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簡介_學達書庫

元稹簡介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洛陽人。北魏昭成帝拓跋什翼犍19世孫。8歲喪父，母親鄭氏親自教讀。貞元九年，15歲舉明經書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初，27歲應制策第一。除左拾遺，曆監察禦史。坐事貶江陵士曹參軍，徙通州司馬。自虢州長史征為膳部員外郎，拜祠部郎中、知制誥。

　　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幾罷相，出為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大和三年，51歲入為尚書左丞、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年53卒，贈尚書右僕射。元稹自少與白居易倡和，世稱「元白」，號為「元和體」。有《元氏長慶集》傳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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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宗大曆十四年（779年）二月，出生於東都洛陽城南，父元寬，母鄭氏，為北魏宗室鮮卑族拓跋部後裔，家族久居洛陽，世代為官。

　　八歲時父親去世，出生書香門第的母親鄭氏親自教他讀書。

　　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十五歲的元稹參加朝廷舉辦的「禮記、尚書」考試，以明兩經擢第。及第之初沒有得到實缺，閒居於京城。

　　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歲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於河中府。此時，正當駐軍騷亂，蒲州不寧。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護處於危難之中的遠親。亂定，與其家少女相愛。不久，元稹牽於功名，西歸京城應制科試。

　　貞元十八年（802年）冬，二十四歲的元稹第二次參加貢舉。

　　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中書判拔萃科第四等，併入秘書省任校書郎。大他八歲的白居易也同登書判拔萃科，從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好友。

　　元稹授校書郎後，不久便娶韋夏卿之女韋叢為妻。十月，岳父韋夏卿授東都洛陽留守，赴東都洛陽上任，由於韋叢是「謝公最小偏憐女」，割捨不下，於是元稹、韋叢夫婦一同侍從韋夏卿赴洛陽，元稹夫婦就住在東都洛陽履信坊韋宅。元稹次年初才返回京城，而依據元稹詩文韋叢則久居洛陽。這一階段元稹因家事多次往返於京城與洛陽。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為第一名，授左拾遺，職位為從八品。

　　元稹一到職立刻接二連三地上疏獻表，先論「教本」（重視給皇子選擇保傅），再論「諫職」「遷廟」，一直論到西北邊事這樣的大政，同時旗幟鮮明地支持裴度（時任監察禦史）對朝中權幸的抨擊，從而引起了憲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見。

　　元稹奉職勤懇，本應受到鼓勵，可是因為鋒芒太露，觸犯權貴，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滿，九月貶為河南縣尉。

　　此時，母親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後，三十一歲的元稹被提拔為監察禦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以詳覆使身份出使劍南東川。初登官場，意氣風發，一心為民，報效國家，遂大膽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許多冤案。這一舉動觸犯了朝中舊官僚階層及藩鎮集團的利益，很快他們就找了機會將元稹外遣——分務東台。

　　東台就是東都洛陽的禦史台，用意在於將他排擠閒置。即便遭受到這樣的打壓，元稹仍然堅持為官之初的原則，秉公執法。同年，正值仕途受挫時，妻子韋叢盛年而逝。韋叢之死，對元稹打擊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於難遣傷痛，元稹寫下了有名的悼亡詩——《遣悲懷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彈奏河南尹房式（開國重臣房玄齡之後）不法事，被召回罰俸。途經華州敷水驛便宿於驛館上廳，恰逢宦官仇士良、劉士元等人在此，也要爭住在上廳，元稹據理力爭，卻遭到仇士良的漫駡，劉士元更是上前用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鮮血直流，最終被趕出了上廳。後來唐憲宗便以「元稹輕樹威，失憲臣體」為由，貶元稹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從此開始了他困頓州郡十餘年的貶謫生活。

