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與王璞山咸豐三年十月初八日

與王璞山咸豐三年十月初八日

　　荊、襄扼長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誠為古來必爭之地。然以目前論之，則武昌更為吃緊。蓋賊首既巢金陵，近穴鎮、揚二城，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于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後，有三大鎮：荊州為上鎮；武昌為中鎮，九江次之；建業為下鎮，京口次之。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由中鎮，以漸及上鎮。聞九江、安慶近已設立偽官，據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荊州，則大江四千里，遂為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湖、兩廣、三江、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達，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南竄，而沅、湘固時時有壘卵之危。然則鄂省之存亡，關係天下之全域固大，關係吾省之禍福尤切。鄂省存，則賊雖南竄，長沙猶有倖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南竄，長沙斷無獨存之勢。然則今日之計，萬不可不以援鄂為先籌，此不待智者而決也。足下義氣薄雲霄，忠肝貫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與岷樵、石樵之師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域，則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實有賴焉。惟近日省局支絀，處處皆須節省慎重。即以三千勇援鄂，一切用費，不宜過二萬金，乃為妥善。

　　國藩六月招楚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萬二千有奇。在家初出之途費，起行月餘之口糧，及興辦各件之雜費，與朱石樵、郭筠仙另支之儲款，皆在其內。此次湖北行程較近，天氣較好。足下辦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過二萬二千也。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報湘人七月之仇；國藩欲添勇數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兩書往還，不謀而合。厥後足下來衡，面商大概規模，約定餉需不必支之藩庫，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許，可勸捐餉銀一萬，可私辦軍裝數項，蓋以為此吾輩私興之義舉，非省垣應辦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書來，言二十四走省請餉一萬，僕已訝其與初議相刺謬矣。適會田家鎮之敗，鄂省大震，長沙戒嚴，中丞命足下帶勇防守省城，倉卒興舉，一切皆取之於官，此則局勢與前議大變，止可謂之官勇，不得複謂之義師也。既為官勇，則值此官項支絀之秋，不得不通盤籌畫。

　　目下兵勇萬餘，傾庫中所藏，僅付兩月之需。而足下寄來稟稿，乃雲須再發銀二萬，各勇須預支月半口糧，將來招足萬人等語。是則足下未能統籌全域，不知措餉之艱難也。又雲帳房三百架，硝磺等項，委員解縣。招勇本以援省，而多此一番周折，是亦足下閱歷太淺，不善省財、省力之咎也。僕素敬足下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奮發，尤見慷慨擊楫之風，心中愛重，恨不即遊揚其善，宣暴于眾，冀為國家收澄清之用。見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詳明規勸。又察足下志氣滿溢，語氣誇大，恐持之不固，發之不慎，將來或至僨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陳。伏冀足下細察詳玩，以改適於慎重深穩之途，斯則愛足下者所禱祀求之者也。

　　刻下康、楊帶回之勇千人，羅、李與鄒將歸之勇亦有千餘，合足下之三千，計會城共有湘勇五千餘人。若足下能帶三千，毅然援鄂，則省城所存之二千餘，宜酌量裁汰，止存千餘為妥。若足下不往援鄂，尤宜大加裁汰，止存二千餘為妥。然以足下之志之識，亮必慨然以援鄂為己任也。其存省之兵，望一概用坐糧之例，每日一錢，蓋行糧本過優，亦宜與往鄂者示有區別耳。古來名將得士卒之心，蓋有在於錢財之外者；後世將弁，專恃糧重賞優，為牢籠兵心之具，其本為已淺矣。是以金多則奮勇蟻附，利盡則冷落獸散。昔嘗與岷樵細論此層，茲更為足下進一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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