基礎上形成的，有各自的道理，但都是相對的，只適用一定的範圍，有各自認識上的「盲區」。文學是不斷發展的，對文學的認識也是不斷發展的。新的觀念還會不斷出現，但也都只是盲人伸向大象的手。宋詩的特徵，宋詩的成就，到底如何去認識，去把握？觀念和標準既然是相對的，是否我們應該採取一種比較開放的觀念，靈活的標準，具體問題具體對待。「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以文字為詩」，從各自的立場、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得到肯定。我們要的是具體研究，深入研究，不是淺嘗輒止，更不是簡單否定。在此基礎上是否「出乎其外」，有一個綜合的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指向，是否這種綜合和超越就趨近于所謂宋詩的本質？是否這些要作「奇特解會」的表現方式與唐詩之「情感」、「形象」貌離而神合，有著藝術本質上的統一性？它們又是如何統一的？這些問題是宋詩研究中應予考慮的。結論是肯定的，關鍵是如何認識。不管是作品分析、作家研究、流派研究，都要留意這些問題，不能孤立起來，各自為政。細緻而不是瑣屑，深入而不是封閉。宋詩研究的意義不只在宋詩本身，「情感」、「形象」、「比興」這些以往建立起來的標準不適用的地方，正好可以發現問題，引起思考，解決問題，總結提高，豐富和深化我們對詩歌、對文學的理論認識。 陶文鵬：研究宋詩的意義，不只是文學史的內容，對文學理論將有很多啟發，如繼承與創新的關係，理性思維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我覺得，要建構完整的中國詩學，宋詩提供了成熟的經驗和垘本。離開宋詩的實踐，中國詩學就是不完整的。 莫礪鋒：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都很突出，正反兩方面都值得總結。 三、展望未來：方向方法 陶文鵬：話說到這個份上，我們研究宋詩遠不止是名正言順、理直氣壯，而是應該大張旗鼓，自覺大有作為，也深感任重道遠了。下面我們是否反觀自身，看看這麼多年我們的研究有哪些明顯的不足，亟待改進，或者說站在世紀之交，感應時代趨勢，把握學科脈搏，對宋詩研究的前景或走向是否可以做些預測？ 莫礪鋒：宋詩研究有哪些不足？這個問題說來話長了。由於基礎差，起點低，整個宋詩研究的學術水平仍較低，我想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出現躍進，因為這需要長期的學術積累。唐詩研究達到今天的水平，也決不是一蹴而就的。《全唐詩》編成至今已有三百多年了，學者對它的考訂工作至今尚未結束。《全宋詩》還剛剛草創，數量巨大遠遠超過《全唐詩》，宋人詩集中張冠李戴的錯誤又特別嚴重，不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恐怕是不可能達到正在重編的《全唐五代詩》那樣的學術水平的。幸好學界對《全宋詩》很關心，增補訂偽工作已有人在做，青年學者胡可先就很注意這件工作，已發表了一些訂正錯誤的文章。 陶文鵬：我們《文學遺產》還發表了房日晰、張如安等人的辨誤文章。 莫礪鋒：我認為宋詩研究的不足不是體現在某個局部，而是全域性的。它雖然不是一塊處女地，但仍是一片開墾未久的沃土，值得我們投入較大的力量。 程傑：我很贊成莫先生這個判斷，宋詩研究的不足，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域的。需要投入，要有人去搞，要有項目經費、出版力量的支持。唐詩研究大家多，聲勢旺，能吸引更多的參與、支持，似乎進入了一種良性循環，而宋詩研究遠不是。 陶文鵬：與研究宋詞的人相比，研究宋詩的人也顯得太少。從我們編輯部這幾年的來稿看，宋詩的稿子太多，而詩文的稿子相對就少得多。 程傑：這種情況一時也難以改變。傳統學科吸引人才越來越難。我們這一代，四五十歲的人，雖不能斷為是最後的「守望者」，但如今二三十歲的多另有高就，這不能不影響研究隊伍的建設。這是整個古代文學學科所面臨的問題。宋詩研究「平反」有年， 而收穫欠豐，聲氣難旺，與整個學科後續力量不足有很大關係。 莫礪鋒：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整個古代文學研究所共有的，但它對宋詩研究的害處更大，值得說一說，這就是陳陳相因的問題。有些人寫文章，根本不顧學術界的已有成果，只管閉門造車。有的問題學術界早有新論，早已超越了或是推翻了舊說，但還是不斷有人針對已被否定的舊說大寫翻案文章，尤其是針對五六十年代的文學史論著大聲疾呼。你如果光看他的論文，還真覺得挺新穎的，但是一查資料，就發現他的論點早在十年前就有別人論證過了，甚至所用的材料、論證的方法也大同小異。這實在是對有限的研究力量和發表陣地的極大浪費。家底本來就不大的宋詩研究，經不起這樣的浪費。所以大家都應該多注意學術動態，避免重複勞動。當然，也許是有人故意不理睬已有成果，或明明有所借鑒也假裝未曾寓目，那就更不可取了。 程傑：是否考慮一些具體對策，形成一些規範。比如投稿要附一個關於前人成果回顧、本文目的意義的說明，便於審查，或者要求論文開頭就要有這樣的說明，最後有一個明確的結語。當然這有八股之嫌，又是個治標不治本的餿主意。 陶文鵬：這是個學風問題、文品問題。近年這方面的呼籲是較多的，也可謂是怨聲沸騰。世風講整頓，學風更多地需要的是自覺。講自覺，講自律，講品格，講良知吧。