　　元稹因才華出眾、性格豪爽不為朝廷所容，流放荊蠻近十年。隨即白居易也貶為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然通州、江州天遠地隔，可兩人來往贈答，計所做詩，有自三十韻、五十韻直至百韻者。江南人士，驛舍道途諷誦，一直流傳至宮中，裡巷之人互相傳誦。由詩中可知其流離放逐之心境，無不淒惋。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三十七歲的元稹一度奉詔回朝，以為起用有望。途經藍橋驛曾題詩留贈命運相似的友人劉禹錫、柳宗元。抵京後，與白居易詩酒唱和，意氣風發。元稹收集詩友作品，擬編為《元白還往詩集》，但書稿未成，卻突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一同被放逐遠州。三月，元稹「一身騎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馬。流落「哭鳥晝飛人少見，悵魂夜嘯虎行多」（《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瘧疾，幾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興元府求醫。潦倒困苦中，詩人只能以詩述懷，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樂府詩歌《連昌宮詞》和與白居易酬唱之作一百八十餘首。

　　隨著平淮西後的大赦和元稹知己舊識崔群、李夷簡、裴度相繼為相，逐漸改變了元稹在政治上長期受壓抑的處境。元和十三年（818年），元稹已代理通州刺史，歲末，轉虢州長史。

　　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憲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對其詩文深為讚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後，因宰相段文昌之薦，元稹授祠部郎中、知制誥。唐穆宗為太子時已喜愛元稹詩歌，此時特別器重於他，經常召見，語及兵賦及西北邊事，令其籌畫。數月後，元稹被擢為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與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紳俱以學識才藝聞名，時稱「三俊」（《舊唐書·李紳傳》）。在迅速升遷的同時，元稹陷入了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漩渦，與李宗閔的積怨爆發，埋下黨爭的種子。不久，裴度彈劾元稹結交魏宏簡，元稹被罷承旨學士，官工部侍郎。

　　元和十六年（821年）春，元稹、裴度先後為相。元稹在穆宗的支持下登上相位，在唐王朝與地方軍閥的鬥爭中，他積極平息騷亂，擬用反間計平叛。可覬覦宰相之位的李逢吉與宦官勾結，派人陰謀誣告元稹謀刺裴度，後雖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時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

　　長慶三年（823年），他被調任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

　　唐敬宗寶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屬七州築陂塘，興修水利，發展農業，深得百姓擁戴。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九月，元稹入朝為尚書左丞。身居要職，有了興利除弊的條件，他又恢復了為諫官時銳氣，決心整頓政府官員，肅清吏治，將郎官中頗遭公眾輿論指責的七人貶謫出京。然而因元稹素無操行，人心不服。時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閔正再度當權，元稹又受到排擠。

　　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為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

　　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後便在鎮署去世，時年五十三，死後追贈尚書右僕射，白居易為其撰寫了墓誌。

　　詩歌

　　元稹所在的元和詩壇是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重要的轉折時期，是唐音漸趨宋調的轉型時期，「詩到元和體變新」。元稹作為這次新變中的具有不可替代意義的重要詩人之一，在中國詩歌史上佔據顯著的一席。

　　元稹的詩學主張及理論批評比較集中地反映在《樂府古題序》《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敘詩寄樂天書》《上令相公詩啟》《杜君墓誌銘》《白氏長慶集序》等作品裡。在《樂府古題序》中，元稹條述了詩史的源流正變，反對「沿襲古題，唱和重複」，主張「寓意古題，刺美見事」，推崇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詩篇，「即事名篇，無複依傍」，讚美了杜甫的新式樂府創作。「即事名篇，無複依傍」八字極好地概括了新題樂府的特色，也肯定了「寓意古題，刺美見事」。在《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裡，肯定了李紳《樂府新題》「雅有所謂，不虛為文」，這與白居易在《新樂府序》裡所倡導的「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的精神完全一致，對於新樂府的創作實踐頗具有綱領性意義。

　　樂府詩在元詩中佔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並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啟發了創作新樂府，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缺點是主題不夠集中，形象不夠鮮明。和劉猛、李余《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則能借古題而創新詞新義，主題深刻，描寫集中，表現有力。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

