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對賢良策三_經史百家雜鈔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複之。詩不雲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複對曰：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複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

　　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征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於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

　　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致巨，故聖人莫不以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雲：叫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欣，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

　　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複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吒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由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湣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僅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毛，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遊。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整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跡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誼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於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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