下面我們是不是展望一下，今後的路怎麼走。 程傑：關於宋詩研究的展望，1991年在與秦寰明合作的《述評》最後，我們呼籲開展作家、作品、流派研究；呼籲拓寬視野，爭取深度；呼籲文化學、價值學的研究；呼籲詩詞文之間的生態關係研究。從那以來的七八年間，雖然各方面都有一些新收穫，但整體薄弱的情況沒有得到多大改善。我自己也沒做出什麼有力度的東西，還是說共勉吧。 莫礪鋒：宋詩研究今後的發展方向是什麼？這恐怕很難預測，也不宜事先規劃。不過也不妨談談個人的看法。我認為研究者各有各的特長和興趣，當然可以自選研究課題。在宋詩範圍內，好像也沒有哪方面已研究得很全面、很透徹了，所以從宏觀到微觀，從考證到理論，什麼文章都可以做。但從全域來看，似乎當務之急尚不是對宋詩作全面的、整體的理論探討，而應該先把力量集中於文獻研究。除了編好《全宋詩》以外，一些重要詩人的別集需要整理。編年、校注的工作量很大。在這方面，朱東潤、白敦仁、錢仲聯三位先生為我們樹立了好榜樣，應該有更多的人來繼承他們的工作。關於宋詩的研究資料也需整理，宋代詩話的整理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最近又出版了程毅中先生主編的《宋人詩話外編》，還有好幾種作家研究資料彙編已經問世，但還有進一步發掘整理的必要。所謂個案研究，不一定是題目很小的微觀研究，也可以做一些宏觀性質的專題研究，例如宋詩分期的研究，如何分期，各個時期的特點是什麼。 陶文鵬：唐詩「分期」，已有深入的分析把握，宋詩這方面的情況還很模糊。 程傑：有些還是簡單地套用唐詩學傳統的「四分法」。 莫礪鋒：還有宋詩流派的研究，無論是流派自身的情形，還是不同流派間的關係，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 程傑：宋詩是很有時代特色的，課題有一些獨具的優勢，比如思想內容就可以大做文章。 陶文鵬：宋詩有豐富的人生哲理內涵，反映了士大夫複雜、深邃的心靈世界，儒、釋、道三家思想在其中都有深刻的投射、滲透，有豐富的思想資料。饒宗頤先生說二十一世紀的詩詞要走形而上的路，宋詩就充滿了形而上的意味，有待專題研究，深入挖掘。 莫礪鋒：宋詩研究也應特別重視「外向型」比較研究，比如宋詩與唐詩的異同，雖然是個老課題了，但仍然是不夠深入的，好多論述還停留在印象性描述上。宋詩與宋詞、宋文的關係更是值得深入探討。 程傑：外部關係也是宋詩彌足稱道的優勢，宋代文化高度繁榮，詩歌與其他文化層面關係緊密、內容豐富、材料直接，有很好的研究前景。陶先生您就很注意詩與畫關係的研究，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詩畫一律論」，這一中國特色的詩畫關係論，就是在宋代詩歌與宋代繪畫共同發展、互相影響的基礎上逐步明確起來的。 陶文鵬：詩歌與理學、禪宗、道教、書法、繪畫、音樂、戲劇、小說、園林種種關係都需要展開研究。臺灣張高評先生對宋詩與戲劇之間的關係曾有精彩的論述，我本人也計劃就詩歌與繪畫、詩論與畫論之間關係進一步做些思考。 莫礪鋒：我在這裡還想強調一下作家作品研究，文學的研究要落實到文學本身。不論是蘇、王、黃、陸等「大家」，還是梅、歐、陳師道、陳與義、楊萬里、范成大等「名家」，目前對他們的研究都是不夠深入的，更不用說其他詩人了。我覺得，如果我們努力做好各種個案研究、各方面的專題研究，積以時日，有了一定數量的成果積累之後，對宋詩總體特徵的認識將會提高一個層次。 陶文鵬：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西方很多理論被引進人文和社會學科，古代文學研究也受影響，不少中青年學者試圖運用這些進口的理論來解決問題，拓寬了學術視野，提高了理論思維能力，學科的某些方面也確實得到了深化，當然其中也走了不少彎路，有一些教訓。剛才也提到宋詩研究中有同志引進了一些新觀念、新思路，是否就這個問題再展開來談談呢。在這個問題上，從大的方面說，我個人比較贊成袁行霈先生說的三個落實，就是不管用什麼學科、什麼方法，最終要落實到文學本位、文本本位；不管它來自何處，最終要落實到民族本位。 莫礪鋒：說到方法，我覺得沒有必要在這方面作太多的爭論，方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要能達到目的，用什麼手段是無所謂的。如果運用新的方法，能夠較好地解決問題，說明問題，哪怕這種方法是大家很陌生的，又何樂而不為呢？相反，如果傳統的方法仍很管用，仍能行之有效地解決問題，又何必要棄之如敝屣呢？有些人總喜歡把自己的方法看成是最好的，動不動就聲稱「超越」了別人的方法或模式。其實成果的學術水平有高下之分，可以超越，而方法是談不上什麼超越的。對於宋詩研究這塊還沒有充分開墾的學術園地，各種方法都可以有施展身手的空間，是可以並存共榮的。 程傑：莫先生的意思不知是否可以概括為兩個口號：一是「不管白貓黑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另一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贊成這兩個口號，另外再補充兩個：一是「有的放矢」，二是「實事求是」。 陶文鵬：今天我們關於宋詩的話題是否就談到這裡，希望今後有機會再作交流。綜合我們今天的談話，我想用這樣幾句話來概括我們的心情：希望重視宋詩，希望深入研究宋詩，希望有更多的人來搞宋詩。我想你們也深有同感吧！ 原載《文學遺產》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