　　元稹非常推崇杜詩，其詩學杜而能變杜，並于平淺明快中呈現麗絕華美，色彩濃烈，鋪敘曲折，細節刻畫真切動人。元詩中最具特色的是豔詩和悼亡詩。他擅寫男女愛情，描述細緻生動，不同一般豔詩的泛描。悼亡詩為紀念其妻韋叢而作，《遣悲懷三首》流傳最廣。

　　在詩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韻相酬」的創始者。《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均依次重用白詩原韻，韻同而意殊。這種「次韻相酬」的做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也很容易產生流弊。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其本集《元氏長慶集》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一百卷。

　　元稹詩《菊花》、《離思五首》（其四）和《遣悲懷三首》（其二）三首流傳很廣，尤其是《離思五首》（其四）這一首極負盛名。此詩寫久藏心底的不盡情思，因為與情人的曾經相識而自此對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顧（「取次花叢懶回顧」），詩中的比興之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語言幻美，意境朦朧，膾炙人口。而《遣悲懷三首》表達對亡妻的不盡思念，寫得悲氣襲人，其中「貧賤夫妻百事哀」為世所熟誦。

　　元稹詩歌在語言藝術上的成就是用語淺近。與崇尚奇險的韓孟詩派不同的是，元稹善於用淺近平易的語言準確傳神地表情達物，直抒胸臆。淺近是元白詩派的最大特點，也是它獲得廣大讀者的重要原因。在詩歌學中，常語和奇語是一對值得重視的矛盾。從表層意義上看，似乎以常語入詩比務奇鬥險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從更高的審美層次來審視，用淺近的語言確切精細地摩寫出自然界萬物情狀以及詩人自己的心態，倒是一種較難達到的藝術境界。元詩的喜用常語，在明白曉暢的樂府詩中表現得比較明顯，在寫景抒情詩中表現得也很突出。詩人對大自然懷有濃厚熾烈的興趣，自然萬物的一舉一動都強烈地奉動著詩人的詩思，被他迅速及時地捕捉到詩思。元稹與劉宋詩人謝靈運不同，他重神似而不重形似，以淺顯語言貼切自如地傳達出風光物態，如《紅芍藥》。語近的特點不僅出現在元稹的詠物詩中，也出現在他的悼亡詩中，如《遣悲懷三首》。元稹的常語並非率爾為之，相反，他非常注意選語的精工。清人賀裳早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詩至元白，實一大變。兩人雖並稱，亦各有不同，選語之工，白不如元；波瀾之闊，元不如白。」元稹運斤成風，既苦心經營又不露斧鑿痕跡，如《李娃行》。元稹在追求語近的同時，也把思深作為自己詩歌的創作目標。在一些抒情詩中，元稹做到了語近和思深的有機統一，如《夢井》。

　　元稹與白居易齊名，同為「新樂府運動」的領導者、「元和體」的首倡者，世稱「元白」，在唐詩史上兩人如雙峰特起，論唐詩者輒曰前有李杜，後有元白。

　　古文

　　元稹是中唐「古文運動」的首倡者和領導者，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在元稹傳世的散文中，制誥數量最多，占一半以上，成就也最高。立論純正，舉事周詳，旨趣明確，措詞雅馴是元稹制誥文的總體風貌，它一改先前制敕堆砌典故、四六套話、頭肩腹腰尾千篇一律的陳腐面孔，有如春風吹拂大地。《唐書》本傳載：「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這種英姿勃發的新體聖旨受到朝野一致歡迎是情理中事。因為它重塑了皇帝和最高領導機構的形象，使本來並不英明的穆宗皇帝變得胸有全域、知人善任、通情達理，且不失幽默感；同時也顯得政令暢通，國家機器運轉正常而有效。在國家多事之秋，能有這樣一線亮光溫暖人心彌足珍貴。唐穆宗高興地說：元稹的革新制詔，「使吾文章語言與三代同風」。他以古文制誥，格高詞美，為人效仿。

　　傳奇

　　元稹創作的傳奇《鶯鶯傳》（又名《會真記》）敘述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悲劇故事，文筆優美，刻畫細緻，為唐人傳奇名篇。也是《西廂記》故事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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