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刻原于金石_書林清話

刀刻原于金石

　　凡物之初，無不簡樸。草衣卉服而後有冠裳，巢居穴處而後有宮室，污尊抔飲而後有樽罍，結繩畫卦而後有文字，惟刻工亦然。刻竹削牘，鏤金勒石，皆以刀作字之先河。然紀事多用竹木（《漢書·東方朔傳》：「奏三千奏牘。」此古人公牘用木刻字之證。又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舜典》二十字，此亦木刻之僅存者），紀功專用金石（古鼎彝金器，字有笵鑄者，有刀刻者，漢印亦然。今之所謂單刀法者，即當時刻印字也），劃然二途，各有體也。

　　漢末蔡邕書九經，刻石鴻都太學，是為以石刻經之始，自後魏三體之《尚書》《左傳》，唐石台之隸書《孝經》，皆在開成十二經之先，以其時未知刻版之利便也。唐開元禦書《道德經》，今易州石刻乃其舊本，以石刻子，殆始於此時，然實胚胎於六朝厓峪石幢之刻佛經，蓋魏晉以後，佛老大行，其刻《道德經》，乃重釋老，非刻諸子也。故論有唐一代文治之盛，全在初盛之時。石刻既繁，木版亦因之而出，柳玭《訓序》所雲，蜀時書肆，字書小學，率雕版印紙，可見當時蜀刻之廣，迨乎末造，五季雕匠人役，學有專門，六經、《文選》大部書，亦遂層出不窮，非複墨拓紙鈔之多所濡滯矣。

　　夫石刻氈椎，曠工廢日，裝潢褾背，費亦不貲，因是群趨於刻板之一途，遂開書坊之利藪，此亦文治藝術由漸而進之效也。吾嘗言漢儒以後，有功經傳者三人：一為劉歆，一為蔡邕，一為馮道。有劉歆之《七略》，班固乃得因之為《藝文志》，於是經師不傳之本，可以睹其目而知其人，此功之至大者也；其次則蔡邕之刻石，俾士人得睹全經；馮道之刻板，俾諸經各有讀本。兩廡特豚之祀，與其為語錄空談之儒所竊據，何若進此三人之饜人心志哉！

　　雖然，此三人者，一則臣事王莽，一則失身董卓，一則為五姓恩榮之長樂老，至今為人口實，不得稍為之寬假，是則出處之際，又不可不自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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