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端臨·文獻通考序_經史百家雜鈔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蹟，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鹹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

　　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稿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後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系焉，而杜書亦複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

　　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澀，汲綆不修，豈複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微，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匯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效《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蹟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常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各以小序詳之。

　　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系，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複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裡，子、男五十裡，而王畿之內複有公卿大夫埰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奸偽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裡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奸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貞觀，稍欲複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複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襲既久，反古實難。欲複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複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為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刀、布即古錢之名）。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創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舍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與立者民也。光、嶽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曰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孱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只以身為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裡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絏，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裡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裡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曰差，曰雇，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奸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裡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淩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複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羞言利者，則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並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複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漢，榷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渡、間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製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昉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糶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榷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救貧民榖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袤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奸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掯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睹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複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複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複有公私。恭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祚昌；淫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高抬貴手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裡閈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複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複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閑檢校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複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党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宮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褒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曆、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縉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趣馬，俱籲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宦嬖幸，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縉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複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簪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以給事中為封駁之官，皆以外庭之臣為之，並不預宮中之事；）有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為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官皆至太尉，非武臣也。大司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成以後為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諳營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牘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穹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宮禁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入校尉領禁衛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公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鳥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盛。）蓋官之名同而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為傳注，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讖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靈威仰，或以為耀靈寶，襲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複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牴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闊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注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並詳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後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禖，次八蠟，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禳，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為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已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蹟焉。蓋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為歷年多、施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禦，常禦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範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制《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土宇且陷入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為，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秕，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救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為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為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槃、捫燭之為？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裡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為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為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其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為士，農自為農，工商末技自為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為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為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刃，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為二途，諉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為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鹹言：「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為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為劓、刵、椓、黥，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遵之；收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為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眾，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複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複，遂獨以髡鉗為生刑。所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才翦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複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為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樸、流宅，雖聖人複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沈冤而莫伸，而舞文利賕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蔔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為笙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為經之疵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蔔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複如是，豈亦秦為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為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采諸家書目所評，並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譏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為《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牴牾，故歐陽公複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為勝。然自三代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概，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華顛钜儒不能以遽對，則以無統系之書故也。今仿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終，次及後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代所以尊崇之禮、冊命之儀，並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土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複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裡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裡、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為吳，鬻繹之為楚，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已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為已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為已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為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Τ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鹹休，亦未聞成康而後，複畏文武之族Τ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已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Τ，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複行封建，然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逮漢之亡，議者以為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夷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縶，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釁。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簽、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為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捐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救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覆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蹟可考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邶、鄘、樊、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蹟，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蹟，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仿世家之例，敘其梗概，邾、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采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為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隳廢離隔，不相為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為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為一人，故疏略如此。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才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吻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牴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遲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待詔李尋，而尋所對，具言其故。光武以建武五年召嚴光入禁中共臥，而太史奏客星犯帝座。二事見於李尋、嚴光傳中，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廣異聞耳。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為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采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

　　《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為《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為妖孽而不能為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冞有所不通。竊嘗以為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為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並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水潦、水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為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為異亦一爾，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為妖，如桑榖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乃寒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為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為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為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革而正之，俱以入恒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為青眚、青祥，物自動為木沴金，物自壞為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諭，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為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雲。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複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複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冞多，所統冞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曆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誇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為東揚，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兗，曆陽為南豫，曆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魯郡在禹跡為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為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冞不復可考矣。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為准，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為准，溯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為准，追考前代，以補其缺；而於每州總論之下，複各為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夷荊、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皋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逾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並六國，始北逐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並朝鮮，西收甘、涼，南辟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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